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融资渠道与模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私立论文,融资渠道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模式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8)02-0077-10
一、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融资概况
清末，少有的几所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的融资渠道都比较单一，学校收费比较少，多依赖官府的资助。由清末留日学生回国组成的中国公学，因经费奇窘，求助无效，捐款无门，干事姚洪业自杀以激民心，希望“贵者施其权，富者施其财，智者施其学问筹划”，共同维持扶助中国公学。最终，中国公学还是由两江总督端方允于丁未年(1906)起每年捐银一万两千元，又拨吴淞公地百余亩为校址才得以创立。次年，又得到大清银行借助银十万两为建筑校舍之用。后来湖北、浙江、四川、江西各省相继补助常款，故宣统末年中国公学每年有常款两万余元。①复旦公学创办时，周馥任两江总督，即奏准拨发一万两银子为学校开办费，吴淞官地七十亩为建校地址，并暂借吴淞提督行辕为临时校舍，1907年两江总督月拨银一千四百两作常年经费，自此，复旦公学的基础才得以奠定。但是清末对私立高等教育并没有专门的鼓励政策，私立大学得到官府的支持完全是创办人努力的结果或依靠创办人与地方官的私人关系。
民国以后私立大学的融资渠道增多，社会捐款成为私立大学经费的重要来源，随着学生缴费逐步提高，学费也成为学校的一项重要收入，同时，政府开始制定政策给予私立大学以物质支持，并逐步规范化和强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资助与奖励私人教育事业被列入宪法，从1934年起，教育部还设立私立大学的补助专款。因此，政府补贴也是私立大学经费的一项重要来源。笔者结合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统计资料，对私立高等学校的融资状况作一简要分析和说明。
根据表1数据，我们可以绘出民国二十年(1931)国立、省立和私立高校各项经费收入分别占学校总收入的百分比柱状图。还可以绘制出民国二十年全国私立高校的办学总经费中各项收入来源之百分比饼状图。
从图表我们可以看出，近代中国私立高校的融资概况大致如下。(1)国立高校、省立高校和公立专科学校的经费中政府拨款分别占学校总经费的81.94%、95.19%和97.67%，而政府对私立高等学校的补贴只占总经费的5.98%，说明私立大学的经费主要由学校的创办人来筹措。因此，学校的创办者或校长的活动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2)全国私立高校得到的捐助款达全国公私立高校所得捐款的78.3%，说明经费自筹的私立大学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而在私立高校的整个经费总收入中占49.8%，将近一半，则说明社会捐助是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3)私立高等学校学生所缴费用在全国高校的学费总收入中占到84%，在整个私立高校的总经费中占20.08%，分别是国立高校、省立高校和公立专科学校的7.8倍、6倍和8.8倍，说明私立高校学生缴纳费用远比公立高校要高。虽然这部分收入在私立高校的全部经费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但最稳定，是学校经常经费的主要来源。(4)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融资渠道多样化。从1931年私立大学的总体融资情况来看，政府拨款、财产收入、捐助款、学费、杂项收入分别为5.98%、11.68%、49.80%、20.08%、12.65%，学费收入只占到1／5多一点，与今天的民办高校几乎完全依赖学费相比，其融资结构更为合理。
二、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融资渠道
近代中国满目疮痍、战乱频仍，在大多数人食不果腹的情况下，私立大学仅仅依靠学费收入很难维持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近代中国的私立大学积极开拓其他融资渠道，不仅想方设法进行外源融资，还能凭借学校的自身条件充分挖掘内源融资渠道。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外源融资渠道大体上包括社会捐款、学生缴费、政府资助、庚款补助、银行借贷、发行债券等，内源融资主要有基金利息、校产租息及校产经营与运作收入。
1.社会捐款
社会捐赠有直接捐赠和建立专项基金两种形式，来源包括个人捐资、公私立团体捐助、企业集团的投资或捐资以及海外侨胞、国际组织、国外财团和热心教育的富翁、人士等的捐款。社会捐赠是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一项重要的融资渠道，几乎所有的私立大学都或多或少地获得了社会的捐助。由表1可以看出，私立大学获得的捐助款在学校总经费的比例高达49.8%，特别是在学校开办之初期，没有学费来源，又无政府部门的资助，能否获得捐款对学校来说十分重要。
南开开办之初，得到社会人士捐助8万元，李纯的遗嘱捐基金50万元（实收到10万元），理科得袁述之捐7万元，民国十年至十四年得李组绅捐办矿科款15万元，图书馆得卢木斋捐10万元，书两万册，李典臣捐赠个人收藏中文典籍七百册。③随着南开社会声誉的提高，开明富商、大资本家纷纷解囊相助，甚至军阀、官僚、政客为捞取政治名声也捐款给南开，另外，国内一些公、私立团体如北洋政府交通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谭真工厂、交通银行总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都给予南开捐款，就连国外的洛克菲勒基金从20年代起也有不少资助。
