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创作的基本原则及其修辞境界
吴礼权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433)
[关键词 ]历史小说；创作原则；“七实三虚”；修辞境界；修辞策略
[摘 要 ]历史小说的创作，在中国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着浩大的声势。但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杰作却并不多，只有元末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堪称经典。《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历史小说的创作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坚持“七实三虚”的原则。同时，历史小说创作成功应该臻至三种修辞境界：一是真实性与文学性相统一；二是还原历史的情境；三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
一、历史小说的内涵
何谓“历史小说”？恐怕不必学者解说，普通人都能顾名思义，了解其大致内涵：书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小说，便是历史小说。事实上，“历史小说”在学术上的定义也大致如斯：
3.5.3 间苗补苗 为培养充足优质壮苗，根据苗木生长状况要及时间苗和补苗。间苗的原则是“留好去坏，留稀去稠”。间苗对象为病苗、受伤苗、弱苗和非常稠密的苗木。补苗要选在阴雨天或傍晚进行。补苗后应及时浇水，使苗木根系与土壤密结，必要时可适当遮阴。
历史小说小说的一种。有长篇和短篇。它通过描写历史人物和事件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生活面貌和发展趋势，使读者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历史并得到某种启示。它容许适当虚构，但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应有历史根据。[注] 夏征农：《辞海》(198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页。
历史演义小说古代小说体裁之一。系指敷演史传，偏重叙述兴废争战，而又故事性强，通俗易懂的小说。[注] 张炯等：《中国文学通典·小说通典》，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页。
（1）从整体炼化产业的产能利用率来看，炼化产业产能整体过剩，经济周期波动、市场需求和企业规模对炼化产业产能利用率有正向影响作用，政府干预对炼化产业产能利用率有负向影响作用；（2）从地区分布来看，炼化产业产能过剩分布不均衡，在一些地区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一些地区却产能不足，中部地区产能利用率水平整体较高，过剩并不明显，东部和西部地区产能过剩比较严重；（3）从影响因素来看，东部和西部地区产能过剩的原因不尽相同，东部地区产能过剩主要受经济波动和政府干预作用，西部地区产能过剩主要受市场需求不足、企业规模化程度低等因素影响。
以上两个定义对历史小说概念的界定，虽然大致符合历史小说的基本特征，但各有侧重，尚不十分准确完整。如果将二者综合一下，则庶几完备矣。严格地说，历史小说需要具备“三性”，即“真实性”“文学性”“通俗性”。
所谓“真实性”，就是历史小说所写的主要人物在历史上一定要确有其人，史传中确有其人其事的明确记载；主要人物活动的时代背景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社会习俗与时尚等要跟主要人物生活时代相契合；主要人物生活时代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具有真实性，即特定的历史事件是主要人物参与其间的，或是亲历亲见亲闻的，事件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史书中涉及到的真实历史人物。
表中矩阵元素bij表示对于Ak而言，Bi对Bj的相对重要性标度。通常bij取1、3、5、7、9及其他们的倒数，其含义分别为：
所谓“文学性”，就是历史小说要有可读性(即要具有吸引读者阅读下去的审美趣味)。具体说来，就是既要有鲜活的人物形象塑造，有娓娓动人的故事情节，还要有生动逼真的日常生活细节描写。也就是说，小说所写的内容既要符合历史的真实，也要符合艺术的真实。
所谓“通俗性”，就是历史小说要用普通读者看得懂的当代语言叙写，文字表达要通俗易懂，可以适当运用一些古语词(文言词)增强小说的历史感，但不可运用那些过于古奥晦涩的古语词，且古语词的数量比例要适当。因为历史小说是小说的一种，而小说属于通俗文学一类，本来就是面对最普通的读者，而非专门面对学问高深的学者雅士。当然，也不排斥学问高深的学者雅士阅读。
一部小说，大凡符合上述“三性”的要求，我们就可据此认定它是历史小说了。而根据这个要求，现在流行的“时代小说”与“穿越小说”，就被排除在外了。时代小说，是现代日本流行的一种小说类型，它是以日本古代某一历史时期为背景而创作一个新故事，故事中的人与事在历史上都是无可考稽的。根据内容考察，日本的时代小说最常写的都是些“修炼剑道的剑客、神出鬼没的忍者”“接近于中国的武侠小说”[注] 百度百科：时代小说，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B6%E4%BB%A3%E5%B0%8F%E8%AF%B4/7179400?fr=aladdin 。因此，这类小说明显不符合我们上述提出的“真实性”要求，不能算是历史小说。穿越小说，是当下网络文学最流行的一种，它虽然也写古代的人与事，但是“主人公由于某种原因从其原本生活的年代离开、穿越时空，到了另一个时代，在这个时空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情爱多为主线”[注] 百度百科：穿越小说，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9%BF%E8%B6%8A%E5%B0%8F%E8%AF%B4/7703266?fr=aladdin 。很明显，这种叙写违背了历史“真实性”的逻辑，因而不能认为是历史小说。
3)当锚固段长度较小时，处于弹性变形阶段锚固剂-围岩界面剪应力可近似认为是均布的。随着锚固长度的增加，锚固始端最大剪应力值逐渐降低，界面剪应力分布不均匀程度增加。
二、中国历史小说的渊源
历史小说的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仅有浩大的声势，成为一个影响巨大的流派(历史演义派)，而且创作的历史也非常悠久。根据相关文学史料显示，口头的历史小说创作早在唐代的“说话”中便有了萌芽，如李商隐《骄儿诗》中“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便提到了晚唐时已有说书艺人讲说三国故事的事实；到了宋元时代，随着“说话”事业的日趋发达，话本创作中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更多了。较为著名的，如《新编五代史平话》，演述的是梁、唐、晋、汉、周五代兴亡的历史；《大宋宣和遗事》，叙述的是宋代自宋太祖定天下到金人入汴京，北宋亡而南宋代之的历史；还有《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秦始皇传》《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三国志平话》等，皆是根据一朝一代的历史而加以敷陈的历史演义小说。