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红旗诞生记论文

五星红旗诞生记

孟昭庚

1949年9月30日,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在主席台上,背景是新诞生的国旗

国旗代表国家的尊严,是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与新中国一道诞生的五星红旗,也有她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由样机结构设计条件确定的枝丫捆尺寸参数为:枝丫捆直径460 mm,枝丫捆长度1800、2400、3000 mm。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筹备会决定成立6个工作小组,指定第六小组负责制定和评选新中国国旗、国徽和国歌词谱等项工作。

第六小组的成员有马叙伦、叶剑英、沈雁冰、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等人组成。组长马叙伦,副组长叶剑英、沈雁冰,彭光涵为秘书。

7月4日下午3时,第六小组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会议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翦伯赞、蔡畅、李立三、叶剑英、田汉、郑振铎、廖承志、张奚若等8人为委员,叶剑英为召集人。会议还决定:登报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和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评选工作除由8位委员参加外,还聘请了徐悲鸿、梁思成、艾青等专家参加。

至此,庄严、美观、简洁的新中国国旗——五星红旗诞生了!

7月14日,新政协筹备会新闻处给各报社发了刊登《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的通知。通知说:“请贵报,以最显著地位,自即日起连续刊登五天,五天后,每间日刊登一次,直刊至八月十五日为止。”

数学抽象通过培养学生的数学表征,数学抽象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表达,抽象思维,数学理解,理解数学概念,命题和系统,形成理性数学的前提.逻辑推理主要包括归纳类比、演绎推理、联系、沟通,这样就可以理解数学知识与结构数学观点之间的关系.数学建模培养学生提问,构建模型、解释和验证的能力,使学生能够从数学的角度提出问题,用数学思想分析问题,用数学语言表达问题,形成有根据的数学观点;数学运算,视觉想象和数据分析培养学生的应用意识,帮助学生纠正他们的数学观点,为学生在日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194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征求国旗国徽及国歌词谱启事》

从7月14日至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刊登了新政协筹备会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征求国旗图案的消息迅速地向全国、海外传开。此后,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评选委员会就收到了海内外应征国旗图案3012幅(有资料说2992幅),其中,从遥远的美洲寄来的国旗图案有23幅。应征者中,有将军、战士、艺术家、学者,也有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一幅幅国旗图案,凝聚着一颗颗爱国心,充分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热烈拥护新中国新政权的意愿。

8月中旬,新政协筹备会在北京饭店的413号会客室,设立了国旗图案临时选阅室,将所有应征的设计稿集中陈列,请评选委员会成员和专家们选阅。

第六小组及参加评选的专家们,经过反复审阅,多次讨论,将3012幅应征作品大致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镰刀锤子交叉并加五角星,此类最多,分国际式(即苏联国旗上所用之形式)与中国式。有将镰刀锤子置于五角星之中的,有将旗的左上方作白色或蓝色而将镰锤或五角星置于其中的。

第一,要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准入门槛进行适当地提高,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审计市场的整体业务水平上升,另一方面也能缓解过于激烈的竞争压力。对于小型会计师事务所来说,事关生存的竞争往往会让其走上歪路,比如降低审计质量和依附上市公司为虎作伥等等。

第二类:有嘉禾齿轮并加五角星的,或不加五角星的。

第三类:以两色或三色之横条或竖条组成旗之本身,而于左上角或中央置镰刀锤子或五角星或嘉禾齿轮的。

第四类:设计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或加黄色长条一道或两道,而再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且五角星的位置亦各不相同。

在数千幅应征的国旗图案中,唯“复字第三十二号”图案得以独占鳌头。那末,“复字第三十二号”图案设计者曾联松是何许人也?

