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政见不同而影响私交的近代典型——康有为梁鼎芬关系索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见论文,私交论文,近代论文,康有为论文,典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6)02-0122-08
康有为(1858～1927)与梁鼎芬（字星海，号节庵，1859～1919），均是清末民初的著名人物。他们以乡谊故，曾有密切关系；但因政治歧见，又曾交恶。其间分合，事涉近代重要史事，值得研究。本文拟通过戊戌前后暨民初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以一个案例，考察近代社会变迁中政治人物是如何处理个人关系的，并从中探讨人际关系中政治因素所起的作用。
一
梁鼎芬系广东著名学者、诗人张维屏的外曾孙。广东大儒陈澧为张维屏弟子，梁鼎芬又为陈澧弟子。梁鼎芬之舅父张鼎华（张维屏之孙，字延秋），与康有为为道义交。康有为师从朱次琦（九江），朱次琦亦系粤中名儒。梁鼎芬与文廷式、于式枚为同门，又与李文田、长善、志锐志钧兄弟、黄遵宪及汪康年等为知交。
康有为、梁鼎芬始识于何时何地，未见明载。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述，1879年康有为居西樵山读书时，“编修张延秋先生与朝士四五人来游樵山，张君素以文学有盛名于京师者，至是见之，相与议论，不合，则大声呵诋，拂衣而去。然张君盛称之，语人曰：‘来西樵但见一土山，惟见一异人。’自是粤中士夫，咸知余而震惊之。吾感其雅量，贻书予之。张君盛誉，谓粤人无此文，由是订交。”又云：“吾自师九江先生，而得闻圣贤大道之绪，自友延秋先生，而得博中原文献之传”①。康氏于此不无标榜之处，然张鼎华之大有助于康氏，则系实情。张鼎华卒于1888年10月，是年康有为受其邀游京师，参加乡试；适张鼎华病，遂视其殁，营其丧。康有为与梁鼎芬相识当在1879～1880年间。康氏写于1880年的《送张十六翰林延秋先生还京》中称：“韩康甥舅闻同住，为讯新诗近若何”②，可知康之与梁，应在识张鼎华同时或稍后不久。19世纪80年代，粤籍京官不乏其人，而康有为与之有深交者殊鲜，有之，则应数鼎华、鼎芬舅甥二人。
梁鼎芬于1880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授编修，时年22岁。少年得志，气甚盛，于1884年上疏参劾直督北洋大臣李鸿章骄横奸恣，罪恶昭彰，有可杀之罪六，此举几罹重谴。次年7月追论劾李事，以诬谤大臣，予以严议，寻降五级调用。1884年，张之洞署粤督，旋实授。梁鼎芬既降调，因返粤，渐为其用，倚为左右手。
梁鼎芬获谴后，康有为颇为关注，曾有诗二首寄之。其一为《梁星海编修免官寄赠》：“去岁春明听晓莺，归来遽赋可怜生。抗章都为牛衣泣，斥去真因马仗鸣。莫使微之移晚节，不妨韩擅词名。布衣老大伤怀抱，忧国无端有叹声。山居日挂地图看，久卧清漳等残。闭户尚忧天下事，旧游常作梦中欢。飞泉白石云淙隐，铁马戈船溟海寒。花发越台重把酒，不须悲瘵话时艰。”其二为《寄梁大编修》：“今代梁观国，风棱似左杨。谪官犹爱国，教授不还乡。负戴吾何恨，飞腾子莫量。分飞丹穴凤，且莫梦含香”③。这些诗安慰鼓励，热情洋溢，情见乎词。另有诗在序中云：“星海自京还，话京华旧游”，表明梁返乡后，与康是有来往的。1886年10月，顺德简朝亮（竹居，与康有为同受业朱九江之门）因事被诬，为顺德县知事逮入狱中，解赴广州。时梁与简尚未面识，康告于梁，梁乃转告广东按察使于荫霖，察其枉，立释之④。可知康梁交非泛泛。