这些长篇讲史话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已经初具规模，只是在思想内容方面还带有浓烈的迷信与怪诞色彩，颇与历史异趣；在艺术技巧方面多很幼稚，失之平庸、粗糙。到了明初罗贯中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时，借鉴前代讲史话本创作的经验，特别是直承元代《三国志平话》的余绪，在思想内容方面削除了迷信妄诞的情节，如对《三国志平话》中司马仲相在阴间地府断韩信等冤狱之事，罗贯中广搜三国历史材料，精心剪裁、组合，使《三国志通俗演义》更接近了历史。在艺术方面，罗贯中充分汲取传统小说创作的成功经验，构建起一种既宏伟壮阔而又不失严密精巧的艺术结构模式；塑造出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一系列不朽的人物形象，创造出一种“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士君子与市井之民皆能接受、贴合历史演义小说特点的语言风格。弘治甲寅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庸愚子(蒋大器)序说：“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至于它在普通民众中的广泛流传、传诵，情形则更为罕见。与之相比，在它之前的《三国志平话》则从此湮没无闻，很难觅见。到了清代，《三国志通俗演义》又被金圣叹、毛宗岗誉为“第一才子书”，清代统治者出于政治目的也大力推崇，它的影响就更大了。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眼光来看，金圣叹、毛宗岗等人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评价未免有些过誉，但它的确是第一部真正成熟的长篇历史小说。由于它的杰出成就，历史小说的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进而形成了历史演义派小说创作的一大主潮。《开辟演义》《有夏志传》《列国志传》《东西汉通俗演义》《西晋演义》《东晋演义》《唐书演义》《两宋志传》等作品的涌现，都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影响的直接产物，清代的历史小说创作高峰也是它的余波。
②不同学历医护工作者职业认同程度具有差异性。其中大专学历医护工作者职业认同程度高于其他学历医护工作者，中专及以下学历医护工作者职业认同程度最低，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学历越高职业认同程度越高。
《三国演义》能够臻至上述这一崇高的境界，成为中国历史小说的经典，我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作者对史料剪裁与情节虚构之间的比例关系把握恰当，亦即很好地贯彻了历史小说创作“七实三虚”的基本原则。关于这一点，古今很多学者都未看清。比方说，明人谢肇淛认为，历史小说跟其他小说一样，也要有所寄托，要有“至理存焉”，不能仅为讲史而讲史，被史实捆住手脚，并举历史演义《钱塘记》《宣和遗事》《杨六郎》等为例，批评它们“俚而无味矣”，明确指出：“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俚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注]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 。也就是说，历史小说写“实”的比例太重就近于迂腐，失去了小说“文以载道”的文学价值，只能为俚巷小儿解闷而已。按照谢肇淛的这个观点，《三国演义》“七实”的比重肯定是嫌太高了，是不被认同的。但是，清人章学诚则相反，认为《三国演义》“七实三虚”在写“实”方面还不够”。鲁迅先生也认为《三国演义》“七实三虚”是一大缺点，因为其中有“三虚”，就“容易招人误会”[注]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载《中国小说史略》附录，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68页。 。但是，清代学者徐时栋则非常认同《三国演义》“七实三虚”写法的价值，明确指出：“史事演义，惟罗贯中之《三国志》(引者注：即小说《三国演义》)最佳。其人博极典籍，非特藉陈《志》、裴《注》敷衍成书而已。往往正史及注并无此语，而杂史小说乃遇见之，知其书中无来历者希矣。至其序次，前后变化生色，亦复高出稗官。盛传至今，非幸也。乃至周秦列国，东西两汉，六朝五代，李唐赵宋，无不有演义，则无不可覆瓿者。大约列国两汉，不过抄袭史事，代为讲说，而其人不通文法，平铺直叙，惊人之事，反弃去之。隋唐汉周，宋初诸书，则其人并不曾一见正史，直是信口随意捏造妄说，有全无情理，一语不可究诘者。”[注] (清)徐时栋：《烟屿楼笔记》卷四。 在徐时栋看来，《三国演义》的成功就在于以陈《志》、裴《注》等正史为主要依据，但是又不拘泥于陈《志》、裴《注》等正史，而是大胆运用“正史及注并无此语，而杂史小说乃遇见”之材料(即非正史材料)，并且对“其序次，前后变化生色”(即对材料进行调整)，从而保证了小说既具历史感，又有文学性。这样，既跟那些拘泥于史实，“不过抄袭史事，代为讲说”而完全不讲究文学性的所谓历史小说拉开了距离，又跟那些完全不顾史实，“不曾一见正史，直是信口随意捏造妄说”，只追求文学情趣而“全无情理，一语不可究诘”的所谓历史小说完全不同。一言以蔽之，徐时栋的意思是说，《三国演义》之所以优于其他讲史小说，是因为它既兼顾了历史，又没有放弃文学，将历史与文学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史实与虚构的“配伍”臻至“七实三虚”的最佳比例。
今使执途人而问之曰：“而知曹操乎？而知刘备乎？而知阿斗乎？而知诸葛亮乎？”必佥对曰：“知之。”又问之曰：“而知宋江乎？而知吴用乎？而知武松乎？武大郎乎？潘金莲乎？杨雄、石秀乎？”必佥对曰：“知之。”……问以曹操、刘备、阿斗、诸葛亮为何如人，则将应之曰：“曹操奸臣，诸葛亮忠臣，刘备英主，阿斗昏君”。问以宋江、吴用、武松、武大郎、潘金莲、杨雄、石秀为何如人，则将应之曰：“宋江大王，吴用军师，武松好汉，武大郎懦夫，潘金莲淫妇人，杨雄、石秀、潘巧云之徒，则事等于武松、潘金莲，而又大不同。”[注] 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载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至十一月间天津《国闻报》，分六次连载。
从评论家几道、别士的话，我们可以清楚地见到，直到清末，中国民众对于三国历史的认知仍然是源于历史小说。他们对刘备的尊崇，对曹操的贬抑，并不是他们读正史《三国志》之后自己对于历史人物的认知，而是受历史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鲜明的“尊刘反曹”思想的影响。历史小说之所以能够深刻地影响中国人的历史观与对历史人物的认知，左右他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关键在于历史小说的文学性。历史小说都非常重视人物形象塑造，注重细节的生动描写，而这些最能深深吸引读者，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作者所设定的情境之中，达成与作者思想与情感的共鸣，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的历史观与对历史人物的认知。
三、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七实三虚”