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捐款成员的组成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早期的捐款人主要是拥有万贯家财的开明富商和乡绅。2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民族资本家、商人和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开始捐助私立大学。其中，有的是直接捐资创办大学，比如陈嘉庚毁家创办集美、厦大，张謇创办南通师范学院、南通大学，潘序伦创办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等。1940年建校的中国纺织工学院是由以经营面粉、纺织起家的中国近代著名企业集团——荣氏企业申新九厂兴办的。有的则是通过捐资给那些办学较为优良的学校来支持教育事业。比如，前面提到的荣氏企业对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许多私立大学都给予了资助。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是私立大学的热心资助者，曾经为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广东光华医学院等多所私立大学提供了较大数额的经费捐赠。例如1919-1920年，广东光华医学院扩建校舍，南洋兄弟公司总经理慨捐2万元，从而使学院有了较大的发展。民国以后，许多军政要人也加入捐款者的行列，如南开大学曾接受过阎锡山、黎元洪、徐世昌、张学良等人的捐款。张学良不仅为南开的满蒙研究会捐银洋500元，还于1928年认捐20万元，分十年交付，作为南开大学发展基金。④这些捐赠者中，虽然也有沽名钓誉之徒，但是振兴中华、教育救国的爱国主义情节是大多捐赠者捐助教育事业的根本动因。
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筹款视野十分开阔。他们不仅想方设法地挖掘国内资源，还把募捐的范围拓展到海外，千方百计利用一切国际支持。包括向海外华侨、国际爱好和平的组织、国际文教组织、国外财团、富翁及热心教育的人士筹集办学经费。早在20世纪20年代，南开大学就已经争取到国际文化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富翁和一般人士的经济支持。其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太平洋国际学会捐助最多，根据南开大学校史资料的有关统计，1923-1934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共计捐款344437元，30年代以前，主要补助理科建设，如建筑费、设备费、教员薪金等，以后则是主要补助经济学院。太平洋国际学会共计捐款227350元，主要补助东北研究会和经济研究所，对一些专题项目的调查研究大有促进。
捐款者能不顾学校社会声誉，不视学校领导情面，主动解囊者毕竟少数，因此，越是办学认真、成绩出色的私立大学越能得到社会的重视和信任，获得的捐款也就越多，从而形成学校办学与社会信任的良性循环。
2.学生缴费
学费收入通常是指学校为学生提供教学服务所收取的款项和作为相关服务而收取的费用。学费是近代中国私立高校融资的又一主要渠道，虽然总体来说，学费收入在学校经费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这与当时的教育水平不高、社会生产力低下，国民经济极其落后有关。但这一部分收入最有保证。对于基础较好、水平较高的私立高校，由于社会捐赠、国家奖励等其他方面收入多些，学费所占总经费的比例相对低些。然而，近代中国仍有相当一部分私立高校对学费的依赖程度较高。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的1931年私立大学财政收入情况介绍的21所私立高校学费收入在学校全部经费中占50%以上者达11所。其中，中国公学全部依赖学费，上海法政学院高达99.6%，复旦大学83%，上海法学院占77%，朝阳学院占82%。由此可见，相当一部分私立高校对学费的依赖程度很高。尽管上述私立大学在创办初期都获得一定的捐助款和政府资助，但在日后的办学中，学费仍然是最有保证且最稳定的维持学校运转的经常费收入，特别是私立专科学校对学费的依赖更大。
各私立高校之间，收取的学费标准不一样。一般是名气越大的学校，收取的学费越高。不同学科之间的学费标准也不同，理工科相对文史科要高些。如南开大学的缴费比一般国立大学或教会学校高， 1931年学生交纳费用主要有：学费每人每年60元；住宿费每人每年30元；体育费每人每年3元；注册费每学期1元；理科学生试验费每学期6元。此外，学生还要交纳洗澡费，补考的学生要交补考费，损坏公物要交赔偿费，看病要交医药费，打网球要购网球券。⑤这些杂项加起来，学校每年收入大约为1000元。
