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偏见——从《错在哪里?》看伯纳德#183;刘易斯的中东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偏见论文,刘易斯论文,错在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美国著名中东学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出版了他的新著《错在哪 里?》(What Went Wrong?)，副题《西方的影响与中东的回应》(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本文试从这部著作入手分析伯纳德·刘易斯的中东史观。
一、伯纳德·刘易斯与中东研究
伯·刘易斯1916年5月31日生于伦敦，1982年加入美国国籍。1936年以优等成绩毕业于 伦敦大学，获得历史学专业学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近东历史。1939年在伦敦大学东方 与非洲研究学院获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一年。1938年 他被任命为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伊斯兰史助教，1940年晋升讲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学术生涯因战争而中断。1940～1941年在皇家装甲部队和 情报部门服役，1941～1945年为英国外交部工作。二战结束后，回到东方与非洲研究学 院，从1945～1974年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那里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49年，年仅33 岁的刘易斯晋升为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中近东史教授。
1974年他来到美国，执教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该校克利夫兰·E·道奇近东研究教授， 直到1986年退休，成为荣休教授。此后1986～1990年，还曾执教于康奈尔大学。
刘易斯的主要研究领域有三个：伊斯兰史、奥斯曼帝国史和西方—中东关系史。他的 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古阿拉伯—伊斯兰史。在巴黎大学学习期间，他接触到法国的年 鉴学派。受年鉴学派的影响，他试图将经济和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运用于阿拉伯—伊斯兰 研究，并成为这方面的开创者之一。(注：Martin Kramer,Art.Bernard Lewis,in
Kelly Boyd(ed.),Encyclopedia of Historians and Historical Writing,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London and Chicago,1999.)他最早的著作是1940年出版的《伊 斯马仪派的起源》(The Origins of Ismailism,1940)，是其博士论文。这方面的著作 还包括《历史上的阿拉伯人》(The Arabs in History,1950)、《阿萨欣派》(The
Assassins,1967)、《伊斯兰教中的种族与肤色》(Race and Color in Islam,1971)。2 0世纪50年代，他开始进行奥斯曼帝国的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1961年出版的《 现代土耳其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1961)。在研究奥斯曼土耳其 历史的过程中，刘易斯非常关注18世纪以来土耳其的现代化改革进程，并由此展开对西 方—中东关系的研究和探讨，1964年出版《中东与西方》(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1964)。80年代以来，他越来越关注西方—中东关系的研究，他所从事过的伊斯兰 史和奥斯曼帝国的研究也日益融入到这个主题之中。2002年出版的《错在哪里?》就是 他在这个领域的最新著作。
刘易斯著作等身，是西方伊斯兰和中东研究领域的权威。在1989年出版的《伯纳德· 刘易斯纪念论文集：伊斯兰世界》(Essays in Honor of Bernard Lewis:The Islamic World)中，著名中东学家查理斯·伊萨维这样评价他：“可以说中东历史中没有一个时 期是伯纳德·刘易斯没有接触过的，凡是他接触过的，没有一个不因他而生色的。”( 注：Charles Issawi,Introduction,in C.E.Bosworth and others(ed.),Essays in