说起历史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一定要提到《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三国演义》)。事实上，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学者们几乎都会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元末明初诞生的《三国志演义》是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注] 张炯等：《中国文学通典·小说通典》，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页。 而且学者们都认为《三国演义》在中国古代历史小说创作中是最为成功的。清代小说评论家毛宗岗将《三国演义》定为天下第一才子书，很多历史小说研究者对此都是认同的。
《三国演义》在创作上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成为中国历史小说的第一座里程碑，这其间当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应该强调和重视的，则是跟小说作者在处理三国史料时所摸索出的“七实三虚”的比例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个比例，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强调的历史小说创作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
“七实三虚”并非《三国演义》作者自己的说法，而是清人章学诚的批评之语，他认为《三国演义》在运用史料时“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至观者往往为此惑乱”[注] (清)章学诚：《丙辰札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0页。 。对此，鲁迅先生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认为《三国演义》有三大缺点，其中第一个缺点就是“七实三虚”的问题，并明确指出：这“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学者，而他有一个诗的题目叫‘落凤坡吊庞士元’，这‘落凤坡’只有《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根据，王渔洋被他闹昏了。”[注]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载《中国小说史略》附录，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68页。 章学诚和鲁迅的说法当然也有其道理，但是我们应该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历史小说虽写历史上的人与事，但它毕竟是小说，本身有文学的属性。既然有文学的属性，自然就会有虚构的成分在里面。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没必要认为《三国演义》“七实三虚”的写法是缺点，当然更不能因为王渔洋(王士祯)被“落凤坡”的虚构地名闹昏了，就认为《三国演义》作者“七实三虚”的写法不对。事实上，不对的是《三国演义》的读者王渔洋(王士祯)，他不应该将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当《三国志》来读，分不清历史小说与史书的区别。不过，鲁迅先生虽然批评《三国演义》有三大缺点，但又不得不无奈地承认：“后来做历史小说的很多，如《开辟演义》，《东西汉演义》，《前后唐演义》，《南北宋演义》，《清史演义》……都没有一种跟得住《三国演义》。所以人都喜欢看它，将来也仍旧能保持其相当价值的。”[注]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载《中国小说史略》附录，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68-369页。 那么，在《三国演义》之后出现的许多历史小说为什么没有一种“跟得住”《三国演义》呢？仔细玩味鲁迅先生的话，我们不难理解出其真实涵义：还是《三国演义》写得最成功，最受人喜欢。
既然认为《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中写得最成功的，也是最受读者喜欢的，那就说明《三国演义》“七实三虚”的写法是值得肯定的，也可以说是具有创造性的，可以视之为《三国演义》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事实上，《三国演义》的成功正是在很大程度上托赖于其对“七实三虚”原则的坚持。关于这一点，我们从《三国演义》对史料的筛选剪裁，对《三国志平话》中的相关情节以及杂剧、民间传说等相关三国故事的处理，就能看得非常清楚。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的诞生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非作家罗贯中梦笔生花、无所傍依、一蹴而就的产物，而是在长期有关三国故事的“说话”、杂剧和民间传说等文学样式创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熟悉中国文学史者皆知，早在南北朝时期的《志林》《搜神记》《还冤记》等小说作品中，便有了孙权杀于吉的故事；而到隋时，则已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跳马”等有关三国故事的杂剧表演；晚唐诗人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句子，记录的是当时儿童听说三国故事后的天真谑笑情状。到了宋代，由于“说话”事业的兴旺、发达，还出现了以讲说三国故事为专业的“说三分”专家霍四究(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东坡志林》卷一“途巷小儿听三国话”条有“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这样的记载。可见，宋时讲说三国故事不仅普遍，而且带有“尊刘反曹”的思想倾向。高承《事物纪原》卷九也说：“仁宗时，市人有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象。”据《宋史·范纯礼传》记载，到了北宋徽宗时，三国故事不只作影人扮演，并且搬上了戏剧舞台。虽然现在我们无法看到当时留存下来的剧本，但是宋时讲说、搬演三国故事相当繁盛的情形是可以想见的。宋元之际，由于戏剧勃兴，三国故事更成为其绝好的题材。至于金院本与元杂剧，其中搬演三国戏的作品也很多。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金院本中演唱三国故事的就有《赤壁鏖战》《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等名目；宋元戏文《宦门子弟错立身》中提到的南戏有《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刘先主跳檀溪》等；元杂剧中的三国戏则更多，据钟嗣成《录鬼簿》等书著录，共达四十余种。诸如“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单刀会”“白帝城托孤”等重要情节，在元杂剧中都具备了。到了元至治年间新安虞氏刊印的《全相三国志平话》面世，由民间传说而渐进发展起来的三国故事，在说话人或话本创作者结合历史事实加工改编后，实际上已初步达到了一部长篇小说的规模，这无疑为元末明初罗贯中创作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上所述，事实上在很多学者小说史的论著中都曾反复提到过。
