马克思的实践释义学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释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无论是传统的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还是当代的释义学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领域——马克思的理解和解释理论。本文认为，马克思虽未使用过“释义学”这个术语，但实际上创立了实践释义学。马克思通过把实践概念引入释义学，通过对理解的历史性、语言的实践功能和正确地进入释义学循环的道路——意识形态批判的强调，以及通过对还原方法和考古学方法的运用，不仅澄明了释义学理论的本体论前提，而且为释义学和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人所共知，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从未出现过Hermeneutik这个词，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没有释义学理论。我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不仅创立了一种独特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我把它称之为“实践释义学”，而且他的这一理论在释义学迄今为止的发展中理应占据重要的地位。1991年，在《学术月刊》编辑部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我曾提出了有关这方面研究的一些初步的想法①；在1993年出版的拙著《意识形态论》中，我再次提到它，并指出：“如果用一个新名词来表达的话，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意识形态学说称之为‘实践释义学’（die Hermeneutik der praxis）”②。在本文中，我打算对马克思的实践释义学理论作一个比较系统的论述，以就正于同行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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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马克思的实践释义学理论之前，有必要先来探讨一下这方面研究的现状及形成该现状的原因。
首先，我们来看看传统的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毋庸讳言，只要把眼光停留在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视域内，马克思的理解和解释理论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问题。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从理论上分析起来，至少基于对马克思哲学的某种误解。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写下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interpretiert）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verondern）世界”③。传统的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常常误解这段话的意思，似乎马克思主张，一切旧哲学都是“解释世界”的，唯独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是“改变世界”的。这种理解方式不但把马克思与以前的哲学家尖锐地对立起来，而且也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尖锐地对立起来了。其实，这段话的意思是：哲学家们“只是”（nur）停留在对世界的解释活动中，而马克思的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诉诸实践活动，以便改变世界。这就是说，一方面，马克思与以前哲学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全盘否定的关系，而是批判继承关系，至少在“解释世界”方面是如此；另一方面，在马克思那里，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活动是与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的。人作为理性的、有目的的存在物，他的行为是受他的大脑支配的，他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方式决定着他的行为方式，反之，人并不是以静观的方式去理解并解释世界的，从逻辑上来分析，人要理解并解释世界，首先就得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是说，人是在从事实践生存活动的基础上和过程中去理解并解释这个世界的。
在这里，我们遭遇到的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理解和解释活动规约着人的实践方式；另一方面，这种活动又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得以展开的。从逻辑关系上来看，实践活动乃是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前提。传统的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们由于割裂了理解、解释活动和实践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既不重视对马克思的理解和解释理论的研究，更看不到由于实践概念的引入，马克思在这个领域里已实现了一个划时代的革命。
其次，从西方释义学理论和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人们又是如何对待马克思的呢？在探讨释义学理论的发展历史时，西方学者的目光主要局限在维柯、施莱尔马赫、德罗伊生、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利科、姚斯等人物上，他们丝毫也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卓越贡献。这是不是因为马克思没有使用这“释义学”这一概念的缘故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其他被他们所看中的人也并非都使用了这一概念。比如维科；又比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哲学释义学的基本特征》一书中以大量篇幅论述到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兰克、胡塞尔等人也都未使用过“释义学”的概念。这就表明，判断一个哲学家在释义学理论的发展史上是否拥有自己的位置，关键不在于他是否使用过“释义学”这个概念，而是要看他是否对释义学关注的核心问题——理解和解释理论的发展上提供了新的实质性的见解。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伽达默尔在谈到人们对宗教文本的理解和解释时写道：“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将说什么呢？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当他们把宗教说教视为社会统治阶级利益的反映时，他们才理解所有的宗教说教。马克思主义者无疑不会接受这一前提，即人的此在是被上帝问题所支配的。”④在论述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时，伽达默尔又指出：“黑格尔左派对单纯的理智和解（这种和解不能说明世界的真正变化）的批判，哲学转向政治的整个学说，在根本上不可避免都是哲学的自我取消。”他并且为这段论述作了如下的注释：“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文献里直到今天还是明显可以看到的。”