Honor of Bernard Lewis:The Islamic World,The Darwin Press,Inc.Princeton,NJ,1 989.)在伊萨维看来，伯纳德·刘易斯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主编新版《伊斯兰百科全书》 和多年从事的教学工作。能够成为西方学术界最具权威的《伊斯兰百科全书》第2版(E1 2)和《剑桥伊斯兰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1970)的主编之一，这本身 就能说明刘易斯在西方伊斯兰研究和中东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刘易斯的影响是世界性的，他的著作不仅被翻译成法、德、意、荷兰、西、葡等西方 语言，匈牙利、波兰、塞尔维亚、希腊等东欧和东南欧语言，汉语和日语等东亚语言， 还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乌尔都语、马来语等语言在伊斯兰世界传播 ，也被翻译成希伯来语。目前他的著作已经翻成中文在大陆地区出版的有：《历史上的 阿拉伯人》(马肇椿、马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现代土耳其的兴起》( 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中东》(郑之书译，中国友谊 出版公司，2000)(注：该书英文名称的美国版是The Middle East: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st 2,000 Years，英国版是The Middle East:2,000Years of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to the Present Day，1995年出版。该中译本此前于1998 年以《中东——自基督教兴起至二十世纪末》的名称由麦田出版公司在台北出版。)。 关于他的中文译名，现在大陆地区有伯纳德·刘易斯、伯纳德·路易斯和伯纳·路易三 种，台湾地区通用柏纳·路易斯。本文选用伯纳德·刘易斯的译名。
二、《错在哪里?》的基本思路和结论
伯·刘易斯在该书《导论》开始便提出：“错在哪里?很长时间，伊斯兰世界的人们， 特别是中东但又不单是中东，一直在问这个问题。”(注：Bernard Lewis,What Went
Wrong?Western Impact and Middle Eastern Response,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 .,New York,2002,p.3.以下凡引自该书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伊斯兰世界长期处于世 界的领先地位。对中世纪的穆斯林来说，中国遥远而陌生，印度正在经历伊斯兰化，基 督教世界主要是拜占庭帝国，拜占庭以外的欧洲是蛮荒之地。中世纪的欧洲是伊斯兰世 界的学生。但似乎是突然之间，双方关系发生了变化，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在科学、 技术和文化上超越伊斯兰世界。但中东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区，却在很长时间里对此 几乎一无所知。西欧通过海路向南亚扩展，沙俄则通过陆路向亚洲北部扩张。17世纪， 东西方的海上贸易开始绕过中东地区。17世纪，在与基督教欧洲的战争中，奥斯曼帝国 不断地丧失领土，开始由强转衰。
全书正文共7章。第一章《战场上的教训》探讨了奥斯曼帝国在与欧洲列强战场上较量 的失败，迫使其开始思考“我们哪里做错了?”的问题。最初的探索是围绕着军事领域 展开的。第二章《追求财富与权力》探讨了中东地区的现代化改革向政治和经济领域扩 展的过程。通过学习欧洲语言和去欧洲旅行，中东的穆斯林开始近距离观察欧洲，他们 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的富强，因此他们的问题也更具体的变为：“这种财富和力量的源 泉是什么?”(p.45)印刷、翻译和新闻等传播领域的发展，加上司法和教育的改革，削 弱了传统宗教力量和内部割据势力，君主专制统治得到强化。在这种背景下，中东地区 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开始关注西方的宪政和代议制民主，追求政治自由。法国大革命使爱 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传入中东，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使中东认同宪政的力量。在此基础上 产生了土耳其和波斯的立宪革命。20世纪30年代，随着德、意法西斯的兴起，中东一度 效仿法西斯制度。二战后，苏联的成就使中东一些国家热心于社会主义。
从第三章开始，论述转入到社会和文化问题。第三章《社会和文化的藩篱》指出，尽 管中东非常关注西方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但西方与伊斯兰在社会和文化上也存在差异 ，最明显地体现在妇女、科学和音乐三个方面。为妇女权益而进行的斗争非常艰难。“ 与其他问题相比，妇女解放是区分现代化和西化之间的试金石。即使最极端、最反西方 的原教旨主义者现在也承认需要现代化，并且事实上在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尤其是战争 和宣传的技术。这被视为现代化，尽管其方法甚至手段都是来自西方，但被认为是必要 的甚至是有用的而加以接受。解放妇女是西化；对于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和极端的原教旨 主义者，这既非必要也非有用，相反，这是有害的，是对真正伊斯兰价值的背叛。”(p .73)在科学问题上，刘易斯认为“伊斯兰的中东不愿意接受欧洲科学”。