第二类拟用嘉禾齿轮的,形式上难以配得协调得当,而且也难以做到美观。因图面复杂,与征集国旗标准“简洁”之旨不符。

第三类设计,看上去一半模仿美国的星条旗,又一半是模仿苏联国旗,这显然是不能用作新中国国旗。

第四类是以红旗上排列五角星图,或者红旗中加五角星和在红旗中加一道或两道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等,这类图案也不少,连郭沫若、朱德都设计过这类图案。以上四类图案,经小组成员和专家们反复研究,一致认为第一、第二、第三类因存在着模仿或不简洁等缺陷而不能采用,可供参考挑选的只有第四类。为了广泛征求意见,最后从第四类中挑选、评审出较好的几十幅图案。周恩来指示第六小组把筛选出的几十幅图案按类编成一册,每幅图案只标编号不署作者姓名,分别送给各委员审阅、评选,以示公平竞争。

近日,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ORNL)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卷对卷工艺,用半导体碳化硅纳米粒子涂覆导电碳纤维,证明此类涂层纤维材料作为复合材料的增强材料,比其他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更强大,并具有新的能力:自身结构健康监测功能。

在众多的政协代表中,华侨代表陈嘉庚特别关心国旗评选一事。当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专门向他征求意见时,他说:“我是非常关心国旗制作的。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职,公决用五色国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立国之义。到蒋介石国民政府,却把青天白日党旗当国旗,这是我最不满意的。1940年,我到重庆向国府要人说过,但他们不接受建议。”接着,他详细谈了自己对制作国旗的观点,并把自己所设计的国旗图案托彭光涵交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研究。

表决前,由沈雁冰报告了筹备会第六小组讨论国旗的情况,并将由女工赵文瑞制作的那幅五星红旗样品挂在主席台中间。

当日,彭光涵把经过大家复选的38幅国旗图案编为一册,将每幅图案都编了号和草拟简单说明,取名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作为最急件送到新华印刷厂赶印。

《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中的上海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被编为“复字第三十二号”(55年后,有记者采访曾联松老人时,他讲他设计的国旗图案被编为十七号。本文中的“复字第三十二号”是采用原始资料)。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原稿

这幅图案,符合“征稿启事”的要求,既体现“庄严、简洁”的原则,又显得端庄美观。草拟说明:色彩红黄相向,底色为红色,五星为黄色;红色象征热烈,象征革命;黄色象征中华民族是黄色人种,还象征光明和幸福;一颗大五角星(大星内有镰刀斧头,寓意工农联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全国人民,包含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五颗金星的位置呈椭圆形,象征祖国基本呈椭圆形的版图;四颗小金星各有一个尖角,正对大星的中心点,似“众星之拱北辰”,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领导核心,全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五星置于旗面左上角,似闪闪辰星,金碧辉煌,居高临下,红霞满天,辉映着大地,一片光明。

(6)加强政策宣讲和业务培训。财政专项的最终执行者是项目负责人,由于专业的关系,很多项目负责人对专项资金及财务的相关政策和规定都不是很了解,高校相关职能部门应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财务报销规范的宣传培训,提高项目负责人的执行意识,认识到按照预算进度完成项目支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9月23日,新政协全体代表600多人,分为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平均每组约50至60人,第六小组人员分别担任了11个小组召集人。开始,代表们比较倾向于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得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的提法有所不妥,资产阶级怎能与工农大众一道进入社会主义呢?然而第二小组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胡厥文、李烛尘两位老先生却坚决认为,“复字第三十二号”最好,理由是图案简明而意味深长。

彭光涵把各小组争论的情况整理后书面报告周恩来。

随后,对左上方有一颗大五角星的“复字第一号”图案、中间加一道黄杠代表黄河的“复字第四号”和加两道横杠代表黄河、长江的“三号图案”,赞成的逐渐增多。但是,反对的人也有一些,而且态度还十分坚决,因为当时南方两广、海南和大西南一些省、区尚待解放,国旗上带有黄杠,就不能体现国家统一。

9月23日,周恩来当面问彭光涵:“你接触了那么多国旗图案,到底哪个图案代表们意见比较一致?你又认为哪个图案比较好?”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原稿,作为无比珍贵的革命文物,被存放在全国政协档案室里。

