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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456（2000）06—0019—05
反倾向斗争，也称两条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它是指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开展的既反对“左”的，又反对右的错误倾向的思想斗争。很显然，这是属于思想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其目的是要克服和清除“左”、右错误思想的影响。保证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在无产阶级波澜壮阔的伟大革命斗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无时无刻不在同其内部“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作斗争，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历史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些历史遗产，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反倾向斗争的理论。
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防止和克服“左”的和右的思想倾向的理论指南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的关于反倾向斗争，即两条战线思想斗争的概念和阐述，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反倾向斗争的思想。其代表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资本论》第一卷（1867）、《哥达纲领批判》（1875）、《人类学笔记》（1879—1881）、《反杜林论》（1876—1878）、《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和恩格斯晚年的一些书信。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特别重要的是系统论述了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理论。这些著作，许多就是反对错误倾向的论战性著述。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伟大战友，在马克思逝世后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特别是通过对机械唯物论思想的批判，完整地表达了马克思的整个意识形态学说，全面论述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问题，为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能看到“理论斗争”的论述。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同盟的历史》一文中，列举了马克思开展思想斗争的有力例证：1847年11月底至12月初，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新章程，“马克思也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在长时间的辩论中——大会至少开了十天——捍卫了新理论。所有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1 ]（P200—201）。
列宁的意识形态学说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在本世纪复兴的最重要标志。在《怎么办？》中，为了深入批判经济派的错误观点，列宁引证了恩格斯关于理论斗争重大意义的论述。他指出，恩格斯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伟大斗争，除去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这两种形式之外，还有理论斗争。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论无产阶级的文化》（1920）、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等著作中，蕴藏丰富的两条战线思想斗争的理论。1920年7月19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应该下定决心，把各国党内的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这是主要的任务。”[2]（P272）值得注意的是， 把党内出现的错误思潮分成“左”、右两种倾向，并且把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明确地概括为“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列宁的创造发明。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理论概括，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在总结和概括我们党丰富经验的同时，也阐述了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理论，为我们党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指明了方向。
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左”、右倾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民主革命时期，出现过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几乎断送了革命。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领全党系统地从政治、思想、军事和组织等方面，不断清算“左”、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从此使中国革命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但是，即使是在顺利的情况下，毛泽东也总是不断提醒全党注意防止“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并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左”、右错误倾向随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翻开《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关于“左”的和右的错误表现，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和认识根源及应吸取的教训的论述俯拾皆是。高度的理论自省，保证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正确，也保证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在新中国诞生后的几年中，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百废待兴的经济形势、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党和毛泽东赖其指导思想上的正确和客观清醒的形势判断，成功地化解了一道道难题，顺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一阶段里，毛泽东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依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经常历数党的历史上“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严重危害，以提醒处于胜利形势下的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指出，为了克服“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必须既反“左”又反右，在两条战线上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3]（P786）这一方面是因为反倾向斗争属于党的内部矛盾； 另一方面是因为思想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是不能用简单的方法进行处理的。
在我们党长期开展的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思想斗争中，毛泽东总结出了开展斗争的方针、原则和方法。毛泽东思想中的这些关于反倾向斗争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我们党正确开展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斗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坚持反倾向斗争的基本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进一步总结了几十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教训，对在新时期如何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和毛泽东关于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的理论。这为我们今后做好思想工作，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1.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反对错误倾向，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要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存在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邓小平曾经指出：“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4]（P379）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一些同志在反倾向斗争中，不从实际出发，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说反右倾，似乎到处都是右倾。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正确的方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要从“左”、右概念出发，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往“左”、右倾上套，层层反下去，一直反到基层，搞什么上挂下联。即使在一个时期，从总体上来看某些倾向在某一段时间是主要的，但是在某些局部，这种倾向可能不是主要的，甚至没有这种倾向，或者是另外一种倾向。总之，要敢于从实际出发，善于实事求是地开展反倾向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党在反倾向斗争的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从而使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出现严重挫折。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的轻率发动；“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开展；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绝对化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作出沉痛反思。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党内发生错误倾向时，一个时期内往往有一种错误倾向是主要的。