目前我校系统解剖学教学基本都采用小班授课，且网络教学平台建设完善，这都为新的教学模式的应用提供了保障。
四、“七实三虚”原则在《三国演义》创作实践中得以确立
虽然《三国演义》的诞生，是历代劳动人民特别是说话人、戏剧作家以及史学家、文学家等长期以来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将《三国演义》写成今日能够看到的这样精彩的程度，则不能不归功于罗贯中。事实上，在《三国演义》的创作过程中，作者罗贯中对前此有关三国故事的历史、戏曲、小说等进行过精深的研究与筛选，对于历史上所无的荒唐无稽的情节一律芟除不用，对于史载有据的人物、事件则酌情增入，这些都是小说实写(“七实”)的部分，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敬畏态度。对于无关史实大节的细节与人物情貌等，小说则恣意点染，自如挥洒；将史书上所载极略、《三国志平话》描写极平常的片断，扩写成波澜壮阔、摇曳生姿的动人章回；为了满足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作者还适当调整视角，对史书、平话或传说的情节进行移换，这些则是小说虚写(“三虚”)的部分，表现了作者对于文学趣味的追求。正是有了罗贯中“删”“增”“扩”“换”的艺术加工，才使《三国志平话》及其之前的三国故事的整体面貌得以焕然一新，蜕变而成为一部“七实三虚”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可以说，作为历史小说，罗贯中创作的《三国演义》确实很好地做到了“历史”与“小说”的完美结合，可谓中国小说史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因为它既不失其历史依据而堕入荒诞不经，又未拘泥于历史事实而显得拘谨板滞，丝毫无损于其作为小说的文学价值与审美情趣。
习近平鲜明提出了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工会工作的原则方针和目标任务。他的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系统全面、博大精深，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学说和群众学说的传承与深化，是对党的群众工作理论和工运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是指导工会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历史小说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有浩大的声势，除了跟其创作(包括早期口头创作的“说话”)的悠久历史有关，还与中国人经由历史小说了解中国历史、认知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文化传统有关。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能够接受文化教育，且能透过史籍了解与认知中国历史的人，是为数极少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事实上是透过早期“说话人”的“说话”(讲史)与后来的“话本”(说话人讲史的底稿)，特别是再后来文人创作的历史小说而获得。从文学史上看，“说话”早在晚唐便已开始，到宋代大为鼎盛，因为宋代城市高度繁荣发展。伴随着城市的繁荣发展，适应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宋代的城市中便产生了一大批专门以“说话”为职业的“说话人”(即讲故事的人)。为了讲好故事，说话人事先准备了说话的提纲或底稿，这就是“话本”的原型。后来“话本”被加工并经印刷，便成了话本小说。有了话本小说的刊布，逐渐有了以话本小说为基础而加工创作的小说，包括敷演铺排朝代兴亡的历史小说。有了历史小说的传播，中国人了解历史、认知历史又多了一个渠道，从早先有时空局限的耳闻(听说话人“说话”)，进入到自主自由的阅读阶段。历史小说不同于正史传记，文学性较强，对中国普通大众更具有吸引力。正因为如此，经由历史小说传播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就远远超出正史的影响力，对中国人历史观的形成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读一读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国闻报》所载几道、别士两位评论家如下一段话，便能了然于胸：
那么，《三国演义》是如何在《三国志平话》等讲史作品的基础上做到史实与虚构臻至“七实三虚”的最佳比例的呢？学术界的共识是，作者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在继承前人创作成果的基础上，又做了四件事，这就是对前代有关三国故事进行了“删”“增”“扩”“换”的工作。
中欧水产品产业内贸易及驱动因素研究 … ……………………………………………… 邵桂兰，王 蕾（2．36）
众所周知，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讲三国故事最完整、最成规模的作品，当数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刻本《新全相三国志平话》。其书分上中下三卷，标有六十九题(相当于后来章回小说的的六十九回)，共有八万多字。故事起于《桃园结义》，结于《秋风五丈原》。从整体框架上看，《三国演义》与《新全相三国志平话》是相当接近的。但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并未全盘吸收《新全相三国志平话》中的故事情节，而是根据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对《新全相三国志平话》中原有的一些故事情节予以删削。根据话本小说研究者胡士莹先生的研究，认为《三国演义》对《三国志平话》的删削，主要是如下12个情节：
1.孙学究得天书，张觉(角)拜孙为师，得授名方，医治天下病患，因号召徒众起义。
2.破黄巾，写张飞勇猛情况。
3.刘备赴安(闻)喜县尉任，定州太守元峤责其参州违限，为张飞所杀。朝廷命督邮查问，张飞又鞭之百棒，分其尸六段，悬首北门，刘关张往太行山落草。后国舅董成奏请杀十常侍，以首级往太行山招安刘备，授刘备为德州平原县县丞。
这里，曹操所咏之歌，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短歌行》，很多读书人都能背诵。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这首《短歌行》虽确系曹操所作，但绝非是赤壁之战前夜即兴吟出的。小说这样写，尽管是虚构，但却符合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对于还原历史的情境有着无与伦比的精妙性。如果用后人的诗，则就难以发挥还原历史情境的作用，当然也就难以凸突显小说主人公曹操的形象。
根据社会需要、行业需要 联合企业共同制定“卓越计划”下能动专业的培养目标；构建 “卓越计划”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新路径，以保证“卓越计划”的顺利实施[5]。
5.袁术子袁襄引兵取徐州，刘备命张飞为“接伴使”，酒罢，襄骂玄德，飞捽杀之。
6.张飞见曹操请兵破吕布。
其他如嘉靖本卷五第三回“曹公分兵拒袁绍”，写关羽袭杀曹操心腹之将车胄后，夺占了徐州。刘备心忧曹操率兵讨伐，陈登为刘备出谋划策，建议刘备拜求与袁绍有三世通家之好的大儒郑玄写一封书信给袁绍，请袁绍出兵帮助刘备。刘备依计而行，立即求托郑玄，郑玄果然写了一封书信给袁绍，帮助刘备度过了难关。小说在写到刘备讨取郑玄书信时，将郑玄的书信全文照录：