⑤由此可以看出：第一，伽达默尔没有把马克思和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人区分开来。马克思本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谈到当时的所谓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⑥第二，伽达默尔批评马克思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解释宗教和哲学问题，从而未触及到此在在世的根本性问题，这也完全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实际上，马克思对释义学理论的卓越贡献之一正在于从经济—政治的维度出发，开辟了理解、解释世界和一切文本的新的通道，而正是经济—政治维度构成此在在世的根本内容。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论述海德格尔的见解时还会谈到。第三，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伽达默尔对释义学的应用问题十分关注，并专门辟出一节的篇幅（标题是：“亚里士多德释义学的现实意义”），高度评价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中提出的“实践知识”（phronesis），并论述了法学释义学的典范意义，同时指出：“我们已经证明了应用不是理解观点的一个随后的和偶然的成分，而是从一开始就整个地规定了理解活动。”⑦奇怪的是，伽达默尔完全撇开了马克思关于理解、解释活动与实践活动关系的精辟论述，而这些论述远比亚里士多德的简单的“实践知识”的概念更深刻地影响了释义学的发展。此外，他也完全忽略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和其他著作中对法学释义学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就是同一个伽达默尔，在他出版了《真理与方法》之后不久编选的《哲学读本》中，在马克思的名下选入了他的三篇论著：《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商品的拜物教特征及其秘密》（此篇选自《资本论》第一卷）。显然，伽达墨尔只是从一般哲学发展的角度上去肯定马克思的上述论著，而忽视了它们在释义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最后，我们来看看，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又是如何认识并阐述马克思的理解和解释理论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的。与传统的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和释义学理论及历史的研究者不同，海德格尔独具只眼地看到了马克思学说的重要性。在《存在与时间》这部巨著中，海德格尔确立了“此在释义学”（die Hermeneutik des Daseins），从而完成了释义学发展史上著名的本体论转折。在海德格尔看来，理解是此在存在的基本方式，此在释义学的宗旨乃是通过此在的生存活动来询问并展示存在的意义。后期的海德格尔虽然不再使用“释义学”的概念，但却充分肯定了马克思的学说在存在的意义的探索史上的重要地位：“不管人们以何种立场来看待共产主义学说及其基础，从存在的历史的观点看来，一种对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基本体验已经在共产主义中确定不移地说出来了。”⑧在谈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时，他进一步强调说：“因为马克思通过对异化的体验而达到了一个本质性的历史的维度，所以马克思的历史观优于其他的历史学。但据我看来，由于胡塞尔和萨特都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都没有达到可以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一个创造性对话的这一维度中。”⑨与伽达默尔对马克思学说持肤浅的批评态度不同，海德格尔深刻地洞见了马克思在理解并解释世界中的历史性深度。当然，他并没有明确地阐述马克思在释义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但他却暗示我们去从事这方面的探索。
海德格尔的“此在释义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从理解的历史性出发，提出了理解的“前结构”（Vor-Struktur）的理论，从而从本体论的角度肯定了“释义学循环”（der Zirkel der Hermeneutik）的正当性：“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⑩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引入了“传统”（die Tradition）概念，强调任何理解都是在传统的框架中展开的，从而把海德格尔的上述思想引向极端。他显然忘记了海德格尔关于“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的见解所蕴涵的深层意义，即理解者并不是他置身于其中的释义学境况的消极的适应者，而是积极的反思者。正是这一点被哈贝马斯抓住了，并成了他与伽达默尔进行论战的契入点。在哈贝马斯看来，理解者并不是传统的被动的承担者，而是它的积极的反思者和批判者。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演化及在某些历史时期的结构性转折正是由理解者的反思和批判所促成的。哈贝马斯强调，他所说的反思和批判并不是枝节之论，而是对释义学境况的总体上的澄清，它表现为马克思早已强调过的一个重要思想——意识形态批判。如果释义学不与意识形态批判相结合，它的正当性就是值得怀疑的。与海德格尔的“此在释义学”相类似，哈贝马斯的“批判的释义学”（die kritische Hermeneutik）也向我们指出了回归马克思，从而深化释义学研究的途径。
上面的论述试图表明，对马克思的理解、解释理论的研究现状并不是令人满意的。回归马克思是我们深化释义学研究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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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将直接考察马克思的理解、解释理论，并通过这一考察来表明，为什么我们要用“实践释义学”的概念来命名马克思这方面的学说，以及马克思究竟为释义学的发展作出了哪些实质性的贡献。
1.实践活动是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基础
在几乎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狄尔泰和狄尔泰以前的释义学研究中，人们通常是以静观的态度来研究观念和文本的，即使探索观念、文本与人们的实际生活之间的联系，也没有把实际生活理解为实践活动。马克思对释义学研究的第一个贡献是，把实践活动作为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引入了释义学。
首先，马克思指出，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都起源于实践。众所周知，任何理解活动要得以展开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理解者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第二，理解者具有健全的理智；第三，语言。马克思告诉我们，这三个条件都是人类在实践活动、尤其是在维持自己生存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因而人类的理解和解释活动是紧紧地依附实践活动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然而，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随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的明确化，理解、解释活动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越来越显得蔽而不明了。一种普遍的错觉和颠倒产生了：人们不但把观念和文本视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并力图以这个世界为基础去解释人类的实践活动。古典释义学也未能摆脱这种错觉。正是马克思，通过对理解和解释活动的起源的澄明，超越了这种普遍的错觉和颠倒：“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Praxis），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11)