为了获得更多的学费，吸引更多的学生，近代中国私立大学都很注重打造学校品牌学科，提高学校的知名度。例如，著名的复旦大学、朝阳学院就是利用其地理位置的优势设置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强项专业来吸引学生的。早在1917年，地处上海这样一个商业大都市的复旦大学就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商业发展以及国际“商战”时代上海民族工商业对商业人才的需求创立商科。这在当时全国大学中，尚属首创。20年代，复旦商科迅速发展，系科扩充为银行金融、工商管理、会计、国际贸易四个系，到1924年，学生人数已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⑥而朝阳学院则是以其法政学科闻名遐迩。朝阳学院初名为私立民国大学，1913年由汪有龄、江庸在北京创办。1916年2月改名朝阳大学，1930年11月又改为朝阳学院。在民国初建之时，由于社会转型、政体变更，国家急需大量懂政治、懂法律的安邦治国之才，朝阳学院正是适应了这一需求，再加上此时北京是国家高级司法机关的所在地，法律专家学者云集于此，这就为学校聘请法学界的名流学者兼职任教带来了方便，这些专家、学者不仅具有渊博的学识，而且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他们的指导和点拨之下，朝阳学院毕业生参加历届高等文官考试通过者比例很高，又多名列前茅，其毕业生受到了各级法院的欢迎和重用，学校也因此获得更高的社会声望。因为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好，所以朝阳学院的生源一直比较充足。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平民百姓的温饱尚有问题，很难奢望接受教育，更何况收费高昂的高等教育，因而，近代私立大学都尽量吸引家庭富裕、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上流阶级的子弟入学。事实上，私立大学的学生大多出身经济条件较优裕的政界、实业界和知识分子家庭。1931年，国民政府曾统计过专科以上学生的家庭职业，其中除军、法、警、政、商、学、医外，家庭务农者占25.9%，来自工界的25%。这里的农工决非从事工农业的体力劳动者，而是地主、工厂主、工程技术人员等。⑦
在近代中国，由于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国民经济极其落后，能够享受高等教育的人是极少数，能够交纳高额学费的家庭更是为数不多。仅仅依靠学费维持学校运转而不善于多渠道融资的私立高校是很难谋求生存的。
3.政府资助
近代中国私立大学自从产生之日起，一直得到各级政府的资助。清末的私立大学就是在地方官府的资助下创办和发展起来的，民国以后，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鼓励与扶持私立学校尤其是高校的发展。其中，由财政拨款对私立大学进行经费资助是主要形式。
民国初年，通常将政府的补助作为奖励的手段，主要资助那些办学优良经费困乏的学校。如私立朝阳学院，从民国3年起，就不断受到教育部的明令褒奖。从1922年起，北洋政府财政部为南开大学拨付整理债券90万元的利息，每月约4500元。⑧与此同时，中国公学呈准政府拨六厘公债一百万元为补助费。⑨
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资助面较小，并且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南京政府建立后，对私立大学的扶助逐步规范化，力度也逐步加强。不仅有直接的经费补助，还制定政策支持和奖励私立大学的发展。特别是在1934年国民政府颁布了《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分配大纲》之后，在法律上确定了政府对私立高等学校必须给予经费补助。规定从1934年开始，每年由政府拨出72万元，补助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其中约70%用于扩充设备，30%用于专业建设。⑩这一专款主要用于补助办学成绩优良而经费困难的私立大学。1934年，专款的总额为76万元，资助的私立大学共计32所（包括教会大学），除了法国庚款资助、经费素来充裕的中法大学以外，所有已备案的私立大学、部分已备案的私立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接受了补助。从此，政府对私立大学的专款补助被列为定制，且补助数额逐年增加，抗战期间亦不曾中断。由于战时私立大学的学费收入大幅度缩减，社会捐赠也近乎断绝，经费收入几近枯竭。为维持私立大学发展，国民政府为私立大学追加大量的办学经费。如先后为复旦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武昌中华大学、朝阳学院、南开大学追加数万或数十万的补助费。抗战胜利后，为了私立大学尽快迁校复员并重建校园，国民政府教育部统一规划了私立大学的搬迁，并在“国库奇窘”的情况下，拨发大量经费，帮助私立大学修建校舍、添购设备及其教职员与学生的迁校复员。随后，两次为私立大学追加改良费，并将联合国总署补助的教育器材分配给战时蒙受损失的私立大学。(11)关于税收优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私立大学向国外购买教学用品可以申请免税。如1938年，上海光华大学就向教育部呈递了购运教学用品申请免税的文件。融资方面，教育部还可以出面担保私立大学向国家银行贷款，1948年教育部曾经亲自出面，以官方的身份，担保京沪地区私立大学向银行贷款。1949年，焦作工学院呈递了请求教育部担保向中央银行贷款的公文。由政府亲自出面担保私立近代中国私立大学获得的政府资助除了直接的经费补助这一形式外，还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教育贷款、税收、土地划拨等方面诸多优惠。据考察，民国时期，北京的华北大学、吴淞的中国公学、河南的焦作工学院、武昌中华大学、厦门大学、海南大学、广东文化大学的最初建立，都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无偿划拨的土地。厦门大学创办之时，福建省政府将古演武场拨出作为学校的校址。当地县政府发表布告，划定学校地界，严禁居民在地界私相买卖土地，责令业户将校址内的坟墓迁往他处。正是政府的支持与帮助，厦门大学才拥有了今日“背山面海，风景绝佳”的美丽校园。(12)关于税收优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私立大学向国外购买教学用品可以申请免税。如1938年，上海光华大学就向教育部呈递了购运教学用品申请免税的文件。融资方面，教育部还可以出面担保私立大学向国家银行贷款，足以显现政府在私立大学融资方面的支持力度。另外，南京国民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补助还包括向寒门优秀学生发放奖学金，与公立大学无二。如1941年，教育部为400名清寒优秀学生颁发了奖金，其中，国立大学219名，省立大学38名，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143名。
