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高校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新进展论文,高校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截止到2003年，在高校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有14595人，几乎占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人员的1/6。他们在从事经济学专业与经济学公共课程教学的同时，不仅承担了大量的国家、省部级纵向课题和由企业等机构委托的横向课题，而且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的论著，对于经济学的发展与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企业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检索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1998—2002年的数据，经济学领域中发表论文最多的前20名机构中，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其余19个均是高校，占前20名发表论文数量的86.72％；在经济学领域汇总被引次数最多的前20名机构中，80％为高校；在发表论文最多的前20名作者中，大部分都是高校教师；无论是经济学领域被引次数最多的20名学者，还是被引次数最多的10篇论文的作者，大部分也是高校教师。[1]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高校教师是我国经济学研究的主力军。
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经济学界对2004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是否过热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宏观经济在总体上不存在经济过热。北京大学的厉以宁认为，中国经济“怕冷不怕热”，不能轻言经济过热。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指出，2003年中国GDP高速增长具有恢复性增长和补偿性增长的性质，属于从经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经济周期形态转换过程中的经济扩张初级阶段，总体上并不存在经济过热现象。[2]复旦大学的袁志刚、何樟勇认为，衡量经济过热的重要指标之一的通货膨胀在2004年并不明显。[3]南开大学的逄锦聚认为，2003年出口、投资、经济增长速度增长较快，不能认为是经济已经过热，而是国民经济恢复性增长的常态。[4]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我国经济存在局部过热。北京大学的吴树青赞同这种局部过热的说法，他指出，由于结构性原因以及部分行业投资增长速度过快，中国经济出现了局部过热的现象，但在总体上不能说已经过热，不需要“踩急刹车”。[5]中央财经大学的邱明也认为2004年中国经济经历了部分行业局部过热。[6]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晓求认为，所谓经济过热主要是结构性的，而非总量性的过热。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存在总体经济过热。[7]
一些学者对经济过热的成因进行了探讨。北京大学的林毅夫认为，经济过热是银行贷款增加造成的。复旦大学的张军也认为治理投资过热重在治理银行。他指出，在一个银行主导的融资体系下，经济过热的出现最终都是银行信贷扩张的结果，这一次的经济过热也不例外。[8]北京师范大学的金三林指出，各种社会因素造成的成本软约束是导致当前我国投资过热的主要原因。[9]南京大学的沈坤荣等人认为，投资过热的源头主要是各级地方政府，需要进行制度创新，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10]
对于采用何种宏观经济政策来治理经济过热问题，众多经济学家纷纷献计献策。江西师范大学的卢宇荣赞成以市场为导向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并指出中央银行动用总量调节手段不宜收缩过大。[11]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认为，应该继续采取适度扩张的需求管理政策取向。[2]暨南大学的刘洁、郭海华则强调了加快金融、行政等体制改革、提高生产效率、完善市场制度对于解决经济过热的重要性。[12]
针对2004年我国宏观调控的效果，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大多数学者都基本肯定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例如，中央财经大学的邱明指出，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使经济逐步趋向稳定、协调，国民经济整体上保持了速度较快、活力较强、效益较好的局面，但宏观调控仍需防止反弹。[6]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南开大学的周立群、伍志文发现，加息能够抑制经济过热的观点没有得到实证的有利支持，加息政策的有效性并不显著。[13]厦门大学的胡培兆指出，当前积极财政政策已渐显弊端，应该逐渐淡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心应放在加强供给管理上。[14]北京大学的宋国青则认为，即使国家现在开始改变政策，采取较为温和的扩张性政策，2005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继续下行的趋势也很难转变，下半年才可能掉头向上；如果国家采取更加紧缩的政策，2005年通货紧缩恐怕在所难免。[15]
在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实证分析方面也取得了进展。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联合课题组，对通货膨胀和投资、产出、过度货币供给等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分析。[16]中国人民大学的郭庆旺、贾俊雪分析了经济波动对于投资波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冲击的动态反应，以及投资波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力度和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17]吉林大学石柱鲜等人采用基于菲利普斯曲线和奥肯定律的状态空间模型估计出我国的潜在GDP和失业偏移率，在此基础上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18]
三、国有企业改革研究的新进展
2004年，以“郎顾之争”为标志，在学术界和公众中掀起了一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讨论。经济学家分成“拥郎”和“批郎”两个阵营。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韩德强等人支持郎咸平的观点，北京大学的张维迎、周其仁等人则对郎咸平的观点持批评态度。
