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的计划体制——以《作家通讯》的稀见史料为依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体制论文,作家论文,通讯论文,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家通讯》创办于1953年6月30日，创刊号的封面印着“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创作委员会编”；从1955年4月号开始，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室接管了编辑工作，“把现在由创作委员会编辑的《作家通讯》改变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刊”①。该刊是一份内部刊物，在“十七年”期间不定期出版了53期，1964年5月30日出版该年度第1期(总第53期)后停刊，1980年2月复刊。“十七年”时期的《作家通讯》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根据1956年年初的统计，“目前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只有五百三十五人，连分会的会员一起，也才只有九百余人”②，由于刊物仅限于作协会员的内部交流，印数较小，而且刊物还规定“会员刊物，不得外传”和“请勿转载”，传播范围较窄，存世量极少，基本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一直不被关注。这份期刊发表的会议记录、作家来信和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计划，都是稀见史料。创刊编辑束沛德在撰写《我与〈作家通讯〉的姻缘》时，“由于十年动乱，作协图书资料散失殆尽”，在作协资料室、创作联络部都无法找到当年的刊物，“只能根据回忆和手边仅有的一点资料，来谈谈当年刊物编辑工作的一些情况”③。正如束沛德所言：“《作家通讯》发表一些领导同志的报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无形中也加重了它的分量”，“这本内刊时断时续，命途多舛，可说是反映风风雨雨文坛的一面小小的镜子”④。《作家通讯》的史料，为深入研究文学体制开启了新视角和新思路。从“十七年”到“文革”，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曲折的历程。计划体制是“十七年”文学制度的枢纽，对计划体制的深入考察和深刻反思，是深化“十七年”文学研究的重要环节，作为历史镜鉴，具有推动和优化当代文学制度建设的现实意义。 一 “创作规划” 邵荃麟在发刊词《关于〈作家通讯〉》中写道：“《作家通讯》将经常刊载作家的来信，报道作家深入生活的体会与经验，作家的创作计划、情况和创作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这样可以使散处各地的作家互相了解，互相讨论，以促进创作上的竞赛。《作家通讯》将报道作家们政治学习和文艺学习的情况和经验、创作委员会和各创作组对于目前创作上主要问题的讨论，以交流作家们的学习经验。此外，有关文学的刊物、出版、教育、研究的计划和情况，全国文协的重要决定和组织情况的报道，也将是本刊内容之一，使所有会员能经常了解全国文协工作的状况。我们要求全国文协各地的会员，全国各地文协的负责同志，特别是正在深入生活或进行创作的作家同志们，经常把自己关于生活、创作的情况和问题，写成短稿或书信寄给我们；并且也希望作家们把他们之间互相讨论创作问题的信件，交给这个刊物发表。”⑤在这段文字中，“计划”和“深入生活”都出现了两次，这两个关键词是理解“十七年”文学体制的两把钥匙。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政府的指令性计划是管理和调节生产要素、资源分配、消费方式的中枢。计划性是“十七年”文学的本质特征，文学生产、资源配置和文学的传播与阅读都被纳入到计划体系中。文学计划体制把服从政治需要、配合政治任务作为目标，通过计划的组织安排来决定文学创作的方式，规划作品的内容、形式和数量，并通过行政性的协调和控制来确保计划的贯彻执行。而“深入生活”的提法，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认为作家有脱离生活的倾向，因而必须“深入”；二是真正的“生活”必须是扎根基层并融入“工农兵”的生活。《作家通讯》发表了不少中国作家协会以及各省市分会的工作计划、作家个人的创作计划和“深入生活”的心得体会，这些在正式报刊上难得一见的材料，是记录和反映“十七年”文学计划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重要史料和证据。 “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成立之后，非常重视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和计划完成情况的调查。《人民文学》第一卷第六期和第二卷第一期、第二期刊发了全国文协编辑部发布的《一九五○年文学工作者创作计划调查》，第三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四卷第一期又发表了《一九五○年文学工作者计划完成情况调查》。全国文协编辑部有专门的说明：“这些同志们都不是专业的作家，因为其他工作，有的完成情况可能与原定计划略有出入，但也有不少是完成了并且是超额了的，这是应该加以说明的。”⑥当时没完成创作计划的情况较为普遍，只有少数作家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对未完成计划或作品质量不高的原因，不少作家进行了分析。王亚平认为，“按数字说我是超任务的完成了创作计划，却也产生了一些粗糙的作品，不像样的作品”；李尔重认为，“我的时间不够用，从未能得到连续三天写作的机会，因此处理问题很感思索之难，如果全国文协能和中央商量一下，使写作的同志每年得到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的假，就很可以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材料多的很，主要是没有时间消化，艺术加工也就困难了。像样的作品，自然不易产生”；陶钝说，“今天检查起来这计划全部流产了”，写出来的差不多十万字都“不是原定计划。写作时完全是被动”，“主要的困难是写作与行政工作的矛盾”⑦。从作家制定的创作计划中，还可感受到作家心境的变化，那就是紧跟时代步伐、配合政治任务。