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机遘会 （1912～1932）：华西学校与民国巴塘新式精英兴起的关系研究
刘 欢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 在1912-1932年间，巴塘县立学校因时局的变化而长期处于“衰颓”状态时，由美国教会主办的华西学校却凭借经费独立、教师认真、设备完善等优势趁势突起，引得当地人纷纷将子女转入该校，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巴塘因县立学校的衰糜而留下的教育缝隙，并确保了在巴塘新式精英的兴起过程中有足量的人才基数可资供给。此外，华西学校还凭借教会网络在巴塘与内地之间构筑起一条升学渠道，为其学生进入内地并通过升学实现向上流动提供了重要途径，而这一渠道由此也构成巴塘新式精英兴起进程中一条独特的流动轨道。
关键词： 巴塘；新式精英；华西学校；县立学校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巴塘①曾集中涌现出一批对康藏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式精英②，如格桑泽仁、刘家驹、江安西、邓珠拉姆、冯云仙、江新西等。就民国康区关外的情形而言，这一现象显然是独树一帜的③。那么，何以在巴塘能够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新式精英？对这一问题，虽然当前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并不很多[1]，但相关研究都指出了学校教育在其中的重要性④。巴塘的学校教育始于1907年赵尔丰在当地开设的官话学校。进入民国后，据巴塘人信隆所言，巴塘“县境仅有小学校两所，一为华西小学，一为县立小学”[2]。此华西小学即由巴塘教会兴办的华西学校⑤。但在谈到巴塘学校教育的影响时，学界多将两校统而述之。
令人疑惑的是，在以藏传佛教为底色的巴塘社会，由教会主办的华西学校在巴塘新式精英的兴起过程中是否真的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沿着这一疑问，笔者对民国巴塘新式精英的背景资料进行了梳理，其中发现包括格桑泽仁、江安西、刘家驹在内的一批巴塘新式精英都曾求学于华西学校 （详见下文）。[3]这一共同的求学经历反映出，华西学校与巴塘新式精英的兴起之间确存有某种紧密关系。这随之又引出两个前后相关的问题：一是以格桑泽仁为首的这批新式精英为何会放弃县立学校而选择由教会主办的华西学校？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背景？以往的研究将此归因于华西学校所提供的“高水平的教学质量”[4]，很显然，这只揭示了其中一个层面，其背后的复杂性远不止此；二是华西学校在巴塘新式精英兴起的进程中具体发挥着怎样的历史作用？由于这些问题不仅牵涉到如何正确认识华西学校在巴塘精英现象的历史地位，并且对于重新认识民国巴塘的教育发展是有所助益，但遗憾的是，目前这些问题都尚未得到很好地解答，故本文拟以所掌握的中、英文材料为基础试对其作一初步探讨。
一、自华西学校毕业的巴塘新式精英
在民国巴塘新式精英中，自华西学校毕业者，首以“巴安三杰”格桑泽仁、刘家驹、江安西为代表。关于格桑泽仁的华西学校背景，江安西在《格桑泽仁小传》中指出：
格桑泽仁，汉名王天化，藏族，巴塘人。生于1905年。在巴塘华西学校第一期毕业后，即赴云南昆明等地深造。通晓汉藏语文，且颇具口才[5]。
我国还有一些论者认为，当专利权人或其被许可人在出售产品时，如果与买方就产品的使用或转售达成了限制条款，则此时产品上的专利并不发生权利用尽，专利被视为是许可给了买方；如果没有限制性条款，则商品上的专利发生权利用尽。例如，崔国斌教授即主张，“只有在首次销售没有为后续使用或者出售行为设置明显的限制条件时，才会导致权利用尽。当合同约定与权利用尽学说相左时，应当从合同约定。” [8]
刘家驹亦追忆道：
1929年，刘曼卿向巴塘人保森询问“巴安教育近事”，保森答云：
格桑泽仁，学名王天化，巴塘人。父王兴海，母竹玛拉姆。幼年在县立小学及巴塘华西学校读书，后入四川军阀刘禹九所办之雅安军校就学[6]。
格桑泽仁在《边人刍言》的“自我介绍（代序）”中提到，他对“汉书”发生兴趣，华西学校即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我自光绪末年赵尔丰氏经营西康，广设学校，强迫教育，及以后美国教会在巴安设立华西学校起，即发生读汉书的兴趣……⑥。
