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科学之管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见论文,政策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策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人们对它的理解，必然要经历过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过程，然后才能统一认识。基于此，本文就政策科学有如下管见。
政策科学发端于五十年代，至今也不过四十年的历史，然学者如言，著述甚伙。其发展趋势，方兴未艾。流览中外政策科学著述，无论是系统分析、过程分析，还是马克思主义政策学，都只谈到了“谋”的一面，而没有谈到“知”的一面。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在他驰名世界的名著《孙子兵法》里有一段著名的论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胜负各半。不知己不知彼，战则必败。”成语：“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就源于此。政策就是智者之谋。而中国的智和知是谐音通用的，智者也就是知者。孔子也曾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这里最后一个“知”字也就是“智”的意思。中国古代有“知行说”派，提倡知行合一。它所谓的“知”也含有“智”的意思。“知行说”实质上应是知之、谋之、行之。由于汉语的简练的特点，把知和智通用而略去了谋。今天，我们研究政策科学，不应再简练地把知丢掉，只研究谋之、行之，而成了“谋行说”一派。应该把“知”作为一个重要的范畴，纳入政策科学之中，加以深入研究。这方面，日本学者做得比较周全。由猪口孝主编的《现代政治学丛书》14《利益集团》便是对“知”范畴研究的首举。作者迁中丰指出：“当人们在政治上具有活力的时期，利益集团就构成关键概念，特别重要。也就是说，它是转换期的一种指标。”“在转换期中，社会方向、产业方向、职业方向、生活方向和意识方向都发生转换。因此，人们产生许多新的观念，即产生利益，而且它寻求组织、寻求政治。在既存的利益集体和团体中，有的顺应而膨胀，有的被迫处于严峻的环境。利益集团的理论和分析关注的重点就是这种社会变换和在政治决策及执行时构成媒介的集团和团体。”我国的改革实际上也是处在转换期中，如果不对“知”范畴进行周密的研究，不了解社会方向、产业方向、职业方向、生活方向和意识方向的转换趋势，就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即使是在政策理论的指导下，要使政策行得“正”，就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政策科学只研究政策正的一面，不研究政策的对立面，本身也就违背孙子兵法所说的“知彼知己”的教诲。孙子兵法里的“离间计”就是研究政策的对立面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虽然名声不太好听，但确实很管用。战争时期，为了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就要想办法分化瓦解敌军，分化瓦解就是“离间”。后来总结经验称之为“攻心战”，也有叫作“策反”的。所谓策反，就是在未采取行动之前，把敌方的预谋挫败，或敌方虽已行动，使之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是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至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不在此例。从时间观念来看，可视为“后政策”；从性质来看，可视为“政策反”。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是不可忽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策反”作用。自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日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是武装军事干涉，武力不行就把颠覆的梦想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并不断地变幻政策手法，由武装干涉变成经济封锁，由冷战到缓和，最后，终于实现了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迷梦。可以说，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反”作用，苏联和东欧可能不会倒向资本主义。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焦点集中到中国社会主义，对中国搞制裁。这实质上打的是一场政策战，因之，“政策反”理应是政策科研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现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策科学，什么是西方资产阶级政策科学，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人做惯了“八股”文章，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就做出了“党八股”。虽然毛泽东同志反对“党八股”，但习惯成自然，在很多人当中，不是一下子能改得过来的。背熟“四书五经”，然后照一定的格式去写文章固然省力，但一遇着实际问题，就全然不行了。对于政策科学的研究之所以难识庐山真面目，其原因概出于此。要识庐山真面目，首先弄清什么是西方资产阶级政策科学，就是说要“知彼”。究竟有没有西方资产阶级政策科学，这个问题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说有，确实有西方政策科学，确实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写出来的。这是客观事实，谁也抹煞不了。说没有，确实没有所谓西方“资产阶级政策科学”。其次，要弄清马克思主义政策科学是什么，既要“知彼”，更要“知己”。马克思主义政策科学首先是科学，正如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科学一样。马克思虽然公开申明自己的哲学是为无产阶级解放服务的，但又进一步指出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才能得到彻底解放。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全人类的知识财富。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来看，马克思主义也离不开人类共同创造的知识财富，无论是她的产生还是今后的发展都是一概如此。她的产生是汲取了全人类的知识精华，是开放型的；她今后的发展也必然是继续汲取全人类的知识精华，也必然是开放型的。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不具备产生政策科学的客观条件，就是在政策科学产生的今天，也首先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研究起步较晚，但这些都不影响马克思主义政策科学的产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从来没有教给我们怎样去做，而只是教给我们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就是运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辩证法来研究政策科学，并由此形成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政策科学，并以此有别于其它一切各种门类的政策科学。因此，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政策科学独立的一面，即是一个呈封闭型的系统；又要看到她的联合的一面，即又是一个呈开放型的系统。
西方政策科学和马克思主义政策科学都以政策为研究对象。但由于东西方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价值观念不同，所执行的政策也不尽相同，并且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因之，在研究政策科学时，既要注意相同的一面，又要注意到不同的一面。例如：现代政策学的创始人哈罗德·拉斯韦尔在与丹尼尔·勒恩纳合著的《政策科学：近来在范畴与方法上的发展》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政策科学的概念是：“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解决那些结构和关系都很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工具。”毛泽东同志则明确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一个视作工具，一个视作生命，两相对照，足见相去甚远。这也说明政策科学研究我们起步虽然晚，但政策运用的重视和经验的丰富是西方所不能及的。因之，我们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为重点研究对象，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