1888年，康有为以乡试入都，于11月16日上书翁同龢，求见，被拒。12月10日他又拟将及时变法之万言书上都察院，未果。康氏自谓：“当时大恶洋务，更未有请变法之人，吾以至贱，首倡此论，朝士大攻之。”康又与同乡京官侍郎李文田、许应骙不洽，“乡人至有创论欲相逐者”⑤。康有为在《与幼博书》中告知乃弟，谓因为此事可能遭祸，“计公卿自翁、潘、御史屠皆爱我，必相救也。我已打算定，心一毫不动，但不必令老母知。若有他事，星海太史必能料理，汝可照料嫂侄女一切便是。”又谓：“星海信汝可抄起，奏稿可送熟人，如小山、星□兄及各亲戚一切皆可也。”“汝将奏稿及赶紧速起印，送星海，中朝有意明年亲政，特召星海及朱一新矣”⑥。
上函所述“星海信”，即所谓《与节
太常书》，系1888年致梁鼎芬之函。该函颇长，综核其内容，在梁曾告康，张之洞在嘉应州筑左文襄祠，由黄遵宪经理，将成并入告。康以其从叔祖康国器曾从左宗棠作战立功，要求梁氏说张，以国器配享，“所以风将帅之忠，励斯民之谊，甚盛举也。”“君于方伯公非有一日之雅，然常悼其勤功不著，苟以彰德为事，余论及之，如南皮而有乐善所好以也”⑦。以上两事，系康有为在布衣时期欲求梁鼎芬相助者，由此可知，粤中友朋，康之欲有所依靠者以梁鼎芬为最。
康有为上书未果，且被目为狂生，顺天乡试格于考官，抑置謄录第一，气颇沮。因思“既皆限于力，又有老母，未能远游，遂还粤，将教授著书以终焉。”在游苏浙之后，1890年返粤，举家迁广州，先后得陈千秋，梁启超、徐勤等弟子。1891年，开万木草堂于长兴里，徒益众，颇有气象，并刻《新学伪经考》成。
1889年8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梁鼎芬亦北上，在游浙沪之后，寓焦山海西庵。据载：“自张香涛移督两湖，屡聘先生至鄂，参其幕府，先生均坚辞，至以经心、两湖书院课卷寄阅。本年（按1892年）秋，香涛邀益切，乃勉至武昌，香涛聘主两湖书院讲席，并参其幕事。”⑧梁余事作诗，卒后有《节庵先生遗诗》六卷、《节庵先生遗诗续编》一卷刊世。其诗多超逸蕴秀之作，诗笔清劲，亦有雄健之什。他在约写于1892年的《赠康长素布衣》中写道：“牛女星文夜放光，樵山云气郁青苍。九流混混谁真派？万木森森一草堂。岂有尊才疏北海（或作但有群伦尊北海），空思（一作更无）三顾起南阳。搴兰揽茞夫君急（一作笑），蕉萃行吟太自伤”⑨。以南阳卧龙比康氏，月旦人物，宁有过此者？今按梁诗之前似有康作，并有颓唐失落之意，故梁诗实有所指，有所规劝；而梁之高调评论康之才能及其所办万木草堂，则未免使人惊异。对康氏学说之为异端，则毫无涉及，这也是难于解释的。要之，康有为因张鼎华关系，与梁鼎芬交往更为密切。张鼎华去世之初，康有为即写了《翰林院编修记名御史张延秋先生哀词五首》，其四云：“平生论交旧，知我莫如君。好誉常宽假，清言每侧闻。十年尊酒话，九日短檐文。岁暮空想忆，哀思动断云”。其思绵长，其情凄清，张鼎华既殁，康有为专意梁鼎芬，便是常理了。
二
1894年，不得志的康有为曾写了《秋心五首》寄给梁鼎芬，其中第一首有“秋心因见万红开”，在困坐“愁”城中尚存一线希望；果然，1895年他进士及第。科场上的成就进一步加强了他在政治上的雄心。他联合各省应试举人千余人上书，名声大噪，中进士后被引见，旋即呈《上清帝第三书》，言变法步骤，光绪颇赞许。康有为欲大有作为，张扬甚。梁鼎芬既有前遇，知朝廷动向，婉规他，诗云：“怅望江头日暮云，词人绝代御兰芬。上书不减昌黎兴，对策能为同甫文。可惜平生邱壑愿，竟违天上凤鸾群。倚门慈母今头白，玉雪如何溷世纷”⑩。康有为既踏上变法的不归路，便不少瞻顾，猛力前行，继续上书，在北京创刊《万国公报》，筹设北京强学会。
