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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00) 03-0115-07
郭嵩焘是个悲剧性人物。时人有褒有贬，洋务派褒他，顽固派与政敌贬他，因顽固派左右了世俗与舆论，他的大半生是在骂声中度过的。进入官场，郭参与过军务、政务、洋务与外交等活动，因他直道自信，孤持己见，办事躁急而超常规，言行与官场流俗相忤，与人心世俗相悖，故受争议而遭贬斥。最被时人争议、贬斥的是三年使西，次则三年抚粤。本文拟对郭嵩焘巡抚广东及罢职的由来与是是非非，作些粗浅探讨。
一、抚粤由来与政绩
清道光到同治年间，广东社会与政局激剧动荡，两次鸦片战争在这里爆发，太平天国运动在这里酝酿兴起.天地会红巾军等众多农民起义在这里发生。于是督抚频繁更换，很少安坐于位。且大多无能，未能满足清廷削平“叛乱”，绥靖地方，筹解军饷的愿望，急于得人。1962年（同治元年），湘军攻下安庆后，兵分三路大举进攻江浙，围困太平天国，但“饷项窘绌异常，若不另开生面，决裂即在意中”。于是曾国藩奏请派员赴财力殷富的广东筹饷，专供苏、浙、皖三省所需。并声称“实属万不得已之举，明知为邻封所憎嫌，而舍此别无一筹可措”。（注：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页31；卷二四，页27、页3-4，岳麓书社1986年版。）曾受命遴选筹饷委员，便致函郭嵩焘，意托于郭。郭时在江淮任职筹饷。郭婉言谢绝，并推荐他人。（注：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十，页13-15，光绪十八年刻本，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清廷为江南军务、军饷伤透了脑筋，亦把筹饷的目标转向广东。时“广东军务厘务致关紧要，厘务尤为江南军饷所赖”，“近以未得其人，办理不善”，“亟应整顿，以裕饷源”。（注：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上），页254-255；页258；页344-345；页266-267，287-288；页296-297；页270-271；页42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12月发行。）清廷急于派员赴粤筹饷，1863年（同治二年）6月，在曾国藩保荐下，清廷将湖南巡抚毛鸿宾升调两广总督。8月，在毛的保荐下，诏赏郭嵩焘三品顶戴，命署理广东巡抚。清廷及湘淮军首领对郭抚粤均寄予厚望，催他尽快赴粤。10月，郭走马上任，抵达广州。
巡抚广东期间，郭嵩焘为整顿军务、饷务、洋务及地方吏治，自奋不暇，力图不负众望，亦“未敢以第二流人物自处”。（注：郭嵩焘撰《玉池老人自叙》页12，光绪十九年刻本，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下车伊始，即制定了他的治粤方针：“先振军威，次清吏治，再次统一税捐，而以安民为本”。（注：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上），页254-255；页258；页344-345；页266-267，287-288；页296-297；页270-271；页42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12月发行。）首先，派军镇压各地农民军，包括石达开太平军余部。同时剿平部分土匪，除暴安良，清理和变通办理历年积压的盗案，平息和调处土客之争，缓和各种冲突。为加强海防，整顿各江水师，修筑虎门及广州、西江、东江要塞炮台。最大的军事活动是会同左宗棠剿灭太平军余部。可以说郭嵩焘是最早策划创建湘军围剿太平军，也是最后会同湘军消灭太平军。正如冼宝干所言：“论者谓发逆之平始于湘乡相国（曾国藩），而终于左文襄（左宗棠），实公（郭嵩焘）始之终之也”。（注：冼宝干记《平发逆汪海洋事》，见《玉池老人自叙》，附录。）郭嵩焘为清廷立下大功，故清廷赏给他二品顶戴。
