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与理论总结的阶段成果，也是其实践深化与理论创新的发展过程，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为逻辑依据的。唯物主义的方法是其中重要的基础性方法。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①，其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②。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理论方法的唯物主义特性，理论抽象的规定都来源于作为实在主体的社会，“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③，“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④ 列宁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⑤ 唯物主义方法在认识论中充分地体现出来，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一般的理论工具，同时使认识论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引申出来，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唯物主义方法、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是一致的，集中反映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时，始终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他们倡导并坚持的唯物主义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和实践价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挥着方法论的奠基作用。
一、唯物主义方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统一性
唯物主义方法作为一般的方法论，也内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中以及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贯穿着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也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其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了三个方面的统一。
首先，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唯物主义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为人们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会贯彻其中，指导各种具体认识和具体实践的方法，以最大的效益发挥方法论的综合效能。“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他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工具帮助人们确立对待客观世界的正确态度，合规律性地认识世界和预见发展，合目的性地改造世界和创造未来。它是科学的先进的，又是现实的大众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高度统一的，并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催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以世界观方法论高度统一的形态指导着中国革命和实践，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性发展。邓小平“学马列要精，要管用”⑦ 的论述言简意赅而又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理论形态。“学精”，讲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论的唯物主义的继承；“管用”，讲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论的唯物主义的运用。“学精”和“管用”本质上是强调从实际出发，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显现出不可替代的方法论作用。
其次，认知规律与实践方法的统一。唯物主义方法揭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一般方法的规律性问题，同时又指导人们遵循规律并灵活运用具体方法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其中一以贯之的是从实际出发，谋划未来的事，做好当前的事。唯物主义方法的指导作用在于，它一方面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理，帮助人们正确认知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在最一般的方法上规范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帮助人们形成符合实际而又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法。用列宁的话来说，“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⑧，“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⑨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认知规律和实践方法是高度统一的，并表现出改革开放的特征。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始终强调，必须遵循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实践探索、实践检验、实践推进。邓小平关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⑩、“不搞争论”、“争取时间干”、“发展才是硬道理”(11)、“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12)、“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要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13) 等一系列的思想，集中标示了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唯物主义方法的科学运用。
再次，改造世界与完善自我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对主客体关系的理解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并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4)，“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5) 而在实践中，人按照两个尺度改变对象，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即通过积极地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改造世界与完善自我是高度统一的，并表现出不断升华的特征。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首先强调了“资格性”，提出“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16)，只有生产力发展、人民共同富裕才有资格讲社会主义，才能“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17)。江泽民着重强调了“代表性”，提出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要求，不断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全面强调了“和谐性”，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些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突出了改造世界进程中人的主体地位以及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趋向，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同时也是根本方法。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关系中的唯物主义方法
在以上的“三个统一”中，我们可以体悟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是一种物质的关系，它首先是一种实践关系，然后才是认识关系和评价关系，而这正是由于运用唯物主义方法才得出的结论。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关系中体现了唯物主义方法的实践性品格
所谓实践性品格，是指唯物主义方法与实践活动相契合。唯物主义方法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融合贯穿于正确实践之中。实践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本质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始终处于双向建构的状态，它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化”实践的性质规定和“中国化”实践的规律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形态的发展规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始终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前提下进行的，这里所昭示的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其发展的历史标度和实践阶段，不同时期的实践都必须强调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唯物主义方法贯穿其中，可以有三个层面的观照。
第一个层面的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群众自觉能动的活动，内含着分三步走，实现小康、构建和谐的目的要素。这个实践结束时将达到的结果，在实践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设计师们”的表象中观念地存在着了。当然，这种观念形态的目的，是以客观世界的现实存在及其规律为前提的，这一目的的形成，是分析和归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当前人们的愿望与社会各种客观条件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的综合结果，集中凝聚了实践主体的认知、情感和意志，充分体现在“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的关于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等一系列的论述中，它以主观的形式表现着丰富的客观内容，渗透到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起着能动的引领和调节作用。邓小平特别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18) 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唯物主义方法不仅排除了实践的盲目性、盲动性，而且坚持了实践的客观性、正确性。
第二个层面的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目的活动，必须通过改变外部世界的规定来实现，它总是指向中国社会的具体条件、环境和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不仅在于去做，更在于怎么去做，也就是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去做。首先是在明确的目标下，主体进行设计和计划，设计把目的具体化和明确化，计划则使目的的实现规范化和现实化。当以思维活动为主的设计和计划实现之后，主体随之转到以行动为主的试验和实施上，试验是一种探索性的实践活动，主体通过这一活动，使目的迅速进到实践，并反馈到设计和计划，进而排除其中的不切实际的因素，选择最佳方案实施。试验作为行动的起始，只是目的的部分实现，实施作为实践的深化阶段并产生结果，目的才由观念形态完全成为客观现实。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策论，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19)、“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20)、“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21)、“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22) 等一系列论述，生动地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进程，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唯物主义方法不仅坚持了实践的客观性、正确性，而且保持了实践的针对性、有效性。
