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史角度看科学理念和科学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角度看论文,思想史论文,理念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理念和科学精神不是口号，也不能随意把任何一次讲话和谈话都在前面冠以“科学”。科学理念是从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凝聚和提炼出来的能够指导人类的社会政治活动，并为执政者更好地提高执政能力提供科学依据的精神引擎。那么，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理念和精神，就成为要确立科学的发展理念所必须首先关注和明了的问题。
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所描述的归纳方法几乎被所有具有科学头脑的人所接受，并被公认为科学的标志：科学家对科学领域中的某一点现象进行实验，系统记录发现的实验结果，随着这些结果的逐渐积累和增多，事物的普遍特性开始显露出来，科学家据此开始形成普遍的假说——关于事物规律性特征的陈述。如果这个假说符合所有的实验结果，并且有新发现的例证继续成功地证实着他的假说，那么这个假说就成了他新发现的科学定律。根据这一定律，人们将揭示出更多的自然界奥秘。这种以收集特殊例子的观察现象为基础而建立普遍陈述的归纳方法的运用，为人们带来了振奋不已的科学成就，也给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全新的科学理念，即科学研究应该排除偏见和倾向，应该排除崇拜和偶像，也就是我们说的要“实事求是”。
然而英国哲学家休谟(Hume,D.)却以无可辩驳的逻辑事实动摇了上述传统科学观点的根基。这一逻辑事实是：单个的观察陈述不管数量有多大，它们在逻辑上不可能蕴含无限制性的普遍陈述。通俗表述如例：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观察到的所有天鹅都是白的，但在逻辑上并不能保证“凡天鹅皆白”这一结论的成立。因为，相对于未被观察到的天鹅来说，已经观察到的天鹅数毕竟是极为有限的，那么，根据观察的结果你只能得出“我看到的天鹅皆白”，但在逻辑的意义上不可能得出“凡天鹅皆白”。也就是说：科学不可能通过感觉经验的归纳而不断从特殊上升到普遍，从偶然上升到必然。我们知道，近代自然科学的雄伟大厦一直是在归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休谟却无情地摧毁了这一基础，而休谟对归纳法的这一发难，恰恰是人们无法回避但也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把经验科学突然推向了极其尴尬的境地。从休谟那个时代起，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惑着哲学家和科学家们，甚至当时有些哲学家因此而变成了非理性主义者或宗教信仰者，个别的则因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到了1919年，这种局面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在这一年，爱因斯坦(Einstein,A.)的广义相对论成功地“推翻”（是“扬弃”意义上的“推翻”，不是全盘否定）了牛顿引力论。爱因斯坦在其新理论的假说中预言，光线经过强引力场附近时将发生弯曲，而这种观点在牛顿经典力学中是根本无法解释也无法包容的。也就是说，如果爱因斯坦的假说经受住观测实验的检验，将证明牛顿经典力学是有错误的。也正是在这一年，英国物理学家爱丁顿(Eddington)进行了日蚀观察实验，其结果验证了爱因斯坦理论的假说是成立的。这一划时代的科学事件深深地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牛顿物理学是以往建立的最成功的科学理论，自牛顿时代以来的两个多世纪里，它成为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基础，从新的行星的存在到潮汐的变化乃至机器的运转，这些规律令人惊愕地提出了对每一事物的准确预言，这是人们迄今所获得的关于自己的物理世界的最可靠、最确定的知识。经典力学的巨大成功，甚至使人们淡忘了休谟曾经对建基于归纳逻辑的经验科学的诘难，于是，科学就是真理，科学的东西就是对的，不科学的或者伪科学的东西才可能有错误，成了人们长达两个世纪坚定不移的科学信念。但这种信念任爱因斯坦的理论面前彻底坍塌了：如果像牛顿经典力学这样的经受了长达二百余年的亿万次检验的理论尚且有错误，那么还有什么理论敢自诩永远正确，万古不变呢？还有什么理论敢自诩为真理呢？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最早的流派——逻辑实证主义企图来解除归纳主义的困境。它的代表者声称：虽然说获得准确无误的科学知识的方法找不到，但是获得其具有一定概率的科学知识的方法却是有的，比如我们观察到的白天鹅的事实越多，“所有天鹅皆白”是真的概率就越大。但这种解释并不成功，因为一个普遍原理包含着无限多的实例，通过实验观察到的实例再多也是有限的，它的概率总是零。也就是说，在逻辑的意义上，没有可靠的方法能够确保从有限个体的判断推演出无限个体的判断。我们对于休谟的逻辑质疑依然无所适从，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爱因斯坦对牛顿的“否定”。
英国哲学家波普尔(Popper,K.R.)的证伪主义，为休谟的归纳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这种方法首先指出了证实与证伪之间在逻辑上的不对称现象。通俗表述为：尽管观察到再多的白天鹅也不能在逻辑上得出“凡天鹅皆白”的全称判断，但是只要观察到一只非白天鹅就能在逻辑上得出“并非所有天鹅皆白”这一结论。这意味着科学规律尽管不能被证实，但可以被证伪，通过反驳它们的一系列尝试，它们能够得到检验并由此取得科学知识的成长。假如我们发现了与原有科学理论不一样的事实，那么这就是新的发现，这就增长了我们的知识，并会鼓舞我们重新去探求更好的理论来代替现在的理论。波普尔认为：科学知识不是来自经验的归纳，而是依靠人的批判理性，通过不断地创造假说和排除错误而持续增长。与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可证实性作为科学的划界标准相反，波普尔把可证伪性作为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即“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一个陈述如果在逻辑意义上是可证伪的，就是科学的；反之，若是不可证伪的，就是非科学的。