然而在反对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要注意另一种倾向的滋长。粉碎“四人帮”后，党内两条战线思想斗争的重点主要是反“左”，结果右的思潮泛起，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成为一场政治风波。政治风波后，一些人又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又出现了“左”的思潮，对待改革举措主张凡是都应问一问姓“社”姓“资”，后来又变成了问一问姓“公”姓“私”。在这些重要历史关头，我们党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着重反对“左”倾错误的同时，注意防止被掩盖着的右的思想的抬头，使党内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沿着正确、健康的轨道前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社会上，一时间出现了一股否定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以种种形式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说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复辟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大倒退”。针对这些情况，1979年3月30日， 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要求今后对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进行深入批判。对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他说：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的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呢？邓小平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提出实事求是地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正确看待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一改过去我们党常犯的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积弊，成为我们党反倾向斗争的楷模。1981年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又坚决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从而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在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中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1986年9 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针对这次会议上那种不赞成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主张，邓小平明确指出，不管外国有没有这种提法，只要我国当前的确存在自由化思潮，决议就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由此可见，在反倾向斗争中，邓小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两条战线思想斗争的经验教训，在今后的反倾向斗争中，必须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做到反右防“左”，反“左”防右，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只有这样，才能在两条战线思想斗争中始终保持主动，不断克服错误倾向。
2.坚持党内思想斗争的性质，坚持团结的目的
要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达到巩固、发展党的团结统一的目的，就必须坚持党内思想斗争的性质。党内矛盾是党内的是非问题，是同志间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过程中发生的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和矛盾，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属于思想意识范畴的斗争，是世界观的问题，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列宁认为，对党内的错误倾向，应该开展坚决的无情的思想斗争，“但是统一的党内这种思想斗争，不应该分裂组织，不应该破坏无产阶级的一致行动。这在我们党的实践上还是一个新原则，因此还要做很多工作来正确地实现这一原则”[5]（p348）。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在建国初期的整风和整党工作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一原则，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这是正确开展两条战线思想斗争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首先要求在进行思想原则性的斗争时，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如果没有团结的愿望，无论是同“左”倾思想进行斗争，还是同右倾思想进行斗争，一斗势必斗乱，根本达不到团结的目的。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对党内思想斗争的性质认识不清，没有严格划清党内思想斗争同党外阶级斗争的界限，从而在党内斗争问题上出现越来越严重的“左”的错误，一次又一次地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党内的斗争说成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甚至错误地认为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最后导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为反革命集团利用，造成严重混乱、破坏和倒退，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在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两条战线斗争中，多数历史时期我们坚持了正确的目的、方向，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方针。如193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 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李立三接受了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党的第七次、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处理华国锋的问题上，中央也坚持党内思想斗争的性质，坚持团结的目的，中央认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件事上是有功劳的，但他推行“两个凡是”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犯“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是路线斗争或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因此，十一届六中全会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而且他至今仍是中央委员。1987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 对胡耀邦在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的失误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会议仍然保留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在这次反倾向斗争中，中央决定，对有代表性的人，报纸公开点名批评时，一限制为党内人物，二须中央批准，严禁扩大化，党外群众主要是受教育的问题。
坚持党内思想斗争的性质，坚持团结的目的，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那些极少数企图分裂党和国家、大搞破坏活动触犯党纪国法的人和其他敌对分子，就要采取另一种方法，以党纪国法论处。1987年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就开除了少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共产党员的党籍。
3.摒弃“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传统观念
纵观反倾向斗争的历程，“左”的传统观念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思维定式、行为准则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人们往往认为“左”比右好，认为“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因此在行为规范上一般都采取宁“左”勿右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左”的错误倾向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20多年间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而且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还像顽症一样继续困扰着党的改革开放事业。如刚开始搞农村改革，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有人就认为是搞私有制，搞单干；在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上，直到现在有些人还心存疑虑，一说到设立特区、发行股票、引进外资等就认为是发展资本主义，引进剥削制度；一谈起“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认为是搞“两极分化”；一提到“股份制”，就认为是搞“私有化”等等。究其思想根源，就是喜欢用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等抽象观念来看待改革开放，用“左”的传统观念来认识一切，没有科学地判定“左”和右的实质和危害，没有充分认识到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美国政治学家威廉·A ·约瑟夫在《极右思潮与中国》一书中曾把右倾机会主义比喻为一只面目凶恶的狼，“左”倾机会主义为一只笑面虎，称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我们摒弃“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准则，并不等于向右转，可以得出右比“左”好的结论。我们在反对“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时，一定要按照邓小平一贯主张的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观点，切忌以“左”反右或以右反“左”。因此，在防止和反对错误倾向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和重点论，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不断提高警惕右，特别是防止“左”的斗争能力和水平。
4.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实践标准和“不争论”的观点，是反倾向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