此时，在湖广举办洋务甚力的张之洞，也注意到康有为。沟通张、康的，正是梁鼎芬。张之洞署两江，梁鼎芬则主钟山书院讲席，实参张幕府事。1895年11月1日，康有为以在沪开强学会事至南京。他见了张之洞，与梁鼎芬、黄仲弢讨论章程，合请张为发起人。张颇以自任，并首捐银一千五百两为开办费。梁鼎芬还代黄遵宪签名为会员。时会员凡十六人，黄遵宪在上海，尚未面识康有为也。
11月6日，张之洞次子苏卿（仁颋）在南京督署园池溺毙，张之洞伤悼不已。梁鼎芬有二函致张之洞，极意劝慰，并劝多与康有为、蒯光典（礼卿）谈论，藉以排遣悲怀。
其一函云：“比闻公伤悼不已，敬念无既，今思一排遣之法，长素健谈，可以终日相对，计每日午后，案牍少清，早饭共食，使之发挥中西之学，近时士大夫之论，使人心开。苏卿遗札，检之凄然，亲知若此，何况明公。然已判幽明，悼惜何益？尚乞放怀。鼎芬向编有师友遗诗，现拟请玉叔将江柳二诗钞付入集，以存其人。壶公前辈左右。鼎芬顿首。”
其二函云：“长素于世俗应酬，全不理会，不必区区于招饮，鼎芬应可先道尊意与近事，渠必乐从。如可行，今日先办。或欲闻禅理，兼约礼卿，使之各树一义，粲花妙论，人人解颐。连日皆如此，康蒯二子，深相契合，两宾相对，可以释忧。比仲弢病苦，鼎芬忙苦，此举可支五日，五日之后，仲弢可愈，鼎芬卷可少清，便能接续矣。尚书足下。鼎芬顿首。”(11)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张之洞所以看重康有为，实系梁鼎芬为中介，而此时张之洞不满康氏改制之学，则迄未言及，余联沅于1894年则已要求将《新学伪经考》毁版。对此次南京之行，康有为自谓，居二十余日，隔日一夜，每至夜深必深谈，“香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星海来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所学，香涛奚取焉？’在江宁时，事大顺，吾曰，此事大顺，将来必有极逆者矣。与黄仲弢、梁星海议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涛以学不合背盟，电来属勿办。则以‘会章大行，不能中止’告，……而江宁一切不来，处处掣肘，即无杨崇伊之劾，亦必败矣”(12)。康氏文字，往往失实，但上揭记载，应大体可信。1898年11月11日《申报》刊“穗石闲人”所作《读梁节庵太史驳叛犯逆书书后》，内谓：“（时）日事方棘，南皮张制府易署江督，延太史主讲钟山书院，康得进士，北归来访，留住十数日，劝康议论宜平正，做事勿夸张，讲西学得其益，无流其弊”。“于是商开强学会于上海，时黄仲弢侍讲绍箕同客白下，并闻斯举。意在正人心，开风气，用意甚正。讵料康到沪后，任意出报，发议论，绝不商量。与黄公屡书争之且诋之。最可骇者，不以大清纪年而以孔子纪年，名为尊圣，实则轻慢，太史与黄公甚恶之，即日停报，自是与康不合。去年十月，太史自鄂回焦山，来沪数日，康适在此，来谒二次未见，及别时始得一叙，论学术治术，益不合。康主民权，意在散君权而托名西学，饰词变法，以愚大众。太史则言法制已坏者修之，不足者采西（法）补之，要在行之以渐，不可孟浪。且劝康曰：‘君才如此，法宜恭谨逊顺，乃能有济，我但谨守六字：大清国孔子教，如有欲叛者，吾必口诛笔伐之。’康遂北上”(13)。这篇文章发表在戊戌政变后，它可能是“鼎芬授意或预拟初稿”。但从中得知他们在学术、治术均不合的正式表露是在1897年，而梁鼎芬所守之六字，是他们交往的底线，过此，则分合必不可免。