其次，马克思指出，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从内容上看都是指向实践活动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2)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一切观念、理论、文本，从内容上看，都是指向实践活动的，即使是神秘主义的东西，比如，原始人普遍信奉的自然宗教、巫术和神话，归根到底也是以一定的实践活动为蓝本的。第二层含义是：后人要准确地理解并解释前人留下的观念、理论和文本，必须先理解前人置身于其中的实践活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谈到下面这件轶事：瓦格纳在其《尼伯龙根》的歌词中涉及对原始社会的描述时说：“谁曾听说哥哥抱着妹妹做新娘？”显然，瓦格纳是以现代社会的方式去理解原始人的观念和习俗的，马克思对此批评道：“在原始时代，姐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13)这充分表明，任何准确的理解和解释活动都不能封闭在观念和文本本身中，而总是要先行地澄明它们和它们由之而来的实践活动的内在联系。
再次，马克思指出，从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功能来看，它们总是服务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比如，从历史上看，差不多每一个阶级起来革命时，都会把本阶级的利益解释成全社会的普遍利益，否则就不可能动员全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起来参与该阶级的革命实践。所以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个别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14)又如，宗教乃是人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神秘的解释，宗教之所以产生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就是因为它具有多种重要的功能。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慰藉人们在生存活动中所遭遇到的苦难。中国人说“无事不登三宝殿”，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信教的功利性目的。西方人的信教常被理解为超功利的，其实也未必。如德语形容词fromm，解释“虔诚的”，以此为字根衍出的名词Fromme却解释“利益”，动词frommen则解释为“有利于”。可见，西方人虔信宗教归根到底，也是受功利原则支配的。当然，马克思注重的是从政治上来揭示统治阶级维护宗教的功利性目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5)。
综上所述，马克思通过把实践概念引入释义学而澄明了一切理解、解释活动的本体论前提。
2.历史性是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基本特征
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实践活动都是现实的人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所从事的活动，这种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必然导致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历史性。马克思说：“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16)不管理解者是否沉溺于以为他们的理解和解释活动是完全自由的幻想，他们实际上总是受到自己的历史性的制约的，他们的理解和解释活动总是在确定的历史性铺设的地平线上展开的。正是从理解和解释的历史性出发，马克思引伸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式由此而失去了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17)马克思在这里要否定的并不是各种意识形式的历史，而是要否定认为它们具有自己独立历史的幻觉！在马克思看来，各种意识形式在每一历史时期所具有的不同内涵在根本上都是由该时代的实践活动的历史性所决定的。这就启示我们，在解读任何历史时期的文本时，不能停留在文本文字的表面，而要善于发现该历史时期的实践活动通过理解、解释活动打在文本上的印记。
第二，在物质实践活动中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其思想和观念也必然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占支配地位。马克思发挥道：“例如，在某一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18)这里，马克思远比尼采、福柯等思想家更早地意识到权力与理解、解释和话语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乃是隐藏在理解和解释活动深处的历史因素。
第三，近代社会的生产劳动表现为异化劳动，异化这种历史特征也必然赋予近代社会以来的各种理解和解释活动以深刻的影响。我们知道，这种影响的最普遍、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商品拜物教。对此，马克思说：“这种拜物教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19)古典经济学派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乏真知灼见，可是在从总体上解读资本主义经济这一大文本时，却始终无法摆脱拜物教的影响，从而认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乃是一种自然的、永恒的方式。马克思从实践本体论出发，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起因：“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20)这就为准确的理解和解释活动澄清了思想前提。
完全可以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实践释义学是对一切抽象态度的摈弃，其宗旨是透显出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不可超越的历史维度。
3.意识形态批判是正确地进入释义学循环的道路
释义学循环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但其核心内容则是：文本期待解释者作出客观的解释，但任何解释者在解释文本之前已具有先入之见，它是由理解的历史性所造成的。马克思虽然未直接地论述释义学的循环问题，但他既然对理解的历史性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自然蕴涵着对释义学循环的认可。马克思的贡献在于，他把思考的重点始终放在如何正确地反思理解的历史性上，这实际上为正确地进入释已у循环指明了道路。
