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日本的邓小平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二十世纪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日本的邓小平理论研究以东西文化交融的独特视角，在分析方法、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上有很多特点，是国际上邓小平理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关注他们研究的问题，审视他们提出问题的视角，借鉴他们研究的有益方法，对开阔邓小平理论研究的视野和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对话，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一、历史：日本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演进轨迹
1.早期研究的起源。吉田东祐是最早研究邓小平的日本人。1956年日本元元社出版了吉田东祐著《中国革命的一百单八将》，该书对邓小平作了介绍，并对新中国成立初邓小平从西南调到北京任政务院副总理及1953年9月兼管财政一事做了评论。该书的历史价值在于表明了邓小平引起日本社会的关注始于1956年中共八大，这与英国学者伊文思在1993年写成的《邓小平传》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吉田东祐的书标志着日本对邓小平早期研究的历史起点。后来研究邓小平的日本学者大都沿袭了吉田东祐的这一看法。如和田武司写到：“邓小平的存在引起国内外的注意，大概是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①。日本学者这一看法的事实根据是，1956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苏共二十大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后形成的，所以报告一问世即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反响。1971年原书房社出版了大久保泰著的《中国共产党史》，1974年讲谈社出版了久田幸助著的《我的中国人笔记》，1977年德间书店出版了和田武司与田中信一合著的《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传》，相继对邓小平及思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特别是后一部书，通过对邓小平三落三起经历的分析后得出结论：人们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这件事，表明他的存在不是谁都可以简单取代的，据此说邓小平是掌握中国命运的关键人物毫不为过。该书这一观点，为后来日本邓小平理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还没有居于主导地位，因此，日本学者对邓小平的思想还没展开专题研究，所以也没有像后来那样产生重大的影响。
2.研究热潮的兴起。日本邓小平理论的研究热潮始于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日本研究中国问题专家竹内实称邓小平访日在日本刮起了一股“邓旋风”，日本国内逐渐孕育形成了一股邓小平研究的热潮。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国由此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更引起了日本社会和学界的高度关注，由此形成了至今持续不衰的邓小平理论研究热潮。主要代表人物有竹内实、天儿慧、小林弘二等。这一阶段兴起的邓小平理论研究热潮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开始了对邓小平生平实践活动的专题研究。这些研究对邓小平的生平事迹作了十分细腻和生动的描述，邓小平三起三落的政治生漄，给研究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在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内藤雄三在《诸君》杂志上发表的题为《“五尺巨人”邓小平》一文中写道：“邓小平是一位虽有跌落但又百折不挠地站起来、现在正开创自己时代的人物”。类似这类文章，对日本国民认识和了解邓小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②
第二，对邓小平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宇野重昭、小林宏二、矢吹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标志，把当代中国分成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时代加以比较研究，他们具体分析了两个时代的特点和异同，并认为改革开放标志着邓小平时代的到来。在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学者能这样提出问题，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洞察力。村田忠禧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遵义会议进行了比较，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这一历史转折中的重大作用。他认为，1935年的遵义会议在中国现代史上起到了牵引力作用，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新时期的转折点。它主要表现在工作重心从“继续革命”转为实现现代化；人们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束缚转为现实主义的解放。这个与时俱进的历史功绩主要应归于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历史航船是由邓小平掌舵的。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机，邓小平纠正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思想混乱，完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毛泽东思想继续成为中共指导思想的艰巨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历史性的转变越来越发挥其威力。③ 天儿慧对邓小平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考察研究后认为，邓小平的“求富强，求统一”的发展战略与孙中山、毛泽东为争取中华独立、自由、民主、统一有着历史的继承关系。冈部达味在《中国社会主义再研究》一书中，通过对中国与苏联、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比较，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特点。