刘家驹在华西学校求学期间，不仅兼任该校教师，后来还一度担任该校校长一职。在刘家驹之子恩舟⑦整理的《刘家驹年谱》中，对刘家驹此段经历曾有如下叙述：
1918年，入巴安华西学校读藏文、英文及初中课本。1919年读书期间又兼任初小国文、图画两科教员。1920年至1923年，任巴安华西学校校长⑧。
西康教育，当新旧政府交讧之际，无人负责，于是全康二百余所小学，全部陷于停顿状态。学生多回乡从事农牧，或改学手工制革、缝靴，或经商驮脚，各谋生计。亦有一批游手好闲不事生产者[29]。
崇祯十四年，《宰辅年表》将张四知排名于谢升前，然张的官职却低于谢。查《明史·张四知传》可知，张四知担任过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时间当在崇祯十三年五月姚明恭罢相之前，《宰辅年表》失载。今从《崇祯实录》，按照“范复粹、张四知、谢升”［6］（崇祯实录卷14）的顺序排列，张四知地位高于谢升。
江安西1913年～1918年在巴安华西小学读书，1919年～1921年在巴安华西学校初中班读书，1922年～1926年任巴安华西学校汉文教师兼该校藏英文排印工作⑨。
③除巴塘外，此期康定、泸定两县亦涌现出许多有影响力的新式精英，如杨仲华、余锡禄、华崇俊、黄启光、万腾蛟等。不过，因两县皆位居关内，毗邻内地，在教育、信息、交通等方面都具先天优势，故其精英现象所蕴含的意义反不如僻处康区关外的巴塘具有典型性。
江安西之妻、被誉为“西康文学家”⑩的黄玉兰（1905-1988）同样毕业于华西学校。黄玉兰，藏名次仁央宗，巴塘人，1932年11月，进入蒙藏委员会编译室，任汉藏文翻译⑪。据江安西所撰《黄玉兰年谱》称，黄玉兰于 “1913至1918年，在巴安华西小学读书。1919年至1921年，在巴安华西学校初中班读书。1922至1927年，在巴安华西小学任汉文教师。[7]”
另外，江安西的兄弟，1947年升任国防部驻藏联络参谋处少将处长[8]的江新西也曾入读华西学校。在平措汪杰的传记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述：到南京以后，舅舅〔案：江安西〕的兄弟两口子到码头来接我们。他的兄弟是蒋介石的军校里第一位藏族学生，其妻子在蒙藏委员会当翻译，那是国民党政府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他曾经在巴塘的教会学校念书，精通英文、中文和藏文[9]。
总的来看，目前材料所见从华西学校毕业的巴塘新式精英即上述十五人。但可以想见，实际数量当不止于此。首先，由于上述诸人皆属民国巴塘新式精英中的翘楚，所以他们的材料能够留存至今，而那些占据多数且影响不那么显赫者的信息则鲜见于记载，这是史料形成过程中的常态。其次，巴塘教会美籍传教士路易斯·邓肯 （K.Louise H.Duncan）在1930年就曾自信地预言道：“学校许多以前的学生已经前往中国内地，当他们回来时应该会成为军、政两界的领袖。[28]”而格桑泽仁、江新西等人的出现及其成就正好印证了路易斯·邓肯当初的预言。可见，国民政府时期进入内地的巴塘新式精英中有华西学校背景者即不在少数。那么，为什么这些新式精英会放弃同期的县立学校转而选择由教会兴办的华西学校？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背景？
此外，刘家驹的兄弟刘通西同样毕业于华西学校。关于刘通西，1936年，巴塘人刘绍禹（昂旺格桑）《西康图书馆之整理计划》一文中指出，刘通西原名刘家骥，为刘家驹之弟：
在当时对教会学校持批评态度的总体舆论下，刘曼卿此言不啻为一股“清流”。但需要指出的是，刘曼卿本人是有着教会学校背景的。据刘曼卿自述，1915年，在随家人从拉萨迁往大吉岭后，“我进了一个教会学校，在里面完全念藏文。那儿的两个西国传教士和我很亲密，假使我在那儿多念几年，也许会变成一个基督徒。[37]”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应当谨慎地看待刘曼卿对教会学校的评价。不过，通过材料梳理发现，对教会学校持肯定立场的远不止刘曼卿一人。巴塘人洛松吉村（王天福）在1931年发表《西康教育概况（续）》，虽然文中对教会学校在康区的发展也持“侵略”看法，认为“这些学校里造就出来的学生，他们充满了媚外的心理”，但其也不得不承认教会学校在西康的文化发展上是“不无相当助力的”[38]。