“郎顾之争”引起了经济学家对我国产权改革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的纪宝成认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英美的公司制度，而是要结合中国国情，建立具有社会主义内涵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明晰”并不等于私有化；我国国有企业并非是一种天然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新古典的效率标准难以真正把握国有企业的效率本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并不意味着国有经济应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导致对现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行错误解读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人在理论上没有真正把握国有资本作为资本的本性，在法权上错误地理解了国有资本的最终归属。[19]
清华大学的崔之元从所有者掠夺理论和“金字塔控股结构”的角度，提出要慎对国有股协议转让。[20]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瑞龙认为，国有资产流失并非只是经理人的败德行为，关键是监控经理人的所有者缺位，所有者甚至与经理人合伙瓜分国有资产，因此，保护国有产权的核心是明晰产权关系。[21]北京大学的张维迎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国有资产流失，国退民进是创造财富而不是瓜分财富。他呼吁产权改革越快越好，不可以丧失时机。[22]中山大学的谭劲松、郑国坚认为，虽然产权清晰并不必然带来企业效率的提高，但却是提高企业长期效率的前提。因此，通过各种形式的民营化优化企业的产权安排将是公有制企业改革的必然出路。[23]中山大学的孙群燕、李杰、张安民则认为，在国有企业相对生产效率很低的情况下，必须对其进行非国有化改革，但是，如果国有企业相对生产效率不太低，完全非国有化并不能最大化总体福利或政府支付。[24]
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也是理论研究的热点。南开大学的李维安、曹廷求发现，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并没有对银行绩效产生影响，同时，集中型股权结构对银行绩效有明显的积极影响。[25]西安交通大学的刘磊、刘益、黄燕也认为“一股独大”并不能成为国有企业治理失效、引发严重的内部控制问题的关键解释变量，更为有效的解释变量是国有产权职能行使的有效性。[26]武汉大学的徐涛认为，国有企业存在着剩余索取权虚化的现象，需要建立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27]
在治理机制设计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瑞龙认为，治理结构与企业竞争力有关，而由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替代资本雇佣劳动逻辑对于提高公司治理结构效率至关重要。[28]中国人民大学的郑志刚探讨了内部和外部控制系统及其整合对降低由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产生的代理成本的作用。[29]西安交通大学的冯根福提出了双重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在以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按照双重委托代理理论的要求降低双重代理成本，更有利于实现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30]
部分文献研究了职工持股问题。清华大学的宁向东、高文瑾发现，在职工持股期间与上市流通之后，职工股与公司财务业绩之间具有不同的相关关系。[31]浙江大学的姚先国、郭东杰认为，我国现有的职工持股模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关系问题，需要从经济运行机制上保护人力资本产权的经济利益，构建职工持股共同治理模式下的分享制。[32]
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和预算软约束是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改革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北京大学的林毅夫、刘明兴、章奇的实证分析表明，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是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主要原因。[33]林毅夫，李志赟认为，政策性负担将导致国有企业治理的道德风险，并进而带来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34]对此，西北大学的刘明宇、赵守国认为，仅仅消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是不够的，关键是通过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消除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的盈利软约束。[35]
国有企业改革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瑞龙专门撰文，区分了所有制、所有权与产权的不同含义，并给出了产权明晰化的具体条件。[36]北京大学的厉以宁认为，国有资产重组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它的含义就是把传统的公有制改造为新公有制。新公有制主要包括新的国家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公众所有制、公益性基金所有制等四种形式。[37]南京大学的洪银兴研究了适应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所有制类型。[38]
四、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2004年高校的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特点是侧重于对中国制度变迁过程的应用研究和实证检验。政府行为、尤其是地方政府行为成为本年度的热门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瑞龙、卢周来从契约理论的角度指出，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主要原因在于应该由国家作为第三方强制实施的正式契约无法有效实施，因为国家拥有的部分绝对权力在追求租金最大化的动机下被滥用。[39]北京大学的林毅夫和刘明兴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中国政府坚持比较优势的战略是20多年来工业化成功的关键。[40]北京大学的周黎安用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模型，为理解我国区域经济竞争与合作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视角和框架，解释了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现象。