不仅如此，得到张之洞支持，通过梁鼎芬由汪康年出面，结合黄遵宪、梁启超，于1896年8月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以“变法图强”为宗旨，梁启超撰《变法通议》等文陆续刊登后，国内反响极大，与湖南《湘学报》、澳门《知新报》为维新报刊的旗帜，在舆论界煽起了强大的变法风潮。这种局势，远远超出了张之洞、梁鼎芬等人的预料。压制《时务报》的言论，是张之洞出于自保的必要之举，其中，包括汪康年压置、改动梁启超的稿件，引起梁启超的抗议，1898年3月3日，梁氏致书汪康年，辞去《时务报》笔政。对于汪与梁启超之间的矛盾，据说梁鼎芬曾充“鲁仲连”去调解，但并无实效。
实际上，康梁（启超）黄（遵宪）与张梁（鼎芬）汪之间的矛盾，还在围绕《时务报》创办人、管理权、办刊宗旨、经费开支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康梁黄一派为了攻汪，还不惜将裂痕扩大到政治层面。早在1897年梁启超赴长沙之初，《时务报》同人即已商议赴日本考察。1898年1月，汪康年、曾广铨赴日期间，曾与孙中山会晤。此事为康徒所悉，执为攻汪把柄，甚至称，汪还将报款提供给孙中山作革命经费。康派欲兴大狱。黄遵宪还将此事告梁鼎芬。若此事经驻日公使裕庚返国证实，便后果堪虞。牵连所及，梁鼎芬及张之洞亦难洗刷干系。5月20日，陈庆年（张之洞的幕僚）记述，“闻节庵说，黄公度复电，以路远不及商量为词，且诬汪入孙文叛党，其实公度欲匈挟湘人以行康学，汪始服终离，故群起攘臂。公度嘱陈伯严电复，谓其询人言逐汪太急是实，并无欲行康学之事云”(14)。两派斗争因报事而提升到变法指导思想问题，梁鼎芬厌恶康学，但仍希望调节两派关系，不希望汪康年因与孙文接触之事酿成大狱，牵涉到张之洞、梁鼎芬等人。所幸在京粤籍官员张荫桓反对将此事扩大化。后来经过调停，此事不了了之。
1898年春，北京的变法气氛越来越浓。康有为等主张急变大变，不但引起顽固派守旧大臣的反弹，也使张之洞、梁鼎芬等并非完全反对变法的人士有所警惕。在《时务报》发表汪康年《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和梁启超《变法通议》诸文后，张之洞即通过梁鼎芬告汪康年：“卓如诋纪甚，诋倭尤甚（即倭仁，非日本也）。仆有文辨之。本要刻版，再思中止，他日存集可也。以后文字，真要小心。仆前救康长素，今救简竹居，他日幸勿有救两君之事也”。此函未记时间，汪氏收档粘连时左右为1897年12月，以当时康与梁鼎芬关系尚友善去考察，此函应是作于1897年末。接连一电汪氏收于12月7日，梁鼎芬电汪：“徐文太悍直，诋南皮，何以听之？弟不能无咎也。弟自云不附康，何以至是！付丙。”由此可知《时务报》内两派斗争已是旗鼓分明。1898年4月12日，北京开设保国会；5月2日，御史潘庆澜奏劾康有为组织该会系“聚众不道”。同年春，张之洞撰《劝学篇》“以激忠爱，摧横议”，是夏由黄绍箕（仲弢）进呈。迨政变作，捕治党人时，张之洞以先著《劝学篇》，划清了与康党的关系，得免言官攻讦。
至于梁鼎芬，他反对康有为，较此前为尤甚。从政治前途看，也有必要全面划清与康派的关系。前述“穗石闲人”称：“今年春，康开保国会于京师，太史在鄂，闻之大骇，即发电汪穰卿进士云：‘康开保国会，章程奇谬，闻入会姓名，将刻入《时务报》，千万勿刻。’”“黄遵宪、梁启超欲借《时务报》行康学，太史不愿，屡次函电争之。太史意谓康学是一事，西学是一事，采西学可行者行之，可以致富强，行康学则适以之召乱。世人不分别，以康学混西学，故千里丝毫之失。又以许尚书、文御史皆以劾康得罪，疏内所言，大旨在正人行西学则有益，其言忠切，遂合刻千本，分散人士。此皆在康逆未叛前之事，有函有电，两湖人士皆能言也。”这些言论，意在表明其早知康有不轨之心，并与之斗争已久，以区隔自己与康派关系，以免受牵连。
