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与区域性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区域性论文,差异论文,规模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7-0048-08 政府支出的扩张究竟是挤出还是挤入消费，学界对此研究的结论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根据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框架进行分析，外生的财政支出会增加有效需求，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并促进消费。而根据标准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张会导致居民预期税收负担加重，进而减少当期可支配收入，从而挤出居民消费。 虽然理论研究得出的结论分歧很大，但是越来越多的实证分析表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挤入的作用。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构建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根据胡永刚、郭新强(2012)的研究结论，建模研究的角度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①：一是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引入消费习惯②、拇指规则和流动性约束③以及非李嘉图家庭④等。二是根据Barro(1990)内生增长框架将政府支出引入生产函数或效用函数进行分析⑤。例如，Turnovsky & Fisher(1995)⑥、Devarajan et al.(1996)⑦的相关研究。 中国学者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多为实证分析⑧，也有部分学者从政府支出具有生产性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⑨。方福前和孙文凯(2014)还基于政府支出生产性的角度研究了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和消费率的影响，这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作了很好的补充，但是该研究是在政府支出不进入生产函数的动态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下进行的⑩。综览已有的文献我们发现，很少有人注意到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会存在时期差异和地区差异，在为数不多的分析区域差异性影响的文献中几乎没有人分析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11)。本文将构建理论模型说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的两种效应，即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两种效应都受到政府支出的产出弹性影响，因而是产出弹性的差异导致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不同。 本文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理论模型，我们构建了一般均衡模型，并将政府支出分为两类引入生产函数进行分析；第三部分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并将总样本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子样本，再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区域差异性进行研究；最后部分为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理论模型 关于中国政府支出究竟是挤出还是挤入居民消费，我国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政府支出很多都是用在基建、交通等设施上面，而这些政府投资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政府支出并不都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本文将政府支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消费性政府支出，如政府三公消费、公务员工资支出等；一部分为生产性政府支出，如基础设施投资、科学技术和教育投资等。再将这两种政府支出引入生产函数，两种政府支出的不同之处在于产出弹性，因此政府支出对居民而言不仅具有减少当期财富的负效应，还具有增加未来收入的正效应，从而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也不再必然是新古典模型中所描述的挤出效应，还有可能是挤入效应，具体情况如何还需要具体分析。 为了能同时研究政府支出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本文基于Zou(1996)的模型进行分析(12)。具体分析框架如下。 1.家庭部门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简化地假设效用函数为如下形式：
根据上述描述，可知家庭部门会基于约束条件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因此建立拉格朗日函数为：
运用该函数对各个控制变量求导并令其等于零，可得到一阶条件：
由于假定所有家庭均为同质性家庭，并均匀分布在[0，1]连续统上，因此可对上述关系进行直接加总，得到总量关系式。再结合两个约束条件
2.企业部门 假设经济中存在很多的同质性企业，所有企业都生产同一种产品，所有企业都均匀分布在[0，1]的连续统上。其中代表性企业i在劳动市场上以工资
雇佣
的劳动，在资本市场上以回报率
租借资本
，并运用雇佣的劳动和资本进行生产。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此处假设政府支出分为两部分：消费性支出
和生产性支出
，并将其引入生产函数。所有企业享受到所有政府支出的好处，因此所有企业变量中政府支出变量值都相同。为了简化起见，假设所有企业都运用相同的技术要素并将技术要素单位化为1。参数α为私人资本的产出弹性，β和γ分别为两种政府支出的产出弹性。 代表性企业除了雇佣劳动、租借资本进行生产外，还要上交一定的税收给政府，假设该税收为一次性比例税，税率为T。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可描述如下：
通过对该式求导并令其为零，可得一阶条件如下：
上述两式分别表示企业对劳动和资本的需求，说明资本和劳动的需求均由企业的税后边际产出决定。由于所有企业都是均匀分布在[0，1]的连续统上，企业具有同质性，因此可对上述关系进行直接加总得到经济中的劳动总需求函数、资本总需求函数和总生产函数为：
3.政府部门 政府对企业征收一定比例的税收，以支付其消费性支出
和生产性支出
。假设政府的支出不影响家庭福利，消费性支出占总支出比例为1-
，生产性支出占比为
。政府决策过程如下：
上述两式表明政府财政收支是平衡的，非平衡财政的政府在这里不予以考虑。对于家庭和企业而言，政府的决策属于外生变量，即参数τ，
是外生决定的。 4.竞争性均衡 给定市场价格和财政政策，家庭选择控制变量以最大化自身效用，企业选择雇佣的劳动和出租的资本以最大化利润，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都实现供求平衡即出清状态。通过对该竞争性均衡进行求解，可知在该系统中居民消费的演化路径由下式给出：
经济会沿着平衡增长路径运行，每期消费为