刘家骥于1928年随江安西等同赴南京，并经戴季陶改名为刘通西，后入读中央党务学校（1929年更名为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及华侨特别班。1930年因病逝世于南京，同年的《军事杂志（南京）》刊载《通西图书馆之创设》一文以资纪念，该文曾指出了刘家骥的华西学校背景：“……刘通西于民国元年元旦。生于西康省之巴安县，少在华西学校毕业……。[12]
邓珠拉姆，被誉为“藏族第一位女教授”，1948年以西康妇女身份担任行宪的国大代表，民国后期，一直活跃于南京政治舞台的中心。据其自述，华西学校开启了她的学习生涯：
实时跟踪系统就是跟踪、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和教师的教学过程，得到大量的学习数据和教学数据，并智能化分析这些数据，得出有建设性的结论和建议，为改进教学和学习提供强有力的指导。这一功能模块与铜职院的质量管理办公室所做的工作切合，质量管理办公室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学校教学质量进行诊断改进分析研判。实时跟踪系统不仅对单个教师的教学提供帮助，更是对整个学校的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提供大数据支持。因此这是学校应该重点建设的第二个模块，此方面可能涉及到人脸识别、智能跟踪定位、数据存储等相关的技术。
办学的美国夫妇浩格登先生和夫人用一口流利的藏语给阿妈讲了读书的好处。就这样，阿妈给我改做了一件小藏装，把爸爸留下的帆布包洗干净给我背上，送我上了华西学校……1935年，华西学校办不下去了，浩格登夫妇也要回国了。临行前，他们对我说：你是个有前途的学生，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介绍你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附中读高中，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1935年的秋天，克服了重重困难，我来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京。由于浩先生的热情推荐，顺利地进入了由吴怡芳女士任校长的金陵女大附中就读。[13]
阿旺格桑，又称昂旺格桑，或昂格，汉名刘绍禹1937年毕业于南京蒙藏学校高中师范部，据1939年编印的 《中央党务政治学校毕业同学调查录》显示，阿旺格桑时任西康省政府保安处上尉翻译员。[14]到1942年《中央政治学校同学会会员录》出版时，刘绍禹的“通讯处及职务”显示为“成都中央军校教官”[15]。1950年，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阿旺格桑当选为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⑬。据平汪传记称：与邓珠拉姆相同，阿旺格桑的学习生涯也是从华西学校开始，随后由美国人送至成都、南京等地求学深造，另一位名叫阿旺格桑的巴塘人也加入了我们的核心小组。他幼年丧父，母亲又无力抚养他，所以他在巴塘的美国传教士那里接受教育，并住在美国人的孤儿院里。小学毕业后，美国人送他和另外两位藏族小孩一起到成都上中学……在成都念完书以后，美国人又把阿旺送到我们在南京的学校。他比我大九岁，非常聪明，他会藏文、中文和一些英文，还能用藏语唱所有的基督教歌曲[16]。
何世麟，西康班毕业，1931年随格桑泽仁返回巴塘创办党务，巴安事件后留守巴塘，后任巴塘小学教员[17]。对于何世麟而言，华西学校不只传授其知识，还曾保护他免遭暗害。据江安西记，何世麟的父亲原为巴塘民团翻译，民团后期内部矛盾爆发，其父被枪杀，因浩格登的庇护，何世麟才得以幸免于难：
“……他们对该团通司何培基无故发难，以莫须有的贪污罪判处枪决。当把何带至小南门外岳公桥左岸刑场行刑时，……何培基向左右一侧，搀扶犯人的马三和何培基二人也同时中弹毙命。有些古曹心毒手恨，还不以此为满足，准备杀害何培基的儿子何世麟，以绝其后。但何世麟因是巴塘华西学校学生，得到该校校长浩格登（美国人）的保护，幸免于难。[18]”