第三个层面的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是长期的复杂的，主客体的实践关系也是不断深化递进的，它必然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社会条件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调整。客观世界走着自己的道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往往给主体的改造实践造成种种障碍和困难。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只有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在群众的实践经验中得到反馈，不断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得到调整，减少不符合客体情况和不利于目的实现的活动方式，前瞻地并实事求是地推进实践活动。解放思想，尊重群众的创造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由此，邓小平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3)，他要求全党“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24)。在这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唯物主义方法不仅保持了实践的针对性、有效性，而且保证了实践的原创性、持续性。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关系中体现了唯物主义方法的理论性品格
所谓理论性品格，是指唯物主义方法与理论发展相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去认识现代中国，进而为现代中国的改革发展提供理论指导，这是一个群众实践探索转化为理论诉求的过程，也是理论掌握群众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25) 我们的思想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唯物主义方法内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构建和理论提升的过程中并实现理论创新，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理解。
一是从理论内涵方面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中国现状与发展的客观反映和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关系的两个本质方面，以理论形式对中国社会的现状与特质把握的“反映”和以理论形式对中国改革发展规律把握与发展趋势预见的“创造”。其中对于三个重大问题的认识尤为关键，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正确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进而设定了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些理论的形成，遵循了唯物主义方法，即从实际出发、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原则、以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为前提，唯物主义方法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涵的继承性、科学性。
二是从理论构建方面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从生动的直观上升到抽象的思维的过程，是通过汇集分散的个别的创造性实践，从直接的现实的改革实践中抽象总结出来的。例如，关于所有制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就是从创造性的改革实践中得到突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这一生产组合形式既没有改变土地的集体经济性质，又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实际上预示着所有制改革的方向，党中央发现并肯定了这一创新实践，并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加以阐释和提炼，最终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理论。这里遵循的思维路径就是列宁所倡导的“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27)。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涌现的实践探索的案例，主体坚持唯物主义方法，不仅避免了用主观的成见或偏见去裁剪事实，简单地否定或肯定事实，而且避免了片面地罗列事实，武断地割裂或忽视事物的客观联系和历史的发展及内在规律。其中唯物主义方法的意义还体现在主体的选择性上，即在实践探索的个案中捕捉那些具有普遍意义或典型意义的现象。这种选择不是贴标签，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引导主体注意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正如邓小平所概括的：“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27) 唯物主义方法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分析和综合的准确性。
三是从理论形态方面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不断充实和创新的开放体系，具有自己的理论形态，这一理论形态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阐释、中国阐释与大众接受、大众运用的有机结合。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2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和广大群众的亲历亲受的创造，其理论形态是极为适合于传统与创新、领导与群众、理论与实践的互促互动、接受运用的。关键在于邓小平强调并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老祖宗不能丢”，“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29)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遵循理论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客观路径，及时发现和提炼人民群众实践的新鲜经验，用中国的方式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发深刻的理论观点，逐步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适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阶段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在理论层面、精神层面、实践层面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投身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唯物主义方法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时代性、大众性。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关系中体现了唯物主义方法的现实性品格
所谓现实性品格，是指唯物主义方法与价值追求相一致。价值包含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主体的需要和客体的固有属性。价值不能离开客体的固有属性，客体固有属性也不能单独存有价值；同时，价值不能离开主体需要，也不能仅仅归结为主体需要。客体的固有属性是历史的具体的，主体需要也是由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并在实践中产生的。主体只有唯物主义的客观地认识了客体固有属性和自身的需要，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关系还原成主体价值判断时，唯物主义方法的意义便凸显出来，唯物主义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价值目标实现的推进力量，这里所要把握的实质内涵有三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是理想价值，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终极目标的价值判断。主体价值判断首先要对主体需要作唯物主义的理解，主体需要实质上是一种具有对象性的客观规定，并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随意决定的，需要的形成是由于，在人类社会中生产着需要的对象，而因此也就生产着需要本身。因此，主体必须实事求是地依据客观需要、遵循正确的思维方法作出价值判断。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方法，就能使主体在价值判断活动中既认识到主体需要是由一定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又认识到主体需要的满足也是在一定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人们可以创造条件逐步达到基于社会规律的客观分析基础上的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理想愿景。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这一社会理想的科学表述，就是运用唯物主义方法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趋势，对社会发展的前景作了科学预测，并归结为工人阶级为之奋斗的运动，“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30)。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有着精辟的论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31)；“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32) 在这里，唯物主义方法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判断的“尊重历史—改造现实—预测趋势—创造未来”的完整路径。
第二个角度是现实价值，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现实目标和实现程度的价值判断。主体价值判断同时要对客体固有属性作唯物主义的理解，一方面，主体价值判断以事实认识为支撑点，是在对特定的客体固有属性的正确认识之上的选择；另一方面，主体价值判断又以实践观念为着眼点，把对客体固有属性的正确认识与获取客体价值的合理手段联系起来，着眼于对客体进行有目的的改造的实践，最大限度地满足主体现实的需要。这就是马克思所表述的深刻思想：“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33) 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主体价值判断的最终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达到共产主义终极目标的必经历史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判断，那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由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发展，通过发展生产力的途径，达到人们共同富裕的目的。人们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统一思想，不断深化认识，不断创新建设，对此，邓小平指出，改革的政策“要通过事实的证明才能被普遍接受”，“即使在主张和提倡改革的人当中，保留一点怀疑态度也有好处。处理的办法也一样，就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34)。在这里，唯物主义方法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判断的“正确认识—合理手段—阶段目标—实践检验”的实现方式。