该文所说的“有函有电”，大概是指政变发生后要汪康年在《时务报》上公布的四电。其中5月15日《致时务报馆汪穰卿》，已如上引，即嘱勿将保国会名刻入《时务报》。5月14日《致湖南署臬司黄遵宪》：“兄欲挟湘人以行康学，我能知隐情。国危若此，祈兄上念国恩，下恤人言，勿从邪教，勿昌邪说。如不改，弟不复言。”6月4日《致湖南抚部陈右铭文》：“有为、启超聚众敛钱，形同光棍，心同叛逆，辇下哗然。败露在即，请告遵宪，可以回心。嗣同、希龄、才常、鼐、锥诸妖贼，公已饬人监禁否？仁铸小子可恶已极，吾必斥之。闻王幼霞劾翁张奸贪误国，得赃银二百余万。恭邸薨可痛，事益急矣。”6月9日，梁鼎芬与康派的关系已成敌对状态。据陈庆年称，是日“诣节庵，见浙江孙灏驳保国会章程三十条，颇发康、梁罪状。节庵尚拟排印散送云。”9月4日梁鼎芬《致惠州杨生》：称“康学灭圣、欺君，神人公愤，贤宜绝之。”该报附言称：“右四电，系两湖书院梁监督鼎芬所发，武昌士子传钞甚多，久已脍炙人口矣。此皆在康学正炽之时，他人不能言也。论事、论人，皆有远见深识”(15)。对上述四个函电的真伪进行辨别是困难的，也是不必要的。梁鼎芬亟亟于公布这些材料，说明他急于与康派划清界限，表示他早已洞察康派的用心与本质，实有先见之明。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变法上谕，从表面看，形势有利于维新派，“数日之间”“其势力甚大，令人生畏”；但维新派实际并无可恃之势。陈庆年在其《横山乡人日记》中称：“南皮师知康学之为邪说，而不敢公发难端，作书与梁节庵云：‘康学大兴，可谓狂悍！如何，如何？’梁答之曰：‘贼猖悍则讨之，不当云如何也’！”15日，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张荫桓也不断遭到弹劾；上奏攻击康有为辈者，亦大有人在。西太后则作周密布置，时刻监视光绪的行动。旁观者看得很清楚：如6月27日王寿绳致函汪康年：“卓如相随南海，扶摇九天，斯故太白吐气之时。而世事严寒，政权波涌，失马得马，吾不敢为塞翁之忧喜也。”
6月30日，陈庆年从梁鼎芬处得知，“康有为近奉旨修书，拟大张其学”。7月3日，梁启超被赏给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7月17日，康有为代御史宋伯鲁草拟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其借口是该报为汪康年尽亏巨款，报日零落，恐其败也。经孙家鼐遵旨复议，26日上谕令康有为督办其事。由此，康与梁鼎芬、汪康年斗争进入新的阶段。康在27日致汪函中虽表示“馆中诸事仍望足下相助，凡百仍拟仍旧”，但汪与张之洞、梁鼎芬等商议后，一面催康尽快接手，另方面则改办《昌言报》，股款清出，一切体例与编辑人员仍由原《时务报》之旧。梁鼎芬虽对汪康年有所不满，但仍表示愿任《昌言报》总董，“并不须报馆另筹薪俸，而可以出面挡康”。(16)8月17日，汪康年为《时务报》改名发表启事。嗣后，黄遵宪、梁启超等人在《国闻报》刊出声明，攻击梁鼎芬、汪康年等所为之不是，清廷甚至派黄遵宪去查《时务报》的帐目，康有为还要求两江、湖广各省禁发《昌言报》。然而康有为并未往上海接办《时务报》；在陈宝箴、张之洞的疏通、施压下，黄遵宪到了上海也未去查帐，接着政变发生，这些纠纷均无人再提及了。
