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荣晋与《中国实学思想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学论文,中国论文,思想史论文,葛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调整视角 创造新潮流
对中国学术思潮，我们已经习惯于约定俗成的解读，如先秦诸子、两汉儒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乾嘉考据等，因此当1989年三卷本的《明清实学思潮史》（齐鲁书社出版），以126 万言的巨大篇幅在系统推出“实学”概念，的确引起学术界的躁动，也引起海内外众多学子投身其间。几年过去，三卷本《中国实学思想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出版，俨然使“实学”成为一门“显学”。
实学研究，葛荣晋教授居功最高。他开国内实学研究先河，继与陈鼓应、辛冠洁两教授联袂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之后，在1990年即酝酿撰写一部系统的中国实学通史，经殚精竭虑，联络海内外专家学者60余人，耗时4载，终于在1994年完成了160万字的《中国实学思想史》巨著，实现了对实学研究的理论总结。
葛教授转向实学的研究和挖掘，是内因外缘的藕合。他原来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关注宋明理学，焦点又是王廷相、张载。在宋明理学中摸索了20多年，葛教授觉得王廷相、张载的元气实体论不是宋明理学所能囊括的，以固有的方法和程式研究程朱、陆王在取得巨大成绩以后已走到尽头，迫切需要引进新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寻找新支点，开拓新领域，再创宋明学术的辉煌。葛荣晋教授广泛搜集信息，敏锐地追寻突破口。日本、韩国实学研究的繁荣现状及其在近代化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引起了他的关注。实学的根无疑在中国，韩日的实学是中国实学的延伸，为什么我们对实学的研究忽视到几乎为零呢？葛教授在羞愧中惊喜地发现，实学，实学不就是一个重新解读中国学术的视角吗！？他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突破口。
当再次面对宋明学术之时，葛教授放弃了原来唯物与唯心、理学与心学二元对立的视角，从实学的切入便立即显现出一个辉煌的世界。宋明学术宛如庐山，唯心、唯物、理学、心学的任何一个角度所拍下的照片，只是单调的重复，尽管有深有浅有隐有显，它高低远近以及绝壁险峰的多彩景色，只有在不断调整角度中获得。葛教授把角度调整到实学，显景框里便映射出宋明学术一幅崭新的风景。他找到了宋明学术中一座品位极高的富矿的入口。葛教授以其学术良心的感召和出色的组织，率领由海内外60余名学者加盟的采掘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中国实学这座富矿，几度艰辛，积攒成《中国实学思想史》。
无庸置疑，以葛荣晋为核心的中国实学研究，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受道统说模式影响，传统学术涉及宋明便以宋明理学概之，讲程朱理学讲陆王心学，而忽视王廷相、张载从体用结合上阐释的以及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中蕴涵的实学。《中国实学思想史》打破宋明学术两足并行的传统格局，恢复了它理学、心学、实学三足鼎立的本来面貌。同时，受“左”的思潮影响，传统学术以唯心和唯物绳之以宋明学术，对程朱理学派和陆王心学派，只讲其“虚”忽略其“实”，夸大其“虚学”部分省略其“实学”部分，再以唯心主义断之。《中国实学思想史》既注重宋明学术的心学和理学的“虚”及其“虚学”，也挖掘其“实”及其“实学”，从而又恢复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全貌。《中国实学思想史》既填补了宋明学术实学研究的空白，又唤起对宋明理学的重新评估。
葛荣晋教授在文化潮流迭起的80年代，没有赶那些风起云涌的潮流，而是追寻支点，调整视角，潜心创造新潮流。葛教授及其同盟者们的实学研究，不仅把国内曾无人涉足的实学“冰窟”升温成“热点”，创造国内学术研究的新潮流，而且后来居上，超过韩国、日本，统领世界实学研究的潮流。这种成功的治学本身，就是一笔珍贵的学术财富。
实学：实体达用
实学冲击学术论坛，抢夺话语权柄，人们对这匹从传统学术丛林杀出的“黑马”投以惊异的目光：实学？实学是什么？
“实学”，是与“虚学”相对应的，实学家在同“虚学”辩论中往往以“实学相期许”，以它作为对自己学术思想的概括。北宋程颐为挽救社会政治危机，在吸收佛老本体论原则的基础上，针对唐汉以来俗儒“记诵辞章之习”和佛老“虚无寂灭之教”，弘扬儒家“内圣外王之学”，将“内圣外王之学”升华为“实体达用之学”，从而构成中国实学的基本模式和理论框架。这既标志着中国实学的诞生，也昭示了它的基本内涵：实体达用。