10月11日，西藏江达县境内山体垮塌，阻断金沙江干流形成堰塞湖。面对可能造成的影响，云南电网公司各级部门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快速将自然灾害(强降水、地质灾害)蓝色预警调整为黄色预警，紧急驰援金沙江堰塞湖排险和撤离群众安置点保供电工作。截止目前，洪峰过境，供电平稳。
9.庞统初不为刘备所重，为历阳县令，乃说南四郡反。
在三国故事由民间传说与杂剧搬演不断传播的同时，史学家、文学家所撰写的正史、野史，或真实地记录了三国时代的历史事件，或生动地呈现了带有传奇色彩且具文学趣味的人物形象，它们与三国故事的民间演进趋势并行不悖，相向而行，对共同促成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诞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对中国史学史有所了解者皆知，早在三国时代便有了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而到了晋代，蜀人陈寿又收录蜀国材料，采用王沈、韦昭等书中的魏、吴史料，作了一部《三国志》。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三国志》虽以文字古雅与叙事有序而为后世称誉，但它所搜集的蜀国史料由于个人力量的局限而欠周备，其所引用的魏、吴两国史料因出于魏、吴当时人所作之史书，加上王沈、韦昭等人修《魏书》《吴书》时身处本朝而顾忌颇多，所记史实多有失实之处。所以，到了南朝宋文帝时，裴松之为了弥补《三国志》之不足，便广泛征引魏晋人所著的野史、杂记，数量多达二百十种之多，弥补了陈书的缺陷，遂使《三国志》内容得到了极大的充实(其所注的篇幅竟超过了原书的三倍)。由于裴氏注《三国志》时所征引的野史、杂记(如《蜀记》《吴录》《曹瞒传》《汉晋春秋》《志林》《异林》《袁子》《世语》《列异传》《搜神记》《抱朴子》《英雄传》《江表传》等)所记三国人事的材料多半来自民间传说，故文学趣味特别浓厚，故事也颇具生动的情节。于是，到了宋元时代，在城市中从事讲史职业的说话人便根据这些野史杂记，再结合正史所载，开始用通俗的白话向大众传播三国历史知识、讲述三国争战的生动故事、塑造三国时代杰出的群英雄众豪杰的鲜明形象。驯至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在潜心研究了《三国志》等史书记载的历史事实之后，根据长期以来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再吸收宋元戏剧、说话所创作出来的生动情节，以元代长篇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为基础，进行精心的艺术加工，最终创作出了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
10.黄忠斩张任，乃庞统托梦，且阴助之。
11.曹操劝汉献帝让位于其子曹丕。
12.刘渊建立后汉，灭晋，大赦天下。[注]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40页。
由于这些故事情节“离史实太远，有些又是荒诞无稽的”[注]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40页。 ，因此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便把《三国志平话》中的这些情节全部删除了。尤其是将《三国志平话》“头回”所写秀才司马仲相断狱，让韩信、彭越、英布分别转世为曹操、刘备、孙权而三分汉室天下以报刘邦冤杀之仇的情节予以删除，胡士莹认为“尤具卓见”，说明作者的创作“虽以平话为蓝本，却并不为平话所囿，他是经过了严格的取去的。”[注]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41页。
《三国演义》除了对《三国志平话》中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荒诞情节予以删除外，也有不少是根据史实而予以增补的部分，而且特别重视将那些有利于刻画人物性格、推进情节发展的正史或野史材料增添进去。如根据陈《志》裴《注》、《世说新语》等而将诸如“孙策大战太史慈”“孔明遣计救刘琦”“何进诛宦官”“弥衡击鼓骂曹”“曹植七步成诗”以及记载三国人物诸多生活细节的正史材料皆尽量补入了。又如增补诸葛亮《出师表》、曹操《短歌行》等书表诗作到相关章回，还搜罗了很多“后人”“史官”“宋贤”“胡僧”等作品插入小说中抒发感慨，使作品的历史意味更加浓厚。
8.玄德黄鹤楼私遁。
除了“删”“增”之外，《三国演义》还在“扩”的方面也下了很大工夫。虽然《三国志平话》中的许多情节如“桃园结义”“曹公赠云长袍”“云长千里独行”“关公斩蔡阳”“张飞拒水断桥”“鲁肃引孔明说周瑜”“黄盖诈降蒋干”“赤壁鏖兵”等，皆被写入《三国演义》，成为其中的“祭天地桃园结义”(据嘉靖本，下同)、“关云长封金挂印”“关云长千里独行”“云长擂鼓斩蔡阳”“张翼德拒水断桥”“诸葛亮智说周瑜”“黄盖献计破曹操”“周公瑜赤壁鏖兵”等精彩章回。但是，只要稍一比较，我们便会发现，《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平话》虽在许多重要情节方面大致相同，但《三国演义》在故事的铺叙、细节的描写方面却远比平话丰富、充实。如“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在平话里没有标题，写的也只寥寥二三百字，在演义里却写得有声有色”[注]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38页。 ，叙述委婉有致，长达八百余字。又如“三顾茅庐”一段，“在平话里只是寥寥几百字，文字极为粗糙，罗贯中却扩大了五倍之多，成为一篇结构奇幻，意境高超的绝妙文章”[注]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39页。 。其他如“赵云抱太子”等情节亦如此。
至于“换”的方面，《三国演义》也费了很大心机。如“草船借箭”的情节，真实的历史是写孙权。据《魏略》记载：“权乘大船来观军，公使弓弩乱发，箭着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增多船平，乃还。”但是，在《三国志平话》里，回船受箭的事主却成了周瑜，以此歌颂周瑜的智慧。而到了《三国演义》中，作者却有意“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将此情节再作“移换”改写，置于诸葛亮名下，以此突出诸葛亮的过人机智,“创造一个智慧过人的典型形象，要使诸葛亮不仅胜过曹操那边的一切谋士，而且也超过孙权方面的一切谋士。”[注] 刘知渐：《三国演义新论》，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 为此，作者在写孙刘联合抗曹的过程中，“处处写周瑜嫉妒诸葛亮，企图谋害诸葛亮，而诸葛亮总是在不破坏联合阵线的原则下，处处躲开周瑜的阴谋陷害。把‘草船借箭’故事移到诸葛亮身上来，大大丰富了主要人物诸葛亮的智慧，加强了情节的戏剧性。”[注] 刘知渐：《三国演义新论》，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