方鞏西，曾任二十四军西康边防军第十混成旅一团一营三连司务长[19]，1931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西康班[20]，随后以助理干事身份随格桑泽仁返回巴安，创办党务[21]。据中央政治学校同学会1942年编印的《中央政治学校同学会会员录》可知，方鞏西其后曾任巴塘县立小学校长[22]。1929年5月7日，蒙藏委员会致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保荐西康学生方鞏西等六人投考该校军官研究班或军官补习班。[23]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该函原档中附有“康藏学生简明履历”一份，方鞏西的“毕业学校”登记为“曾由巴塘华西学校毕业”。此外，在这份履历表中，从“巴塘华西学校毕业”者尚有“西康阿敦〔案：字误，指义敦〕人”羊化西、西藏拉萨人巴月照。查巴月照[24]，原名刘曼云，格桑泽仁之妻[25]，刘曼卿之妹⑭。
此外，据《巴塘县志》所记，自华西学校毕业的尚有：康区著名医生详秋（黄仕杰）；原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罗桑益西（吴光耀）；1948年任巴塘县府秘书的白尚文；甘孜州政协常委纳卡吉村以及西医肖品琨（格桑次登）等[26]。另外，1950年出任巴塘县县长的曾却扎亦曾就读华西学校。[27]
因此，《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三组之外的13篇文献方可作为比较典型的楚地语料来使用。辨析性质，离析语料的工作是出土文献整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直接决定了研究结论的准确性。
据平汪的母系家谱可知，江安西有兄弟四人，分别为陈新德、陈新福、江新西、洛松曲批，而平汪的母亲为江安西的姊妹雍金⑫。另检《黄埔军校同学录》，通过筛查“籍贯”发现，江新西曾入读黄埔军校第八期（1930年5月至1933年5月）第一总队骑辎队，且为康区首位学员[10]。因同学录中未设置“族别”，故从“姓名”、“籍贯”无法确定江新西是否为“第一位藏族学生”。综合来看，平汪所指江安西“曾经在巴塘的教会学校念书”的兄弟即江新西。
二、背景：1912～1935年康区的教育格局
康区学校教育始于赵尔丰川边改流之际，1907～1911年间，在政府经费输入与权力扶持下，各类学堂遍布全康，故被称为西康教育的“黄金期”⑮。1912年，民国鼎革，康区陷入持续的动乱状态，政府学校亦深受其苦，随之进入长达十数年的“颓丧期（1912～1927）”。 对此，民国时期长期活跃于巴塘教育文化界的刘家驹有着较为整体的观察：
当前关于江安西求学华西学校的记载，仅见于巴塘文史工作者李明忠所撰的《江安西》一文，其中提到：
因学校停办，刘家驹的妻子玉珍纳母也被迫辍学务农。据其回忆：
边务大臣赵尔丰来康创办学校时，……起初我们都把他当成一种虐待康人的苦差，其后学了三年，渐渐明白读书的好处，正想用心去学，谁料革命潮起，赵氏回川被害，西康学校，就没人负责，百多所的学校，一律停办！我也就失了学，我的父母又叫我仍然做那割草、掯柴、种田、耕地、豢牛、辟园、理圃、及日常家事。[30]
1927年，刘文辉接防康区，后设立西康特区政务委员会（1928～1935年），康区学校教育才逐步进入“复兴期（1927～）”。 不过，有材料显示，在 1935 年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以前，康区关外的学校仍多处于“名不符实”的紊乱状态。这在成书于1936年左右的《治理康区意见书》中有着基于实地调查而形成的客观叙述：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中建议，孕中期每天增加能量300千卡，孕晚期每天增加450千卡。孕妇通过饮食摄入能量，又通过基础代谢、身体活动、胎儿生长发育等途径消耗能量。为了确保胎儿发育以及附属的胎盘、羊水和子宫的正常增长，孕期应摄入比孕前更多的能量，以维持必要的体重增长。
至于现在西康教育，除接近内地之康定、泸定两县尚稍有基础，关外各县，已至不足道之地步。经费不足，设备简陋，师资缺乏，是为现今学校失败之原由。……故关外仅有之少数学校，实际上与无学校之其他各县，仅有名义上之分别。[31]
此期关外学校的凋敝，可从玉珍纳母对理塘学校的记述中得着直接印证。1933年，玉珍纳母自巴塘启程前往南京，于农历十月廿二日（12月9日）抵达理塘，在此“耽延了七八天”，据称：“有一天到街上参观，……听人说此地僧俗，都靠做生意，学校是空的，没人读书”[32]。