波普尔坚信，科学理论也包含有错误，也必将被“证伪”，这不是科学的缺点，而恰恰是其优势和力量所在，恰恰是科学之为科学的本质特征。宗教神学自认没有错误，玄学思辩也自命“永恒真理”，都不具有可证伪证，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没有生命力，不可能再发展了。它们不是科学，而是伪科学或反科学。所以，波普尔坚信科学的大厦是在批判理性中构筑起来的。波普尔曾经对中国读者说过：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因此，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只有不去尽最大努力避免错误，才是不可原谅的。但即使犯了可以避免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理性批判并不是针对个人的。它不去批判坚持某一理论的个人，它只批判理论本身。我们必须尊重个人以及由个人所创造的观念，即使这些观念错了。如果不去创造新的甚至革命性的观念，我们就永远会一事无成。但是既然人们创造并阐明了这种观念，我们就有责任批判地对待它们。波普尔说，他听说中国流行的生活态度是认为犯错误是件丢面子的事，如果这是真的，根据他对科学的看法就要求改变这种态度。甚至应当代之以另一种相反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同科学态度是不相容的。如果有人发现了你坚持一种错误的看法，你应当对此表示感谢；对于批判你的错误想法的人，你也应当表示感谢，因为这会导致改正错误，从而使我们更接近真理。
波普尔科学哲学思想为我们大大地拓宽了对科学理解的视野，同时也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他独树一帜的科学划界标准，决定了波普尔反权威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坚决态度，他认为：如果连科学这种人类迄今为止最为可靠的认识形式都是一些暂时的猜想和假说，都可能有错误，都可以而且必将被否定，那么还有什么思想观念能够成为绝对权威和永恒真理呢？透过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体系，往往能体味到一种惊世骇俗的力量，尤其是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特有的科学的批判精神，对于现代科学的健康成长，乃至对社会科学及西方当代艺术哲学、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
但是波普尔的这种科学观并不能完全解释科学发展的实际历史。科学理论可以被证伪，从原则上说是对的，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也不错。但科学家是人，而人性中不仅有纯洁的理性，有追求真理、放弃错误的无私和勇敢，同时也有满足种种欲望的渴求，有莫名的偏爱和固执。
科学史实告诉我们，科学不仅需要波普尔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同时也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常态，以休养生息，免得被一些并不可靠的反证扼杀于摇篮之中。这就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现代科学哲学内部兴起的历史社会学派的挑战，其代表是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Kuhn,T.S.)，他认为：科学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更是一种社会活动。作为前者，科学服从于经验的逻辑检验；但作为后者，科学还要服从于某种功利的需要。一种科学理论既使有错误，既使面临许多反证，但只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能解决问题，最能满足需要，就可以继续存在，直到这种理论形态陷于危机，科学的发展才进入从一种形态过渡到另一种形态的革命时期，直到更能解决问题、更能满足需要的新理论形态出现为止。这样，他就把科学的发展置放在了整个社会文化和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上，科学进步就不仅是波普尔所言的单个假说的提出、试错检验和被证伪后的变革，而且呈现为整个科学共同体从一种常态（范式）经过科学危机和革命再到另一种新的常态（范式）的动态过程。这一新的科学理念把波普尔的问题扩展到了更为宽阔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层面，使科学的发展与增长走出了纯粹逻辑和认识论的狭隘范畴，而注入了人的社会历史活动和主体创造活动。换句话说，科学发展到二十世纪中后期，作为科学主体的人，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现了出来，科学哲学开始把科学的职能从提出假说检验假说转移到了科学的发现和创造上来。这是当代科学进步过程中所凝结的崭新理念和伟大精神，它标志着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盛行的科学主义开始向人文主义回归，重视科学的人文价值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历史潮流。也正是在这一潮流的导引下，历史学派后期的科学哲学家们，进一步把探索科学生长的目光扩展到了狭义的科学之外，开始冲决传统科学主义不准涉及形而上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的禁区，进而把研究重点推广到了科学同社会、科学与人的心理结构的关系层面，更进一步突出了科学的人性之美，使科学步入了寻常人们的生活，成为了人们的生活态度、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
由此可以看出，科学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立竿见影的那些功用之外，还体现着一种理念，一种全面的科学观，一种对科学的总体理解。尽管以上不同流派表现了对科学的不同理解，但都是对整个科学的理解，是对科学本身的理解，都是从科学活动中升华出来的精神产物，都反映着科学的内在要求，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预示着科学的方向，推动着科学的发展，并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同时，科学更是一种精神，一种严密论证的求真求实精神（实证主义），一种严格检验的理性批判精神（批判理性主义），一种富有人文情怀的创造创新精神（历史社会学派）。这种理念和精神一起凝炼成现代科学的壮丽品格，成为人类文明大道上的熊熊火炬，不仅照亮了人类探索自然界的漫漫长路，而且照亮了人类探索自身自由和解放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伟大的导师把她尊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梁启超先生在70多年前说过：中国人把科学看得“太粗了，太呆了”，就是相对尊重科学的人，还是十个有九个不了解科学的性质。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的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这种对待科学的态度将使中国人“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只能训练纯业务性的科学工匠，却培养不出真正的科学家来。这是振聋发聩的智者之言。梁启超在当时就警示了以功利主义态度对待科学的危害，指出了全面认识科学，建立一种全面的科学观念，营造中华民族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理念，对我国科学的发展以至整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