整顿吏治方面，郭嵩焘作出很大努力，如整饬员弁，慎选牧令，整顿捕务，清理积案，参劾声名极坏的府县官员，上保实学人员。此外，查办走私，整顿地方风气，取得一定成效。时广东“风俗强犷，趋利背公，司以固然”，“吏治之坏乱实深”，“凡在官办事行为，无一非酿乱者”，“绅商则习为巧伪，官吏则甘坐卑污”。（注：王先谦编《郭侍郎奏疏》，卷一，页4-8；卷七，页53-54；卷二，页11；卷八，页42-46；卷二，页13-16；卷一，页24-27；卷七，页6-9；卷一一，页1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郭嵩焘虽然办事认真，“除弊审而后发，发则毅然坚定，不为浮言所惑”。（注：《郭嵩焘日记》，第二卷，页127；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且特别注重清理积案，不畏强权。却因求治心切，军务、饷务繁忙，力不从心，吏治收效不著。离任之前，他仍念念不忘整顿广东吏治和地方风气，“深盼后任之稍补臣过”。（注：王先谦编《郭侍郎奏疏》，卷一，页4-8；卷七，页53-54；卷二，页11；卷八，页42-46；卷二，页13-16；卷一，页24-27；卷七，页6-9；卷一一，页1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
洋务方面，郭嵩焘特别注重处理外交问题，做到知情，审势，循理，即深入了解外国，审视时势利弊，按照国际惯例和所订条约，据理力争。同时处理好与外商、外国领事的关系，达到“和戎”、“御侮”，平息事端的目的。郭嵩焘遵循这些原则，办理过许多棘手的对外交涉案。如清查伍崇曜代筹银两案，督饬潮州府办结潮籍侨商逃避所欠英商债务案，避免了外国饶舌，挑起事端。通知英商停止开采琼州昌化铜矿，收回利权。在潮州开埠英领事入驻潮州问题上，做了大最细致工作，既疏通潮州地方绅民与外国领事的对立，也拒绝英领事的无理要求，按约办事，避免冲突。洋务实业方面，郭主持开办同文馆，分设汉文、西文教习。整顿广州学海堂，设专课生，加算学一门，建“离经办志”书斋，令诸生读书“杜浮躁，臻笃实”。（注：陈澧《东塾集》，卷二，页28，见沈文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七辑，文海出版社印行。）此外。与英领事商造轮船，发展轮运业，因离任未果。
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首在开辟财源，搜括军饷，镇压太平军。这既是清廷的旨意，也是湘淮军首领的托付，但困难重重。时广东吏治不修，“盗贼频兴，民气日嚣”，毁厘局之事不断发生，“人人以势利为胜”，“商贾巧诈居奇”，“筹饷之术日穷”。（注：《郭嵩焘日记》，第二卷，页116-117；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为了筹饷，郭不得不采取过激过火的措施，竭泽而渔。如颁发劝捐令，加大对绅商的派捐。此外，清理整顿厘务，裁卡并局，去其积弊，使厘捐由年七十万金增加到二百多万金。清理海关、洋行及地方积案，筹办欠解，等等。终归地方财力有限，无法满足军饷，京饷所需。因加紧榨索，引起民间骚动，绅商切齿，未及时筹解饷项，招来清廷申饬，同僚旧友指责，控告参劾不断，郭的名声由此大坏。