4.庚款补助
庚款补助是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一种特殊的融资渠道。1901年，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人民被迫向西方列强赔偿了相当于人均一两银子的巨款，这就是象征着中国人耻辱的庚子赔款。在先进中国人的奔走呼吁之下，20世纪20年代之后，这笔从中国掠夺的财富又陆续返还中国，主要用于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先后返还的各国庚子赔款都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如美英退还的庚款分别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管理。以美国为例，1924-1935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用于补助文化科技教育方面资金见表2。
表2 1924-1935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用于补助文化科技教育的资金单位（元）(13)
自然科学及其应用4244337.70 工程学 517500.00
普通科学设备1275200.00 医学419000.00
物理及化学
413000.00 文化事业496750.00
生物学
503587.70 教育事业777205.95
地质学
666800.00 其他 3500.00
气象学29000.00
资料来源：1924-1935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概况[Z].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教育经费的主要分配原则是：(1)补助举办成绩已著、有发展前途的学校；(2)官立私立不加歧视；(3)顾及地域分配；(4)资助科学教育。南开、复旦、厦大及焦作工学院等一大批开设了理工学科的办学成绩优良的私立大学曾多次得到该会的补助。如南开大学从1926-1934年间几乎每年都得到此项补助，共计达22万元。民国时期，庚款补助的范围非常广，国内大多数的公私立高校或多或少地得到过该款的补助。1922华北大学创立，得到政府拨出的庚款5万元，用以充实学校设备。1925年，上海大同大学、汉口明德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各获得1万元的庚款补助。(14)应该说各国退还的庚款对近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还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的，而且也或多或少缓解了部分私立大学办学经费的困窘。
5.银行借贷
民国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金融体制初步形成，在中国的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向银行抵押贷款成为一种常见的融资方式。抵押贷款就是借款人以自己依法拥有的财产作为抵押取得银行贷款的一种方式。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创办和发展与这种融资方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产权是模糊不清的。直到1926年，武汉国民政府（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民党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校董会设立规程》中规定，“校董会所设立学校，因事解散时，校董会呈请主管教育行政机关许可，得以其财产捐助其他教育事业”。(15)可以看出，这时政府还未明确私立大学财产的公私归属。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下，人们想当然地把私立大学的资产作为私有财产。而且由于当时的法制还不健全，政府对私立大学的管理也比较松散，这就为私立大学通过银行贷款进行融资提供了可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私立大学的财产归属逐渐明晰。1933年颁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明确规定，“私立学校及其财产不得收归公有”，只有学校停办，校董会失去存在时，主管教育机关才有权处置财产。(16)这一规定明确了私立大学的产权，也为私立大学向银行抵押贷款提供了法律保障。
