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的实证研究——对发展我国与东亚产业内贸易的政策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业内论文,贸易论文,发展趋势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3)09-0075-06
东亚不仅是一个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主的地区，而且还是我国的主要贸易地区。自8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地区）经济水平迅速提高，许多产业的发展逐渐接近，产业内贸易已成为东亚各国（地区）间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现有产业内贸易研究主要集中于欧盟等发达国家问题的分析，缺少对东亚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的专门论证。本文通过研究揭示了东亚地区不断增强的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与东亚产业结构整体性演进态势、人均GDP提高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我国贸易发展乃至经济发展的策略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东亚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的实证分析
要准确地定义产业内贸易是非常困难的，在大量的经验研究中，为了简化统计和准确地把贸易商品区分为初级产品和制成品，很多学者，如Grubel和Lloyd(1975)、Greenaway和Milner(1982)等，将商品分类号前三位数字相同的商品的双向贸易额作为产业内贸易额。
以此为标准，我们将贸易商品划分为10大类（注：[0]食品、供食用的活动物；[1]饮料、烟草；[2]非食用原料、生皮、生元皮、油籽类、橡胶（天然、合成）、木材、纸浆、纺织纤维、天然肥料、金属矿砂；[3]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煤、石油、天然气及其产品）；[4]动、植物油脂与蜡；[5]化学制品；[6]皮革及其制品、橡胶制品、木制品、纸、纸板、纸制品、纺纱的织物等制品、矿冶、金属制品；[7]机构及运输设备；[8]卫生、水运、供热、照明设备、家具及零件、旅行用品、服装及附件、鞋靴、仪器、器材、钟表；[9]难以分类的其他商品。），其中0～4类商品大多数是传统产品与初级产品；5类与7类商品大多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制成品；6类与8类商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第9类包括的是邮件、武器等非常规商品，所以未将其列入本文中进行讨论。
1.Grubel-Lloyd产业内贸易指数（G&L指数）计量法
越接近0时，则说明该国第i类产品产业间贸易的比重越大。
如表1所示，在1990～1996年间，东亚国家（地区）各大类产品，尤其在第5类和第7类产品上的G&L指数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除日本和印尼之外，其他各国（地区）的第7类产品的G&L指数都较大。日本和印尼在该类产品上G&L指数较小的情形与它们本身产品的竞争力相符：日本在该类产品上有强劲的竞争力，而印尼在该类产品上的竞争力较弱。尽管如此，在此期间，它们的G&L指数还是有了一定的增大，这说明仍有趋于产业内贸易的倾向。事实上，在1990～1996年间，日本第7类产品的出口增加了不到50%，但进口却增加了1.3倍，而印尼该类产品的出口增量则远远大于进口增量。表2则显示，东亚国家（地区）的贸易重心逐步向第5类和第7类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倾斜，而第6类和第8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贸易中所占比重正在逐步减少。由此可见，产业内贸易已成为东亚经济体之间贸易的重要形式，而且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增强。
表1 1990、1996年东亚国家（地区）各大类产品产业内贸易（G&L指数）情况比较
说明：由于缺少泰国1996年的出口数据，所以表中数据是根据其1997年数据计算得到。由于中国台湾资料缺乏，而且统计口径不一，所以未将其列入，以下的各类分析同。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1993、1997年度相关数据整理并计算而得。
表2 1990、1996年东亚国家（地区）5+7类产品与6+8类产品贸易在总贸易中所占比重 (%)
资料来源：同表1。
2.修正的Glick-Rose出口相似性指数测度法
出口相似性指数(export similarity)与Grubel-Lloyd测度跨国产业内贸易的方法相类似，但其优点在于，当它用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出口结构随时间推移趋于收敛时，该指数的上升能反映出这个发展中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化进程(Finger & Kreinin,1979)。
考虑到对总量偏差程度检验的问题（注：对产业内贸易测度中存在的总量偏差程度进行检验的方法有许多，较为重要的有两种：一种是直观法，另一种是计量法。直观法就是在一个较高分解层次上，如用SITC第四或第五位数的产品群，来计算产业内贸易规模，本文采用的便是这种方法。），我们对Glick-Rose(1998)提出的出口相似性指数（注：Glick-Rose(1998)使用的出口相似性指数用公式表述如下，式中
表示出中份额。
）加以改写，得到一个能应用于高度分解的商品数据的公式，表述如下：