“实学”这一概念，被程颐推上学术舞台之后，其涵义因历史氛围和文化氛围的变迁而纷纭复杂，但九九归一，它们只是沿体用结合的思路，充实丰富“实体达用”的内在意蕴。从“体”和“用”的角度纵观各家观点，“实体”分为宇宙实体和心性实体，前者的代表是王廷相、王夫之、戴震的元气实体哲学，后者以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的道德实践论为代表。据“内圣外王”的原则，“实体”必须转向“达用”，“内圣”之实体必须转化为“外王”之实用。“达用”又有两层基本含义：“经世之学”，即用于经邦济民的经世实学；“实测之学”或“质测之学”，即用于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技术，并由此衍生“明经致用”论、“史学经世”论以及考据实学、启蒙实学。实学就是这么一个多层次的概念，不同时期、不同学派和不同学者或偏重于“实体”，或偏重于“达用”，或二者兼而有之，亦或偏重二者之一的某些内容，但都没有超出“实体达用”的理论框架。
在中国实学的多层意义结构中，经世实学是主流和核心，其它层次意义的实学均是围绕它展开的。以经世致用为基本精神的经世实学，既表现为揭露与批判在田制、水利、漕运、赋税、兵制、边防、吏治诸方面的社会弊端，又表现为提出并实施改革时弊的救世方案，还包括明经致用论和史学经世论，把治经考据作为经世的学术杠杆。而实体哲学和道德实践论是经世实学的思想基础，包括以“气”为本体的本体论，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实性”为内容的人性论，以“实功”为杠杆的道德修养论，以利欲为内素的义利统一论。实测实学是经世实学的科学内容和手段，既包括中国古典科技，也包括由欧美输入的近代科技。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又是经世实学的学术依据及其向近代新学自我嬗变的尝试。经世实学是中国实学的主流和核心，并不是要以经世实学等同中国实学，而是从核心和主流层面对中国实学本质的揭示。
“经世”，蕴涵入世——治事成治道——治法三个渐秩推进的意义层次。经世实学依其在“内圣”与“外王”取向的偏重，又可分为内圣型经世实学和外王型经世实学。“实体”与“达用”、“内圣”与“外王”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密不可分，中国实学就是随其主流和核心在或侧重于内圣型经世实学，或侧重于外王型经世实学，亦或两者平行互重的交替转换中发展、丰富、完善直至衰竭的。
中国实学肇始于北宋程颐，终结于以“中体西用”为理想模式的洋务运动，曾国藩、张之洞是中国实学的殿军。其间800 年的实学演变历史，可分为三：（一）从北宋至明中叶，是中国实学的产生和发展阶段。它既包括理学、心学体系中的某些实学思想，也包括功利派的经世实学思想。程朱陆王的理学心学致力追求道德性命之学，多次使用“实学”概念、阐述实学思想，具有重实体轻达用的内省趋向。王安石、叶适、陈亮等由道德性命之学转向有实、有用，由重实体转向重达用。但它们或重实体或重达用，没有两者统一的理想势态。（二）从明中叶至清乾嘉时期，是中国实学的鼎盛和繁荣时期。实学家们在同“空虚之学”的辩论中，建立起完整的元气实体论哲学体系，把元气实体之学与多姿多彩的达用之学有机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实学最完备、最成熟的理论形态。随着西学东渐和社会变更、西方科学、考据实学、启蒙实学更丰富了它的内容。（三）从清道咸到同光年间，既是中国实学的高涨期，也是古典实学通向近代新学的转型期。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实学由封闭走向开放，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中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从“内圣外王”到“实体达用”，中国实学为我们把握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支点和杠杆。
现代价值的转换
面对中国实学的历史陈迹，葛荣晋教授及其同盟者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为曾经辉煌的实学再唱一次挽歌，他们立足现实，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衔接点，探求一条由古及今再走向未来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绝不是西学的移植或儒学的复兴，而是中西文化冲撞、融合的产物。中国实学作为跨进近代中国前夜的传统文化最后形态，它既是古代文化最高水平的总结，又孕育了近代新学基因，它所蕴涵的原典精神超越时空地沉淀在现代人的心理结构之中，从而使中国实学成为与外国文化冲撞、融合的基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通向现代化的桥梁。这是葛教授致力中国实学研究的宗旨所在。