动物患慢性胃肠病,长期腹泻,或患有高热等消耗性疾病时,维生素B1吸收减少而消耗增多,可继发硫胺素缺乏。动物的应激、母畜泌乳和妊娠及幼畜生长发育阶段,机体对硫胺素的需要量增多,也容易发生相对性供给不足或缺乏。饲料中添加吡啶硫胺素可阻断硫胺素向脑的转运,抑制硫胺素的焦磷酸化,使之很快从尿中排出而引起硫胺素缺乏。

山地带地表由于受风化作用等作用,纵横向变化大,为给静校正提供准确的资料,以达到严密控制低速带的目的,一般采用初至折射法,相遇时距曲线观测系统。地面检波点距0.5~1.0m,12~24道接收,激发点在接收道的两端,采用雷管爆炸激发的方式。

周恩来对彭光涵说:“那好,你按这个图案再画一幅大一点,并做一面大旗,后天下午交给我。”

同课异构必须要考虑文本的题材和体裁特点。教师常常会依据文体特征设计课堂,因为这样最便于学生直观、感性地了解、体验学习的内容。比如,诗歌是用来诵读、吟唱的,剧本是提供表演的,像这样文体特征鲜明的文本,在异构上也是可以做文章的。比如,讲授《雷雨》这样的剧本,就可以尝试以下两种同课异构设计思路。

9月23日晚上,毛泽东、朱德举行宴会,宴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陈明仁、高树勋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领,毛泽东在跟张治中交谈时,张治中问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同意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怎样?”张治中直言不讳地回答道:“我反对用这种国旗图案。你不是说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嘛,在国旗中间加一条横杠,把国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吗?再说,用一道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孙猴子的金箍棒!”毛泽东听了之后,感到有点震惊,也觉得有道理。便说:“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有不少人主张用这幅,也有其理由。这样吧,我再找几个人座谈一下。”

9月24日上午,彭光涵来到北平美术供应社,将国旗图案交给手艺最精巧的女工赵文瑞,请她按照规格、尺寸制作一幅红旗,并特别严肃地告诉她:“这是周恩来副主席特地交代和布置的任务,你必须在今、明两天完成,后天开会要评审,一旦通过,这将是新中国的国旗!”赵文瑞立即随采购人员一道去瑞蚨祥绸缎庄买来一匹上好的红缎和半匹黄缎。

旗子长5米,宽3米,铺开来比一间屋子还要大,操作间没有这么大的案板,赵文瑞把面料铺在地板上,按照彭光涵的要求,进行认真地裁剪、缝制。用来剪裁五星的黄缎宽度只有一尺,按要求裁不出完整的大五星。赵文瑞便精心地拼接,使之浑然一体。

天亮了。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湛蓝的天空中,飘着几缕淡薄的白云。一轮红日从东边喷薄而出,朝霞把群山染得一片血红。从山顶望出去,群山逶迤,林莽葳蕤。在高家岭山脚下,鬼子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往这边涌过来。看来,这至少是一个近千人的鬼子大队。

9月25日晚上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关于国旗、国歌的座谈会,邀请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人参加。待一些代表发完言后,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是想要在国旗上标出中国的特征,因此画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不少国家的国旗也没有带着本国的特征,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等国的国旗也没有该国的特征。代表国家特征的东西可以在国徽上表现出来。”说到这里,毛泽东拿起一张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红底就是代表革命,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团结要革命,将来也要革命也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图案。”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丰泽园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一致表示赞同。

华侨领袖陈嘉庚站起来发言,谈自己的看法,说:“我完全赞同毛主席讲的‘复字第三十二号’国旗图案。”

通过对智能工程建设过程中各阶段的了解,发现智能工程建造中存在着各种影响因素。因此,为确保政府大楼智能工程项目可以按时保质完成,需要在智能工程建设施工中进行方案设计,做好工程进度控制。