公木在1951年的创作计划包括：“1.毛泽东之歌(题未定)。2.以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侵略为主题的诗一首。3.其他配合临时任务的歌词、小诗。”⑧在1951年特殊的时政环境中，杨朔的创作计划包含一种政治优越感：“从去年冬天，我就以记者身份到朝鲜前线做报道工作。今后将坚持这个岗位，一直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帮助朝鲜全部解放为止。我将随时写些通讯、报道、散文等，希望能与当前的斗争结合起来。将来，我打算以中国铁路工人援朝大队为题材，写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几时动手，几时完成，还难预定，要看朝鲜战争的发展如何。”⑨ 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除了对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计划及其完成情况进行调查以外，还根据形势变化，进行配合政治任务的号召、动员和宣传。胡乔木认为：“文学艺术团体应该注意人民、党和政府对于文学艺术的要求，注意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群众、读者、观众、听众对文学艺术工作者这样那样的要求。”⑩1952年3月19日，全国文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文联积极组织文艺工作者参加“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并组织有关的创作。通知号召：“必须有计划地组织较有写作经验的文艺工作者深入斗争，搜集材料，进行写作。必须及时产生描写这一斗争的小说、报告、诗歌、剧本、戏曲等作品，以作广泛有效的宣传”；并要求“必须给予具体的写作任务，并督促按时完成”(11)。值得注意的是，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的计划模式，借鉴和参照了苏联作家协会的工作制度。《作家通讯》第3期发表了“苏联作家协会各创作组一九五二年工作总结专辑”，不妨参看一则原刊于苏联《文学报》上的作家苏罗夫1951年的创作计划：“当你想到你是在人民严苛的监督下，在人民热烈的帮助下，而为他们创作时，这多么令人兴奋而快乐啊！文学与生活，生活与艺术——这一切在现在都合而为一了，这一切都朝向着明天，这一切都‘按照美的规律’日趋完美。”(12)从调查、计划、总结到新一轮的调查、计划、总结，文学的计划体制将作家的创作、学习、生活以及作品的生产、传播、评价都纳入其流程和体系。 进入1958年以后，受到“大跃进”形势的影响，一些作家的创作计划脱离了创作的实际情况。1958年3月14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出台《文学工作大跃进三十二条(草案)》，认为“文学战线上当前迫切的任务，就是在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鼓足干劲，来个文学工作的大跃进”(13)。在1958年6月10日出版的该年度第2期《作家通讯》上，集中刊发了303位作家的创作规划，“编者按”中有言：“每个人的规划都可能有变动，那本是真情，这种创作规划的变动的可能性，比工厂、合作社当然要大得多。”同时强调：“抓紧写作是好的，但是，切不可忘记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这个真理。”胡苏在创作规划中说道：“创作的跃进，对于我来说，首先必须以思想的跃进为保证。”(14)韩笑的创作计划非常庞大，“三年内写抒情诗150首，3000行；劳动颂100首，1000行(赞美各种劳动的)；商品宣传诗150首，750行(作为商品广告的，此项望你们协助与商业部门挂上钩)；歌词500首，1000行；儿童诗30首，1500行；政治抒情长诗10首，8000行；祖国颂(长诗)2000行(建国十年时完成)；毛泽东颂(长诗)5000行(可能在1960年写完)；盼望(叙事诗)6000行(写一个少年在斗争中成长)。以上总计长短诗493首，28500行”；其中1958年要完成164首诗歌，5150行(15)。值得重视的是，还有一些作家保持了冷静。卞之琳1958年的计划是“写短诗十首(已写六首——一○四行)”和“改写短篇小说一篇(约三万字)”，他为此还有说明：“计划虽小，因在业余，而业余还有评论方面的工作，在本人已算跃进。诗已经四年不写，今年如能写出十首，也算重开一个头。写小说没有经验，一九五五年写了一篇草稿，一直没有能定稿，今年如能把它扩充改写，也算在小说习作方面开一个头。”(16) “创作规划”的核心目标是“组织作家创作反映我国革命历史和当前重大斗争的作品，使我国人民丰富的斗争历史和当前雄伟的社会主义建设，充分地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17)。由于现实的迅速转换，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这迫使一些作家陷入跟不上形势、完不成任务的焦虑之中。1955年1月6日，对自己“五年来，我不曾写作”而深感焦虑的茅盾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希望辞去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方面的常委等兼职，并要求批准创作假。在获得3个月的创作假后，他只写出了一部反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长篇小说的大纲和部分初稿。1956年3月，收到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征询1955年写作计划完成情况和1956年写作计划情况的函件时，他在回信中发牢骚：“我现在有困难”，“自己一检查，大小计划都未贯彻。原因不在我懒——而是临时杂差(这些杂差包括计划以外的写作)打乱了我的计划”(18)。其他代表性作家如巴金、曹禺，计划也常常落空。在《关于〈激流〉》中，巴金这样总结计划无法实施的原因：“至于《群》，在新中国成立后，我还几次填表报告自己的创作计划，要写《群三部曲》。但是一则过不了知识分子的改造关，二则应付不了一个接一个的各式各样的任务，三则不能不胆战心惊地参加没完没了的运动，我哪里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写作！”