正因为作者在如上几个方面下了工夫，遂使《三国演义》在“史实”与“虚构”之间得以平衡，“真实性”与“文学性”得以兼顾，创造性地建立起一个“七实三虚”的历史小说范本。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我们虽然高度赞赏《三国演义》作者在创作中摸索出“七实三虚”的叙事模式，并认为“七实三虚”是历史小说创作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但是，应该强调的是，对于“七实三虚”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七实三虚”不是指小说在文字与篇幅上的比例关系，而是指小说叙事中所涉及到的人与事到底是于史有据的多，还是虚构编造的多。如果小说叙事中涉及到的事与人绝大多数都是于史有据的，则便是“七实”；小说叙事中涉及到的事与人只有极少数是根据小说故事情节发展与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而虚构的，即使篇幅再大、文字再多，也只算是“三虚”，并不影响小说整体上带给读者的真实性感受。因为“虚构，不是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它比写实要困难的多。对历史小说来说，既要忠实于历史的基本面貌，又要符合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要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展开合理的想象，进行逼真的虚构。”[注] 宁希元：《从宋元讲史说到〈三国演义〉中的虚实关系》，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21页。 比方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是《三国演义》(指嘉靖本)卷十八写得非常精彩的七个章回，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了解历史者都知道，这七个章回所写的情节很大部分都是出于作者的虚构。可是，读《三国演义》的人丝毫不觉得它有违历史的真实。何以然之？因为这个章回有诸葛亮《出师表》“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话作为历史依据。又如，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空城计智退司马懿，是《三国演义》卷十九、卷二十、卷二十一中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仍然是作者的虚构。可是，我们读《三国演义》时却都深信不疑其真实性，这是因为这些情节背后有《出师表》“奖率三军，北伐中原”的话作为历史依据。因此，有学者认为：“《三国演义》中围绕诸葛亮这个人物的全部虚构，都是在这个既定的史实的限度里进行的，因而也就有了相当的历史依据。然而，这个人物之所以能够真正地站立起来，成为古典文学中最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关键还在于罗贯中的虚构是高度真实的。这种真实性主要表现在一系列严正有序的、合乎情理的艺术情节的构思上。”[注] 宁希元：《从宋元讲史说到〈三国演义〉中的虚实关系》，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22页。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历史小说的故事情节描写与人物形象塑造只要是在符合历史事实的框架内进行，就是“七实”；细节虚构的篇幅再大、文字再多，也只能算是“三虚”，并不影响小说整体上的真实性。《三国演义》之所以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小说的典范，甚至被中国老百姓当作历史教科书，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第一次确立了“七实三虚”的创作原则。它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都不乏虚构的成分，因此读来非常生动，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但是，这些故事与人物都被框定在三国时代真实的历史情境之中，因此小说所写的人与事都给人一种真实感。
五、历史小说创作的修辞境界
《三国演义》的成功创作经验告诉我们，历史小说创作必须坚持“七实三虚”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会既有历史感，又有文学性。但是，如何贯彻落实“七实三虚”的原则，则需要我们朝着三个方向进行努力。这三个方向，实际上就是我们下面所要谈到的历史小说的三种修辞境界：一是真实性与文学性相统一；二是还原历史的情境；三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
真实性与文学性相统一，是指历史小说创作要以历史事实为骨架，以生动逼真的细节描写为血肉，从而使作品所写的人与事既符合历史的真实，又符合艺术的真实。也就是既有“历史感”，又有“文学味”，由此让读者在强烈的文学趣味导引下加深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理解与印象。在这个方面，《三国演义》做得非常成功，值得历史小说创作者借鉴学习。比方说，刘备三请诸葛亮，陈寿《三国志》中有记载。《三国演义》(嘉靖本)卷八“刘玄德三顾茅庐”“玄德风雪访孔明”“定三分亮出茅庐”三个章回也写到这个历史事实。但是，我们比较一下《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对于这一事件的写法，就会明白史书与历史小说之间的区别。《三国志》记刘备三请诸葛亮的原文是：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创新能力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终身学习能力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善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意识，发散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和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就文字来看，史书《三国志》记载这一史实只有寥寥一百二十字。在《三国演义》之前的《三国志平话》中虽也有这一情节的描写，但写得仍然相当粗略，自“话说中平十三年，春三月，皇叔引三千军同二弟兄，直至南阳卧龙冈庵前下马，等候庵中人出来”写刘备一顾茅庐开始，至“礼毕，诸葛亮问曰”写刘备三顾茅庐见到诸葛亮为止，整个“三顾茅庐”的情节描写还不到一千字。不仅文字少，而且情节叙写也没有《三国演义》那样波澜起伏，曲折生动。而同样是写刘备三顾茅庐，小说《三国演义》卷八以“刘玄德三顾茅庐”“玄德风雪访孔明”“定三分亮出茅庐”等三个章回近万言的篇幅，将此事演绎成了一个高潮迭起的精彩故事。不仅情节曲折生动，而且极尽铺排烘托之能事，将诸葛亮的高雅深沉、刘备的求贤若渴的形象写得栩栩如生，让人一读而终生难忘。有学者曾比较二书说：“在《三国志平话》里，写了刘备三次到草庐，诸葛亮都在家中，而不肯接见刘备，显得故意做作，而且太平板了。”[注] 刘知渐：《三国演义新论》，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132页。 而《三国演义》则运用铺排衬托手法，“把刘备求贤若渴和诸葛亮高雅深沉的形象，写得十分突出”“在刻画‘三顾’情节之前，先写刘备大半生狼狈不堪，正当‘马跳檀溪’更加狼狈的时候，突然遇见隐士司马徽，向他谈到‘伏龙凤雏’而不明说是谁，这是第一层衬托。接着，徐庶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这是第二层衬托。刘备‘一顾’不遇，在途中遇见崔州平，误认为诸葛亮，这是第三层衬托。‘二顾’之前，途中遇见孟公威、石广元二人，误以为诸葛亮必是其中之一，这是第四层衬托。到得草庐，遇见诸葛均，又误认为是诸葛亮，这是第五层衬托。‘二顾’不遇，出门遇见黄承彦，又误认为诸葛亮，这是第六层衬托。‘三顾’时，诸葛亮虽然在家，但高卧未起，这是第七层衬托。直到诸葛亮睡够了，两人相见才谈论天下大计。层层衬托的目的，都是为了突出诸葛亮这个非凡人物的形象，而刘备的‘求贤若渴’的心情，也写得更加鲜明了。”[注] 刘知渐：《三国演义新论》，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32页。 刘备三顾茅庐礼请诸葛亮，这是历史的真实。对此，《三国志》以“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十字括之，于史书而言，足矣。但是，《三国演义》是小说，如果也像陈寿的史书《三国志》那样惜墨如金，而不把刘备“三往”的详细过程及其“三往”的原因详细而生动地呈现出来，那就不可能突出小说的主要人物形象、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如此，则必然不能表现小说作为文学作品给人的审美情趣，从而对读者产生吸引力。