这条道路就是意识形态批判的道路。在马克思看来，一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构成该时期的理解和解释活动的总体背景，换言之，构成了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先入之见的基础和源泉。因此，当理解者和解释者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意识形态缺乏反思和批判的理解时，是不可能正确地进入释义学循环的。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之所以未能在理解和解释世界时提供新的识见，就是因为他们始终未能摆脱黑格尔意识形态的影响。
那么，理解者和解释者究竟如何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跳出意识形态”(21)呢？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退回到生存实践活动的地平线上去，确立起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22)相反，如果将理解和解释活动局限在文本之内，局限在单纯的思想、观念的范围之内，理解者和解释者必将失去对其先入之见的批判性反思，从而也就不可能正确地进入释义学循环。
4.对语言独立王国的解构
语言是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基本媒介，古典释义学和当代释义学（所谓“语言学转折”）的一个通病是把语言视为独立王国，从而把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都封闭在这个独立王国之内。马克思在推进释义学理论发展方面的卓越贡献之一是揭示了语言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的起源。在《评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马克思指出：“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这是从存在语言这一点必然得出的假设）的需要服务的。”(23)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哲学的产生和哲学家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不断地使语言神秘化，语言仿佛成了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它与人类生存实践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显得晦暗不明了。所以，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24)这就从根本上解构了把语言视为独立王国的普遍幻觉，从而把释义学从神秘化的、封闭的语言世界中解救出来了，促使人们去探讨语言在经验世界中之所指，即认识语言的实践功能。不管语言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多么重要，然而，它毕竟是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之手放出来的一架风筝。举例来说，在汉语中，“男”字意指在田里劳动的人；“物”字以“牛”为边旁，光这二个字就已形象地勾勒出古代中国农耕女社会的生存实践活动的画面。这就告诉我们，把语言、观念、思想、文本独立化，必定会把理解和解释活动导入误区。
5.新的释义方法的引入
从释义学的发展历史来看，马克思的实践释义学不仅意味着本体论上的革命，同时也意味着方法论上的改弦更辙。如果说，古典释义学在方法上更注重于对语言、语法和文本的整体结构的研究的话，那么，马克思在方法上则更注重对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前提进行研究。
马克思的释义学方法主要可以归结为两条：第一条是还原法。这种方法实际上肯定了两种文本的存在：一种是有待于理解和解释的观念上的本文；另一种是观念文本实际上意向着的生存实际活动的文本。第二种文本是隐藏在第一种文本之后的。还原法就是从第一种文本追溯到第二种文本，也就是从观念世界下降到现实世界，通过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找到理解观念世界的钥匙。它从一开始就把理解和解释活动视为非封闭的、开放性的活动。它启示我们，唯有走出观念的文本，才能真正地理解这种文本。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25)，所以，不管观念的文本是如何离奇、荒谬、颠倒，还原法始终是有效的。这种还原法在历史学释义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能使历史学家根据流传下来的文本，复制出文本所意向的、早已湮没无闻的实践生活方式。如摩尔根从亲属称谓结构还原出早期人类社会的结构等等。第二条是考古法。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26)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理解方法不是象古典释义学所强调的那样，通过对理解者的历史性的消除（实际上是消除不了的），达到对以前文本的客观的理解，相反，只有在理解者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本质达到批判的理解的前提下，他才能客观地理解以前的文本。比如，“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27)这种方法也是敞开的，它所着眼的不是作为理解对象的文本，而是整个理解活动的前提，即理解者对自己的历史性的批判性认识。只有在逻辑上先行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对以前文本的客观的理解和解释才是可能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释义学把实践概念引入到一切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基础的层面上，从而完成了释义学发展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即不是从观念的文本出发来理解并解释人的生存实践活动，而是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一切观念的文本。这实际上先于海德格尔而澄明了释义学发展的本体论前提。事实上，马克思的实践释义学为我们昭示出释义学研究的根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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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实践释义学理论的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释义学研究领域里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从释义学的发展史来看，马克思处于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之间，和德罗伊生完全是同时代人。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就已创立了唯物史观，确立了透视一切思想、观念和文本的参照系——生存实践活动，从而超越了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古典释义学的视界，为释义学的进一步发展澄明了本体论的前提。然而，遗憾的是，马克思阐述其实践释义学的经典文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1888年才问世，另一个经典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1932年才出版，比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面世还晚了五年。于1911年去世的狄尔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未能深入研究马克思，从而未能超出古典释义学的境界。海德格尔从现象学和先验论的方法入手，创立了“此在释义学”，从而明确地宣布了释义学研究的本体论转折。虽然这和马克思自称的“纯粹经验的方法”有别，然而，我们如果象马克思说的那样，把海德格尔的哲学语言还原为普通语言的话，就会发现他们的释义学理论具有不少共同之处。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虽未使用“释义学”的概念，但却创造性地论述了释义学所关注的全部问题。马克思对释义学理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以下两点：