(19)老舍1957年的写作计划是“每年写一个话剧，改编一个京剧或曲剧；一两年内写成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曹禺在1957年制订的十年创作计划中，为了适应当时的潮流，关注的都是他并不熟悉的题材领域，“写资本家改造的剧本，57年、58年；写农民生活的剧本，60年至62年；写大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63年；写工人生活，64年至66年；想写关于岳飞和杜甫的历史剧”(20)。正是考虑到业余作家的实际困难，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5月25日起草报告，主张“在中国作家协会和各地分会内担任行政工作的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则上给予他们每一个人每周两天的创作活动时间和每年二、三个月接触生活的时间”；那些在作家协会以外的单位工作的业余作家，如果获得创作假期，“其写作条件和离职期间的生活费用，可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作协分会解决”(21)。国务院在6月2日专门发文，“同意中国作家协会请求给予在职的业余作家一定的创作假期及其所拟定的办法”(22)。 创作计划是文艺部门规范、治理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段，对写什么、怎么写、如何寻找素材都进行规划，制定明确的路线，将文艺政策和文学规范落实到作家的创作上。尽管计划显得完备、细致，但落实起来难度不小。究其根源，大致有三：一是片面追求数量，甚至相互攀比，看谁制订的计划规模更大，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作品的质量也就参差不齐。画家叶浅予在《追记大跃进年代》中写道：“那两年我不敢落后，从农民那里学会编顺口溜，歌唱社会主义；定创作计划不是以年计，而是以日计，唯恐定少了，被人笑话，戴落后帽子。”(23)二是在“十七年”的文化环境中，作家为了配合政治任务，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很难潜下心来进行具有持续性的创作。田间原计划在1958年冬天和第二年年初，将《赶车传》的续篇写完，但是，后来计划有变，“我正在写作一册有关福建前线军民斗争的短诗集。诗集总名‘兵的歌’，副题是：‘英雄战歌集’”(24)。同时，有社会影响的作家往往身兼数职，创作时间无法保证。正如巴金在1956年的《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发言》中所言：“我也认为作家必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但是我更拥护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业务活动的办法。否则，我们在为上面所说的必要的活动花去大部分时间以后，还得检讨自己没有完成创作计划，有各种各样的帽子扣在自己的头上。对于作家来说，只有检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25)三是在制订创作规划时太细致，对创作的数量、主题、题材和作家的创作方法、生活方式、学习内容都有具体的安排，缺乏必要的灵活性。这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创作计划，正如冯雪峰所言，“总是和一种主观主义的文艺思想紧紧地相结合着的”，让作家“从什么‘生产任务’的规定出发，去进行创作”(26)。一种有效的计划，应该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而有所调整，而且应该充分注意到不同作家之间的个性差异，不能用同一种标准要求所有作家。文学创作是一种主观性较强的创造活动，采取刚性计划进行管理，无法因时制宜。因此，实施具有更强的灵活性、适应性和预见性的弹性计划，有利于增强文学生产、接受和传播系统的内在活力。 正是在对“十七年”文学的计划体制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1978年中国作家协会正式恢复后，不再对文学创作的具体环节进行统一规定，而是为文学发展提供更多的自由空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说道：“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27)。文艺政策的调整和组织方式的转变，释放出作家的创作活力，迎来了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局面。 二 “深入生活” 在“十七年”的文学环境中，“深入生活”作为对作家的基本要求被反复强调。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言：“既然文艺的接受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28)“深入生活”的要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了解、熟悉工农兵；二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十七年”作家“深入生活”的潮流，正是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指南。卞之琳在谈到自己的下乡生活时，就强调：“下乡生活，实际上就是下乡工作。‘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生活的态度决定了，工作方式就可以考虑。”(29)谷峪这样描述在农业合作社的体会：“在合作社里，表现最突出、最活跃的是男女青年。他们真正通过劳动获得了平等地位。在社员大会上，他们勇敢地检讨自己的工作，并大胆地批评别人和领导上的一些缺点。他们那种热情、率直的生活态度，时时给我很大的教育。”(30)李季在谈到下厂生活问题时，认为：“既然作家的风格各不相同，作品的主题、题材各不相同，作家的经历、修养和创作意图又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作家深入生活的方式的多样性。除了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参加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这一原则之外，我想别的统一适用的方式是不存在的；即使有，也行不通。”(31) 中国作家协会在其工作计划中，始终将组织作家“深入生活”作为重要任务。