第三，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在方法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为了更客观准确研究邓小平理论，日本学者在研究方法的创新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伊藤一彦写道：“20年前的研究是以历史性分析和思想性分析而定，而现在则是根据实地调查，多方面进行实证研究。中国的对外开放使这种研究成为可能。”④ 因此，日本学者加强了对中国的实地考察，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比较分析，通过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来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理论与政策。天儿慧1988年出版的《中国改革第一线：邓小平政治展望》就是他在中国访问两年后用半年多时间整理写成的。小岛朋之则充分利用中国各方面的档案资料，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特点和发展趋向进行综合比较分析，他的著作《中国的政治社会：探索邓小平以后》（1986年）和《不断变化的中国政治社会：转折时期的矛盾与磨擦》（1998年）就是用此种研究方法完成的。第四，把邓小平理论研究同日本国内政策进行比较以警示日本国民与政府。如邓小平关于中国干部制度改革的“四化”标准和实践对日本青年学者震动很大。天儿慧在《中国改革第一线：邓小平的政治展望》一书中写道：“中国以年轻化为核心的专业化、知识化、革命化的四化是领导机构改革的目标之一。从80年代初开始进行改革，到现在已经取得一定成绩。同以新领导为象征的日本毫无生气的政治领导层相比，在中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青年层的活跃都引人注目。这种情况是我在中国逗留的两年间留下的深刻印象之一。” “这种年轻化的潮流虽然程度不同，但是在城市和农村都不例外。在许多地方都是年轻有为的青年担任要职，他们已成为推动中国前进的动力。当与那些热情高、又富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接触时，使我联想起像坂本龙马和高杉晋作等许多青年群像辈出的幕末维新这一变动时期的日本。”⑤ 天儿慧的描述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学者通过对邓小平理论研究所引发的对日本问题的思考。
3.研究的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发生动乱。与欧美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由热变冷不同，日本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仍然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1992年6月19日，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对《民族报》谈及日本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冷静与务实的态度时说：“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要比那些带着各种口号去天安门企图在中国推行西方式民主的欧洲人现实的多”⑥。日本对中国的务实态度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日本政府从中日关系长远角度考虑第一个退出西方七国制裁集团。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说：“日本将不仅继续同天安门事件后的北京政权改善商业关系，而且不会让人权这种抽象概念进入两国关系领域”。日本政府的行动宣告了制裁中国的西方联盟的破裂。其二，日本学界和国民对中国的态度要比西方冷静得多。日本学者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大多能持客观公正的态度，90年代以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与政治脱离，比较客观的和实证的研究成为主流。日本学者认为，虽然学术研究很难免政治的影响，但一定不能为政治所左右。这种研究态度使日本这一阶段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突出了对邓小平历史地位的研究。天儿慧在1992年出版的《作为历史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对邓小平时代的涵义做了比较深刻的揭示。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可以称作“邓小平时代”。“因为无论是中国的现代化，还是改革开放的路线都是由于邓小平的倡导而推行的，确实是以中国独特的模式展开的”⑦。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邓小平时代的特点。国分良成1992年在日本《东亚》杂志撰文对邓小平时代的成果进行了分析。国分良成认为邓小平时代有三大成果：一是“邓小平思想使在革命路线中已经凋敝了的国民生活再一次得到恢复的贡献。”即放弃了过去那种教条主义的路线，逐渐推行改革开放和实现现代化，结果唤起了人民的劳动热情，从而向富裕的社会迈出了第一步。二是“促进了社会搞活或叫做促进了社会的自立性。由此改变了过去的封闭式和上面决定式的社会体系，出现了社会与文化和经济的多样化，使社会产生了自立性。”三是“确立了对外安全保障，同时提高了国际地位。由于邓小平推行全方位外交，中国的国际关系现已大大改变。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存在的外来威胁，在当今中国已不复存在。”⑧ 第二，突出了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战略的研究。1990年11月，日本首任驻华大使、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小川平四郎在《父亲的中国和我的中国》一书中，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战略思想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邓小平决不是改革开放一边倒的人，在他的脑子里，经常同时存在两种观念，即改革开放的观念和坚持社会主义的观念”⑨。小川平四郎对邓小平思想的了解是比较全面的。1991年3月由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出版的冈部达味与毛里和子著的《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一书，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战略予以充分肯定：“中国改革开放的积极探索和努力奋斗，是为了摆脱原有僵化的社会主义体制，中国除了实行改革和开放之外，几乎不可能实现现代化。”⑩ 第三，突出了对邓小平农村发展战略的研究。1990年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出版了小林宏二编著的《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开发战略》一书，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农村发展战略进行了比较研究。小林宏二认为邓小平的农村发展战略的主要特征是：家庭经营农业，尊重自主权，奖励先富，重视多种经营，以市场经济为方针、农村城市化。从一般现代化发展的规律看，邓小平的农村发展战略非常符合常识。一言以蔽之，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开发战略就应如此。(11)
二、日本邓小平理论研究的热点聚焦
1.关于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历史起点。国分良成和天儿慧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把新中国的历史划分为“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两个历史时期。认为邓小平理论的系统形成并对中国现实产生实际的作用均发生于后一个时期。这种分期与我国学者的研究在分期界限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我国把前一个时期称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把后一个时期称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分良成在：1992年4月出版的《中国政治与民主化》一书中，第一个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概念，并系统论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与“邓小平时代”的联系。