还原历史的情境，是指历史小说创作要让作品中的人物活动于其生活的特定时代环境中，他们所做的事或所能做的事，他们所见到或可能见到的事与人，即使于史无据，也应该合情合理，而不能悖情悖理，逾越其生活时代的范围。比方说，写“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等汉末文人的生活，我们可以虚构他们“斗酒”的故事，但绝不可虚构“斗茶”的情节。因为“斗茶”是北宋后期才兴起的文人雅趣与时代风尚，而“斗酒”可能是饮酒习惯形成之后便会时常出现的现象。又比方说，写汉代文人的生活，我们可以虚构他们饮酒作赋的情节，无论写得怎样逼真或曰煞有介事，都可以说是符合历史的真实；但是，如果让汉代的文人饮酒填词，那就有悖于历史的真实了，因为词的创作应该是中晚唐之后的事，填词蔚然成风而成时尚则应该在两宋时期。因此，我们创作历史小说，写中国古代任何时期的题材而虚构文人或其他阶层人物“斗酒”的生活细节，写汉代题材而虚构文人饮酒作赋的情节，写宋代题材而虚构文人“斗茶”或饮酒填词的情节，读者都不会认为有悖于历史的真实。相反，他们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会有重回历史现场和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样的情节描写，或曰生活细节的虚构，就是还原了历史的情境，有助于历史小说创作臻至“真实性”与“文学性”二者有机统一的境界。应该说，还原历史的情境，是历史小说创作的一种很高的修辞境界。令人欣喜的是，《三国演义》在此方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成功的经验。如《三国演义》(嘉靖本)卷八第三回“刘玄德三顾茅庐”，写刘备第一次前往隆中拜访诸葛亮时，见一农夫“荷锄耕于田间，而作歌曰：‘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荣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阳有隐者，高眠啸不足’。”由此，引得刘备好奇，遂“勒马唤农夫而问之”，始知“此歌乃卧龙先生之所作也。”于是，引出刘备与农夫的如下一番对话及对诸葛亮居所环境的一番描写：
玄德曰：“卧龙先生住于何处？”农夫遥指曰：“自此山之南，一带高岗，乃卧龙岗也。岗前疏林内茅庐中，即孔明先生高卧之处也。”
玄德谢之。行不数里，遥望卧龙岗，果然清景异常。后人单道卧龙居处，遂赋《古风》一篇云：
襄阳城西二十里，一带高冈枕流水。高岗屈曲压云根，流水潺湲飞石髓。势若困龙石上蟠，形如丹凤松阴里。柴门半掩闭茅庐，中有高人睡未起。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时篱落野花馨。床头堆积皆黄卷，座上往来无白丁。扣户苍猿时献果，守门老鹤夜听经。囊里名琴藏古锦，壁悬宝剑挂七星。庐中先生独幽雅，闲来亲自勤耕稼。专待春雷惊梦回，一声长啸分天下。
这段对话与环境描写，对于小说情节的推进，对于诸葛亮形象的塑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小说不插入荷锄农夫唱出诸葛亮所作之歌这一细节，就无法还原刘备“三顾茅庐”时的历史情境，那么小说所着力书写的“三顾茅庐”情节就无法自然往前推进，诸葛亮高雅深沉、刘备求贤若渴的形象就无法树立起来，自古以来的读者就不会对诸葛亮与刘备的印象那么好。可见，还原历史的情境对于小说故事情节的推进与人物形象塑造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历史小说“真实性”与“文学性”得以有机统一的重要途径。
在《三国演义》中，类似于上述力图还原历史情境的例子还有不少。如嘉靖本卷十第五回“曹孟德横槊赋诗”，其中写到赤壁大战前夜，曹操大会诸将于船上，见“东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长江一带，如横素练”之景，又“指南屏山如画，东视柴桑之境，西观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觑乌林，四顾空阔，心中暗喜”，遂感慨系之，与众将及诸宾客纵论天下英雄优劣。然后，小说有这样一段描写：
于是，曹操大笑不止。忽闻群鸦之声，望南飞鸣而去，操问曰：“此鸦缘何夜鸣？”左右答曰：“鸦见月明，将谓晓矣，故离树而鸣也。”操又笑不止。此时酒酣，教取槊立于船头之上，取酒奠于江中，满饮三爵，横槊与诸将曰：“吾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真乃大丈夫之志也！况对此景，甚有慷慨。吾当作歌，汝等和之。”歌曰：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原文缺：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4.玄德平原德政及民。
7.诸葛亮使东吴，时有曹使者说孙权，亮恐权为其所惑，乃仗剑杀之。
伏闻汉道凋零，奸臣强暴，外无匡扶之柱石，内无伏策之栋梁。贼臣曹操幽帝许都，社稷倾危，生灵涂炭。唯明公世居相府，天下仰之，若大旱而望云霓，似久涝以思天日。倘与刘玄德协力同心，共立伊尹、周公之迹，名垂青史，万代不磨！区区之志，愿听察焉！
此次改造耗时40天，改造后烟化炉余热锅炉运行平稳，第一、第二对流管束顶部烧损的问题得到解决，改造取得了良好效果，满足工艺生产的需求。具体运行效果如下：
然后，小说接着写道：
绍览毕曰：“刘备灭吾弟，当复其仇！”孙乾曰：“此乃曹公之所使，不得不从耳。”绍曰：“吾闻玄德世之杰士，吾当救之。”
由于小说插入了郑玄书信全文，不仅情节推进显得非常自然，而且也使整个事件的真实性得以增强。
其他如卷十六第七回“曹子建七步成诗”，写曹丕迫害曹植的情节，由于小说植入的曹植七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真实的，遂使曹氏集团内部兄弟相残的事实不至于被读者怀疑。可见，曹植七步诗的植入，是小说作者还原历史情境的一种修辞策略，有助于提升小说的“真实性”与“历史味”。又如卷十九第二回“孔明初上出师表”，将诸葛亮那篇千古传诵的《出师表》全文照录，置于诸葛亮作出北伐中原决策的朝堂大会的情境中，对于小说后半部分着力描写的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悲壮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同样是作者还原历史情境的修辞策略，是为小说极力渲染的诸葛亮六出祁山而壮志未酬的悲壮作烘托与铺垫，以此让后世读者对小说所写的内容真实性深信不疑，对小说所着力歌颂的诸葛亮形象更加崇拜。
“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是指历史小说在语言表达上既要浅显易懂，又要不失简洁优雅的境界。这八个字，首先见于明人蒋大器(庸愚子)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序》：