该指数测度了i国和h国出口到k国商品的相似性。X代表出口，它的两个下标依次代表出口国和出口目的地；
代表i国出口到k国的第l种商品占i国出口到k国所有产品总额的份额，同理，
代表h国出口到k国的第l种商品所占的份额。0≤S(ih,k)≤100，如果i国和h国出口商品的分布完全相同，则该指数值为100；反之，则该指数值为0。
计算所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包括1971～1997年每年东亚各国387种商品（工业制成品）的四位数SITC数据。为了平滑某些商品贸易流的年际变化，我们采用三年数据的平均值为一组。
表3 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地区）的出口相似性指数：1971～1997年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相关数据汇编计算而得。
表3显示出，三个组别的经济体在不同时期，即NIEs在1971～1983年、ASEAN在1984～1992年以及中国在1986～1996年出现迅速向日本出口结构收敛的倾向。从1985～1996年，单个NIEs经济体对日本的出口相似性指数都在持续上升，但是NIEs作为一个整体对日本的指数在上述期间内却在平稳下降。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此期间内，与日本出口相似性较大的那些工业制成品在NIEs的内部贸易中有一个很大的增加，超过了NIEs外部贸易的增加，相同的解释也适用于ASEAN。这意味着，东亚各经济体都在不断提高与日本相似性的工业制成品出口量，因而东亚区域内的产业内贸易也有一个大幅度的增加。在样本期间中，中国大陆的指数一直高于ASEAN，这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工业化进程偏向资本密集型工业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否则中国大陆对日本的出口相似性指数在70年代不可能高达40。
二、对东亚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的动因解析
（一）东亚产业结构由垂直向水平的整体性演进态势促进了东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东亚区域国际分工关系基本上是一种以线性垂直分工为主的“雁型模式”，即日本→NIEs→东盟四国与中国大陆。相应的，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结构也呈现出阶梯型模式，即技术密集型制成品→资本密集型制成品→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初级产品。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欧美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急剧增强，迫使日元升值，日本加快了对东亚区域的直接投资，投资额从1985年的10.32亿美元猛增至1995年的178.91亿美元。这种以生产为导向的直接投资带动了东亚区域内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和连锁型变化，东亚其他国家（地区）利用后发优势继起追赶，产业结构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不断趋于接近（注：值得注意的是：表3中三组国家（地区）向日本出口结构收敛的三个相应的阶段正是区域内以直接投资形式进行产业转移异常活跃的时期。）。例如，1988年，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的彩电、冰箱、计算机等产品便在价格或综合性能上优于日本。从而使东亚区域在原有垂直分工的基础上，水平分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产业内的“产品差别化分工”、企业内的“生产工序型”分工和“零部件专业化”分工等等。
在产业转移和传递的过程中，东亚各经济体通过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积极参与区域内国际分工与产业结构调整，这些活动无疑增加了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相互流动规模。据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资料(1998)表明，日本因零部件与中间产品的外购而大大增加了进口：1990年，日本从NIEs进口的工业制品比例已超过70%，从东盟四国进口的工业制品比重也上升到20%左右；1994年日本进口总额中加工产品达到50%。而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被列于SITC同一级别的分类，这种状况使得产业内贸易计量的结果直接表现为该类贸易规模的扩大，这一点在产品复杂程度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表现得比较充分(Caves,1981)。
（二）东亚经济体人均GDP的提高奠定了东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物资基础与市场条件
战后东亚各国（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人均GDP不断上升，各国（地区）对农产品和各种初级产品的需求下降，对制成品的需求上升，并且最终需求逐渐由非耐用消费品变成耐用消费品。Linder(1961)与Balassa(1986)等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显示，人均GDP的变化与消费者对变体产品的需求呈正相关，即人均GDP越高，消费者对变体产品的需求就越高，这无疑会推动产品向差别化方向发展，进而促进东亚产业内贸易发展。
