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仲之谋的哲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仲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管仲之谋向为史家所称道。大史学家司马迁曾说：“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邀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史记·平准书》）又说：“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史记·管仲传》）在中国历史上大有作为的齐桓公，运用管仲之谋，发展经济，充实国力，终于使偏居东海一隅的齐国，成为一度称霸于诸侯的一流强国。笔者根据流传至今的管仲及其学派的著作《管子》一书，并参之以其他文献，对管仲之谋加以研究，探讨其哲学文化内涵。
一、予之为取政之宝 ——管仲之谋的历史观
管仲之谋的内容丰富而深刻，涉及到各个方面，例如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外交、个人修养和人际关系等各个领域；其思想蕴涵了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在其观点与方法中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笔者认为予之为取政之宝的谋略思想是管仲之谋的精华，故重点对其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因素加以剖析。
（一）“予之为取”一谋的主要含义。
《牧民》篇指出，当政者对待民众“能逸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
“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本文引《管子》只注篇名）
就是说，如果当政者能够满足民众的欢乐、富贵、安定和生育等基本需求，则民众就会为当政者承受忧劳、贫贱、危难和灭绝等本来所不愿意要的东西。《形势》篇也说：“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往者不至，来者不极。”意思是先给予，然后才能取得；正是由于给予，所以才便于取得；以给予的手段，来达到取得的目的。在战略和目的上要取得，在策略和实施方法上则要先给予。从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上要取得，在部分的、眼前的措施上要给予。这是贯穿于《管子》全书的“予之为取”一谋的主要含义。这种含义在上述的话中主要是关于政治、经济方面的，但它实际上也应用于军事、外交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这一谋略，对于主要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管仲及其学派的思想家来说，是一种非常清醒和机智的思考。
从《管子》原文的表述形式和语法结构来说，“予之为取”一语可以说具有双关含义。第一，把句中的“为”解释为“为了”（表示行为的目的），全句意为“给予是为了取得”，表明以给予的手段来达到取得的目的。第二，把句中的“为”解释为“作为”、“是”、“等于”，全句意为“因为先给予然后才能取得，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给予就等于取得”。这两种解释可以兼顾、兼通，一种解释似不能尽举其内涵。古代哲学家有时喜欢用这种双关的思辨式的表达，来抒发自己的智慧。
（二）“予之为取”的历史观：民本论、人性论和价值论。
⑴民本论：以民众为本位的思想。
“予之为取”谋略实施的主体是当政者，其客体是民众，即予之于民，取之于民。体现了以民众为本位的重民思想。
管仲提出以民众为“本”、为“天”、为“圣”的观点。
以民为本。《霸形》篇载管仲对齐桓公说：“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说：“敢问何谓其本？”管仲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即要想成就霸王之业、兴举大事，就必须从争取齐国百姓这个最根本的事情做起。《霸言》篇又说：“夫霸王所始也，以人为本。”即霸王事业的开端是以人民为本位。所谓“本”，即根本、根源、根基，也表示重要。
以民为天。有一次齐桓公问管仲：“王者何贵？”管仲说“贵天”，桓公即仰面看天，管仲风趣地说：“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见《说苑》卷三）管仲把百姓比做“天”，也是极言争取民众的重要。
以民为圣。《君臣上》篇又提出如下名言：“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这里包含着从总体上看民众最神圣、最聪明的观点。即使有商汤、周武王的德行，也要善于综合民众的言论。明君应该顺从民心，做事要以民众所关心的事情为出发点。这在当时是很杰出的思想。