第四章《现代化与社会平等》针对中东的社会地位问题进行讨论。刘易斯认为，传统 的伊斯兰文明认可在主人与奴隶、男子与妇女、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存在着不平等。 19世纪，在伊斯兰史上第一次发出了支持奴隶、妇女和非穆斯林这三个弱势群体的声音 。但西方列强对三个问题的关注程度不同。所有的欧洲列强都要求取消在穆斯林国家里 对基督教徒以及犹太人在法律上的歧视措施，对于取消奴隶制主要是英国比较关注，而 几乎没有证据显示欧洲列强对改进穆斯林妇女的地位有什么兴趣。(pp.84～85)
第五章《世俗主义与市民社会》是正文中分量最重的部分。刘易斯首先给出了世俗主 义的定义，即“在现代政治含义中的世俗主义，是这样一种理念，即宗教与政治权威、 教会与国家是不同的，因此可以而且应该分开”。(p.96)但他随即指出，这是一种基督 教的观念，伊斯兰中则缺乏本土的世俗主义，而且穆斯林普遍拒绝舶来的世俗主义，其 原因可能在于两种宗教文化之间在信仰和实践上的深刻差异。世俗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 ，法国大革命推动这种观念向中东传播。刘易斯认为市民社会是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 一个社会层次，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归属感不是来自于血缘关系，或为外来压力所迫，而 是来自于在观点、利益和他人选择的基础上自愿的决策。市民社会要求非宗教性，要求 宽容。但是在他看来，自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围攻维也纳失败以来，伊斯兰教已经难以 维持中世纪时所具有的那种宽容。
第六章《时间、空间与现代性》和第七章《文化变化的诸方面》探讨了西方对中东在 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影响。
刘易斯从军事领域切入，进入经济、政治领域，再深入到社会和科学文化，全面讨论 了西方对中东的影响以及中东的回应。第七章的结尾部分既是对以上内容的总结，也为 后面的结论部分定下基调。针对中东地区，刘易斯指出，实际上除了西方以外的地区都 曾受到西方的控制和影响，但现在与其他地区相比，尤其是与东亚和南亚相比，中东在 复兴方面已经落后了。进而他提出了更普遍的问题，即如何看待西方文明在当今世界上 的地位问题。他认为，“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期，现代性或者与之对等的术语，都意 味着那个占支配地位的和正在扩展的文明所具有的方式、观念和标准。每一种占支配地 位的文明在其盛期都强行推广其现代性。”(p.150)“伊斯兰是第一个在推广其认定的 普世使命的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的，但是现代西方文明是第一个要囊括整个地球的。现在 ，同过去一样，正如阿塔图克所承认的，正如印度计算机科学家和日本高科技公司所欣 赏的那样，占支配地位的文明是西方的，是西方的标准规定着现代性。”(p.150)
《结论》部分无疑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他连续给出了环环相扣的七个结论。结论一 ：中东现代化的成果是令人失望的。结论二：中东已经习惯于把问题和责任推给别人。 结论三：20世纪在中东起支配作用的两个运动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而这两种运动是 错误的答案。结论四：中东现在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回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式的回答 ，将一切罪过归于背离了伊斯兰教；土耳其共和国式的回答，即世俗民主制度。结论五 ：在西方人看来，真正的问题，“准确地说在于缺乏自由”，包括思想自由、经济自由 、妇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结论六：如果中东沿着现在的道路走下去，就好比是一个自 杀式炸弹杀手，摆脱不了仇恨、愤怒、贫穷和压迫的螺旋式下降。结论七：如果中东沿 着这条路走下去，最终的结果还是将迟早将被外部力量所控制。
三、伯纳德·刘易斯的中东史观
刘易斯的这部著作集中展示了他的中东史观。他承认在伊斯兰教创立后长达一千年的 时间里，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在人类文明的人文 艺术和科学领域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但是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伊斯兰世界逐渐被欧洲 赶上并超过。他认为，这不是因为伊斯兰世界衰落了，而是因为西方进步了。“这不是 像以前所讨论的那样是个衰落的问题。奥斯曼国家和军事力量在传统的意义上和以前一 样有效。在这个领域及其他的领域，是欧洲的发明和试验改变了双方力量对比的天平。 ”(p.20)作为伊斯兰世界核心和代表的中东出现了停滞，而不是衰落。