为了检验东亚各国（地区）人均GDP与产业内贸易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OLS进行回归分析。以X表示一国（地区）人均GDP（以美元计），产业内贸易比率则沿用前面计算的各国产业内贸易指数，以Y表示，样本区间选用1985～1997年。考虑到东亚各经济体产业内贸易比重与各国（地区）独有特点密切相关，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就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转口贸易国（地区），因而产业内贸易比重明显高于日本，所以我们分国家（地区）进行回归分析。
表4 东亚各国（地区）人均GDP与产业内贸易之间的关系回归分析
说明：括号内数值为各变量的t检验值。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985～1997年间，东亚各经济体的产业内贸易比重与人均GDP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各经济体的人均GDP每增加1000美元，其产业内贸易比重就会增加0.7～23个百分点不等。虽然各经济体的相关系数
有所不同，显示出不同的相关程度，但是东亚各经济体间产业内贸易比重正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三、我国在东亚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中的地位
产业内贸易的产品一般是工业制成品，在过去20多年中，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制成品贸易所占比重尽管已由1980年的49.7%上升到1999年的89.8%，但劳动和原材料密集型产品（按原材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计）在制成品出口中所占比重也由同期的37.8%上升到47.4%。我国6+8类商品在总贸易中的比例始终超过资本和技术密集的5+7类商品，且位居东亚首位，而5+7类商品在总贸易中所占比重仅高于印尼（见表2）。
出口以劳动或资源密集型商品为主、进口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为主的外贸结构是不利于我国发展与东亚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制约我国与东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因素如下：
首先，长期以来我国致力于自我循环中结构断层消除的产业发展，延缓了我国产业技术梯次推进速度，这与以技术投入和国际水平分工深化为基础发展差别化产品生产的产业内贸易的要求不相吻合。我国封闭落后的产业结构致使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长期处于低层次徘徊，劳动和原材料密集型为主的出口产业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低，无法给我国带来“像工业化国家那样的动态的、有辐射力的效果”(Singer,1950)。
其次，条块分割、行政分级的管理体制和僵化的要素组织方式也造成我国产业部门集中度偏低、企业重复建设、区域间工业结构相似率极高。全能企业过多和专业化协作水平低下必然降低我国企业从大批量生产中获得规模经济效应的能力，弱化了产业内贸易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规模经济。表5是按
口径计算的我国与日本主要制造业集中度与市场结构的国际对比，从中可以看出我国产业部门的集中度较低，产业过于分散，难以获取规模经济。表6是按
口径计算的，它反映出我国主要产业的集中程度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四、进一步发展我国产业内贸易的政策建议
东亚产业内贸易不断增长的趋势对改变我国外贸结构、建立有利于我国经贸长远发展的支柱产业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们应该创造各种机会和条件来利用这一趋势。
首先，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为了提高我国产业政策的运行效果和在国际产业转移中争取战略主动，政府可以利用非均衡协调手段促成和强化产业聚合力量，通过对主导产业部门的重点保护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以及对瓶颈产业和薄弱产业的重点扶持来缓解结构性约束；加强国际合作研究、开发和生产，加快我国产业技术改造，提高产业层次和水平。另一方面，规范政府行为，优化产业组织政策。利用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手段来协调条块之间的关系，打破行政性垄断，统一国内市场，推动各地区企业间的吸收、兼并与联合以达到基本规模，提高产业部门的集中度，规范扰乱市场秩序的竞争行为，培育有利于规模经济发展的市场结构。
其次，企业应重视和强化产品差异化的创造，这是进一步发展我国产业内贸易的微观内核。产品差异不但体现在质量和技术的垂直差异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产品的营销渠道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水平差异上，这些差异性极大地增加了产品出口的附加值。事实上，我国目前的许多产品在垂直差异上已经不逊于东亚其他国家（地区），但由于缺乏著名的品牌和可靠的销售渠道而不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应有的利益，也就失去了产业内贸易的意义。因此，我国的企业应该在这方面形成一套统一、完善的机制，强化产品的差异性，从而创造出我国的国际名牌，使已有的产业尽快加入到产业内贸易中去获取应有的利益。
收稿日期2003-0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