虽然，银行贷款在近代私立大学的经费筹措中并不是首选，却是私立大学在办学经费最为窘迫或在建筑校舍、购买图书、设备等大型项目时快速获得大笔资金的最为有效的手段。因此近代中国的大部分私立高校都有过银行借贷的经历。有的以学校资产或校长、校董的私人财产作抵押获得贷款，有的则用学费收费权作抵押获得贷款，还有通过政府担保得到银行贷款的。例如1925年，大厦大学为建筑胶州路301号校舍曾向浙江兴业银行借银二万两作建筑费，就是用校长马君武在吴淞的房地产为抵押品，1930年，为建筑中山北路新校舍，则用中山北路地产为抵押，由上海“闻人”校董出面担保偿还，向上海七家银行联合借贷建筑费32万元。(17)就连办学经费较为充足的南开大学在1922-1923年间建设八里台新校舍时，也是向银行临时押借36万元的建筑费，后来才用捐款抵还。(18)银行借贷为近代私立大学的成长提供了经济保障。对许多私立大学的最初运作、日常维系、求得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6.发行债券
债券融资就是融资者向银行、金融机构、各种基金组织及个人投资者发放有价证券作为借款凭证，以筹集资金的过程。投资者自愿购买债券，成为公司的债券人，定期领取利息，到期收回本金。近代中国私立大学为解决经费困难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开始利用这一融资渠道。债券的发行方式有自销发行和代销发行两种。自销发行，是筹资者自行办理发售，购买者将款项直接送交筹资者并领取债券凭证。这种发行方式最常见的做法是内部销售，又叫内部集资，主要向单位的股东、职工及附属单位发行。早在1923年，复旦大学在多次募捐无效的情况下决定“立足自身”，在校内发行兴学债券，合全校之力，渡过难关。1927年，除教职员全年只发11个月工资外，还发行过特别债券，作为暂欠工资的凭证（拖欠期间予以计息）。这种内部销售手续简便，费用少，可迅速筹集所需资金。但发行范围窄，筹集的资金也非常有限。代销发行是发行者委托银行等金融机构代为销售。由代理发行机构将债券零售给社会上的投资者，收款后集中转交给筹资者。1933年，复旦大学为建一座办公楼迎接30周年校庆，决定向社会发行公债。发行公债必须有银行作担保，发行、付息、还本等事宜均需由银行出面运作始能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幸得时任新华银行襄理的复旦校友徐树声的积极活动，难题才得以解决。当年，复旦在上海发行公债4万元，年息1分，5年还清。这是我国大学首开发行公债之举。(19)1936年，大夏大学也曾发行建设债券应付开支。(20)
7.校产与基金利息
校产与基金利息是学校自筹资金，属于内源融资。以学校拥有的资本、房屋、地产等购买公债股票、存储生息和租赁经营来收取基金利息、房租、地租，这部分资金基本是个定量，由于各校的规模及在办学中获得的捐赠情况不同，此项收入也有很大的差距。以南开大学为例，当时，南开有多处土地出租之经营，收入不菲。就拿天津警备区司令傅作义捐赠的小站营田数百亩来看，每年可收租金约2.5万元。(21)江苏督军李纯去世后，将遗产的四分之一捐赠给南开大学，学校以这笔巨款购买公债股票，把基金所得利息充作学校常年经费，1931年，学校各种租息收入达5.9万余元。
8.资产运作收入
民国以后，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变，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办学者也开始融入现代经营的意识。投资赢利，进行资产经营，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私立大学的另一筹资渠道。以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为例，校长潘序伦（中国著名的会计大师）创造性地将他所创办的立信图书用品社、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及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三位融为一体，事务所与图书用品社除了为学校提供师资、实习基地和教材之外，还将营业收入捐给学校，补充办学经费。此外，学校每年大做股票生意，行情十分看好，所得收入自然主要用于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22)此外，兴办产业也是学校进行资产运作的一种方式。抗日战争时期，私立大学面临生存困境乃至绝境，个别私立大学创造性地走出一条兴办产业之路。北京民国大学就是被环境所迫，从1943年起，自筹资金先后创办了机器锯木厂、机器碾米厂、运输部、砖瓦厂和农场，获得很大的成功，所得利润不仅维持了学校的校务，还扩充了学校的基金及设备，学校因此增设农工学院，培养工农业高级专门人才等等。(23)由此可以看出，进行资产经营与运作，大胆投资，不仅可以为学校开辟新的生财之道，弥补办学经费之不足，而且开创了以产业经营方式发展教育事业的先例，积累了经验。
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的融资模式
中国近代，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融资背景，私立大学的融资与现在民办高校的学费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不同，凡是办学较为成功的私立大学基本上形成了多样化、多渠道融资的模式，根据各私立高校主体经费来源的不同，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模式类型。
1.捐资兴学型
捐资兴学型是指私立大学在创办和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经费来自于社会捐赠，捐助款在学校总收入中占相当大的比例，甚至超过其他融资方式所得资金比例的总和。私立厦门大学、南通师范学院、中法大学、武昌中华大学等都属于这种类型。