随着变法运动走向高潮，梁鼎芬更加强对康有为的攻击。在苏舆编的《翼教丛编》卷六中，收入政变前梁鼎芬所写的致王先谦书，该函极力攻击维新派，内称：“马关约定数年，又有胶州之事，四夷交侵，群奸放恣。于是崇奉邪教之康有为、梁启超乘机煽乱，昌言变法。恰有阴狡坚悍之黄遵宪、轻谬邪恶之徐仁铸，聚于一方，同恶相济，名为讲学，实与会匪无异。”“上则欲散君权，下则欲行邪教，三五成群，邪说暴作，使湘有无穷之祸，粤有不洁之名，孰不伤心，孰不发指。鼎芬滥主湖院，日与诸生讲明君父之义、华夷之防，于近日康教尤所深斥。”“吾师主讲湘学，初恐后生小子闻见不广，则以开风气为先，继以异端逆党议论横生，则以辟邪说为重，可谓肩重任于将坠，扶大厦于将倾，多士攸赖，岂独鼎芬哉！”“悲夫！廉耻日丧，大局皇皇，群贼披猖，毫无忌惮，吾党君子，闻风相思，风雨凄凄，不改其度。请告张、黄、叶诸公，誓戮力同心，以灭此贼，发挥忠义，不为势怵，不为祸动，至诚所积，终有肃清之一日。大快人心，皇天后土，实鉴斯志”(17)。王先谦是湖南顽固派的领袖人物，又是梁鼎芬妻之舅，由此两层关系，他们之间立场是一致的。他反对的是维新派，并已毫不犹豫地将他从前的友好定性为敌对势力。
光绪推行的变法是在波谲云诡的状态下进行的。当1898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时，维新派一触即溃。康有为、梁启超在英日的保护下亡命海外。凡是与康梁维新派有关系的人，除了受到惩处，便是在劫后余生的恐惧中急忙与康梁划清界限，以图自保。22日，清廷命“严密察拿”康有为。梁鼎芬于是日获得消息，喜形于色。他在一纸便条中写道：“昨谈极快。漏二下得京电：逆贼康有为革职。天下快心”(18)。同日，他还致书陈庆年，据陈称：“梁节庵来书云：‘初六日逆贼康有为革职，天下快心。英俄并未开战，此贼党嗣同欺其父之词也。’”10月10日，黄遵宪居然收到梁鼎芬的一封绝交信。黄氏有一首诗记述：“怜君胆小累君惊，抄蔓何曾到友生。终识绝交非恶意，为曾代押党碑名”(19)。实际上，梁鼎芬对维新派的态度，不仅是“胆小”的问题。他视维新派诸人为死敌，已到了血脉贲张的地步。10月14日，梁鼎芬致函汪康年云：“朝廷罚大行，天下快心。乃逆为、逆超逃，逆桓拿而不斩，逆宪不拿而免，逆铸不忠不孝，罪大恶极，不斩不拿，不免学政如故也，数日后应有后命。逆宪尚巍然在洋务局否？或已逃？复即。”凡此，均可看出他当时对康有为等人的内心真实想法，绝非一时感情冲动。
在戊戌变法前后，梁鼎芬除上揭各项表态外，还在10月27日在《申报》刊出《驳叛犯康有为逆书》，内谓“贼心但有官职，但有货财，但有戈矛，但有党徒，乘我皇上锐意求治之日，又为翁师傅造膝密荐之人，于是逞其奸谋，夹以危论，倚张荫桓为羽翼，结内监为腹心，阳托变法之名，阴行僭逆之事，欺侮我圣主，贻害我百姓。得罪之后，逃在外洋，与逆犯孙文联为一气，无所不至，无所不言。”是无父、无君、无人理之逆犯，“愿天诛之”！是月，他还撰写《康有为事实》，历数康有为的三十二条罪状，广为散发。这篇数千字的长文，从康氏的学术思想、政治野心到个人私德，逐条揭露，称其人为妖孽，其教邪淫奇谬，其说怪谬，其行躁进无品，不过是一贪鄙狂悖、苟图富贵之人。但他居然要发动政变，攘夺权柄。在当时形势下，梁氏以“中国士民公启”的形式发布材料，或有出于不得已之情，但如此不惜以恶言相加，不留余地，却有欲置之死地而后已的决心。这些林林总总的“事实”，多数难辨真伪，但它塑造的形象，则与梁氏当年对康作“南阳”“卧龙”的期许，绝不相类。由此可见，中国的政治斗争，不仅是充满刀光血影，腥臭难闻，而且亦使友道沦丧，廉耻以尽。可能是被认为有价值，该“事实”由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收集、报告日本外务省，作为档案保存下来，使我们能够有机会加以征引(20)。