，此处
为消费初始值。由上式可知，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居民消费以一个固定的速度增长。居民消费增速和资本折旧率δ的关系为负相关，说明资本折旧越快，增长速度就越低。这是因为较高的折旧率会导致资本的积累速度较慢，从而经济增长的速度较慢，进而消费增速也较低。居民消费增速与折现率ρ的关系为正相关，折现率描述的是家庭对未来效用的折现，折现率越高说明家庭越重视未来的效用。因此随着折现率提高，家庭会更多地储蓄以提高未来的消费，进而居民消费增速就越高。本文研究的是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上式中关于政府支出的参数有τ，β，γ和
4个，其中参数T为政府征税的税率，由于此处假设财政收支平衡，因此税率大小就衡量了政府支出规模的大小，即参数T衡量的是政府支出的规模效应；参数β和γ为政府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产出弹性，衡量的是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大小，因此可视为对政府支出生产效应的衡量；参数
为政府生产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这个比例是相对于消费性政府支出而言的，属于衡量政府支出结构的参数，因此
衡量的是政府支出的结构效应。 (1)规模效应。运用消费路径函数对参数T求导可得：
由上式可知居民消费总量对参数τ一阶导的符号和消费增速对参数τ一阶导的符号相同，进而可转为研究消费增速和参数τ之间的关系：
为了便于更清晰地呈现政府支出的规模效应，现在对上式进行简化，假设ξ→0，即生产函数退化为C—D形式。再假设
=1，即只有一种政府支出(此处暂不讨论结构效应)。同时还假设α+β=1。上式可简化为
通过进一步计算可知：
即当政府支出的生产弹性一定时，存在一个最优的政府支出规模，使得居民消费增长速度最大，而且这个最优政府支出规模随着政府支出生产弹性的增长而增大。政府支出规模影响消费的路径为：通过更高的边际产出带来更多的收入，这会使得居民消费得到提升；同时政府支出规模的提升会降低居民的税后收入，从而降低居民消费。因此在政府生产弹性给定时，政府支出规模较小时政府支出提升总产出的正效应占主导，从而表现出促进居民消费增速的提高。当政府支出规模超过了最优规模，政府支出规模扩张带来的居民税后收入减少的负效应开始超过正效应，从而会导致居民消费增速降低。而在最优政府支出规模处，政府支出所带来的正效应和负效应刚好相抵，政府支出不会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 因此，政府支出的规模效应不是一定的或固定不变的，当政府支出规模扩大时有可能出现居民消费增速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究其原因在于政府支出带来的生产正效应和财富负效应相比孰大孰小。若生产正效应小于财富负效应，则政府支出的扩大会导致挤出居民消费，进而居民消费增速下滑。若政府支出生产正效应大于财富负效应，则会挤入居民消费，进而居民消费增速上涨。如两种效应刚好相等，则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无影响，居民消费增速不变。 (2)结构效应。运用消费路径函数对参数
求导可得：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政府支出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也不是线性的。在政府支出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存在一个最优的政府支出结构，即对于政府支出
而言，其占总支出比例小于最优比例时，增加
的比重会提高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当其占比大于最优比例时，
比重的增加会降低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而最优结构取决于两个因素：不同政府支出产出弹性之比，即
；不同政府支出之间的替代弹性，即
。这说明，并不是产出弹性高的政府支出越多越好，产出弹性低的政府支出也很重要。政府在决策财政支出结构时不应当过多地向那些生产性政府支出倾斜，保持一定比例的消费性政府支出是很有必要的。这主要是因为任何一种政府支出的边际收益都是递减的，在过度倾斜于那些产出弹性高的政府支出时，其边际收益其实是比较低的。相反，另一些政府支出虽然产出弹性较小，但是由于支出量不多，因此边际收益较高，这时候政府支出向低产出弹性的项目倾斜反而有好处。 最优结构受不同政府支出之间的替代弹性影响也很明显，如果两种政府支出之间的替代弹性为0，则两种政府支出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应当按照一个固定的比例进行支出。若两种产出之间替代弹性无穷大，当
＜1时，最优结构为
=1。很显然替代弹性无穷大意味着两种政府支出可以随意替代，政府支出自然要尽量向产出弹性大的支出类型倾斜。 若假设γ=0，即
类政府支出对产出完全没有贡献，最优支出结构为
=1。胡永刚和郭新强(2012)在其研究中就是将消费性政府支出假设为对产出没有贡献的支出，因此得出政府消费率越高(即
越小)，居民消费增速越低的结论。这一点很好解释，当一种政府支出产出弹性为0时，即使另一种政府支出的边际收益再怎么递减也不会低于0，这样就应该完全向生产性政府支出倾斜。 综上所述，在竞争性均衡中，经济会沿着BGP(平衡增长路径)增长，经济变量的增长速度为
根据该式继续分析发现，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两种效应：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规模效应指的是政府支出总规模的变动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由前文分析可知，政府支出总规模的扩张对居民消费不是单纯的挤入或者挤出，而是同时具有挤出和挤入两种效应，其总效应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大小：当政府支出带来的收入增长的正效应大于政府支出带来的财富负效应时，总效应为正，政府支出规模扩大会挤入居民消费；当政府支出带来的未来收入增长的正效应小于政府支出带来的财富负效应时，总效应为负，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会导致挤出居民消费；两种效应相等时，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不会影响居民消费。据此可以推测政府支出规模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曲线可能不是线性的，而是U型的。这一结论与Barro(1990)得出的结论一致。结构效应指的是政府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之间的比例的变动会如何影响居民消费。由上文的分析可知，政府支出存在一个最优结构，即政府支出不应当过分地向某一类支出倾斜。这一点说明虽然有的政府支出项目生产性较低，但也是不可或缺的。当然，如果不同种类的政府支出可以完全替代，那么应当尽量在产出弹性高的类别上进行支出。而且当某一类政府支出产出弹性为0时，也应当尽量减少这种类型的政府支出。 以上就是我们构建的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数理模型，中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究竟如何还需基于实际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接下来我们利用中国的实际数据对上述模型结论进行检验，并分析我国的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1.