第三个角度是执政价值，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主体实施价值追求的价值判断。主体价值判断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是历史的具体的，主体价值判断只有坚持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长远利益，从实际出发，才能作出符合实际的选择，从而自觉地并努力地去实现现实的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只要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那就不仅能够把全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35)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就要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去和进行建设的艰巨任务，“所以，我们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36)，这个特点就是执政为民，我们必须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必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37) 以上邓小平关于坚持党的领导、注意执政党的特点、强调执政的价值取向的一系列论述，对于社会主义本质在人民利益的层次上作了价值目标的界定，在这里，唯物主义方法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判断的“坚持领导—凝聚群众—改革开放—利益实现”的发展基础。
三、唯物主义方法对于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现实意义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关系的问题解决中，贯穿着唯物主义方法，唯物主义方法对于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恩格斯指出：“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3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具有客观规律，同时又充分体现出主体的能动性和首创性。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应该着重把握历史自觉、理论自觉、实践自觉三个要素，沿着这一思路，我们讲唯物主义方法的现实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认识。
首先，主体掌握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汲取历史经验，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觉创造历史的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自觉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发展规律有深刻的把握，对历史经验有深刻的反思，不仅科学地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远景目标，而且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任务，其结果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高举旗帜”，这面旗帜可以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与此相联系的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目标和历史任务成为全党全国的共同目标和共同任务，并进一步内化为社会整体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自觉性，其结果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把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汇集到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上。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唯物主义方法，凝聚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自觉，从而走出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对人类文明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次，主体掌握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促进理论创新，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其最新发展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共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其中蕴含的理论自觉在于科学地坚持继承发展，继承是发展过程中的继承，发展是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自觉意识到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内涵的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自从确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在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方面获得了根本的历史进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达到了质的飞跃。理论一旦掌握群众，立即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理论内涵的新拓展，从而在新的历史高度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推动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自觉意识到理论的传承和创新的路径，这就是立足中国现实，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开创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并用新的实践丰富基本理论，这实际上也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形式。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审时度势，坚持唯物主义方法，凝聚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理论概括，对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鲜经验进行理论提升，从而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的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再次，主体掌握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实施实践探索，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自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必须自觉地坚持不懈地将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创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自觉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以创新的精神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着眼于创造性地应用。任何一种理论的实践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甚至会遭遇失败和挫折，这就需要我们具有开创性和坚韧性，勇于探索，勤于研究，善于实践，特别是要振奋精神，把握好理论的精神实质，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保持清醒头脑，排除各种干扰，充分激发党的创造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从国情出发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客观分析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面临的困难，科学分析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政治上坚定、作风上务实，在具体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的创新应用，坚持唯物主义方法，凝聚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自觉，从而充分地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模式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1－102、1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9页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⑤ 《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0页。
⑥ 《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5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⑧ 《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0－141页。
⑨ 《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3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1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377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8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4、37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5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8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9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3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5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9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144页。
(25)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8页。
(26) 《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0页。
(27)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8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369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页。
(31)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1－352页。
(32)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1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85－586页。
(34)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5－156页。
(35)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7页。
(36) 《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4页。
(37)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2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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