这种停滞的原因在于伊斯兰世界内部，是由于伊斯兰世界“在十字军战争中最终赶走 欧洲人之后，缺乏思想上的好奇心”所致。(注：Mahmud Haddad,Bernard Lewis
Yarudd ala Bernard Lewis,in al-Arabi,November 2003.)刘易斯认为穆斯林满足于13 世纪赶走十字军、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通过巴尔干向维也纳进军等胜利 ，对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和所取得的进步基本上一无所知。黎巴嫩巴拉曼德大学现代阿 拉伯史教授马哈穆德·哈达德指出，尽管这个历史发展进程是所有的学者都承认的，但 是伯纳德·刘易斯与其他历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特别强调欧洲在中世纪从十字军 战争以后的好奇心与智慧，以及与之相对的穆斯林头脑上的懈怠以及对欧洲的漠视，他 对这个因素的强调似乎使之成为一个文化的宿命。(注：Mahmud Haddad,Bernard Lewis Yarudd ala Bernard Lewis,in al-Arabi,November 2003.)因为在刘易斯看来，穆斯 林在欧洲没有宗教圣地，而基督教徒在巴勒斯坦有宗教圣地，因此穆斯林没有去欧洲旅 行的愿望，而欧洲人则不断地来到巴勒斯坦。这导致了欧洲可以及时地了解伊斯兰世界 的发展，而伊斯兰世界则对欧洲的情况一无所知。(p.25)
在刘易斯看来，穆斯林不承认停滞的内在原因，而是将这种原因归于外在的力量。最 初的指责是针对蒙古人，他们13世纪的入侵破坏了穆斯林的力量和伊斯兰的文明。民族 主义的兴起则导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指责：阿拉伯人指责土耳其人长达数世纪的统治， 土耳其人指责阿拉伯人毁坏了其创造力，波斯人指责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蒙古人使他 们丧失了古代的光荣。19～20世纪英法的殖民统治使西方帝国主义成为指责的对象，西 方的政治控制、经济渗透和文化影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美国取代英法控制中东后，罪 责又被归在美国身上。但在刘易斯看来，“英法的统治和美国的影响，正如蒙古入侵一 样，是中东国家和社会内部衰弱的结果，而不是原因。”(p.153)
反犹太主义也是推卸责任的一种做法。刘易斯将反犹太主义在中东的盛行归于欧洲的 影响。在中东最早的反犹声明是出自当地的基督教少数民族，而且是受到欧洲的影响。 1933年开始纳粹德国的宣传加速了这种思想在中东的传播。巴勒斯坦解放斗争便利了用 反犹太观点来解释历史，即把中东乃至世界上的一切邪恶都归于犹太人的阴谋。
在找遍外部原因后，内部原因开始成为探讨的对象。一种观点认为是伊斯兰教阻碍了 自由、科学和经济的发展，主张世俗化。而另一种观点则针锋相对地认为，恰恰是外来 因素渗入伊斯兰教导致了种种问题的发生，因此主张回归纯正的伊斯兰。
根据刘易斯的逻辑，如果真正的原因在于没有通过好奇心和求知欲跟上西方的发展脚 步，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学习西方。他明确指出，“对于一个受到西方自由的理论和实 践训练的西方观察者而言，准确地说，缺乏自由是穆斯林世界诸多矛盾的原因，这包括 从控制和教条化中解放出来的思想、质疑、调查和言论的自由，从腐败和盛行的错误管 理中解放出来的经济自由，妇女从男性压迫中解放出来的自由，公民从专制下解放出来 的自由。”(p.159)
但在事实上，伊斯兰世界没有找到停滞的真正原因，因此也就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 法。在刘易斯看来，中东地区的所有解决问题的努力都是失败的，包括武器、工厂、议 会和学校在内的所有办法都没有效果。20世纪曾经在中东盛极一时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社 会主义运动，都没有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一些中东国家甚至曾经尝试效仿法西斯搞国家 社会主义，也以失败告终。现在，在中东地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道路：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式的道路和土耳其共和国式的道路。前者将一切罪恶归于背弃了伊斯兰的神圣传统， 后者则主张世俗主义。对于这两条道路，刘易斯并非反对前者而支持后者，而是认为两 条道路都没有找到问题的本质，即缺乏西方自由。世俗主义只找到了表面问题，没有触 及本质。
