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信息时代中国现代化难题的深层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中国论文,根源论文,信息时代论文,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正进入信息时代，我党正努力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全国人民正全力以赴地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然而，几乎每一个人都能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如此地步履维艰。尤其是信息时代，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不面临着诸如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等等一系列难题。我们认为，中国现代化应从解决这些难题入手来探寻自己的出路（注：刁生富，李章印：《走出冲突的和谐——信息时代的中国现代化》，《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2期）。同时，我们还认为， 在这些表层难题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本文作为文献[1] 的后续之作，试图专门探讨信息时代中国现代化难题的深层根源。
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latercomer）。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它和先发的已现代化的国家差距是明显的。我们在文献[1 ]中的现代化指标比较中已经谈到了这一点。M·J·列维所绘制的现代化时间与程度关系的曲线图也标识出了这种差距。（注：M·J·列维著：《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吴荫译，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其实，中国现代化和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巨大程度落差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启动这两种现代化的动力根本不同。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现代化是由自身的制度、结构、文化传统促成的，它是一个自发的内生发展过程。正如列维所说：“现代化的先行者是逐步开始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的，从一个很小的规模，逐渐扩大”（注：M·J·列维著：《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吴荫译，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这里，启动现代化的动力来自内部，外部的影响处于次要地位。现代化本质上是由内部创新所引起的社会变迁。西欧、北美的发达国家在这一社会变迁过程中，尽管也面临诸多矛盾和文化冲突，但总体而言，这种矛盾和冲突是以一种线性的时间序列展现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和冲突就被消融于历时性的发展过程之中，从而被时代主题的历时性转换所消解，因而并没有表现出激烈的对抗和选择的困惑。
与发达国家内发型现代化相反，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具有被动抉择的性质。这种现代化并不是由内部因素促成的自然发生的过程，启动现代化的动力来源于外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打开中国门户的同时，强行向中国输入它们的现代化及其思想文化，中国人民在屈辱中开始了现代化及中西文化的交流过程。由于门户开放，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另一个世界及其文化。思想认识方面，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历次变革中，经历了变技术、变政体、变政治、变科学文化、变整个社会的认识过程；现代工业的发展方面，一开始就是由外国资本主义在华造就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是伴随着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运动，在回应外国资本主义“坚船利炮”的挑战的过程中，由外部力量的刺激而引发和促成的，是对现代性之外部挑战的回应。这种现代化，罗荣渠称之为“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又称“外诱变迁”（exogenous change）（注：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我们说一种现代化是外源现代化，这仅仅是从现代化的启动上讲的，而现代化的推进，则必须根植于自身的国情，因为发展只有在内部的发展潜力被广泛有效地动员起来时才有现实可能性 （注：DieterSenghaas,Europe's Development and the Third World Economics,1986.Vol.34）。这里必然会遇到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 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所谓传统，是指一定区域内一定社会生活共同体中的人们在历史过程中，能动地生成和积淀下来的思想、观念、行为和制度的文化组合体。从现象上看，传统就是历经延传而一再出现的东西；从本质上看传统是社会关系共同点的表现。金耀基根据海根（Everett·E·Hagen ）“传统社会”的定义，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传统取向，农业性，身份取向与层阶取向，神圣性与权威主义，原级团体（宗法团体），特殊主义与关系取向，功能普化（分工简单），准开放的二元社会（士与农、城与乡、大传统与小传统）（注：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8～10页）。所谓现代性， 是指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性质”。举凡现代社会的特征属性，如工业化、都市化、普遍参与、性俗化、高度的结构分化、普遍的成就取向，以及科学性、民主性、理性、个性等等，都包含在现代性的范畴之中。这些特性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生成和展开的，体现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活动和各个向度之中。
从时间序列上看，传统之所以称之为传统，必然是“过去了”的事物在现实中的延续，从而对于当今和未来都含有其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的一面。而且，从传统中不可能自发延伸出现代性，因为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产物，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突破和否定。因此，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无论哪一种类型的现代化，在其推进过程中，都面临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只是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在欧美等国家的内发型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现代性因素是从本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是在同一文明圈内逐步展开的，是本社会内部两种因素的斗争，因此，对传统的变革是渐进式的自发过程；而外发型现代化则是一种由外到内的传导性社会变迁，其现代性因素不是从社会内部产生出来，而是从外部传播进来的，因此，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是一个社会内部因素和外来因素的斗争，表现为两种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