他写道：“毛泽东后的时代是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因而这次会议被称作历史性转折的会议。第一个转变是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个转变是作为工作中心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要实现现代化；第三个转变是宣布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在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口号下，给过去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路线打上了终止符，开始执行现实路线。”他认为：三中全会是邓小平时代的历史起点，无论怎样强调三中全会在现代中国政治上的意义也不过分。他说：“三中全会最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在政治上承认了作为历史潮流的现代化路线。三中全会是邓小平掌握权力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三中全会的意义，其真正意图就在于要说明这一点。从这点考虑，可以说1978年的三中全会确实揭开了‘邓小平时代’的序幕”。“1978年以来的中国，的确带有现代化路线和改革开放等特征。这一方面可以说是由于邓小平这样一位领导人的出现带来的，另一方面可以认为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他这样的人才。”(12) 天儿慧进一步阐释了“邓小平时代”用语的内涵意义。他在《作为历史的邓小平时代》中写道：如果从国家课题即现代化考虑，可以把邓小平时代叫做奔向现代化的时代；若从路线和政策角度讲，可以叫它为改革开放的时代。采用这种提法的理由是：第一，无论是现代化还是改革开放路线，都是由于邓小平的提倡而推进的，确实是以中国独特的模式展开着。第二，以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为象征的变化确实是时代的潮流。第三，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邓小平体制的开始，十二大则表明邓小平体制的形成。(13)
2.关于邓小平理论成熟的标志。理论的成熟总是在实践之后。1992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政治风波双重考验，进入到第14个年头的时候，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系统地回答了长期困扰着人们的一个根本性重大问题，即在改革开放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究竟要确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南方谈话”在理论上正确回答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认识等深层次问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邓小平理论成熟的标志。日本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小岛朋之、渡边利夫、小竹一彰、矢吹晋等人。他们的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关于“南方谈话”的背景研究。小岛朋之认为：在邓小平南巡之前，中国的经济虽说已从不景气的低谷走了出来，但还很难说已经恢复了活力。这是因为1988年秋以后采取了紧缩政策，加上翌年天安门事件留下的后遗症，还有1991年末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崩溃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中国作为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保留了下来。有人担心深化改革可能与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联系，也可能与利用和平手段引导社会主义中国崩溃的“和平演变”战略有联系。而且，事实上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有害东西的流入同扩大开放和引进外资等有联系的批评一直没有中断。小竹一彰认为，十三大重视市场的思想在当时有某种后退。如1991年2月至4月，分几次刊载于《解放日报》的著名“皇甫平”的评论，虽然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同体制选择问题分开议论并成话题，但此时重视市场的想法似乎没占多数(14)。第二，“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成熟的标志。渡边利夫和小岛朋之在其合著的《毛泽东与邓小平》一书认为，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是邓小平理论成熟的标志。他们在书中写道“这次南方谈话不外是邓小平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邓小平思想的核心已凝集在这个不太长的讲话中。邓的思想在他晚年的思想和行动中表现出了它的精华。邓小平的思想越到晚年其框架越鲜明。《南方谈话》是代表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15) 第三，“南方谈话”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原型。矢吹晋把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形容为一股改革开放的春风，是中国人的又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小竹一彰也指出，“南方谈话”打破了计划和市场问题的僵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原型。“南方谈话”为十四大报告定了基调，是十四大报告的灵魂。十四大报告以“南方谈话”为基调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一个新的概括，从而使邓小平理论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16)
3.关于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日本学者认为，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思想。小林宏二在1981年有斐阁出版的《现代中国的历史》一书的结束语中指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恰同毛泽东时代的目标截然相反，与其继续革命即向共产主义过渡，不如首先发展生产力，这就是邓小平政权的基本观点。邓小平提倡解放思想，不仅是坐标轴的大移动，而且据此从毛泽东思想的禁锢下解放了出来。否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以此取代继续革命。依照邓小平的说法，这叫做物质文明带来精神文明。”(17) 90年代中期，渡边利夫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邓小平思想的核心是发展生产力。他写道：“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毛泽东相比是极其现实主义的，他的现实主义比其他任何领导人都更彻底。邓小平1992年春节的《南方谈话》可以说是邓的现实主义的精髓。邓小平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形象是什么样呢？关键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到处反复强调这一点。即使在经历了天安门事件这一改革开放时期最大的政治危机之后，邓小平的这种生产力主义也丝毫没有动摇。生产力主义正在被强化。”(18)