[41]中国人民大学的周业安等人从实证角度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对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的影响。[42]南开大学的肖黎认为，地方政府在转轨时期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比例的选择，影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路径。[43]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小龙分析了现阶段地方财政分权模式对于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扭曲效应。[44]中山大学的马骏、侯一麟认为，中国省级预算中的非正式制度，是省级政治中的政治家发展出来的一种制度，以解决他们在制定和实施预算合同时所面临的交易费用问题。[45]
企业理论依然是重要领域。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瑞龙等人综述了网络经济学的发展，并分析了企业间网络这一新型组织形式。[46]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其静分析了科斯主义企业理论的特点和不足，认为应该在交易视角的基础上考虑生产视角，从历史、动态的角度考察企业和市场的发展过程。[47]中山大学的陈宏辉、浙江大学的贾生华从实证角度将我国企业的10种利益相关者细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蛰伏利益相关者、边缘利益相关者三大类。[48]
对制度经济学其他分支的认识得到深化。中国人民大学的聂辉华比较全面地综述了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和未来挑战。[49]浙江大学的张旭昆分析了制度系统的关联性质、福利性质和认知对制度演化方式及绩效的影响。[50]复旦大学的汪立鑫从收入分配角度分析了制度演变的方向。[51]安徽大学的荣兆梓分析了新制度经济学为什么适用于中国的原因。[5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比较一直引起关注。厦门大学的何宇从不完全合约的角度分析了马克思的企业理论。[53]重庆大学的陈仲常、杨怡比较了马克思雇佣劳动理论与现代企业合约理论的差异。[54]河北师范大学的刘凤义、沈文玮比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同。[55]
五、银行改革与资本市场研究的新进展
国有银行的改革是本年度金融研究领域的热点。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杰从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指出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是经济改革过程中诸多矛盾与利益博弈的长期积淀，解决方案应采用演进主义的方法论，绝不可毕其功于一役。[56]未来国有银行改革路径的最优选择是国有银行制度与逐步走向市场化的中国经济的某种有效搭配均衡。[57]西南财经大学的陆磊、李世宏基于对国有银行改革成本、注资安排和存款保险机制设计等模式的重新思考后提出，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应合并为“中国国民银行”，保留国有独资；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应单独改制，从国有独资到国有控股，最后实现市场化商业银行模式。[58]西安交通大学的李义奇提出了银行改革的三种推动力量假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间）。[59]
银行股份制改造依然是本年度讨论的重点。西南财经大学的朱南、卓贤、董屹运用回归模型分析得出，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和国有商业银行较低的盈利能力是其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机构精简只在短期内有效，更重要的是股份制改造。[60]西南财经大学的刘锡良、王正耀从股权结构安排、上市模式及上市地点的选择、公司整体框架的搭建及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入手对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做了理论上的分析与阐述。[61]暨南大学的时旭辉运用西方超产权理论研究后指出，产权制度改革必须围绕公司治理结构这一贯穿改革始终的主线，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局面，才能取得理想的成效。[62]
在对中国资本市场现状研究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晓求提出了当前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三大问题（透明度、资金多元化、股权分裂），[63]并提出应当构建以市场透明度为核心的资本市场秩序。[64]北京大学的曹凤歧撰文指出，中国应当发展广义的资本市场，大力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65]
本年度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是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山东大学的于殿江、周成建指出，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是金融体系发展的客观要求。[66]中国人民大学的梅君认为，应当消除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体制性障碍，改变中国资本市场的股权分割现状，拓宽保险公司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以QDⅡ制度为契机，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67]
在中国资本市场结构研究方面，吉林大学的赵振全、蒋瑛琨对我国资本市场结构研究后指出，我国应当加快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68]南开大学的马君潞、牛凯龙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在于股票市场的结构矛盾，应当在完善市场制度建设的同时，着手解决股权割裂问题。[69]
六、公共财政研究的新进展
税收、支出与经济增长始终是公共财政研究领域经久不衰的一个主旋律。北京大学的张晏、龚六堂研究了两个不对称地方经济中的政府最优税收、最优公共支出和最优转移支付理论以及相关的公共政策。他们认为，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服务竞争和税收竞争极大地影响了个人和政府的最优决策，拥挤效应和实际禀赋效应放大了通常意义上的收入效应水平。中央政府应打破已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优化转移支付资金的结构，提高财政政策效率。[70]东北财经大学的张海星通过协整检验论证了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同时，他也认为，我国的经济改革正在进入新一轮的调整阶段，公共投资的结构性调整势在必行。[71]