实事求是的“崇实”精神。实学崇实黜虚，在本体论上，讲“元气”讲“实理”；在心性论上，讲“实性”讲“实心”；在修养论上，讲“实修”“实功”；在认识论上，强调“实行”“实践”；在人生价值论上，主张“经世”“实政”“实测”；在学风上，讲究“实言”“实风”“实干”。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对实学的这一实事求是的“崇实”精神作了科学的弘扬和诠释。从一定意义上讲，今天我们反复强调并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可以说是中国实学“崇实”精神的弘扬和发展。
兴利除弊的“经世”精神。中国实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兴利除弊的社会改革史。每当内忧外患之时，必然会引发实学思潮。而每一次实学思潮的出现，其历史使命总是兴利除弊，以挽救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为目的。实学家既从社会政治经济上揭露当时的种种积弊，也从思想上批判佛老和理学末流的空疏之风以及各种禁锢人性的陈规陋习。他们在高扬批判大旗的同时，又在田制、水利、农技、赋税、漕务、边务、兵制、吏治、科技诸多方面提出系列改革方案，甚至亲自发动和领导社会政治改革运动，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这种以兴利除弊为主旨的实学思潮，不但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改革提供丰富的经验教训，也激励我们在困难中推动社会前进。
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中国儒学“重道义、轻技艺”的思想传统，对弘扬科学精神有很大的阻滞，但中国实学始终注重弘扬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从宋代的“天地动植之学”和“格物游艺之学”，到明清之际的“实测之学”再到“格致之学”，实学家们都自觉地把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纳入中国实学的目标。继承和弘扬这种科学精神，正是从古代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衔接点。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应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指导思想，大力提倡“科技兴国”，努力促进现代科技的长足发展，使中国早日跨进世界科技强国之林。
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从中国实学史来看，实学并非凝固不变的，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思想体系。中国实学的开放精神，主要表现在它与外来文化的双向施动和双向互补两个方面，它不断地从外来文化中吸收营养，又不断将自己的思维成果奉献给世界各国。实学的开放精神说明，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想超越自己的传统文化，决不能将外来文化拒之门外，而采取封闭自省的方式；没有各国与各民族不同文化的互相渗补，要实现本国传统文化的更新和发展是不可能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对立和互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实学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开放品格。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既可以从中国实学的开放品格中借鉴经验，也可以增强我们开放的信心和勇气。
葛荣晋教授表示，对中国实学原典精神的挖掘尚未完结，但它实事求是的“崇实”精神、兴利除弊的“经世”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从实学走向现代化的支点。在这些支点之上，如何连点成桥，引导外来文化与中国实学的冲撞融合，以现代人的心态和社会需要去转换中国实学，从而完成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艰辛旅程，乃是葛荣晋教授及其同盟者们正在致力研究的课题。
我们轼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