那么，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内部有没有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呢?著名阿拉伯语文化杂志 《阿拉伯人》的主编苏莱曼·伊卜拉欣·阿斯凯里指出，伯纳德·刘易斯在长期的研究 中始终关注的是“伊斯兰历史的后胡同，将光线聚焦在阿拉伯和伊斯兰史的边缘力量上 ，并突出这些力量，仿佛这些力量才是这一历史进程起作用和有影响的力量。”(注：
Sulaiman Ibrahim al-Askari,Ta'ammulat Ramadaniyya,in al-Arabi,November 2002.)伯纳德·刘易斯非常强调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在中东学习西方中的作用。从15世纪开始 ，来自欧洲的基督教旅行者和犹太难民帮助奥斯曼帝国增加了对欧洲的了解；基督教徒 和犹太人开始了将西方著作翻译成穆斯林语言的最初尝试(p.45)；西方的思想影响最先 进入中东的基督教等宗教少数民族群体，由他们开始传播；西方近代印刷术也是通过犹 太人和基督教徒引进中东的(p.142)。对于刘易斯而言，中东真正的变革力量不是穆斯 林主体，而是以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为主的宗教少数民族。在伊斯兰教内部，他也对非 主流的教派给予了比较多的关注，他所研究的伊斯马仪派和阿萨欣派甚至在伊斯兰教什 叶派中都不是主流派。
如果作为中东居民主体的穆斯林认识不到落后的原因，找不到解决的办法，那么中东 将继续沿着现在的道路走下去，其结果将是新的外来控制。刘易斯认为这种外来控制可 能来自重走殖民主义道路的欧洲，可能来自复兴的俄罗斯，也可能来自“东方的某个新 兴的、正在扩张的强权”。(p.160)
四、学术与偏见
伯纳德·刘易斯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但这并不能掩盖其研究中存在的漏 洞。
在他看来，中东穆斯林缺乏文化上的好奇心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在《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Monthly)2003年5月号的文章中，他认为是语言和宗教圣地的问题阻 止了穆斯林的求知欲。对于穆斯林来说，其宗教圣地就在阿拉伯半岛，在穆斯林的控制 之下，因此没有必要到伊斯兰世界以外的地方去旅行；伊斯兰教的经典是阿拉伯语的， 而阿拉伯语本身就是宗教的、科学的和文化的语言，也是阿拉伯人的日常口语。尽管此 后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兴起，但阿拉伯语始终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语言，因此穆斯林没有 了解欧洲语言的动力。基督教的情况就不一样。基督教圣地在耶路撒冷，而这块土地长 期在穆斯林的控制之下，因此基督教徒不得不了解伊斯兰世界，不得不到伊斯兰世界旅 行。他们的宗教经典不是用他们的日常口语写成的，他们必须学习各种外语，以研究自 己的宗教经典和阅读古典著作。(注：Mahmud Haddad,Bernard Lewis Yarudd ala
Bernard Lewis,in al-Arabi,November 2003.)剑桥和牛津先后于1632和1636年设立了 阿拉伯语教授，欧洲的大学和学者对学习和教授东方语言有着浓厚的兴趣。正是欧洲的 这种文化好奇心使得欧洲努力学习伊斯兰世界，并最终超越了伊斯兰世界。
通过这样的论述，穆斯林世界的落后似乎成了历史的必然，似乎从信仰伊斯兰教开始 就注定要落后于西方。刘易斯似乎有意忽视了阿拉伯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这场 翻译运动不是被迫，而是主动的，它反映出的是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他以中东为核 心来探讨伊斯兰世界，简化了问题，使他的论述出现了漏洞。伊斯兰世界从东南亚到撒 哈拉以南非洲，极其广阔。在中东以外的地区，穆斯林的母语并非阿拉伯语。为了学习 伊斯兰的宗教经典，这些穆斯林也学习阿拉伯语，伊斯兰教在中东以外的穆斯林身上激 发了学习语言的热情。因此，不能将中东的论断泛化到整个伊斯兰世界。
从更深的层次来说，西方超越伊斯兰世界，不仅是思想上是否有好奇心的问题，还在 于西方的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的过渡 。西方在思想上的一系列变化是伴随着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发生的。如果说中东 的停滞要从内部寻找原因的话，那么西方的进步也要从其内部寻找原因。将这种进步归 于由文化好奇心驱动的对伊斯兰世界的学习和赶超，背离了刘易斯寻找内在原因的整体 逻辑。
更重要的是，刘易斯从学术研究出发，最终却得出了具有浓厚现实政治色彩的结论。 从文化好奇心出发，得出了以中东为核心的伊斯兰世界可能将重新为外部力量所控制的 结论，是把学术和政治绞合在一起。在《错在哪里?》的结论中，似乎被外部力量所控 制已经成为中东地区无法摆脱的宿命，区别无非在于被谁控制而已。既然如此，那么与 其让别人来控制还不如由西方来控制。根据隐含的逻辑，刘易斯开出治疗中东错误的药 方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的，如果由俄罗斯或某个东方新兴强权来控制，那可能会 用其他的药方。他事实上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最终得出了要“改造中东”的结论，他的 研究因此带有为美英等西方国家现实政治服务的强烈政治色彩。