譬如，“一九五四年作家协会继续组织作家二十人左右深入生活”(32)；1955年“继续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并帮助作家从多方面去反映当前生活中的各种重要斗争”(33)；在《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到1967年的工作纲要》中，对“深入生活”的规划更加全面和细致：“帮助作家深入生活，加强创作劳动。推动和协助职业作家经常地深入到广大人民中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不间断地进行创作劳动。注意发现各个岗位上的业余作家，帮助他们取得进行创作活动(包括深入生活和创作)的必要条件。对于在作家协会机关中担任组织工作的作家，实行每年二、三个月和每周两天的创作活动时间的制度。此外，还可根据必要和可能的条件，给其中某些作家以更长的从事创作活动的时间。作家协会的各报刊编辑部的编辑人员，每人每年都要有一定的时间下去了解人民生活。”(34)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创作委员会这样反思组织作家体验生活问题的不足：“在指导作家深入生活上，虽然也强调了应深入生活进行思想改造，但是却停留在一般要求上，没有指导他们深入的研究体验过渡时期这一个充满着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生活，没有强调在生活中随时警惕资产阶级的侵蚀，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35)这从反面凸显了“深入生活”问题在当时的重要性，是作家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作家郑文光因为“严重抗拒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在他下放的前十个月当中，竟先后赖在北京达一百零八天之久”，被“河北省怀来县人委”给予行政记大过的处分；“作协下放干部小组”认为，他的表现“已经充分暴露了他严重的个人主义的思想立场，暴露了他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顽固的资产阶级王国”(36)。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组织作家到农村去，这是当时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中心任务。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到农村“深入生活”也成为作家不可或缺的功课。1955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作家、艺术家“趁着运动的高潮，到农村中去，到那里去增长才干，锻炼思想，取得创作的灵感”(37)。为了推动这一潮流，中国作家协会出台了具体的工作方案：“为了帮助作家了解当前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及更好地反映农村的新面貌，作家协会正广泛地动员、组织作家下乡。拟分为下列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以农村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家，他们以农村为生活根据地，或者可以较长期地深入农村生活；第二种方式：因故目前不能长期深入农村生活的作家，可帮助他们抽出一个月至三个月的时间，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第三种方式：因其他工作任务繁忙，只能以较短时间(三、五天或十天半月)到京郊或河北农村作参观访问。”(38)在这一潮流中，大批作家深入农村体验生活。“深入农村的作家，分布地区相当广阔。到四川农村的有沙汀；到山西农村的有赵树理、西戎、束为；到河北农村的有林漫、谷峪、李方立、张志民；到陕西农村的有柳青、马健翎；到浙江农村的有陈学昭；到福建农村的有谢冰心；到江苏农村的有逯斐。部队作家徐光耀、陆柱国和西虹，已经前往黑龙江农村。碧野早于今年二月到达新疆乌鲁木齐，现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农业建设第二师深入生活。白薇在黑龙江省查哈阳农场已经三年，她准备继续留在那里，生活一个时期。周立波已于十月五日抵达湖南益阳，桃花仑乡竹山湾。”(39) 进入1958年以后，“深入生活”运动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文学工作大跃进三十二条(草案)》明确规定：“今年要有四百个到五百个作家长期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林区、渔区、牧区、水利工程和勘探工程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它地区群众生活中去。要使全国所有业余作家(年老生病者可以例外)都有机会去接触群众生活。作家协会和分会要为此订出规划，适当安排，把这个制度固定下来。”(40)“为发展和繁荣创作，鼓励作家深入基层生活，进行锻炼改造和从事创作，保证作家的创作条件”，作家协会制定了《中国作家协会关于作家贷款和补助金的试行办法》，从1958年2月2日开始实施，生活困难的作家可申请贷款，“贷款一律在三年内无息归还”；因“深入基层生活”而导致稿费和薪金收入过低的作家，可以申请补助金(41)。也就是说，“深入生活”已经成为一种常规性的、持续性的制度安排。1959年2月18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文学创作工作座谈会议上，邵荃麟谈到1958年作家“深入生活”的统计情况：“去年一年内，全国作家除了担任工作的以外，绝大多数都下去了。据不完全统计，总会会员深入生活的作家160多人，占总会会员百分之二十七强，其中深入农村的占百分之五十四强，到工厂的占百分之二十，部队百分之五，参加其他基本建设的有百分之二十(分会会员没有统计)。”(42)张永枚在其《三年创作规划》中表态：“每年要有七个月以上的时间深入连队或农村，和士兵、农民同吃同住，基本上同操作同劳动。并争取在一个连队建立生活根据地，永不失掉联系。”(43)孙芊在《三年创作规划》中谈到1958年的计划时，也有类似表述：“本年以参加农村劳动、深入生活、彻底改造和锻炼自己为主。”(44) 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作家的知识分子色彩褪去，逐渐向劳动群众靠拢。