4.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战略。小林宏二从毛泽东与邓小平农村发展战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邓小平农村发展战略的基本特征。首先，他认为邓小平和毛泽东在农村发展战略上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是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认为农业和农村问题重要。他们对国情的基本认识没有什么两样，人口多，耕地少，80％的农村人口，农村的贫困和落后。不同点是两人的农村发展战略不同。毛泽东根据国情提出了依靠集体力量发展农业和农村的战略，这一战略的严重缺陷是无视人口、成本和市场这三个因素。邓小平的农村发展战略不想走毛泽东的老路，而是力求打破毛泽东时代的旧体制，于是就发生了发展战略的方向性转变。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特征是：家庭经营农业，尊重农民自主权，鼓励先富的农民和农村，重视多种经营，以市场经济为方针，走农村城市化的道路。“邓小平的农村发展战略非常符合常识。一言以蔽之，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开发战略就应该如此。”其次，他认为邓小平的农村改革战略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集体农业的解体和引进家庭经营制。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农村改革战略的起点。邓小平清楚地看到，依靠发动群众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利用行政命令支配农业生产的做法已经走到了极限，因此，他积极主张尊重农民的生产自主权。为了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应当奖励致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了先富论，他认为只靠种植业农民无望改善生活水平，应该从多种经营中找出路。从此，乡镇企业也获得了大发展。第二阶段是废止粮食和棉花统购制度并向合同订购和市场贩卖的双轨制过渡。这项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使农村的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转换。所以，应借助市场调节作用的力量，合理地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充分利用农村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推进农村的商品经济化改革，其主要目的在于改革农村的产业结构。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粮食生产率仅在20％左右的状况，只能使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地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小林宏二认为：改革产业结构的关键问题是农村的工业化（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城市化。二者基本上都要在农村内部实现劳动力的转移，这其中包含着打破城乡状态的契机。(19)
5.关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日本是一个热门话题。松本盛雄在1994年7月号日本《外文论坛》上著文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新概念，自它问世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研究人员就议论纷纷。有人说它在理论上是矛盾的，还有人说它不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哪一方面是重点。这种神话般的争论表明，长期以来，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种认识是普遍存在的。邓小平极为务实的“南方谈话”为这种认识打上了一个句号。“南方谈话”确定了大政方针，为实现市场化，一系列具体措施陆续实施。(20) 日本学者认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人对市场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确立了新的发展模式和框架，使中国的经济改革思路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小竹一彰认为，1978年的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一开始就围绕着重点是放在计划还是市场这个问题上，计划和市场一直被认为是有关“姓社姓资”的问题。改革开放的整个倾向，可以评价为从重视计划逐渐向重视市场倾斜。冈部达味认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必然发展。这个理论之所以被邓小平赞扬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其特殊意义在于《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的这样一句话，即“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句话暗示着邓小平想通过改革解决中国近代以前遗留下来的问题，并同时推进现代化。因为中国社会的前近代性并没有排除，而它随着1958年以后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的思想取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之后扩大了影响，结果本应克服掉的自给自足式的自然经济思想却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顽强地存在着。可见，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理论的任务是双重的，既具有纠正斯大林体制缺陷的意义，同时也被赋予了克服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留下的自然经济幻想的任务。(21) 日本学者认为，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经过了多次反复。但是打破有关计划与市场问题僵局，并使那种不能再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调发生逆转的依然是邓小平。邓小平对引进市场机制持积极态度，他多次强调，是计划还是市场这个问题，同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选择问题无关。终于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否定了“姓社姓资”这一毫无结果的争论，为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定下基调。国分良成在《邓小平时代的成果》一文中说，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志，只不过是单纯的不同经济手段的说法具有时代意义。这一论断不但打破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教条主义观念，也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教条主义观念，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内涵，大大改变了研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方法，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过时。(22) 冈部达味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再研究》一书中进一步推断：“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本身似乎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至少在今天，已经不能把世界上存在着的各种各样的体制只分两大类。对现实中形成的体制进行实证研究，恐怕是最为必要的了。”(23) 日本学者还注意到，自中共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以来，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不断使这一理论系统化。矢吹晋在《邓小平以后的中国经济》一书中写道：“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标志着邓小平市场经济的思想输入到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已经完成。这五十条是邓小平路线的系统化，五十条描绘了伟大构想的基本框架，是2000年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的行动纲领。”(24)