政府财政的预算结构也是目前国内公共财政研究的重点方向。这一问题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改革来说已经显得十分重要。中山大学的马骏、侯一麟用交易费用的理论框架分析了中国省级政府预算中的非正式制度，从而有效地解释了中国财政预算体制的原因和主要形式。他们认为，中国省级预算体制中存在的非正式制度是省级政治中的政治家发展出来的一种制度，以解决他们制定和实施预算合同时所面临的交易费用问题，具有很强的相关性。马骏、侯一麟同时指出，这种非正式制度包括三种横向非正式制度：预算产权、部分等级制以及完全等级制，在三种横向非正式制度基础上形成了“以关系为基础”的纵向非正式制度。[45]国防大学的姜鲁鸣通过一个简单的斯坦克尔伯格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国国防预算制度中的效率配置问题。他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国防开支规模和结构都显现出明显的不合理特征，这表明我国的国防预算体制还处于非均衡状态。改变目前不合理的非均衡状态的主要压力在于主体缺位和多元并存，从而形成了各种利益主体的动力结构和资源有效配置之间的长期非均衡状态。[72]
当然，对于政府权力配置不足所产生的各种腐败问题也是转型期中国公共财政研究的一个重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杨灿明、赵福军研究了行政腐败内生的增长模型。他们认为，当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边际生产率比较高，税率比较低以及由腐败引致的调整成本比较高的时候，行政腐败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占主导地位。[73]北京大学方晋的实证结果却表明，公务员相对工资对腐败的程度高低没有解释作用，而经济自由度和法制水平有着显著的解释作用，政治制度的解释作用则不确定。[74]另外，厦门大学的张馨通过政府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来讨论我国公共财政监督变革的必然性，同时也对此提出了众多有益的政策建议。[75]东北财经大学的王亚芬、梁云芳针对我国财政体系中的巨大风险，提出要建立财政风险预警系统。[76]云南大学的罗美娟、袁钦还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地区产业的发展问题。他们的研究认为，财政分配体制的变化直接影响地方利益的形成，从而影响我国烟草产业的发展模式。[77]东北财经大学的金双华、孙晓峰专门分析了地方财政支出的国际对比。他们认为，我国地方财政支出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因此我国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调整支出结构，简化政府职能以及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支出的力度。[78]
七、我国市场秩序研究的新进展
2004年经济学界对市场秩序的本质、作用以及我国市场秩序的现状、成因及构建良性市场秩序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的纪宝成认为，市场秩序是一种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利益和谐、关系和谐、收益共享、竞争适度、交易有序、结构稳定的资源配置状态和利益关系体系。市场秩序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在实现利益和谐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创造并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最大化。[79]为实现利益和谐以及利益和谐下市场秩序的和谐，必须对利益关系进行重构和协调，消除导致市场秩序混乱的制度性根源、分配性根源和经济落后性根源。纪宝成同时还深入分析了应用中的一系列问题。[80]纪宝成和刘元春批判了市场秩序构建的古典自发演进观、理性构建观和立宪自发演进观，认为应该采取构建一演进和谐论，其要点是：注重制度、政治、伦理、社会整合和规则基础；构建中的演进和演进中的构建结合；重视模式选择的相机性；对于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必须以构建为主。[81]
南京大学的洪银兴从博弈论的视角，认为我国现阶段市场秩序混乱源于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为实现从低效的非合作博弈均衡向高效的合作博弈均衡的转变，必须构建诱致合作的基本制度安排，即确定对博弈者可强制实施的协议，比如产权制度安排、市场自律、中介组织的监督和建立守信的文化信念等。[82]中国人民大学的周业安等人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在地方政府竞争中，资本、区际贸易环境和制度环境等与市场秩序相关的变量对于地方经济增长的差异影响最为显著，所以要实现可持续的增长路径，就必须构建良性的市场秩序。[42]中国人民大学的方福前认为，市场秩序主要是一种内生和演化的秩序，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市场秩序形成的前提条件。政府在市场秩序完善方面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应恰当划分，政府应当是宪政政府、服务政府和有限政府，治理整顿市场秩序的同时也要治理整顿政府自身。[83]北京大学的刘伟认为，现今中国市场化进程更应关注市场建设的质量方面，其核心就是市场秩序。需从明晰产权、规范交易、塑造法制精神和诚信观念入手，分别构建市场的主体秩序、交易秩序、法制秩序和道德秩序。[84]武汉大学的谭崇台、周军认为，经济发展中市场规则的形成，是发展中国家由服从规则、关系规则及其他各种非市场规则向市场规则转化的过程。市场规则形成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速缓成败，只有采取整体推进机制，才能有效地推动市场规则形成的进程。[85]
八、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人民大学的黄泰岩、张宏伟研究了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效应。他们认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及其优化配置，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再仅仅依赖于本国已有的资源，而是可以通过利用国际资源，缓解经济快速增长与国内资源有限供给的尖锐矛盾，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86]南开大学的沈存通过分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汽车产业所面临的巨大冲击和挑战，全面解析了全球化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各种影响。沈存利用国际贸易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了汽车产业的外部环境和产业内部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市场绩效，并针对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87]陕西师范大学的王廷科也专门研究了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发展以及金融安全问题。他认为，银行的国际化，一方面会促进金融的深层次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会导致金融脆弱。[88]