1989年政治风波后，一些持“左”的观点的人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经济领域的“主要危险”，认为许多改革是“私有制潜行”。“左”的一个代表观点，是“问一问姓‘社’姓‘资’”。问题在于：其一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所主张的是离开发展生产力的标准，去问姓“资”姓“社”的问题，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而不怕贫穷落后多了。显然，这并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其二，持这种观点的人凡事都要问一问姓“资”姓“社”，实质是一种思想僵化的表现。如果按照他们的主张，凡是改革开放的措施，不管它对发展生产力有多大作用，都首先要问清姓“资”、还是姓“社”，那实际上就是不允许试验，不允许探索。例如，他们批“市场经济”，批“股份制”的态度，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根据头脑中的教条，把市场经济说成资本主义专有的东西。这样无疑会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延误改革开放的时机。针对这一思潮，1991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的谈话中说，姓“社”姓“资”，不要争论。“不要认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党内两条战线思想斗争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实践标准和“不争论”的观点。针对一段时期以来，改革开放受姓“社”姓“资”问题干扰而迈不开步子的现状，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6]（P372）这段话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 闪耀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哲学光芒。近80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在反倾向斗争中，决不能把思想上的分歧都看成“左”和右两种倾向；决不能混淆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差别。简单来讲，决不要搞无谓的争论。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高屋建瓴地说，不搞争论，是他的一个发明。这是指我们搞改革开放，推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要止于坐而论道，要争取时间干。正是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发明武装了一代共产党人，冲破了“左”的束缚，走出了“文革”式反倾向斗争的怪圈。不争论的实质是尊重实践，鼓励改革实验，反对改革未始就陷入空洞无谓的抽象争论之中。其实质是反对僵化，鼓励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其目的是为了抓紧时间干实事。事实上，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姓“公”还是姓“私”，都只能在试验、实践之后作结论，都只能用事实、改革的结果来回答。没有经过试验，没有经过实践，就先问姓“社”姓“资”，这是脱离实际，不问客观情况，死抱着僵硬教条的做法。这种“问一问”、“争一争”的惟一作用，就是阻碍和葬送改革开放事业。邓小平早就说改革不是不问方向，不争论的实质当然不是不管方向道路。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有人就争论不休，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邓小平将多年来一直困扰、束缚人们思想，近年来又争论不休的问题点穿说透了。邓小平逝世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在“不争论”的原则的指导下，冲破了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取得了反倾向斗争的新成果，从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
5.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
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经过20年的探索总结，闯关夺隘、开拓前进，现在已进入关键的攻坚阶段。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在重点难点上取得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在本纪末初步建立起来，与此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也凸现出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能不能和市场经济结合，共同富裕的目标能不能和市场经济协调，反腐败斗争能不能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取得胜利等等，这些问题更加引人注目。这就要求我们在探索和解决新问题的时候，充分认识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这是我们党反倾向斗争的根本出发点。事实证明：正确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今天的“客观”，就是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然而，这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即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但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邓小平称它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里，党的实践，势必是要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势必是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主观应该和这样的客观相统一，我们的认识应该和这样的实践相联系。
研究改革开放的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理论、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理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理论、对外开放理论、一部分地区和一部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关系的理论、反腐败理论等等，都要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否则就会犯“左”的和右的错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是社会主义，二是初级阶段。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对什么是“左”什么是右才有一个正确判断的客观标准：超越初级阶段而急躁盲进，是“左”的思想倾向；妄图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则是右的思想倾向，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来谈论反“左”防右斗争，就毫无意义。只有把反倾向斗争的理论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结合起来，思考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反倾向斗争才能顺利开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我们要深刻领会邓小平提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的深远意义。我们要积极响应江泽民的号召，保持清醒头脑，排除各种干扰，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正如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的，现在明确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目的在于使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密切结合当前的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工作，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解放思想，同心同德，把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搞上去。对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不同意见以至偏差，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不要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和右，反倾向斗争主要是思想斗争，主要要靠教育，要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科学地开展斗争。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点和核心，是实现奋斗目标的基本途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集中体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最重要的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一个中心的保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离不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前提：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丢掉哪一点都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千叮咛、万嘱咐：“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P370-371）。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在反倾向斗争中，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忽视发展生产力，致使中国社会“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6]（P237）。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尽管国际国内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重大事件，正是由于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才使我们能够经受风浪，站稳脚跟，顶住压力，克服困难，始终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实践证明，只有正确开展党内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才能真正做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当前，我国正处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随时都会产生“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因此，防止和克服“左”的和右的思想影响，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长期的重要的任务。
收稿日期：1999—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