《小称》篇载管仲对民众观察力的称赞：丹青在深山，美珠在深渊，民众都能发现并把它们取出来。我们会有错误的行为，而民众却不会有错误的评价。民众看得太清楚了，不可能逃过民众的观察力而做错事。在《桓公问》篇记载管仲向桓公提议设立“啧室之议”的纳谏机构，专门听取民众的批评，并提议让敢于在君主面前据理力争的东郭牙主持此事。这也是一种开明的见解和措施。
⑵人性论和功利主义价值观。
“予之为取”的另一理论前提，是人性论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管仲承认有共同的人性，即趋利避害。《禁藏》篇说：“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从不入焉。”管仲年轻时经过商，齐国又近海，人们上山下海孜孜矻矻以求利，这可以说是他的经验之谈。
《国蓄》篇说：“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形势解》篇也说，民之情“莫不欲利而恶害。”管仲认为，喜、怒、欲、恶、乐、忧等人类感情，皆起源于利害。他把追求物质利益视为人的天然本性的正当要求。这是一种包含朴素唯物论因素的人性论和价值观。
（三）从理论到决策的关键和契机。
在上述民本论，人性论和价值观的理论基础上，管仲十分自然地引申出“予之为取”的经济、政治谋略思想。其关键和契机是：得人者必须得人之心，得人之心必须给人以物质利益，即得人、得人之心和给人以物质利益三者一致一体。
争天下者的大计谋在于争取人民。《霸言》篇指出：“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即争取民众是争得天下的必要条件，懂得大计谋才能争取民众，玩弄小权术只会失掉民众。《五辅》篇总结历史经验说：“显于天下”的圣王是由于“得人”，“失国家”的暴王是由于“失人”，国君若想成就王霸之业，如不致力于得人，则会导致兵挫地削、身死国亡的结果。其结论是：“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即致力于得人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
得人重在得人心。《参患》篇说：“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即争人而不能得其心，则与孤家寡人一样。《禁藏》篇又说：“为国之本”，“得人之心而为纪”，把争取人心作为治国的根本和关键。
得人之心重在满足人民的利益。正如《五辅》篇所说：“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形势解》篇也说：“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
由此必然引申出“富民”的政策。《禁藏》篇说：“故善者执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采取“利民”、“富民”政策，犹如鸟儿孵雏，不知不觉卵就孵成了小鸟。所以《治国》篇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
在提出富民政策的同时，管仲还提出“取于民有度”，即减轻人民负担和关心民众疾苦的主张。《权修》篇论证说：“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霸形》篇提出“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小匡》篇说“薄赋敛则民富”。《问》篇提出了询问人民生活的几十个问题，《入国》篇提出救助各种生活有困难的人之九项措施。《轻重甲》篇载管仲向恒公建议，如果能做到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赡者得赈（贫穷者得到救济），则天下之民归之若流水，这就叫做争取天下民众的计谋。
管仲之谋的历史意义，从总体上说是把人民群众看作统治阶级奴役，利用的工具。但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民众的力量与智慧，认识到劳动人民对建立、巩固封建政权的重要作用。这符合统治阶级长远整体的利益，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二、对立转化善筹谋 ——管仲之谋的辩证法意义
管仲之谋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司马迁说：“其（指管仲）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功效，指胜利）。”（《史记·管仲传》）正道出了管仲善于利用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