当然，政治上的国际化也是全球化的一个必然过程，但这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融合过程。浙江大学的郁建兴、徐越倩研究了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的新角色。他们认为，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边界的模糊与地方力量的加强，以及经济自由、社会福利国家与民主制度的历史联盟的进一步瓦解，构成了国家的新处境。国家的新处境扩展了国家理论的研究领域，使之不再局限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而总是围绕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治理等问题展开。[89]浙江大学的郁建兴、中山大学的王诗宗有针对性地分析了全球化过程的文化改革与我国的文化政治策略。他们认为，西方商业文化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式的“非领土扩张化”将是新一轮全球化变革的主要内容，它造成了全球性与地方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合理的全球文化应该是一种建立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基础上的“全球地方化”文化。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化政治策略”，积极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并实现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新一轮创新。[90]
很显然，全球化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同时，国家安全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南京政治学院的严高鸿有针对性地研究了全球化下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选择。他认为，我们必须正确判断全球化进程中国际战略形势的基本走向，清醒地认识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需求以及国家安全结构中的内在矛盾。这是一种基本的国家战略观。基于此，我们应在传统的国家安全战略基础上，确立新安全观的基本理念，在营造国家安全屏障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根本原则，构筑保障国家安全的综合战略，这才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战略思路。[91]
另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美国、欧盟之间的新型政治经贸关系也是一个重点关注的问题。南京大学的刘金源研究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欧经贸关系。他通过对中国与欧盟之间经贸关系的历史回顾，有针对性地分析了两者经贸关系的问题以及相应对策。[92]南京大学的谢建国同时在理论上研究了激励相容条件下几种不同类型的互惠贸易区与世界自由贸易的关系。他认为，一个实行开放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同盟可以实现世界自由贸易。但是，当关税同盟以追求成员国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时候，关税同盟的扩张不可能最终实现世界自由贸易。对自由贸易区来说，由于外部激励相容条件的约束，不可能通过自由贸易区的自我扩张实现世界自由贸易。[93]
九、人民币汇率研究的新进展
进入2004年，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众多争议产生于两个背景：首先是宏观经济数据中所显示出的经济过热问题；其次是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加剧。在此背景下，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人民币是否应该实行弹性汇率制度？二是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
清华大学的胡祖六认为，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经验，也是不可维持的，他主张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94]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元春通过具体分析“不可能三角”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内涵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该命题的实证和理论研究成果，指出“不可能三角”及相关命题不能构成政策分析和理论分析的必然前提。[95]中国人民大学的雷达、于春海认为，由于中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开放，虽然各种量化指标显示中国的资本流动性不断增强，但由于人民币不是主要的国际货币，国内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还不发达，资本不具备完全的流动性，所以国际经济学中的“三元悖论”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在开放和发展进程中，人民币汇率制度不能转向浮动。[96]复旦大学的张军通过分析不同汇率制度选择对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指出中国在短期的选择应该是采取措施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不能实行浮动汇率制。在中长期，应根据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以及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发展趋势，逐步增加汇率制度的弹性，宜采取BBC规则。[97]
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并轨以来，一个客观事实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处于超稳定状态。由于宏观经济基本面因素、外汇市场供求状况以及其他影响汇率的因素都是动态变化，这就自然引发人们怀疑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合理？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或高估？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调整？