郭嵩焘在非常时期巡抚广东，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政绩不佳，所作所为有褒有贬。褒之者多，陈澧盛称郭“仁”与“明”，“尤服其论史”。（注：陈澧《东塾集》，卷三，页3，见沈文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七辑，文海出版社印行。）金锡龄称赞郭“立政立教，皆务实而不务名”，“公朝夕焦劳，榷民财以济军饷，而盗贼渐平”；“亲致案牍，博访群言，而民情乃得直达”；“修文教”，“设经费”，“以实学教士”。（注：金锡龄《邭书室遗集》，卷一六，页12-13。）贬之者亦不少，尤其来自绅商，言郭“议其筹捐助饷，为当今第一辣手”。又认为“独是饬各府县清理积案，颇为善政”。（注：《中外新闻七日录》，第七十四号一，卷十一，页22。）丁日昌所作的问答道出原因，也切合实际，评价中肯。“问曰：‘新中丞政绩何如’？曰：‘不相宜’。曰：‘贪乎’？曰：‘否’。曰：‘酷乎’？曰：‘否’。曰：‘然则问以不宜’？曰：‘操切’。比年以来，问之，曰：‘是一好抚台’。问：‘何故’？曰：‘认真’。吾以为操切，认真，本同一心，大率坐求治太急耳”。（注：郭嵩焘撰《玉池老人自叙》页27，光绪十九年刻本，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
二、督抚交恶与被谤
督抚同城，诚为两难，往往发生冲突而交恶，“同舟而成敌国”。郭嵩焘勇于任事，急于求治，却因超前的意识，直道与操切的性格，“遇事据理言之”，终于招来谤议，与同僚也发生冲突。
郭嵩焘接任广东巡抚后，意欲与总督毛鸿宾和衷共济，治理好广东。不料毛鸿宾把郭看做幕僚，别开他，破例单衔具奏（历来有事督抚会奏），奏稿则让郭筹画点定。如是者多次，郭以毛强横自擅，“意渐不平”。毛则认为郭争权，亦对郭不满，由此两人生隔。自王闿运、左孟辛、管才叔入郭嵩焘幕府后，闲游为事，拨弄是非，既误了郭的名望，也使郭、毛“益成水火”。此外，在处理土客争斗案，粤军驻防东江人选等问题上，郭与毛意见相左，发生多次争论，于是两相交恶，矛盾日深。督抚失和，“同官龃龉”，“群言杂进，任事者多不自安”，“公私交受其累”。饷务、军务延误，“朝廷不谅”，双双受到申斥参劾，以革职留任处分。郭嵩焘既与总督失和，又遭粤人谤议，便向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诉苦，“遂萌去志”。（注：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页31；卷二四，页27、页3-4，岳麓书社1986年版。）曾、李等人多次覆书郭规劝慰解，也致书毛鸿宾，以作调解，郭、毛之争稍息。
1865年（同治四年）3月，毛鸿宾因湖南巡抚任内失察藩司事降调，离开广东，郭、毛冲突结束，而两人恩怨久久未能平息。曾国藩在评论郭、毛是非时，显然偏袒毛，责难郭，认为“郭负毛而毛无罪”，郭“其过亦在于自命太高”，又“多误于王、左”。因毛是曾国藩保荐的，郭遂出言：“曾某保人甚多，惟错保一毛季云”；郭是毛鸿宾保荐的，曾则答言：“毛季云保人亦不少，而惟错保一郭芸仙”。（注：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三册，页1890，页1906-1907。）在郭、毛冲突期间，曾多次函劝郭“和衷忍耐”，“始终以躁急为戒”，（注：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页31；卷二四，页27、页3-4，岳麓书社1986年版。）“以知人晓事者为职”。（注：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三册，页1890，页1906-1907。）曾国荃对于郭、毛交恶，则左祖郭嵩焘，与其兄论大异其趣。郭崑焘则认为兄长用人失当，“美才而不善用才”，劝他“用人以质朴为尚”，“用其才而已”。（注：郭崑焘《云卧山庄尺牍》，卷八，页11，致伯兄家书一，光绪十年湘阴郭氏岵瞻堂刊本。）