厦门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陈嘉庚的捐助。1921年陈嘉庚捐助开办费100万元，捐助经常费300万元，分12年支出，每年支付25万元。1926-1928年又分别拿出90余万元、70余万元和60余万元。1927年陈嘉庚在南洋华侨中募捐20余万元的基金。1932-1933年，华侨的各种捐助达60余万元。校长林义庆1927年捐出当年的薪傣6千元，1935年，他在南洋华侨中募捐30余万元。(24)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31年厦门大学的捐助款达154741元，占全校总收入的61.2%。
中国第一所私立师范院校——通州师范学院和南通大学是由状元资本家张謇创办的。张謇在获得封建社会的最高功名之后，却弃官不做，转而走上了兴办实业和教育的道路，用办实业所得的部分利润和个人捐资，先后在家乡南通创办了通州师范学院、中小学及职业学校等数十所学校，从1902年创办通州师范学院到1925年的20余年间，张謇将他在大生纱厂中全部工资与部分红利150余万元全部捐作教育、慈善及地方公益经费，其一人捐款达230-240万元之多。(25)
中法大学则是主要得到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资助，该校建于1920年，得创办基金一百万元，年补助款45万元。据统计，1931年，中法大学的财政收入中捐助款为45万元，占全校总收入的66%。武昌中华大学的捐助款为30万元，在全校办学总经费中占到70.4%。
这一类型的私立大学都有较为充足的办学资金，因此，学校在创办初期就有较好的校舍建设和设备配置，教学环境与条件相对优越，师资与生源质量相对较好，投入、起点、标准都比较高。但是，这种类型的私立大学容易受捐款人及捐助单位经济状况的影响，厦门大学就是因为陈嘉庚企业的破产而最终不得不改为国立。这类学校在近代中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学费主体型
与现今民办高校的学费绝对型融资模式不同，学费主体型是指私立高校的资金来源中学费占很高的比例，以其他方式融得的资金合计所占的比例较小，但其作用重要，总体上表现为融资渠道多样化。大厦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广东国民大学以及朝阳学院都属于这种类型。
尽管在创办初期，上述大学大多有少量的官方投入或捐助款投入，但在日后的办学过程中，学费是维持学校运转的大宗，学校基本是依靠学费逐步积累获得发展。据统计，1931年大厦大学的学费收入是220155元，占全校总收入的51.9%；光华大学学费为215011元，占全校总收入的77.2%；复旦大学学费为163703元，占全校总收入的83.3%；广东国民大学学费收入为171805元，占全校总收入的71%；朝阳学院的学费收入为117946元，占全校总收入的82%。(26)为了筹集充足的办学经费，使学校不过分依赖学费，这类私立大学也积极开展了多渠道融资。通常可以得到少量的社会捐款、政府资助及其他一些收入。由于以学费为主要经费来源，学校必然想通过扩大招生规模来获得更多的学费，学生的入学素质因而受到影响，教学环境和条件也难以适应招生规模的扩大而影响教学质量。这一类型的私立大学在近代中国占绝大多数。
3.政府资助型
政府资助型是指私立大学的资金来源中国省库拨款占较大的比例，其他资金来源所占的比例较小。在近代中国，南开大学是这类学校的典型代表。南开大学是在国内享有盛誉的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加之南开早期的创办人严范孙在政界素有名望，南开大学在创办之初就得到北洋军阀政府和各省地方军阀的支持和赞助，校长张伯苓凭借严之社会关系认识众多政界、军界名流，甚至与他们中的很多人有着亲密的私人关系，尤其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鉴于南开大学在国内的影响以及张伯苓与蒋介石的不解之缘，南开大学得到国民政府的常年资助，直到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国民政府每年拨给南开大学的补助款，约占南开全部经费的1/3。
南开大学不仅得到较多的政府资助，社会捐助也是学校办学资金的一大宗收入，学费收入在南开大学的经费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一直比较小。因此可以说，南开大学是近代中国融资最为成功的一所私立大学。正因为有了相对充足的经费，该校的物质基础、师资水平都比较高。由于学校不依赖学费收入，招生规模始终控制在几百人左右，生源素质较好，因此南开大学才发展为堪与国立大学相媲美，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私立大学。但是，这一类型的私立大学在近代中国还是极为稀少的。
表3 1931-1934年南开大学岁入总额及经费来源（单位：元）
年度岁入总额 国省库拨款及百分比学杂费 租息 捐助款 杂项
1931 355366 19000(53.5%)41380 59351 62384 2251
1932 382489 80000(20.9%)3928911521711455933424
1933 479256 253125(52.8%)36983 4024211003038906
1934 526232 240000(45.4%)38675 80608152031 5543
资料来源：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41.
4.以产养学型
以产养学型是指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为企业拨款。由经营企业的资本家、商人或企业本身创办大学，学校的经费主要或全部由企业承担，为企业培养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和技术人才。南通学院、焦作工学院、中国纺织工学院、江南大学、诚孚纺织专科学校等属于这种类型。