北京大学的秦宛顺、靳云汇、卜永详用贸易条件、相对劳动生产率和贸易余额等基本因素对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在过去10年中，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均衡汇率水平的偏离程度是不同的，近几年来，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但程度不大。[99]杭州商学院的陈志昂、方霞通过实证分析中美两国之间的购买力平价关系以及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发现1990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了12％左右，所以现行的汇率水平低估了人民币币值。[100]
由于均衡汇率水平的研究存在很多争议，国内外学者关于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实证研究结果差异很大，很难从均衡角度对人民币现行汇率水平的合理性作出明确的、一致的判断。鉴于此，很多学者从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特征以及人民币币值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
中国人民大学的雷达和于春海从中国当前通货膨胀的成因、宏观经济的结构性特征以及名义汇率波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传导效应出发，指出人民币升值对当前的中国经济是利大于弊，有助于配合货币当局解决经济过热问题，以及有助于解决贸易品部门过度发展的问题。[96]山东财政学院的陈建新从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原因和国际背景出发，认为在近期可以允许人民币升值10％左右。[101]南京师范大学的蓝昊利用国际收支弹性模型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人民币可以升值15％左右。[102]复旦大学的尹翔硕和俞娟认为，人民币币值问题并不是引发世界范围内经济失衡问题的主要因素，人民币升值既无助于世界经济失衡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103]暨南大学的何问陶和王静涛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降低开放资本账户带来的冲击，也可以通过财富效应刺激内需的增加。[104]
十、结语
与我国的市场化、工业化、国际化同呼吸、共命运的高校经济学界，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高校的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向：
第一，以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了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永葆青春活力，就必须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的态度，结合中国的实践，吸收人类文明包括西方经济学中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研究和回答改革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展望未来，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在与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对决中将越来越占上风。
第二，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经过长期的争论，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包含着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含义，即在吸收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注意中国的国情，在解答我国实践中面临的各种问题时注意吸收西方经济学中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的理论与先进的分析方法。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实践为中国经济学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案例和取之不尽的研究素材。我国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交互作用所推进的现代化过程将催生出中国经济学。
第三，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现代化。随着制度的变迁和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演变，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逐步摆脱传统政治经济学重规范轻实证、重定性轻定量、重演绎轻归纳、重结论轻证明的旧轨迹，逐步完成向现代化的转轨。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现代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更加重视实证分析方法。二是更加重视计量分析方法。三是更加重视经济观点的证明。重要的不在于有什么“新”观点，而在于每一观点的得出是否有严格的论证，是否经得起实践和时间的考验。四是更加重视直面现象的分析方法。“直面现象”式的研究不是不要经济学理论，而是主张从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入手，通过对现象的深入剖析来检验现有的理论。如果现有的理论不足以回答现象所隐含的问题，那么就需要我们反思理论本身。
第四，经济研究的开放性。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研究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等原则将得到更好的体现，它具体表现为全方位的开放。首先是学术思想来源的开放性。在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同时，广泛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中有价值的思想，构建既能与国际主流经济学交流、又能解释和解决我国实际问题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其次是学术队伍的开放性。活跃在我国经济学舞台上的经济学人，既有戴“洋”博士帽的“海‘龟’派”，也有土生土长的“土‘鳖’派”，还有半土半洋的“海带派”。他们将逐步从各唱各的调发展到开始合唱一支曲。再次是学术观点的开放性。兼容并包成为学术发展的一种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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