毛鸿宾去职后，广州将军瑞麟接任广督。而瑞麟来头大，后台硬，与慈禧太后同为叶赫那喇氏，又长期混迹官场，曾任大学士、内大臣、礼部尚书等要职，不会把郭那样看在眼里。郭则横空出世，目空一切，初生牛犊，也不会卖瑞大人的帐，同时反映湘系集团人物对满州贵族的藐视。两人的冲突在所难免，且一发难以收拾。郭、瑞争夺主要表现在权力方面，集中在对粤军的支配调遣，如冯子材军的驻防与北调；粤军营制的整顿。此外，对粤东军务，如边防布署，粤北防务，出省督师，追查粤军溃败与不法，均发生构衅，瑞责郭“越职侵权”。郭对督府幕客任人唯私，奏章列名等问题亦大加责难。双方多次争论，最后发展到公开指责，互相参劾。瑞麟毫无顾忌，“昌言于众”，挑拨郭与粤军将领的关系。当着众多僚属的面，声称“抚臣欲加整顿（粤军），一参卓兴而卓兴反，一参方曜而大曜反”。（注：王先谦编《郭侍郎奏疏》，卷一，页4-8；卷七，页53-54；卷二，页11；卷八，页42-46；卷二，页13-16；卷一，页24-27；卷七，页6-9；卷一一，页1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郭嵩焘既不甘心“例当会办”，“随同画诺”，“为人司章奏”，更不满瑞麟专横霸道，怨言时发，“与此曹共事，实为冤屈。”于是以退为进，奏请开缺。亦参劾瑞麟，将近年积愤倾吐无余，“欲有迫使瑞麟同去之势”。（注：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上），页254-255；页258；页344-345；页266-267，287-288；页296-297；页270-271；页42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12月发行。）瑞麟当然摇撼不动，最后还是自己一走了之。
郭嵩焘勇于任事，精神可佳，可“求治过急，自信过强”，导致被谤而怨声四起，声名大坏。筹办军饷则是被谤的导火线，也是矛盾的焦点。郭刚上任，曾国荃等人就以“围攻金陵方急，仍盼广东解款”，进攻金陵不顺，益“愤粤省解饷不至”，而生怨言。（注：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上），页254-255；页258；页344-345；页266-267，287-288；页296-297；页270-271；页42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12月发行。）朝廷三令五申催解江南协饷，催解所欠京饷、他省协饷如火上加油。当时的广东，自咸丰四年大乱后，“地丁征收日形艰乏”；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公私扫地无余”；内外贸易“日形彫敝”，“海关课税大绌”；本省“军需费烦，各营勇粮积欠至二百万”，“水陆额兵饷银，积欠实逾二年”；(24)厘务积弊极深，既受“洋人牵制”，“买卖人等往往恃夷人为粤援”，又“民情藐玩”，“奸商操纵”，（注：王先谦编《郭侍郎奏疏》，卷一，页4-8；卷七，页53-54；卷二，页11；卷八，页42-46；卷二，页13-16；卷一，页24-27；卷七，页6-9；卷一一，页1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官吏“中饱惰窳”，“更非急切所能转移”。（注：吴汝纶编《李鸿章朋僚函稿》，卷四，页26，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辑，文海出版社印行。）面对如此情形，郭嵩焘只好硬着头皮，顶着谩骂，设法搜括。结果是颁发劝捐令引起“民间鼎沸”，绅商怨恨、抵制，追缴积欠则州县搪塞，而财力穷尽，所谓济饷、协饷、京饷均难以筹解。