1.揭示了任何观念与文本的实践功能，即面向实践的意向性，从而肯定：理解和解释活动的本质乃是把握观念、文本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的这一见解最典型地表现在他的法学释义学的观点上：“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28)而市民社会本质上是实践的，离开实践，一切观念和文本也就无从索解了。
2.阐明了理解者从总体上批判地反思自己的历史性，即历史境况（包括已接受的传统）的可能性——意识形态批判，从而表明，实践释义学也就是批判释义学，它把理解者对自己的历史境况的反思和清理看作是正确地进入释义学循环，即客观地进行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基本前提。在这方面，把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作一个比较是富有启发性的。海德格尔主张从现象学的面向事物本身的原则出发来清理理解的前结构，从而确保理解者以正确的方式进入释义学循环。但从其后期思想的发展来看，既然他认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在对存在的历史性的把握上远不如马克思来得深刻，这也就等于承认了他早期这方面见解的局限性。至于伽达默尔虽然正确地指出了任何理解都是在传统中展开的，但他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传统也是在创造性的理解中不断更新的；同时，传统总是通过一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折射出来的，因而正是意识形态批判肯定了人创造传统和传统创造人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这一辩证关系归根到底又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马克思在批评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关于人与环境（教育）的二律背反时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9)可见，唯有马克思的实践释义学才以最深刻的方式论述了释义学的循环问题，从而为释义学理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实践释义学本质上就是马克思哲学，通过对它的研究，整个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将被奠立在新的基础之上。这一转折主要体现在下面两点上：
1，物质释义学将被实践释义学所取代。从释义学研究的视野来看，传统的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通常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物质释义学，即从物质本体论出发去理解和解释一切，如世界统一于物质、意识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等等。显然，这种理解方式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本人的初衷。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30)然而，马克思这一至关重要的论述却一再遭到人们的忽视，包括马克思理论的批评者也被上述错误的理解方式所感染，以致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取简单拒斥的态度。在这方面，独具只眼的依然是海德格尔，他深刻地洞见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真谛：“这种唯物主义的本质不在于一切只是物质这一主张中，而是在于一种形而上学的规定中，按照这种规定，一切存在者都呈现为劳动的质料。”(31)这就恢复了马克思哲学的真谛——实践释义学以及这一学说必然蕴涵的人化自然的观点，即一切物质的存在物都不是抽象的，不是人直观的对象，而是人的生存实践活动中的要素。唯有从实践释义学的立场出发，我们才不会以经院哲学的方式去空谈所谓世界统一于物质的永恒命题，而是以实践的方式把马克思的物质观引向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从而在物与物的关系的外观下看到人与人关系的实质。
2，抽象认识论将被意识形态批判所取代。抽象的物质释义学必然导致抽象的认识论，即假定一个抽象掉一切社会历史特征的认识主体，并探讨其认识的起源和本质。显然，这种抽象认识论也是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马克思在谈到自己的观察和认识方式时说：“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2)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的最基本的活动乃是生存实际活动，其全部认识都是在这一活动的基础上展开并服务于这一活动的。因而，现实的人在认识任何外部事物之前已先行地植入了自己的历史性，而他又是在他所生活的历史时期的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中来理解自己的历史性的，但“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33)，所以不批判意识形态也就不能澄明自己的真正的历史性；不澄明真正的历史性，全部认识、理解和解释活动也就处于飘荡无根的状态下。这就启示我们，认识论的根本任务不是向外拓展，而是向内拓展；不是去询问：我将认识什么，而是去询问：我所具有的历史性允许我去认识什么，而正是后一个问题必然导致以意识形态批判取代抽象认识论的研究。
总之，从实践释义学的视角来重新理解释义学发展史和马克思哲学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课题，笔者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并注关参加这方面的讨论，从而把上述两个领域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注释：
①《学术月刊》1991年第3期。
②参阅拙著《意识形态论》第336-337页。
③(11)(12)(16)(17)(18)(21)(22)(24)(25)(29)(30)(32)(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43、5、43、30、52-53、98、42-43、525、29、4、3、30、20页。
④⑤⑦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426、442、416页。
⑥(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4、32页。
⑧⑨(31)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法兰克福1975德文版第27-28、27、27页。
⑩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986年德文版，第153页。
(14)(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4、453页。
(19)《资本论》第二卷第252页。
(20)《资本论》第一卷第8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5页。
(26)(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3、44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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