在学术界，这种思想已经产生了回应。供职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巴尔耐特2004年出 版新著《五角大楼的新蓝图》(The Pentagon's New Map)，提出世界分为“核心”和“ 黑洞”两个部分。核心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除此以外的地区都是黑洞。黑洞包 括中东、中亚、高加索、东南亚的大部分、巴尔干、几乎整个非洲等。他明确提出要通 过武力改造黑洞地区，并明确指出中东是最好的起点，在这个地区外交已经不起作用。 他认为，中东最大的错误就在于缺少个人自由，以及由此导致的居民、尤其是青年人的 绝望。此外，在美国的决策层提出的邪恶轴心理论、先发制人战略和大中东计划，无处 不透露出刘易斯所倡导的中东史观的影子。
事实上，刘易斯的母校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本来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该学院的前 身是成立于1916年的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1938年改为现名。这所学院“与牛津和剑 桥不同，它位于首都，其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考虑到为政府服务的需要”。(注：
Leslie McLoughlin,In a Sea of Knowledge:British Arabists in the 20th Century ,Garnet Publishing Limited,UK,2002,p.99.)刘易斯也曾为政府部门直接工作。因此 ，其学术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也是情理之中。
阿拉伯学者指责刘易斯对穆斯林、尤其是阿拉伯穆斯林有偏见，他们认为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刘易斯是犹太人，而且以其犹太复国主义倾向著称。其中尤以其与爱德华·W ·萨义德的论战最具代表性。
萨义德在其1978年出版的名著《东方学》中，批评伯纳德·刘易斯“将伊斯兰视为一 个可与伊斯兰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分开研究的‘文化综合体’”，将巴勒斯坦阿拉 伯人反抗以色列的斗争理解为“伊斯兰的回流”，是“伊斯兰反非伊斯兰”，从而剥离 了其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内涵。(注：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 ，三联书店，1999年第1版，第138～140、406～407、441页。)萨义德指责刘易斯“至 少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他的作品从总体上说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尽管他极力试图使 自己的著作精细微妙而有批判性。他的近期作品是下面这类学者的典型例证：尽管他们 试图使其著作成为宽容客观的学术研究，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几乎成了对其研究对象 的一种恶意诽谤。……它不过是‘学术’丑闻一种最新的……表现形式而已。刘易斯如 此热衷于旨在揭露、削弱和质疑阿拉伯和伊斯兰的计划，以至于甚至不愿意过多地考虑 自己作为一个学者和历史学家的身份。……刘易斯旨在……向当代读者解释穆斯林(或 阿拉伯人)为什么仍然这么不安分，不愿意接受以色列对近东的霸权统治。”(注：爱德 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第1版，第138～140、40 6～407、441页。)萨义德在1994年为《东方学》所写的后记中，更是集中批评了刘易斯 ，并直接批驳了其关于欧洲对伊斯兰的好奇心的观点，指出“欧洲对伊斯兰的兴趣并非 来自好奇，而是来自对伊斯兰这个一神论的、在文化上和军事上都令人生畏的欧洲基督 教的竞争对手的恐惧。”(注：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 店，1999年第1版，第138～140、406～407、441页。)
萨义德是阿拉伯裔美国人知识分子的代表；而刘易斯则被很多人视为犹太复国主义在 学术界的旗手。在犹太复国主义的网站上就有关于他的专门链接，甚至他对土耳其的研 究，也被认为是他想在奥斯曼文献中寻找犹太人对巴勒斯坦部分土地的所有权的证据。 (注：Sulaiman Ibrahim al-Askari,Ta'ammulat Ramadaniyya,in al-Arabi,November 2002.)这两位重量级学术人物之间进行的，似乎不仅仅是一场学术论争，而是更像一场 学术界的“中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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