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然史之文，理微义奥，不如此，乌可以昭后世？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此则史家秉笔之法，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顾者，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
被一破为二的毛蟹需要先蘸一点生粉将蟹黄封住，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油锅里煎。放了一块再放一块，等到蟹壳有点发红了，再加佐料加水焖煮上一会。年糕是要最后放的，翻炒下就好。盛出来的时候，年糕打底，毛蟹堆在上面，浓油赤酱的一盘，很是诱人。
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
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
蒋大器认为，史书虽然可以“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但由于“理微义奥”，一般读者读不懂。而“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的讲史小说，又因为所叙之事不合正史，且“言辞鄙谬”，所以“士君子多厌之”。但是，罗贯中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则大不一样，其所写内容是“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即基本符合历史事实，读者是可以拿来当历史书来读的。在语言表达上“文不甚深，言不甚俗”，雅俗兼顾，普通读者与士君子(文人雅士)都能接受。之所以能达到这种境界，蒋大器认为，这是罗贯中“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即人人都能读得懂)，在语言表达上狠下了一番功夫后才臻至的境界。
“文不甚深，言不甚俗”虽是蒋大器对《三国演义》语言表达特点所作的概括，但也可以视之为所有历史小说创作在语言表达上所应追求的修辞境界。因为历史小说的创作要涉及历史上的人与事，因此无论是叙事语言，还是人物对话语言，适当地运用古语词(文言词)，往往能造就出一种浓浓的历史韵味。又因为历史小说是通俗文学，面对的是普通大众，而并非全是文人雅士，所以语言又不能太过于古奥难懂，必须通俗易懂，才能让普通大众接受。正因为历史小说有这种“读者面向”的问题，所以在语言表达上最好是走中间路线，即“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也就是既浅显易懂，又不失简洁优雅。
前文我们说过，中国古代的历史小说数量并不少，但真正具有生命力，称得上杰作的，也只有《三国演义》一部。而《三国演义》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小说的经典之作，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肯定与其“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语言表达特色有关。关于这一点，我们读一读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就会有真切的体会。如卷之一第8回《曹操起兵伐董卓》，有一个写关羽温酒斩华雄的情节：
正商议，探子来报：“华雄引铁骑下关，以长竿挑着孙太守赤帻，直来寨前大骂搦战。”绍曰：“谁敢去战此贼？”袁术背后转出骁将俞涉，曰：“小将愿往。”绍喜，便着俞涉出马。即时报来，俞涉与华雄战，不到三合，被华雄斩了。众诸侯大惊，太守韩馥曰：“吾有上将潘凤，可斩华雄。”绍急令唤至，应声而出，手提大斧上马。去不多时，飞马来报潘凤又被华雄斩了。众诸侯皆失色。袁绍拍股叹曰：“可惜吾上将颜良、文丑催军未回！得一人在此，岂放华雄施威哉！汝众诸侯许多将士，只无一人可追华雄？”众官默然。
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众视之，见其人身长九尺五寸，髯长一尺八寸，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似巨钟，立于帐前。绍问何人，公孙瓒曰：“此刘玄德之弟关某也。”绍问见居何职，瓒曰：“跟随玄德充马弓手。”帐上袁术大喝曰：“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乱棒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广学。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诛亦未迟。”袁绍曰：“不然。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耻笑。吾等如何见人？”曹操曰：“据此人仪表非俗，华雄安知他是弓手？”关某曰：“如不胜，请斩我头。”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某饮了上马。关某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寨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史官有诗曰：
威镇乾坤第一功，辕门画鼓响鼕鼕。
云长停盏施英勇，酒尚温时斩华雄。
云长出马，只一合斩了华雄，提头入献，众皆大喜。玄德背后转出张飞，高声大叫：“俺哥哥斩了华雄，不就这里杀入关去，活拿董卓，更待何时！”掉丈八蛇矛，来抢关隘。如何？
这段描写，一共720字，不仅将关羽斩华雄的原因、经过，以及上阵之前的波折，叙述得简洁清晰，而且还以其中的26字：“身长九尺五寸，髯长一尺八寸，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似巨钟”，将关羽非同寻常的形貌特征勾勒出来，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至于人物对话，由于皆以浅显的文言，既生动地再现了汉代人说话的历史情境，让人有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的感觉；又由于袁绍、刘表、公孙瓒、曹操、张飞等众人皆“各有声口”(个性化语言)，其鲜明形象也由此凸现出来，让人听其言则有如见其人的感觉。另外，叙事中插入史官诗来作故事情节的收结，不仅有锦上添花、造势煽情的效果，可以加深读者的接受印象，而且增添了作品的历史感。
类似于此的精彩叙事与对话，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比比皆是。可以说，“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确是罗贯中历史小说语言的一种创新，是历史小说创作的一种修辞境界，是值得所有历史小说创作者所努力追求的。
[中图分类号 ]H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9)02-0020-12
[收稿日期] 2018-12-01
[作者简介] 吴礼权，男，安徽安庆人，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客员教授、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湖北省政府特聘“楚天学者”讲座教授，中国修辞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 ：董晗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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