南通学院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创办人张謇经营的大生企业集团，据统计，1931年南通学院的租息为20万元，捐助款为73380元，两项合计占全校总收入的88.5%。焦作工学院原为英国福公司独资开办，1915年后，河南中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原公司）与英国福公司合组成立福中总公司，焦作工学院的办学经费则有福中总公司共同负担。1931年，焦作工学院的企业拨款为126031元，占全校总收入的79%。(27)
中国纺织工学院是荣氏家族的企业申新九厂1940年在上海创办的，其经费由上海申新总公司各厂共同负担。学校不仅为申新企业培养纺织技术人才，而且服务于全国各地的纺织工业部门。江南大学是荣氏家族的另一位成员为培养工厂管理和纺织、面粉等行业的技术人才于1947年在无锡创办的，学校办学经费主要由荣氏企业提供。
这种类型的私立大学由企业提供较为充足的办学资金，学校大都有着较为完备的教学设备和高水平的师资，办学质量较高。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引入，迫切需要新式高级专门人才，一些企业为培养自身所需要的人才而创办大学或高等专科学校。因此，这一类型的学校在近代中国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收稿日期：2007-11-19
注释：
①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428.
②成运花.近现代私立高等学校的经费[J].海淀走读大学学报，1999,(3):19-20.
③梁吉生.张伯苓与南开大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11.
④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115.
⑤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110.
⑥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复旦大学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392-393.
⑦王炳照.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473.
⑧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90.
⑨朱有，王献.学府纪闻：私立中国公学[M].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3.
⑩张剑波.对民国时期私立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考察[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489.
(11)宋秋蓉.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发展的政策环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2):103.
(12)厦门大学校史编委会.厦门大学校史第一卷[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31-32.
(13)郑桂荣.略述民国时期“庚款”问题[J].民国档案，1992,(4):113.
(14)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32.
(15)“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C].台北：台北宗青出版社，1991.31-32.
(16)“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C].台北：台北宗青出版社，1991.35.
(17)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解放前上海的学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51.
(18)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117.
(19)许有成，柳浪.复旦经纬——百年掌故及其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8.
(20)王炳照.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441.
(21)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114-115.
(22)华东学习委员会.华东高等教育情况汇编·华东高校历史情况[M].上海.1954.339.341.
(23)宋秋蓉.近代中国私立大学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74.
(24)成运花.近现代私立高等学校的经费[J].海淀走读大学学报，1999,(3):23.
(25)黄国伟.张謇首创中国师范教育[J].民国春秋，1998,(4):30.
(26)王炳照.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489.
(27)“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C].台北：台北宗青出版社，199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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