“深入生活”潮流的目标是引导作家以工农兵的思想感情，表现工农兵的生活和劳动。1957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有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把“深入生活”提高到“思想改造”的层面：“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必须有一支彻底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的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而建立这样一支队伍的唯一途径，就是要使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群众密切结合，他们应该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应该和群众一起参加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45)1958年6月6日至9日，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主席团委员扩大会议在武汉召开，邵荃麟在第二次讲话中说：“群众创作力量是伟大的。什么叫专业作家？过去的解释是，什么也不干，住在北京或上海写东西。现在都下去作实际工作，应该不是什么专业作家了。”(46)随着群众文艺运动的广泛开展，文艺界开始提倡让工农兵自己表现自己的世界。1958年第10期的《作家通讯》发表短论《推动全面 抓住重点》，倡导群众创作运动：“搞起群众运动的地方，大大小小卫星的苗头儿就开始出现，创作热情就热火朝天，事情就大有希望。反之，不搞群众运动的地方就没有劲头，没有声响，即使那里有几个作家和爱好者，也显得孤单无力。”(47)在“大跃进”运动中，“革命回忆录”和“工厂史、公社史、部队史”写作热潮的兴起，使得个人化的写作逐渐边缘化。《作家通讯》在不署名的短论中强调：“就是不是集体写作，也应当尽量运用集体力量。文学创作，无论采取什么方式，从本质的意义看，都是一种集体的事业。”(48)军队作家陆柱国极为推崇“和群众共同创作”：“九月末，我和闻达、王军同志到福建前线去编写一部反映鱼雷快艇战斗生活的电影剧本。时间很短，一个月要写出初稿；而我们几个人对快艇部队又不熟悉，甚至连快艇也是第一次看见。因此，困难是很大的；但是我们找到了战胜困难的方法，那就是：发动群众，和群众共同创作。”(49) “深入生活”有助于深化对现实生活的理解，避免创作中面壁虚构、胡编乱造的现象。但是，统一组织的大规模方式往往流于表面，效果不佳。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小组会上，魏金枝认为，“有些人到生活里看不见东西”；陈残云指出，“现在的生活方式是参观访问的多，扎扎实实长期深入一处的少”；柳青则强调，“生活是重要的，但要会生活”(50)。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倡言：“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51)对“自觉”的强调，意在改变作家被动适应的状态，体现出对作家个体性、主动性的尊重。在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作家协会依然重视推动作家“深入生活”。1984年5月4日至8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以研究作家深入生活为议题的工作会议。在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与会者认为，“对深入生活不能做简单化的理解和处理”，“要避免以往工作中的一窝蜂、一刀切、一风吹的现象”；张光年、冯牧主张，“组织作家深入生活要‘三多’，即多方面、多方式、多渠道，并做到因人、因地、因事制宜”(52)。这样既避免了管得过多、管得过细，又减轻了组织机构的负担、发挥了作家的主体性，为创作打好坚实的生活基础，使得作家的生活和创作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创作风格也逐渐摆脱一体化的格局，日益多样化。 三 “又红又专” 在“十七年”文坛的“创作规划”中，作家的政治品质和作品的政治内涵始终被放在一个优先加以重视的位置上。在文艺界全面推广的“深入生活”的方式，其核心目标是改造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53)在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工农兵作者”和“工农兵题材”受到高度重视，文学的专业化问题也被反复强调。《人民文学》第二卷第五期的《编后》中有言：“我们这个刊物一直是主要依靠在各种实际工作中的作者的支持。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那些实际斗争的参加者，他们的作品往往能够比较迅速地反映出一些新鲜事物。但是，应该指出，这些作者还必须努力提高自己。在大量的来稿当中，有许多作品常常不是写得单纯而意义丰富，却是冗长而内容单薄。有的写得近乎挂流水账，不会把那些最精彩最动人的部分集中起来。有的写得相当枯燥，连文学的意味都很少。”(54)茅盾更是强调：“需要有大批的职业作家！在文艺圈子里，要有重视职业作家的风气。对于‘职业作家’，社会上或多或少存在着不正确的看法。然而事实上近代文学史上的大作家十之八九是职业作家——即以写作为唯一的职业。在社会主义的苏联，最大多数的作家就是职业作家。”(55)当时文学界既重视文学的普及问题，也把提高作为中心任务，高品质的文学创作是一项创造性工程，要求写作者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正是在这一思路的影响下，1950年10月丁玲主持创办了“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从其创办到1958年停办期间，共举办四期学习班，通过对青年作者尤其是工农兵作者的系统培养，为文学发展输送生力军。1956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其目标是“以解决青年文学创作者中存在的文艺思想和创作上的具体问题为中心”(56)。培养青年作者一直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工作重点，“中国作家协会的任务之一就是打破压制新生力量的铜墙铁壁，把这不可胜数的年轻力量，引导到为人民服务的斗争道路上来”(57)。