《七法》篇说：“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也，，开闭也，杀生也，谓之决塞。”“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这里一口气列举了十几对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对立面。其中“决塞”也是一对对立面，意指开决和堵塞，犹言正面和反面，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计数指计算筹谋。管仲认为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在他的谋略中渗透了这种思想。
（一）“智谋胜之”：以势取胜的计谋。
《霸言》篇说：“大而不为者复小，强而不治者复弱，众而不治者复寡，贵而无礼者复贱，重而凌节者复轻”，富而骄肆者复贫。即大而无所作为会变小，强而治理不好会变弱，众而治理不好会变小，贵而无礼会变贱，重而超越规范会变轻，富而骄傲放肆会变穷。因此，处于劣势者可以以“智谋胜之”，如“因其大国之重，以其势小之。因其强国之权，以其势弱之。因其重国之形，以其势轻之”。说的是大国会因其自身地位重要、权威强盛和形势优越而在主观上失谋，在行动上犯错误，这时弱小一方就可因势利导，促使其向反面转化，从而战胜它。这就是以势取胜的计谋。
（二）“乘瑕则神”：以弱胜强的计谋。
《制分》篇说：“凡用兵者，攻坚则轫，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故坚其坚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铁，则刃游间也。”这里用有经验的屠夫一天宰9头牛，而刀刃还可以削铁的实例，说明用兵打仗，攻击对方坚固环节则容易受挫，而攻薄弱环节则容易取得神效。攻打坚固环节，薄弱的也会变得坚固；而攻打薄弱环节，坚固的也会变得薄弱。所以，对其坚固的环节，要率先稳住不动，而专门削弱其薄弱环节。《霸言》篇又把这一谋略概括为“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的公式。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把这一谋略运用得炉火纯青，发挥得淋漓尽致。说明毛泽东的军事计谋有着深远的文化渊源。
《霸言》篇又说：“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骥之材，而百马代之，骥必疲矣。强最一代，而天下攻之，国必弱矣。”
用100匹普通马去跟1匹千里马比赛，千里马一定疲惫不堪。联合普天下的弱国去对付冠绝一代的强国，强国也一定会变弱。这是以弱胜强的计谋在诸侯国之间关系中的应用。
（三）“先王贵当”：注重分寸的计谋。
《枢言》篇说：“爱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故先王贵当。”即爱得过分反而不利，所谓溺爱有害。恨得过分反而不能加害，这也叫向反面转化。所以做事要恰当，注重分寸。恰当又叫适中，有节制、适度或正道。《禁藏》篇提出：“立身于中，养有节。”即立身行事要保持适中，物质生活要有节制。《形势》篇也说：“失天之度，虽满必涸。”告诫人们丧失自然的节度，虽然丰满也一定会干涸枯竭。
《白心》篇说：“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即是左好呢？是右好呢？还是正中为好。《法法》篇给“正”下定义说：“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即“正”是用来正确规定万事万物本性的。圣人精于修炼自己的德性，立身于中正之道，明确用“正”的原则来治理国家。“正”是用来制止过分和弥补不足的，过分和不足两种偏向都不合乎“正”，对国家的伤害都一样。看来当时还没有“左比右好”的观念。
常人的心理是希望好处多占一点，利益多得一点，因而做出过分的举动，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正如《法法》篇说的“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只有深谙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法，才能说得出如此警世骇俗的名言。
（四）“不平其秤”：留有余地的计谋。
《重令》篇说：“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即天道的规律，是事物发展到尽头则走向反面，发展到极盛则走向衰落。人心的变化规律，是富富有余则骄傲，骄傲则懈怠。《白心》篇也指出：“强而骄者损其强，弱而骄者亟死亡。强而卑（谦卑）者伸其强，弱而卑者免于罪。”《宙合》篇由这些对立转化得出结论说：“故有道者不平其秤，不满其量，不殷其乐，不致其度。”“功大而不伐，业明而不矜。”有道者不把自己说得很满，不沾沾自喜，不超越事情的分寸。功劳大而不自夸，事业盛而不矜持。这就是留有余地的计谋。
（五）“人主操逆”：把握反面的计谋。
《枢言》篇用格言的形式指出：“贵之所以能成其贵者，以其贵而事贱也。贤之所以能成其贤者，以其贤而事不肖也。恶者美之统也，卑者尊之统也，贱者贵之统也。故先王贵之。”说的是贵者的作用恰恰是在于为贱者服务，贤者的作用恰恰是在于为不肖者服务。丑恶是美丽的基础（没有众多的丑恶也衬托不出少有的美丽），卑贱是尊贵的基础（没有众多的卑贱也显不出少有的尊贵）。这里意在提醒应重视不肖、丑恶、卑贱这些看似消极一面的价值与作用。