郭嵩焘为了筹饷，四处派捐搜括，于是谤议盈庭，骂声响彻四面八方，绅商不断控告奏参（毛鸿宾也在谤议被参之列）。有人奏称“该省督抚一味勒捐，富绅大贾纷纷逃匿死亡，民间憾之切骨”。（注：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上），页254-255；页258；页344-345；页266-267，287-288；页296-297；页270-271；页42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12月发行。）甚至有人致书骆秉璋，声言广东“故乡大吏皆如豺虎，民间又有‘人肉吃完，惟有虎豺犬洋廓；地皮刮尽，但余间溪沼沚之毛’之联”。（注：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三册，页1890，页1906-1907。）连曾国藩也批评毛、郭“劝捐筹响不近人情”，“所作所为，无不任意”。（注：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三册，页1890，页1906-1907。）为此，郭嵩焘十分难堪，又忧愤不平，溢于言表。
郭嵩焘不顾群情激愤，操之过急，遭到诋毁，确也“咎由自取”。湘淮军首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既希望郭在广东多筹协响，又不希望他弄出乱子来，于是一再致函劝慰。曾国藩恳切箴戒：“祸福在天，毁誉在人”，“始终以躁急为戒而已”。（注：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页31；卷二四，页27、页3-4，岳麓书社1986年版。）李鸿章“盼治粤出以从容”，劝捐筹饷不可“操之过亟”，以免“民怨大起”。（注：郭廷以编《郭嵩焘先生年谱》（上），页254-255；页258；页344-345；页266-267，287-288；页296-297；页270-271；页42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12月发行。）1864年（同治三年），湘军攻下天京，为缓解郭的困境，曾国藩奏请广东厘金“无庸再解皖营”，总算松了一口气。
联系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太平天国灭亡，湘军集团遭忌，湘系人物接连受到贬斥。曾国荃急流勇退，辞归故里，刘蓉被罢陕西巡抚职。清廷又利用广东官绅的参控，顺水推舟，将毛鸿宾、郭嵩焘革职留任处分，不久，毛被降调而去。在曾、李及刘蓉、刘坤一等人“勿萌退志”的劝慰下，郭坚挺着，暂时放弃引退的念头。此后，清朝度过危机，形势稍定，追饷趋势缓，郭嵩焘采取一些补救措施，缓和与地方绅商的冲突，军务、政务、饷务亦有起色。但好景不长。
三、郭、左构怨与罢职
正当督抚交恶，粤绅诋毁，郭嵩焘进退两难之际，又杀出个程咬金来。这就是与左宗棠发生冲突而构怨，在左的压迫下，郭被罢职而去。
郭、左均出身湘上农家，自少友好往来，有三十年至交，又是姻亲，非同一般关系。两人志向宏大，郭自视很高，左自负才高。性格各有同异，郭直道操切，左戆直刚烈。处世任事各有异同，郭善识人，左善用人，都通晓时务，欲成为时代的姣姣者。入仕之初，互相救助提携，同舟共济，一时成为美谈。1850年（道光三十年），郭“觇世变将及”，“与左宗棠为山居结邻之约”。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军攻入湖南，围攻长沙，郭氏、左氏兄弟一起避居玉池山（东山）。不久，湖南巡抚张亮基因胡林翼之荐，招宗棠入幕。宗棠初不响应，郭氏兄弟力促出山，“以成其美”。1858年（咸丰八年），郭入京供职，在召对时力荐左宗棠之才，盛称“左宗棠才极大”，“人品尤其端正”，“为人是豪杰，每言及天下事，感激奋发”，（注：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卷二，页15，岳麓书社1983年版。）力促朝廷用左。1860年（咸丰十年），樊燮控告案发生，左宗棠处于危险之中，郭保左出有大力。郭走曲线救左之路，打通肃顺、陈孚恩的关节，通过大理寺少卿潘祖荫奏保左宗棠。潘在奏疏中说：“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立宗棠也”。（注：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卷二，页35，岳麓书社1983年版。）