虽然梁鼎芬极力丑诋康有为，但顽固派仍视其另类。据载，“康有为其友也，戊戌变法后，诬以谋叛，先生（指梁）亦驰书远近，攻击有为，比之杨墨。湖人苏某刊《翼教丛编》，载其诸作，有献之徐桐者。桐曰：‘此文廷式戚，夙有丑行，彼借此营进，吾讵为所朦！”(21)尽管如此，梁鼎芬还是躲过了这场政治危机。严酷的政治斗争使这对亲密的乡党成为死敌；然而，一般说来，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重视的是政治观念的异同，分合之机栝在此；康有为的保皇、复辟活动，与梁鼎芬在清亡以后仍念念不忘大清取向一致，这是康、梁二人能在民初复合的关键所在。
三
从1898年9月至1913年12月，康有为亡命海外，不断从事保皇活动。武昌起义后，在日本提倡虚君共和。1912年，康有为先后撰写了两篇《孔教会序》。1913年2月，康门弟子陈焕章主编《孔教会杂志》；11月，孔教会正式成立。梁康交往的底线是“大清国、孔子教”，这样，在清亡之后，共同的政治理念使这对政敌又走到一起来了。在亡命近15年之后，康氏因其母在香港病逝，1913年11月乃从日返港。这时，亡清遗老梁鼎芬由省城赴香港，因得朋友调和，与康复交。据载：“先生与长素自戊戌政见龃龉，遂绝往来，至是以温毅夫之劝，何翙高又为之媒介，至港亲唁长素，自此踪迹复合”(22)。随后，梁氏即北上奉崇陵种树之命，筑室梁格庄；旋被命在毓庆宫行走，忠心耿耿地为故主效命。民国初立，政象陆离，康有为复辟之心未死，因此，梁康间也就捐弃前嫌，交往复密。彼此既化戾气为祥和，于是频通音问，且吟诗明志。
1916年8、9月间，康有为在一首题为《答梁节庵赠扇，叙吾访之于钟山书院旧事》的诗中写道：“花落花开三十年，江南柳老想吹绵。星岩泛棹拨云入，烟浒联床听雨眠。晚对松筠喜青翠，中多风雪隔山川。鹤归城郭皆非故，共话沧桑只惆然”(23)。烟浒楼系广州张鼎华旧居，为昔年梁康聚会之所。老来怀旧，不尽风雨联床之思，“中多风雪隔山川”，一句话，把一切矛盾都化解了，面对混乱的政局，暗淡的前途；枨触情怀，茫然无奈，但还是以松筠相勗，不甘失败。
据恽毓鼎记述1915年5月1日，“近日‘复辟’二字，忽喧传于中外。康南海唱之，冯华帅（国璋）和之。闻梁星老颇奔走于其间。民国以来，横征暴敛，纲纪不修，于是人心日思旧朝，加以项城失威信于北，民军争权利于南，土匪横行，生民蹙蹙靡骋，急谋救急之策，不得不出此一途矣”(24)。袁世凯死后，康有为献《中国善后议》三策，其第三策即为复辟——“虚君共和”。由是，复辟准备活动加紧进行。
1917年阴历正月初五，是康有为六十岁生辰，梁鼎芬拟奏逊帝，请加崇典，后未果行。何翙高《六十自述》称（丁巳）“五月，沈尚书乙庵函催余与毅夫（温肃）北行，言同志数年心血，生死关头，正在今日，万勿观望”(25)。是年7月1日，张勋拥逊帝溥仪复辟，梁鼎芬、康有为俱参其事。《清史稿》本传称：“丁巳复辟，已卧病，强起周旋，事变忧甚”。但从当时参与者的记载去考察，梁鼎芬是复辟的重要策划者之一，复辟当日早晨，梁鼎芬至大总统黎元洪处，劝其退位。据黎元洪当日发出的第三号通电中谓，“今晨梁鼎芬等入府面称：‘先朝旧物，应即归还’等语。当经痛加责斥，逐出府外”(26)。当讨逆军飞机队轰炸故宫时，梁还通过日本使馆转告段祺瑞，令勿炸。及败，段令军人勿犯皇室，亦梁遣往解说之计。温肃写的梁鼎芬《六十寿序》说：“唯时公以师傅赞画大计，拥卫之功最著，旋张（勋）以力绌去国，公亦愤郁成疾”。可见，梁是复辟奔走策划之主要角色。但梁因未受官职，北京政府无力也不可能惩治这名复辟要犯，故梁得无事。但是，经此失败打击，梁鼎芬身体确实愈来愈坏，1919年12月，病卒。逊帝溥仪谥之曰“文忠”。康有为则在复辟时被授弼德院副院长，复辟失败，逃入美国公使馆美森院，后经美使馆派人送往上海。梁氏死后，他的许多故旧纷纷悼念。康有为是否有所表态，未见记载。1923年，康有为曾到易县谒崇陵，接着，他又到梁格庄访梁氏故庐，留下《谒陵后午访梁文忠种树庐，并酹酒其坟》的诗四首。其诗内容如下：“种树庐图曾寄来，酒浇扦土我心哀。摩挲冢木忠魂在，长傍崇陵树影回。