6.关于邓小平的改革观。改革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特色，邓小平的改革观反映了他对改革的内涵、方法、功能、作用、方向和结果等领域的认知，因而也成为日本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竹内实把邓小平领导的体制改革称为“人民王朝的中兴”(25)。竹内实的看法正确地评价了邓小平领导的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历史运动中的地位，看到了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再次兴盛的必由之路，但他以历史循环论来观察中国历史的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渡边利夫认为，邓小平改革的行为方式最显著的特征是实验主义性的实用主义，即现实主义。这种实验主义的现实主义因其实验本身带有从局部走向全局的特征而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实事求是的实践性；二是实践方式的渐进性。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无论是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赋予国营企业自主权、设立经济特区和开放区、开设证券市场和不动产市场，造成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搞活的这一切试验，都不是那种依靠某种口号动员群众，一举在全国实行的试验。完全相反，开始是在某个单位和地方进行初步的试验，当这个试验在其他地方也被证实是有效的，并且这种有效性被大家承认时，才在制度上和法律上追认这些试验，并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和扩大，这种实验主义的实用主义即现实主义就是邓小平改革的特点。所谓邓小平的实用性的现实主义，就是反复实验，在其奏效之前，要想在制度上给予承认是很不容易的。”(26) 矢吹晋认为，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是一种减少错误的好方法。他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具有庞大理论体系的领导人犯大错误的事实。因此，从我们的评价标准来看，只有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小理论，才真正是减少错误的比较理想的理论。”(27) 矢吹晋的观点揭示了邓小平改革理论的探索性特征，有一定的合理性。邓小平针对这一问题曾讲过：“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28) 可见，“摸着石头过河”是对改革的探索性前进的一种形象的比喻，“摸石头”本身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如果认为邓小平理论是一种缺乏深度的“小理论”就显得浅薄了。
三、日本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实证精神
日本学术界在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方法上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立足于实证分析，在发掘新的分析模式和方法这一点上是富于进取的。这个方法论特点形成了日本对邓小平理论研究在方法上的多样化态势。
1.现代化分析研究法。由现代化工业生产力所推动的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运动，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了。20世纪以来，对这一社会现象专业化的系统解释被称作现代化理论。日本学术界把现代化已作为一种普遍的分析工具渗透到各个学科研究之中。以现代化分析方法研究邓小平理论，在日本已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方法，因此邓小平理论也被日本学者看作是一种现代化的理论。现代化分析作为日本学者研究邓小平理论的分析框架之一体现在各个具体研究领域之中。首先，日本学者把现代化的方法用于分析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上。天儿慧认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方法上虽然留有过去的马克思主义阶级二元论进行社会分析的痕迹，但实质上十分接近欧美式近代化论的认识和分析方法。用这种分析方法认识社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克服生产力落后和商品经济不发达是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所以必须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当成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其次，日本学者还用现代化分析方法来研究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天儿慧认为：邓小平反复强调法治和法制化，把创造政治安定局面和保证其实现作为重要课题，从现代化的一般理论来看这也就是中国政治变化的现代化过程。(29)
2.比较分析研究法。比较研究方法有助于开拓研究视野，容易概括人物思想之异同和特质。因此比较方法也被日本学者大量地应用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中。首先，日本学者比较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所起的历史作用。村田忠禧认为，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两个转折点，这两个会议在中国现代史上起到了牵引力的作用。他从这两个重大转折点出发，论证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各自起到的重大历史作用。认为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人民腰杆子挺起来了。其次，日本学者还从爱国主义的角度对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进行比较，认为他们都是爱国主义者，都在为一个民主、富强、统一的中国而奋斗，但又各自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如天儿慧称孙中山为“革命之父”，因为他开启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河；称毛泽东为“建国之父”，因为他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创建了新中国；称邓小平为“中国现代化之父”，因为他引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繁荣富强之路。