新生力量的成长是文学事业持续发展的保障，中国作家协会一直强调“对新生力量的政治教育和历史考查”(58)，主张“要培养那种政治上好、又有才学的人，不注意政治，是万万不行的”，“我们的事业，需要的是又红又专，没有文艺工作上的才学是做不好文艺工作的”(59)。 为了改造作家的思想，以各级文联和作家协会为制度平台，文学界逐渐建立起一系列的学习和培养制度。胡乔木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认为：“文学艺术团体还应该组织会员进行政治学习，使他们知道国家发展的状况，知道我们国家生活里所发生的重要问题和国家的政策。”(60)从1953年4月到6月，全国文协创作委员会组织一部分北京的作家、批评家和文艺界领导共四十余人，进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学习。全国文协创作委员会为此制定了《全国文协创作委员会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习计划》(61)，对“学习的方法和时间”、“必读文件”、“学习大纲”、“以供讨论时参考的几种文学作品”，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详细的计划。这次学习在冯雪峰(代替因病无法出席的邵荃麟)的主持下，严格执行学习大纲，围绕着“从马、恩、列、斯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及对文艺的指示来认识现实主义的发展”、“关于典型和创造人物的问题”、“关于文学的党性问题”、“关于目前文学创作上的问题”展开讨论(62)。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也把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结合起来，“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是学习艺术的创作方法问题，同时也是个人思想意识的提高与锻炼的问题。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政治学习与《中国共产党党史》为必修课”；为了确保学员的质量，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招生条件同样是“政治修养和艺术水平”并重(63)。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年度工作计划中，也始终把政治学习作为重要任务。譬如1954年的工作计划中就有这样的内容：“加强作家中间的政治学习，特别是关于国家总路线的学习，通过这种学习，帮助作家更深刻地从生活中去认识现实和提高思想水平。”(64) 作家必须在思想和艺术上都符合政治标准，即“又红又专”。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他说：“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65)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66)“又红又专”的道路，必须是“先红后专”，这就要求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进行思想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改造。作家们在1957年以后的创作规划中，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被摆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废名(冯文炳)在个人规划中有这样的检讨：“我的致命伤是生活习惯落后，考虑问题片面，与先进的工人阶级不相称。从今以后一定把自己投到群众的洪炉里去改造。”(67)吴天在五年规划中表态：“坚持政治第一，坚持作品的思想性，否则就会迷失方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自己必须紧紧掌握的创作方法，要随时想到教育人民、对人民要有好处这一条。”(68)吴伯箫的创作规划分为“‘红’的方面”和“‘专’的方面”，“‘红’的方面”中有这样的内容：“重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巩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认真学习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争取尽量多地参加当前文艺问题的讨论，关心文艺运动的发展”(69)。 在政治优先的创作观念的影响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作家们共同的创作方法，为工农兵服务的颂歌美学占据主导地位。胡苏认为：“明确掌握‘政治标准第一’，坚定不移地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事创作。”(70)在“大跃进”民歌运动中，冯至有这样的评价：“近来读了许多从大跃进中产生的民歌，那种豪迈的气魄，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密切结合，有力地反映出解放了的人民是有多么雄厚的力量。回过头来，再看一看我自己写的一些诗，真是苍白无力，暗淡无光。它们是干巴巴的，没有血肉，缺乏又远又大又切实的理想。”(71)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向劳动人民看齐，放弃了艺术个性。在谈到《红旗歌谣》时，郭沫若强调：“创作新歌谣的工农作者也已经掌握了这个方法(引者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群众能够掌握，专业作家为什么不能掌握？所以作家和一般文学写作者也不必气馁。”(72)巴金在晚年反思自己建国以后的创作时，他说：“我不能离开人民，我准备‘改造自己，从头做起’。说是换一支笔写新人新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新的路’。这样才可以解释我的思想，我的文笔的改变，我甚至承认自己投降。从此我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发表了新的文章。这些文章被称为‘歌德派’”(73)。 通过清除思想障碍，文学的计划体制得到了巩固，对于文学生产各个环节的规范和管理，也更加具有权威性。