数据与变量选取 由于国家统计局在2007年对政府财政支出分类进行了重大调整，所以2007年之前的数据和2007年之后的指标不可比，因此本文选取2007-2013年来自国内30个省份的宏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由于某些统计数据不全，西藏自治区被排除在外；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本文主要研究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所以我们选择的因变量为人均消费水平，它是按国内生产总值口径，即包括劳务消费在内的总居民消费水平进行计算的。计算公式为：人均消费水平(元/人)=报告期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居民消费总额/报告期年平均人口。人均消费水平采取对数化后的形式进入方程进行分析。政府支出相关指标有政府支出总额(lnfisex)和政府消费率(rcong)。政府支出总额衡量的是政府支出的规模效应，而政府消费率衡量的是结构效应，用政府支出中消费性支出占比表示。 根据方福前、孙文凯(2014)的相关研究，本文还选取了对数化的人均GDP(lngdpper)、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城镇登记失业率(une)、总人口抚养比(peope)、政府税率(rate)、城市化率(chshh)作为控制变量。 2.模型设定 本文根据30个省份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可以使用最小二乘法对其进行估计。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引入政府支出规模和政府消费率的平方项。面板数据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3.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分别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并采用Hausman检验选择合适的估计方法。估计和检验的结果分别列在下表1和表2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别是针对总体样本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应当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模型3和模型4为东部地区的回归结果，模型5和模型6为中部地区回归结果，模型7和模型8为西部地区回归结果。根据Hausman检验，东部地区数据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总体数据和中西部地区数据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由模型1结果可以看出，伴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居民消费是下降的，这可能是因为居民消费率下降导致的。税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负，这是因为税率的提升会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减少消费。居民消费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为负，这可能是因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居民增加了很多其他项的支出，如养老保险、住房等，从而挤占了居民消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正，这是因为随着价格水平的上涨，居民不得不支出更多来保持原有的实物消费水平。失业率对居民消费影响为负，但并不显著。人口抚养比的系数亦不显著，根据方福前(2009)的研究，中国消费行为呈现“重小轻老”现象(13)。本文采用的是总人口抚养比，可能是由于老年人和年轻人带来的正负效应相抵而不显著。 政府支出规模二次项系数为正，一次项系数不显著，即从总体数据来看，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促进了居民消费。由前文理论分析可知，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会带来两种效应，即提高未来收入挤入消费和减少当期财富挤出消费。总体数据显示的结果说明我国目前政府支出带来的正效应大于负效应，因此总体是挤入消费。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各项基础设施不齐全，此时的政府支出生产弹性较高，因此目前扩张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是有利的。政府支出结构变量的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总体来看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动并没有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影响，这与前文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不符。这可能是因为不同地区发展状况差别很大，对不同政府支出需求不同，从而产生的结构效应不同，各个地区的结构效应相互抵消所致。 模型3至模型8分别为东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得出的主要结论为：从规模效应来看，三个地区的回归结果均显示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规模正相关，这说明三个地区的规模效应和总样本的规模效应相同。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总体样本和中西部地区样本分析的结果中，政府支出二次项系数为正数，而前文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应当是倒U型曲线。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政府支出的生产效应可能需要一定规模、一定周期才能产生。比如建立高速公路网络，一开始的征税会降低居民消费，而公路网络建成之前，政府支出对产出的贡献很少，正是因为政府支出很多都是投资于那些建设周期长的项目，才会导致政府支出在初期只有挤出效应。二是由于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各项政府支出生产弹性较高，因此政府支出规模还未达到最优规模。两种因素相结合就会产生开口向上的U型关系曲线。
东中西三个地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政府消费率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说明政府消费率的提升一开始会促进居民消费，超过最优比例之后又会挤出居民消费。这说明东部地区一开始政府支出过度倾斜于生产性支出，因此增加消费性政府支出占比有助于提高产出，进而促进居民消费。然而随着政府消费率的不断提高，政府生产性支出又从相对过多变得相对较少，消费率的进一步提升开始挤出居民消费，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为政府消费率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政府消费率的变动对中部地区居民消费没有显著影响。西部地区数据回归结果表明政府消费率的提升会显著地挤出居民消费，这说明西部地区生产性政府支出占比过小，此时应当提升生产性政府支出占比，降低政府消费率。东中西部地区政府支出结构效应表现得如此不同可能源于两个原因：一是不同地区政府消费率不同；二是不同地区两种政府支出的产出弹性之比不同。根据对三个地区政府消费率的统计，东中西部地区的平均消费率分别为0.4627、0.462以及0.4652，三个地区平均政府消费率基本相同，这说明三个地区政府支出结构效应不同主要是由地区间政府支出产出弹性差异导致的。