(30) 日本学者大泽昇把毛泽东与邓小平进行比较后认为，两个人的相同点是都强调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都没有离开社会主义和中国。两个人的不同点最主要的是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精神作用，是抓革命促生产；邓小平则认为经济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只让上层建筑革命化是不可能的，首先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位的。(31) 国分良成在《中国改革与民主化》一书中比较了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不同特征：一是从革命向建设的全面战略转移、从政治向经济的工作重心转移；二是毛泽东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邓小平重视改革社会主义体制；三是毛泽东是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邓小平是具有组织能力的领导人；四是毛泽东时代基本政治经济体制是中央集权式，邓小平时代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体系趋向分权化；五是毛泽东时代的对外关系是极为封闭的，邓小平时代的对外关系则改变为开放的体系。(32)
3.实地考察研究法。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与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日本的许多邓小平理论研究者不再局限于阅读和研究中国的报刊资料和文件，不再拘泥于理论的思辨，而是更多采取了实地调查和实际考察的实证性研究方法，到中国实地调查和采访已成为研究上理所当然的前提。1986年至1988年，天儿慧在中国进行了两年多的实地考察研究，他既到过中国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也到过延安、井冈山、遵义等经济较落后的贫困地区。每到一地他都同当地老百姓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看法。他记述了1987年秋在乌鲁木齐郊外同一位65岁万元户农民的交谈。这位老农是1959年从宁夏沿途讨饭到新疆的。老人说：“我经历了国民党时代、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现在是最好的时期，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想到哪去就可以到哪去，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时代啦。我希望老邓的政策能延续下来，那样的话，无论我们还是国家都会富起来。”(33) 通过这样的实地考察后，天儿慧认为邓小平“先富起来”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先富起来”的政策同“农村根据地理论之间有着奇妙而重要的共同性”。通过实地考察，天儿慧加深了对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深入理解，在回国半年后出版的《中国改革最前线》一书中，他充分肯定了邓小平为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所做的巨大贡献。无独有偶，1979年4月至1980年3月，冈部达味在中国考察一年后，也写出了《中国能否现代化》一书，充分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工作重心转移对于实现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
注释：
① 和田武司、田中信一：《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传》，德间书店，1977年，第4页。
② 张惠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3期。
③ 村田忠禧：《中国革命中的两个转折点：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研究季刊》1986年5月号。
④ 伊藤一彦：《现代中国研究指南》，日本岩波书店，1990年，第47页。
⑤ 天儿慧：《中国改革最前线》，日本岩波书店，1988年，第176—177页。
⑥ 刘洪潮等：《外国要人名人看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
⑦ 天儿慧：《作为历史的邓小平时代》，日本东方书店，1992年，第3页。
⑧ 国分良成：《邓小平时代的成果》，日本《东亚》杂志1992年第6期。
⑨ 小川平四郎：《父亲的中国与我的中国》，日本同时代出版社，1990年，第76页。
⑩ 山内一男：《评冈部达味等编“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日本中国研究所：《中国研究月报》1991年7月号。
(11) 小林宏二：《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开发战略》，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1990年，第188页。
(12) 国分良成：《中国政治与民主化》，日本同时代出版会，1992年，第4—6页。
(13) 天儿慧：《作为历史的邓小平时代》，第209～210页。
(14) 小竹一彰：《中共十四大的政治意义》，日本《国际问题》杂志1993年1月号。
(15) 渡边利夫、小岛朋之：《毛泽东与邓小平》，NTT出版社，1994年，第247页。
(16) 小竹一彰：《中共十四大的政治意义》，日本《国际问题》杂志1993年1月号。
(17) 小林宏二：《现代中国的历史》，《海外邓小平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18) 渡边利夫：《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与改革开放》，《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6期。
(19) 小林宏二：《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开发战略》，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1990年，第77～78页。
(20) 松本盛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990页。
(21) 岗部达味：《中国社会主义的再研究》，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86年，第26页。
(22) 国分良成：《邓小平时代的成果》，日本《东亚杂志》1992年第6期。
(23) 冈部达味：《中国社会主义的再研究》，第2页。
(24) 矢吹晋：《邓小平以后的中国经济》，日本苍苍社，1995年，第127页。
(25) 竹内实：《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位伟人》，《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
(26) 渡边利夫：小岛朋之：《毛泽东与邓小平》，NNT，1997年，第249页。
(27) 矢吹晋：《邓小平以后的中国经济》，第136页。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4页。
(29) 天儿慧：《中国改革最前线》，日本岩波书店，1988年，第92页。
(30) 成龙：《海外邓小平研究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6页。
(31) 大泽昇：《中国向何处去》，三一书房，1988年，第63页。
(32) 梁怡：《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360页。
(33) 天儿慧：《中国改革最前线》，日本岩波书店，1998年，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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