同篇中又说：“凡国之亡也，以其良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故善游溺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即国家的败亡是由于它的好处。人的失误是由于他的长处。游泳能手死于水池，善射者死于矿野。这里意在提醒应注意优点、长处会转向反面。
《枢言》篇又结合生活中的实例说明这个道理。对一般人来说，爱会转化为恨，德会转化为怨。有人娶了媳妇会忘了娘，有了老婆反而不孝敬父母。有了好工作，家里富足了，操行反而下降了。所以，不能使人太感到满足，满足了会转向反面。“人主操逆，人臣操顺。”“操逆”即把握反面，从反面做工作。实行反着来的策略，可以换取顺着来的效果。在把握反面的计谋中，也渗透着对立转化的思想。
（六）“随时而变”：捕捉时机的计谋。
《霸言》篇指出：“智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意即智者善谋，不如善于捕捉时机。把握准时机，则事半功倍。因此主张“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至而举兵”。
《正世》篇提出“随时而变”，“与时变”，《山至数》篇也认为要“乘时进退”，指根据时机变动策略、决定进退。
《宙合》篇以生动的事例，通俗的语言说明了把握时机的重要。“春采生（嫩叶），秋采蓏（果实），夏处阴，冬处阳。此言圣人之动静、开合、屈伸、盈缩、取予之因于时也。时则动，不时则静。”“譬之犹夏之就凉，冬之就温焉，可以无及寒暑之灾矣。”这就是捕捉时机的计谋。
（七）“称身之过”：自我警戒的计谋。
管仲在《小称》篇说：“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称身之过者强也，治身之节者慧也。”指出善于归罪自己的，老百姓就不会归罪。不能归罪自己的，老百姓就要归罪。这又是一个对立面转化的实例。管仲认为，承认自身过错是强的表现，修养自身节操是智慧的表现。把过错归于自己，可以使自身戒惧警惕，导致成功。把好事归于自己，会使自己骄傲放纵，导致失败。管仲相桓公，经常劝桓公节制自身，不忘忧患。管仲死后桓公放纵自身，导致内乱，自己也不得好死。这个教训至今发人深省。
三、智者善谋 ——管仲之谋的认识论意义
“智者善谋”，而智慧、谋划又属于认识的过程。在管仲之谋中包含着丰富的认识论思想，研究它可以从哲学认识论上给今人以某些启示。
（一）“彼道自来，可借与谋”：管仲之谋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前提。
管仲认为，存在于客观世界的道（规律）是自然而然起作用的，人们一旦认识了它，就可以借用来作为谋略筹划的根据。这就是《内业》篇中“彼道自来，可借与谋”的意思。
古人还常用“则”、“法则”表示规律。《七法》篇说：“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有均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说明则就是自然界和人类共同不变的规律。《形势》、《心术上》、《七法》等篇中多次谈到“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毋先物动，以观其则。”“不明于则，欲措仪画制，犹立朝夕于运均之上，摇竿而欲定其末。”“用则者安，不用则者危。”即事物的法则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人们的任务就是认识和利用它；不认识法则，就无法从事有效的谋划；运用法则行事就能取得成功，违背则会带来危害。
由于管仲坚持了以上这些原则，因而使其谋略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容易取得成效。韩非曾说“管仲之所以治齐”，是由于能够做到“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即根据名称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来确定是非，比照实行的效果来审查言词。
（二）“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智谋产生的途径。
《心术上》篇提出，人们都想有智谋，而不知道智谋之所以产生的方法和途径。又指出：“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这是把认识的两极——认识的客体与主体作出明确的区分。认识的客体即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的事物，叫做“彼”；认识的主休即认识活动的发出者叫做“此”，彼比对立，主客分明。若想认识客观，便要修养认识的主体。