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亦奏保左宗棠，朝内朝外结合，促案了结，使左转祸为福。后来，左宗棠言及该事，即说：“郭筠仙与我交稍深，……此谊非近人所有”。（注：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卷二，页70，岳麓书社1983年版。）后来，郭任苏松粮储道，筹饷接济曾、左湘军，左盛称其力，“感之佩之”。可见，郭、左素无嫌隙，且相处极笃，关系极好。后来发生构怨，只是因功名和权势的利害关系，公私问题交织在一起。至于说到由来源于乡下的迷信谣言，（注：1864年（同治三年），湘阴文庙忽产灵芝（实已多次），适郭嵩焘拜广东巡抚，家人谓为郭家之祥。左宗棠亦功封一等伯爵，升任闽浙总督，则认为是左家发迹之兆。左不怿，且讥郭无功超署粤抚，有所忌。两雄并峙，互相忌恨而起冲突。但言不足信。）可能埋下阴影，但非决定因素。郭、左构怨发生在曾、左交恶之后，或许受其影响，加上清廷及瑞麟等人大肆铺张，推波助澜而有意利用，冲突也就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郭、左芥蒂发生在1865年（同治四年）5月。时太平军汪海洋、李世贤部进入闽南漳州，郭嵩焘深虑太平军入粤，于是派人赴江苏商请李鸿章派郭松林、杨鼎勋淮军由海道入粤协防，由粤省协饷（时毛鸿宾离任，郭独领军事）。左宗棠为了防御太平军汪部北上江南，李部入海逃往台湾，立即奏调娄云庆霆军由江西“入粤协防”，并由粤省接济军饷。（注：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一二，页54，岳麓书社1987年版。）郭认为娄军应“专防江境，且娄军纪律松驰，哗变丛生，不欲其入粤，奏止。（注：王先谦编《郭侍郎奏疏》，卷一，页4-8；卷七，页53-54；卷二，页11；卷八，页42-46；卷二，页13-16；卷一，页24-27；卷七，页6-9；卷一一，页1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左以郭既阻娄军，又商调淮军，深为不怿。二人芥蒂自此始，关系逐步恶化。
之后，郭嵩焘一面布署粤北、粤东边防，配合左军围剿太平军于漳州，一面力促淮军由汕头入粤防堵太平军。左宗棠则奏调淮军重回江苏且意存驱赶太平军入粤。这样，郭、左发生争论，互相攻击，嫌隙益深。
不久，郭嵩焘与新任广督瑞麟会奏，粤军会同闽军（左军）大败李世贤太平军，“血战数十里，诛贼万余人”，克复福建平和、诏安。左宗棠的奏报对此只字未提，并言瑞、郭所奏铺张不实。清廷诏令左宗棠查明该事。粤军确实参与该役，至于铺张战果则是清将们的惯伎，无庸考辩。郭、瑞麟再次会奏，指责左宗棠攻剿不力，以邻为壑，蓄意“驱贼入粤，以株守门户”。郭并再次商调淮军入粤。李鸿章亦指责左宗棠“不欲与人共功名，久留漳州，似觉无谓”。（注：吴汝纶编《李鸿章朋僚函稿》，卷六，页40，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辑，文海出版社印行。）清廷便责令左宗棠“添派防军，勀日进发”，不得“意存观朝，贻误事机”。（注：宝鋆等编《清穆宗实录》，卷一八四，页18-19。）对此，左宗棠深为不满。
时郭嵩焘与瑞麟交恶逐步升级，境况极坏。但他勇于任事，意欲亲赴惠州督师进剿（时太平军攻入粤东长乐），却大触瑞麟忌讳，为其阻止。为了避免两面冲突，郭主动奏请左宗棠赴粤督师。随后，清廷诏命左宗棠节制三省军务，督领粤军。郭致函祝贺，哪知左宗棠覆书“则直言相讥，盛气相凌”，郭为此寒心透了。
左节制粤军后，确实发现粤军会剿不力，粤将“骄怯有余，朴勇不足，自不能任战”，且“土匪”抢劫，杀害官军，要求广督严办。同时奏请收回节制粤军成命，奏陈“两广军务须得其人”，矛头直指瑞、郭，不胜督抚之任，并指名由李鸿章、蒋益澧分别取代。（注：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一五，页33-35，岳麓书社1987年版。）左宗棠初拜督办三省之命，即“合广东督抚而并倾之”，（注：柳诒徵编《陶凤楼藏名贤手札》，第五册，页591。）从此，郭、左关系恶化。