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站起来发言说:“我觉得‘复字第三十二号’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色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其他人也纷纷发言赞成“复字第三十二号”图案,并热烈鼓掌通过。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终于以其构思之精巧和鲜明的政治特色获得大家的认可。

9月26日下午3时,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绝大多数代表都同意用曾联松设计的图案作国旗,并对图案《说明》作了修改,指出:“红色象征革命,星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然后提交大会主席团审核。

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周恩来主持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等议案进行讨论和表决。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就第六小组的工作作出决议:将制定和评选国旗、国徽、国歌等项工作移交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领导。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成立大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并委托55人为审查委员,仍由马叙伦为召集人,彭光涵任审查委员会秘书。

看到这面如同红霞,熠熠生辉的五星红旗,代表们心里充满着兴奋和激动之情。最后,全体会议进行表决并一致通过,将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的五星红旗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会议决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初选委员会草拟了国旗图案征集启事。对于国旗图案提出应注意四点,即:甲、中国特色(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乙、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色彩以赤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启事草案经周恩来审改后,由秘书处呈送毛泽东、朱德、李济深、张澜等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征求意见。

“复字第三十二号”图案真正用于国旗制作时,也做了一点修改。原设计图中,大五角星中有镰刀斧头,经筹备会第六小组再三研究、斟酌后删去。

彭光涵回答道:“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杠的图案赞成意见比较多,但反对的意见也不少,而且还很激烈,即使勉强通过了,意见一定还很大。大家比较欣赏‘复字第三十二号’这个五星红旗图案,但有人不赞成四个五角星代表四个阶级。总的看,五星红旗的图案比较好,容易通过。”

国旗设计者曾联松

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和出席会议的众多专家,如徐悲鸿、梁思成、翦伯赞、陈嘉庚、张奚若等人都建议:在国旗图案定了之后,全国的国旗制作要严肃认真,要规定哪一号颜色,将来由国家指定专门工厂统一生产国旗用的红布,就叫国旗红。

陈嘉庚还特别提议:“应该由国家指定某些工厂专门生产统一规格的国旗。”

叙事语言是小说创作中相对客观的一种语言叙述。虽然它看似没有情感的参与,相对于人物语言而言,它缺少一定的主观性。但就是这样的语言,如果结合具体的语境也能使人参悟出欧·亨利运用语言的特色。例如下边这句话:

在评选过程中,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们感到第一类用国际式镰锤交叉并加五角星,无论其形式怎样变换,总给人以模仿苏联国旗的感觉。至于用中国式镰锤或其他农具以代替镰锤的图案则因布置困难,形式上既不美观也不简洁,而且还存在着模仿的痕迹。

曾联松,1917年12月17日诞生于浙江海滨小城瑞安一个平民之家。

本文利用哈尔滨工业大学“车辆&轮胎研究所”研制的橡胶与路面间摩擦系数测试仪[6],测试了不同橡胶块与沥青混合料表面的摩擦系数。该方法利用经典的摩擦理论,通过在橡胶块上施加0N、10N、20N和30N的砝码,得到不同的正压力,由MCL—ZT系列小型柱式拉力传感器测得丝杆传递的水平力。横坐标为荷载增量,纵坐标为水平力增量进行数据线性回归,摩擦系数值为直线的斜率。

祖父曾叙卿是当地有名的中医,父亲曾宇人在南京“导淮委员会”从事测量工作,靠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曾联松自小就聪颖好学,记忆力很强,特别酷爱书画。