中国现代化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不仅存在着一个程度落差，而且存在着一个时代落差。一百多年前，当由西力东侵而引发中国现代化的时候，中国是典型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西冲突的实质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冲突。其时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是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中国现代化的实质和核心是实现工业化及其相应的社会转型。
一百多年后，由于现代信息革命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已完成了工业社会而进入到信息社会，而中国社会尚没有完成工业化。在这种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三重矛盾冲突中，中国的现代化就变得更加复杂。正如一位论者所指出的：“中国的现实问题在于：一方面，它基本上尚处于前现代化阶段，必须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世界还在前进，相对于中国的超前发展已然形成气候，还没有现代化的中国人毕竟不能回避后现代的要求。 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处在前后夹击之中……”（注：刘大椿：《人文背景下的科学精神》，《哲学动态》1995年第9期）。
首先，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不仅城乡差别很大，而且中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民，中国社会在主体上仍处于前现代农业社会，这就客观地决定了自然经济格局的旧习依然存在，封建意识根深蒂固，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原始的、自在的“天人合一”观念之上，它对自然血缘关系和论理纲常的强调、对科学技术的拒斥等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与体现自由、自主、创造性、开放性的现代性发生冲突，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不利的影响。
其次，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之中，也就是说，中国正努力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但是，中国在进行现代化之初，已和西方国家有着极为不同的背景。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之初，工业文明正方兴未艾，朝气蓬勃，科技理性塑造了超越狭隘经验的科学思维和理性活动方式，人本精神代表着自由自觉的主体的参与精神、批判意识和创造性，二者和谐互补，共同规定了现代人征服自然、创造世界的价值导向。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盟被打破，从而造成代表现代性根本特征的科技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分裂和对立。正如布莱克所说：“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与其所提供的机会一样大”。“这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人的错位和痛苦的高昂代价换来新的机会和新的前景”（注：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8页）。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也带来了地球有可能遭受严重破坏的危险；现代工业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却带来了环境污染和能源枯竭；现代商业促成了社会的繁荣，却也俗化了人的精神领域；自由的争取，则引发了无休止的暴力。人口膨胀、经济发展失衡、饥荒、核威胁，乃至人的异化，这一切都足以破坏自然环境的平衡和人类社会的和谐。这一切都在证明马克思的话：“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现代工业、科学和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在中国进行现代化之时，西方工业文明已高度发达，上述弊端和危机已暴露，科技理性和人本精神将工业文明的正面和负面效应同时展现给我们，这不能不使正在进行现代化的中国产生极大的价值冲突和混乱。
再次，正因为工业文明内在的缺陷和弊端，才使西方社会展开了对其不同侧面的批判，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的过渡，尚未实现现代化的中国，过早地使后现代文化介入了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后工业文明和后现代文化本身也并非完美无缺。这又不能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新的冲击。
这样，前现代化的、现代化的和后现代化的这种在西方社会历时态出现的问题，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都共时态呈现出来，并且相互缠绕在一起。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中国和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但在生存方式上，我们却不得不和发达国家一样，既面临同样的“现代化痛楚”和“发展性危机”，也面临着同样的诸如媒介污染之类的后工业社会的最新“富贵病”。这样，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结构中的弊端、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危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同时共存，并呈现出异常复杂态势。原本意义上的传统与现代性二重冲突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化成一个传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三重冲突。正因为这样，西方现代化历程中的“历时态”矛盾和冲突在当代中国被“共时态”化，而且在较短的时间内以突发的形式迅速展开，因而更加尖锐、复杂和激烈。可以说，这就是中国现代化之所以出现一系列矛盾和冲突的深层根源所在，而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等的一系列难题，不过是这一深层矛盾在不同层面上的外在表现形式。
收稿日期：1997—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