清廷为了分化和驾驭地方督抚，便充分利用他们的构怨和交恶。为了消灭太平军余部，需要继续利用左宗棠，于是诏命左宗棠不许辞节制三省军务，并谕令他查办粤省军务、饷务各件。于是有左宗棠4折纠参郭嵩焘之举，终于迫使郭罢职去位。左连续参劾郭，大多以不能筹饷，贻误军务相诋，言郭“短于应变”，“暗于大谋”。并奏督抚倾轧之害，指责瑞麟贪诈无能，贻害之大；粤军会剿不力，徘徊不进，讳败冒功。还多次致函郭，责其办事不力，“推萎迂琐”，无所作为，咎由自取”。郭嵩焘因此连遭清廷申饬。左宗棠仍不放过，再辞节制三省之命相逼。到此，郭、左构怨已深，很难弥合。
时左宗棠功成名就，目空一切，既利用清廷压制曾国藩兄弟之机，与曾交恶，又打击与曾氏兄弟关系极好的郭嵩焘。曾氏因与左交恶，无从调和郭、左的关系，只好规劝郭隐忍，勿急勿退，以免坏了大局。李鸿章等人无力阻止他们关系的恶化，只能致函慰勉郭，深表同情和理解。郭嵩焘意欲与左会晤，面诉苦衷，以释前嫌。左宗棠不但拒绝.而且讥诋不断，傲慢而成狂态。1866年元月（同治四年二十月），左又正式奏请蒋益澧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其用心已昭然若揭。“左季高三次保蒋公，必得此席（粤抚）而后已，可谓全力以争矣”。（注：《郭嵩焘日记》，第二卷，页365；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随即，清廷诏命蒋赴粤任职，为郭的罢职作了人事安排。郭决心一走了之。
郭、左之争，为公还是为私？可谓二者兼之。平心而论，郭嵩焘巡抚广东，处境艰难，因受多方牵制，成就不大，并非他一个人的责任。尤其是筹饷把郭弄得焦头烂额，左不谅解，却力倾之，亦有落井下石之嫌。
1866年2月（同治四年十二月），左军、霆军、粤军联合攻下嘉应州，江南太平军覆灭。郭嵩焘虽然诏赏二品顶戴，留任粤抚，然始终是个署理，去职只是时间问题。3月，即被“诏命来京，另候补用，以蒋益澧为广东巡抚”。（注：王先谦编《郭侍郎奏疏》，卷一，页4-8；卷七，页53-54；卷二，页11；卷八，页42-46；卷二，页13-16；卷一，页24-27；卷七，页6-9；卷一一，页1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印行。）左宗棠大功告成，不久授陕甘总督，北上。郭嵩焘罢职后，无心入京“另候补用”，于是返归湘阴，再过他的著述、讲学生涯。回归路上，惆怅心寒，思绪万千，留下众多诗篇。
从此，郭、左二人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后虽和好，间有书函往来，终因结怨太深，政见略异，两人嫌阂终未能释解。左宗棠曾有反悔，（注：据《花随老人圣盦摭记》载，1881年（光绪七年），左宗棠视师福建前，曾回湘阴，一度登门访问郭嵩焘（时郭乞退居家），“述往事，深自引罪，再三谢。筠仙仅留一饭而别，竟不答拜”。是否有其事，存疑。）亦主动援手。1883年（光绪九年），左与李鸿章商请郭嵩焘赴金陵主持钟山书院，郭未应。1885年（光绪十一年），左宗棠病卒，郭亦作诗挽之，赞其文武之功，又有“攀援真有术，排斥亦多门”之句，仍未忘其旧怨。郭到了晚年，所作《自叙》仍愤愤不平，以较长篇幅叙述左宗棠倾轧的原委，可见广东一段旧事铭心刻骨之深。
1866年6月（同治五年五月），郭嵩焘交卸巡抚任，离开广东。领略官场的酸甜苦辣后，返回故里，8年未曾出山任职。到1876年（光绪二年），郭才受命出使英国，并首任驻英国公使，又把他推向矛盾的顶峰，成为中外注目和争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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