怎样修养认识的主体呢？该文形象地说要“洁其宫，开其门”，并解释说：“宫者，谓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宫。”“门者，谓耳目也。耳目者，所以闻见也。”“耳目者，视听之官也。”古人把心脏看成思维的器官，这里把心脏说成智慧的宫殿，耳目是宫殿的大门，只有把宫殿打扫干净，敞开大门智慧才能通过大门直达心灵的宫殿。
此外，管仲还提出观察、询问与思索等求知方法。
1.观察询问出智慧。
《八观》篇专门列举八项基本的社会调查项目，认为通过这八项调查，可以了解一个国家的重要情况：①巡行田野，视察耕耘，计算农业，可知国家的饥饱。②巡行山林湖泽，观察桑树麻田，计算六畜生产，可知国家的贫富。③进入都城，视察宫室，观览车马衣服，可知国家的侈俭。④考察灾情，计算从军服役人数，计量国家的费用，可知国家的虚实。⑤入州里，观察风俗习惯，了解教育状况，可知国家的治乱。⑥入朝廷，观察左右，了解大臣，考察一国上下重视什么轻视什么，可知国家的强弱。⑦考察法令的制定，人民的管理、威严和宽惠的政策是否行得通，可知国家的兴灭。⑧考察敌国和盟国，了解上级意图，考察农业，观察民产有余或不足，可知国家的存亡。这些项目涉及到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和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基本情况，的确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谋略家所应该广观博察、审慎了解的。
《问》篇则专论用询问方式进行调查。篇中列出六十几个问题，相当于一份详细的调查提纲，其内容也非常广泛。
如在国家经济生活方面的，“问国之伏利（尚未开发的资源），其可应人之急者几何所也”。“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国所开口而食者几何人？问一民有几人之食也（一个农业劳动力可提供几个人的口粮）？”甚至问手工业者的数量，马牛的肥瘦，死的牛马的数量，放牧牛马的多少，几乎涉及当时生产的各个方面。
关于人民生活方面，“问独夫、寡妇、孤穷、疾病者几何人也”，“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等等。
在社会风气和道德状况方面，问“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乡子弟力田为人率者几何人？国子弟之无常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男女不整齐，乱乡子弟者有乎？”等等。
总之，《问》篇所列举的调查纲目，其细致周到程度，为当时中外典籍所罕见。其中既有定性的提问，也有定量的统计。通过这种详细而周密的询问调查，就可以为良好谋略的制定提供充分可靠的事实根据。
2.思索生智。
对观察、询问得来的材料还要加以思索。《内业》篇论述了这个问题，提出“思索生智”，并用诗一般的语言说：“能专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勿求诸人而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即能专心吗？能一意吗？能不用占卜而预知吉凶吗？能够不求助于人而依靠自己解决问题吗？那么就请您思考、思考、再思考吧！
《枢言》篇说：“圣人用其心。”“动作必思之。”可见用心思索跟观察、询问一样，都是智慧谋略产生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3.借谋增智。
《九守》篇说：“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并进（发挥众人耳目心思的作用），则明不塞矣。”《小匡》篇说：“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谋以益其智”。《管子》一书中记载了不少这方面的实例和故事，同时也说明不可忽视小人物的智谋。
如《戒》篇记载，内官中妇诸子由桓公在外居住而没有到鼎进食，推测出他必有外事方面的忧虑。桓公只好告诉她，自己想召集各国诸侯，而人家却不来。问她该怎么办？中妇诸子回答说：“我如果不作服侍别人的事，别人也就不会给我做衣服；是不是在您这方面还有使人家不来的理由呢？”桓公把这话告诉管仲，管仲说：“这真是圣人之言，您一定得照办。”
《小问》篇记载，勤杂工东郭邮从桓公和管仲谋划时的神情动作，推测刘国将伐莒国，于是桓公请东郭邮坐下，与他共同谋事。篇中还借婢女之口对管仲“毋少少，毋贱贱”，即在谋划中不要小看少年人，不要轻视卑贱者。这位婢女由大臣宁戚所说的“浩浩乎”3个字， 推测出宁戚想娶妻成家，令管仲大为佩服。
以上说明，人不分贵贱都有自己的聪明与智慧，大人物也需要从小人物那里汲取智谋，以补充自己的不足。
管仲相桓公兴齐图霸达40年之久。管仲之谋“犹飞鸿之有羽翼”，“若济大水有舟楫”（《霸形》），对于当时齐国和中国社会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亦有重大影响，对现代中国人也多有启发。所以，从古到今得到不少志士仁人、思想家、政治家的称颂，这决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