1936年夏天,19岁的曾联松从瑞安中学毕业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随中央大学迁往重庆沙坪坝。1938年5月,曾联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中央大学支部书记。在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组织上通知已上了特务黑名单的曾联松立即转移。曾联松本想去延安,但去陕北的路被胡宗南的部队给堵死了。他决定去皖南找新四军。当他辗转到桂林时,听到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了躲避敌特追捕,曾联松长途跋涉,回到老家浙江瑞安,因劳累过度,大病了一场。后经人介绍,在瑞安中学当一名历史教师。1947年,曾联松来到上海,在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创办的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现代经济通讯社”当秘书。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曾联松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后来也成了他的支部书记的黄大明随军来到上海,以军代表的身份接管了国民党的一些经济单位,黄大明安排他到上海市供销总社工作。

上海一解放,当年跟曾联松同时入党的勇龙桂对他说:“你赶快申请入党!”于是,他写了入党申请报告交给勇龙桂。勇龙桂将曾联松的入党申请报告转交给上海经济战线党的领导人许涤新。不久,组织上找他谈话:“现在刚解放,工作忙,关于组织问题还要调查。”他愉快地接受了审查。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他的组织问题没有解决。

1949年7月中旬的某一天,32岁的曾联松像往日一样,在聚精会神地阅读当日的报纸,突然,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映入他的眼帘。他决定响应号召,亲手设计一面国旗图案,来表达自己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感情。

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处于构思、策划中的曾联松,凭窗眺望星空,对着满天闪烁的星斗,突然来了灵感:解放区的老百姓不是常说,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救星共产党吗?对,中国共产党不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吗?于是他当即铺开画纸,画了一颗大星,数颗小星,大星居中,小星环绕四周,像众星拱北斗。大星象征着共产党,小星象征着广大人民,人民紧密地环绕在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按照这个思路反复推敲,苦苦思索:环绕大星的小星究竟是几颗才为宜?它们各代表什么?九颗?在大于0的一至九的自然数字中,中国人向来最崇尚九,逢九即为大吉大利,九是一个大数,以为天地之数,始于一而终于九,有九九归一之说。但这个九字有宗教之嫌;七颗?北斗星是七颗,有众星拱月之象征;四颗?四代表一年四季,代表天地日月,代表人民大众。1个多月前,读毛主席为纪念中国共产党28周年而写的长文——《论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在那篇文章中指出:在中国现阶段,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出自己的政府。对了,应为五颗,就是五颗!一颗大星居上,四颗小星环拱……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一次又一次的否定、肯定,终于将用心灵创作的国旗图案寄给新政协筹备会国旗评审小组。

10月2日,时为上海合作供销总社调研科科长的曾联松,跟几百万市民一道,冒雨参加升旗典礼。8时,全市工厂和轮船汽笛齐鸣,广播喇叭播放着升旗歌曲,仪式极为庄严隆重。在国歌和礼炮声中,所有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工厂、商店及居民住宅区,几乎在同一时间升起了一面又一面鲜艳的国旗。面对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曾联松大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五星红旗跟自己应征的那幅图案何其相似?只是自己设计的图案中那颗大五角星里有镰刀斧头,而现在的国旗只是一颗大星和四颗小星。想到当时设计初稿时,大星里本没有镰刀斧头,是一位朋友建议他加上的,说:加上镰刀斧头体现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基础是工农联盟,看来是弄巧成拙了。正当他为“一失”而懊恼时,喜从天降,他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发来的通知:“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并由人民银行汇上人民币五百万元,(旧人民币,相当于后来的500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经记录观察,2种方式检测均为阳性的患者例数为75例,经1年随访,发生CIN的例数为43例,占比57.33%,其相对危险度值为0.06。单独HPV-DNA检查的RR与单独阴道镜检查的RR值对比,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联合检测其危险度值与其他2种检测方式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χ2=6.664、7.309,P均<0.05)。

1950年10月1日建国一周年,中央人民政府邀请他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建国30年,曾联松又应全国政协之邀到北京参加庆祝活动。

建国后,曾联松先后担任全国合作总社华东办事处供销处、生产处副处长,以后一直担任上海市日用杂品公司副经理。离休前是高级经济师。

1985年11月,曾联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责任编辑:时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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