三个地区结构效应会互相抵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总体数据显示政府支出结构变动不影响居民消费。 通过以上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个主要结论：一是无论是从总体来看，还是分为三个地区进行分析，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均挤入了居民消费。这说明我国政府支出规模还未达到最优支出规模，还有提升的空间。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均需要政府参与，而这些投资建设又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从而促进了居民消费。二是东中西部地区政府支出的结构效应表现出显著差异。东部地区政府消费率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曲线为U型曲线，西部地区两者关系为负相关，而中部地区则显示政府支出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因此不同地区两种政府支出的产出弹性比不同，从而致使政府支出产生的结构效应表现出差异。而从总体来看，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这正是地区间影响不一、相互抵消所致。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发现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有两种效应：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政府支出可能存在一个最优规模和最优结构，因此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规模以及政府消费率的关系曲线可能为U型。本文进而通过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地方政府对居民消费产生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为：(1)无论是从总体还是分地区来看，我国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张促进了居民消费。(2)从总体来看，政府消费率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分地区分析则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东部地区政府消费率与居民消费关系为U型，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显著的挤出效应。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差异巨大，政府支出的生产弹性不同所致。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我们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1)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因为不同种类的财政支出对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影响不同，所以需要合理确定消费性政府支出和生产性政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合理的政府支出结构才能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更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 (2)根据地区和时期差异，合理配置财政支出。由于经济环境的差异，不同地区政府支出带来的产出增长收益是不同的。财政资金的跨区域配置和跨期配置既需要考虑经济增长效应，也需要考虑财政支出的公平性。 (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消费者敢消费。居民消费需求不仅受消费能力影响，还受消费意愿以及消费能否实现的制约。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消费环境，如果未来的不确定性过高，消费者就不敢增加当期的消费，因此政府在致力于提高消费者消费能力的同时，还应当注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①胡永刚、郭新强：《内生增长、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居民消费》，《经济研究》2012年第9期。 ②Hafedh Bouakez and Nooman Rebei,Why Does Private Consumption Rise after a Government Spending Shock,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07,40(3),pp.954-979. ③Jordi Galí,J.David López-Salido and Javier Vallés,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Consumption,NBER Working Paper,2003. ④Günter Coenen and Roland Straub,Does Government Spending Crowd in Private Consumption?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International Finance,2005,8(3),pp.435-470. ⑤Robert J.Barro,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pp.103-126. ⑥Stephen J.Turnovsky and W.H.Fisher,The Composition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95,19(4),pp.747-786. ⑦Shantayanan Devarajan,Vinaya Swaroop and Hengfu Zou,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6,37(2-3),pp.313-344. ⑧李广众：《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替代还是互补》，《世界经济》2005年第5期。 ⑨王文甫、朱保华：《政府支出的外部性和中国政府支出的宏观效应：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视角》《经济科学》2010年第2期。 ⑩方福前、孙文凯：《政府支出结构、居民消费与社会总消费——基于中国2007-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学家》2014年第10期。 (11)姜洋、林霞：《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总量影响、结构效应和区域差异》，《消费经济》2009年第5期。 (12)Hengfu Zou,Taxes,Federal Grants,Local Public Spending,and Growth,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6,39,pp.303-317. (13)方福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研究——基于中国城乡分省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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