当然，由于作家的思想高度统一，创作手法和艺术风格也大同小异、缺乏个性，这就难免使其创作走向公式化、概念化。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作家心有顾忌。1959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四次编辑工作座谈会。当时刊物和出版社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是“闹稿荒”，会议参加者认为其原因是1958年大部分作家刚深入或转换了新的生活环境，旧有的写作计划又被搁置，创作“青黄不接”；1958年为搞“献礼”，不少作家被抽去搞电影剧本，还有一批人忙着写长篇、长诗。编辑们认为创作题材之所以狭窄，其根源在于：“一些具有雄厚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历的老作家，不愿打开自己的‘老箱底’，有的思想上有顾虑，有的不甘心写过去，而这一方面也正是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所需要和渴望知道的”；“关于在创作中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据说有些作家有意回避这类题材，觉得不易掌握，怕出错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写出来的东西，自然是四平八稳、没有冲突，平淡无奇，当然也就不符合生活的真实”(74)。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八字方针”的出台以及“新侨会议”、“广州会议”、“大连会议”的召开，为文学发展带来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但是，就其总体形势而言，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不断强化。 经过对计划体制的内在逻辑和组织方式的重新审视，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摒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论调，他呼吁：“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75)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倡导，一方面是鼓励作家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另一方面是推动作家的自我塑造。在“伤痕文学”引发争议之后，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讨论逐渐铺开，歌颂“社会主义新人”的改革文学逐渐取代揭示“伤痕”的潮流。在《作品与争鸣》组织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讨论会上，与会者达成一致意见：“社会主义新人存在于普通人民群众之中，是平凡的人而不是神化的人，不能脱离生活实际或浮在生活表面去随意编造。”(76)与此相应，对于作家塑造新人的要求也不再是“高大全”的标准，而是一个实在的“新人”，尊重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十七年”文学的计划体制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在经过纠错和改进之后，以一种特殊的变貌延续下来，去应对新的社会现实和文学环境。 ①《〈作家通讯〉改进计划》，《作家通讯》1955年4月号。 ②《努力完成一九五六年的创作计划》，《作家通讯》1956年2期。 ③④束沛德：《岁月风铃》，第70页，第68—71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⑤编者：《关于〈作家通讯〉》，《作家通讯》创刊号。 ⑥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部：《一九五○年文学工作者计划完成情况调查(一)》，《人民文学》第三卷第五期(1951年4月)。 ⑦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部：《一九五○年文学工作者计划完成情况调查(二)》，《人民文学》第三卷第六期(1951年5月)。 ⑧《一九五一年文学工作者创作、研究、翻译计划调查摘录(一)》，《人民文学》第四卷第一期(1951年6月)。 ⑨《一九五一年文学工作者创作、研究、翻译计划调查摘录(四)》，《人民文学》第四卷第一期(1951年6月)。 ⑩(60)胡乔木：《关于文学艺术团体为争取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的组织任务——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作家通讯》第6期(1953年11月15日)。 (11)《全国文联号召作家参加“三反”“五反”，从事有关的创作》，《人民文学》1952年3—4月合刊。 (12)《苏联作家一九五一年创作计划》，《中苏友好》第三卷第二期(1951年2期)。 (13)(40)《文学工作大跃进三十二条(草案)》，《作家通讯》1958年1期。 (14)(70)胡苏：《我的1958年规划》，《作家通讯》1958年2期。 (15)韩笑：《三年规划》，《作家通讯》1958年2期。 (16)卞之琳：《1958年业余创作计划》，《作家通讯》1958年2期。 (17)(34)《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到1967年的工作纲要》，《作家通讯》1956年3期。 (18)茅盾：《茅盾全集》第36卷，第3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19)巴金：《巴金选集》第十卷，第353—35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0)《中国作协1957年会员创作规划手稿》，引自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第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1)《中国作家协会关于业余作家创作假期问题的报告》，《作家通讯》1956年6期。 (22)《国务院同意中国作家协会关于业余作家创作假期办法的通知》，《作家通讯》1956年6期。 (23)叶浅予：《细叙沧桑记流年》，第324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24)田间：《最近的创作简况》，《作家通讯》1958年11期。 (25)巴金：《巴金全集》第十八卷，第6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26)冯雪峰：《冯雪峰论文集》(下册)，第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7)(51)(75)《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第7—8页，第6页，第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8)(5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6页，第7—8页，解放社1949年版。 (29)卞之琳：《下乡生活五个月的小结》，《作家通讯》第2期(1953年7月30日)。 (30)谷峪：《我们的农村在前进着》，《作家通讯》第7期(1953年12月31日)。 (31)记者：《李季谈下厂生活问题》，《作家通讯》第11期(1954年7月25日)。 (32)(64)《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四年工作计划要点》，《作家通讯》第8期(1954年2月15日)。 (33)《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五年工作计划纲要》，《作家通讯》第12期(1955年4月5日)。 (35)《克服缺点 繁荣创作——作协武汉分会创作委员会工作检查总结》，《作家通讯》第13期(1955年5月15日)。 (36)作协下放干部小组：《严重抗拒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的会员郑文光》，《作家通讯》1960年1期(1960年3月31日)。 (37)《作家、艺术家们，到农村中去》，《人民日报》(社论)1955年11月15日。 (38)《作家协会布置学习党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文件，组织作家下乡深入生活》，《作家通讯》1955年11月号。 (39)《大批作家分别深入农村》，《作家通讯》1955年11月号。 (41)《中国作家协会关于作家贷款和补助金的试行办法》，《作家通讯》1958年1期。 (42)《邵荃麟的发言》，《作家通讯》1959年4期。 (43)张永枚：《三年创作规划》，《作家通讯》1958年3期。 (44)孙芊：《三年创作规划》，《作家通讯》1958年3期。 (45)《要有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社论)，《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2日。 (46)《邵荃麟同志第二次的讲话》，《作家通讯》1958年4期。 (47)《推动全面 抓住重点》，《作家通讯》1958年10期。 (48)《运用集体力量》，《作家通讯》1958年11期。 (49)陆柱国：《和群众共同创作》，《作家通讯》1958年11期。 (50)《创作和生活及其它》，《作家通讯》1956年5期。 (52)《感应时代召唤投身生活激流——中国作协召开工作会议》，《作家通讯》1984年3期。 (54)《编后》，《人民文学》第二卷第五期(1950年9月)。 (55)茅盾：《争取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新华月报》1950年10月号。 (56)《关于召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的初步意见》，《作家通讯》1955年7月号。 (57)《积极准备，开好第二次理事会和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作家通讯》1956年2期。 (58)《关于培养新生力量问题及青年作者一般的思想情况》，《作家通讯》1955年7月号。 (59)《培养政治上好又有才学的人》，《作家通讯》1959年2期。 (61)《全国文协创作委员会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习计划》，《作家通讯》创刊号。 (62)束沛德：《全国文协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情况报道》，《作家通讯》创刊号；《全国文协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情况报道(续)》，《作家通讯》第2期(1953年7月30日)。 (63)田家：《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近况》，《作家通讯》第7期(1953年12月31日)。 (6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6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66)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89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67)冯文炳：《个人规划》，《作家通讯》1958年2期。 (68)吴天：《五年规划》，《作家通讯》1958年2期。 (69)吴伯箫：《文艺工作的跃进计划》，《作家通讯》1958年2期。 (71)冯至：《诗歌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艺报》1958年8期。 (72)郭沫若：《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人民文学》1959年1期。 (73)巴金《后记(之二)》，《巴金全集》第二十六卷，第649—6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74)《总会编辑工作座谈会上谈论的问题》，《作家通讯》1959年5期。 (76)本刊编辑部：《人民的希望 人民的前途——关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的讨论》，《作品与争鸣》1981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