苗圃万株槐已花，文忠手植历年华。而今不种崇陵树，夺入豪强长吏家。故人种树续文忠，五日思君不得同。摩抚崇陵千万树，宝城哭拜助悲风。石坊三面壮云霄，华□□（表巍）峨压石桥。外人石麟尚昂首，陵前山水并未朝”(27)。谒陵吊友，感怀伤逝，日暮穷途，豪气荡然。康有为虽奔走南北，然亦垂垂老矣，1924年欲再行复辟之事，未举而逊帝被逐。不四年，康有为卒于青岛。梁、康均已物故，二人间的公谊私交，当然也就画上了句号。不过，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角度来说，他们，或围绕他们的交往史，仍然是值得研究的。
注释：
①⑤(12)《康南海自编年谱》，楼宇烈整理，中华书局，1992年，第9、15～16、31页。
②③(23)(27)康有为遗稿，上海文管会文献研究部编：《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19、343、389页。
④⑧(22)(25)吴天任：《梁节庵先生年谱》，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年，第60、90、307、339页。
⑥⑦《康有为全集》（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5、1～3页。
⑨《近代诗钞》（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243页。
⑩《寄康祖贻》，《节庵先生遗诗》卷一，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刻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编，中华书局修订本，1982年，第594页。
(11)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58页。
(13)(17)《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编，第594～596页。
(14)陈庆年：《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总81号，第111页。
(15)《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11～1920页。
(16)《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611～1612页。
(18)《梁鼎芬书札》，《羊城晚报》1998年4月17日。
(19)钱仲联编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41～842页。
(20)汤志钧：《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70页。
(21)王森然：《梁鼎芬先生评传》，《近代名家评传》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42页。
(24)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2)，史晓风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67～768页。
(26)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