缘何在西康政委会时期康区关外的学校仍处“不足道之地步”？1934年，西康雅江人李春材对此分析道：“此期〔案：政委会时期〕虽欲积极提倡教育，但因四川连年内讧，西康教育经费，则大有供诸战火之势，故凭纸上谈兵，何济于事”[33]。究其根本，这与刘文辉当时的施政重心有直接关系⑯。因此，在1927～1935年的“复兴期”内，至少就康区关外的学校而言，其办学基本延续了民元以来的“衰颓”状态。
综合上述，地膜残留具有诸多危害，通过残膜机械化回收技术的推广应用具有重要作用，能够有效降低污染，确保农业生产质量与产量的有效提升。相关部门需要从农业生产实践中不断加强机械化应用，更好地突出实现残膜机械化回收技术应用价值。
在康区的学校教育整体处于“衰糜”状态时，零星分布在康区、有着独立办学体系的教会学校却因良好的办学成绩而成为其中少有的“亮点”。不过，对于热心康区教育的人士而言，这些“亮点”却让他们极为忧虑。1932年，刘家驹撰文指出：
目下一般民众始觉智识之恐慌，又乏良好学校，近年始有少数革命青年，打破数千年之闭关思想；但为数太少，亦恐无济于事。加之外人在康藏积极从事于文化侵略，彼教会学校设备完善，管理认真，且经费充足，大有后来居上之势。[34]
据刘家驹的观察，教会学校能够有“后来居上之势”，源于其“设备完善，管理认真，且经费充足”，但在《治理康区意见书》中，教会学校这些优势恰是康区关外的学校所缺乏的，由此反映出，《治理康区意见书》中所作的教育考察仅限于政府主办的学校，教会学校并不在其中。1933年，一位署名“響铃”的作者在《康藏前锋》上发表《改良康藏教育大纲》一文，对于康区政府学校与教会学校的两极发展，作者的态度显然激烈许多，甚至不免有些夸大：
迨民国肇造，川省多故，康藏问题，日趋严重，以致赵氏所办之学校，几全告停顿，现能倖存者，不过十余县，计学校仅有二十余所，中等学校止于仅康定有师范学校一所，每所学校多者不过百人，少者甚有数人，教育经费异常支绌，职教员多由县署公务人员兼任，腐败萎靡，无以復加！虽施教育，效果胡得。反观外人在康所设学校，蒸蒸日上，几无地无有，大有布满康藏之势，藏人留英学生达五十余人，康人留法之里昂滨浪欤各大学之学生，已达三十余人，而我留内地之康藏学生，现尚不上百人，两相比较，不寒而慄！[35]
对于教会学校在康区发展，民国时人除了警惕与忧惧外，其中亦不乏持肯定立场者，“民国女特使”刘曼卿即是其一。1929年，刘曼卿在由川、康赴藏的行程中行抵巴塘，“稍后与当地青年团体接触数次，得悉巴安种种情势”，包括美国教会在巴塘的办学、医疗活动等，基于此，刘曼卿在初版于1933年的《康藏轺征》中这样评论道：
平心论之，外人入康亦不无微劳，现今西康所有智识分子多半出身教会学校，因除此即无较好学校可入，故外人对于文化之贡献亦未可一笔抹煞也[36]。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对于高校来说，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育人工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育人，育人是其价值本位。毛泽东曾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4]“课程思政”应始终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坚持大局意识，深挖各专业各学科的育人价值，形成课程整体育人的联动效应，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成才；要聚焦育人价值的本源，明确价值指向，找准目标定位，弄清楚教育教学工作是为什么而做，可以做什么，最终是为了实现什么。
……忽华西校校长谢吉儒氏，由儒氏手假移于华校 （案：指刘家驹所创之平民益智书报社之图书），当时由余全权负责，历二年，留学川雅，闻刘氏（案：刘家驹）因舍弟家骥——通西在京逝世。特将平民益智书报社，更名为通西书报社，以资纪念。[11]
由此来看，虽然时人对教会学校在康区的发展及其影响存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但若略去作者所附加的立场与感情色彩，可以发现，他们的观察皆指向一个共同的事实，即在康区的政府学校陷入颓靡时，当地教会学校却有着良好的办学条件，并在办学成绩上更胜一筹。这一事实可以任乃强对康定天主堂学校的观察予以印证。1929年，任乃强以“川边视察员”的身份前往西康考察，在《康定县视察报告》中，任氏分别有如下两段记述：
课堂教学中，由学生占主体地位变为教师占主体地位就是“收”。教师要善于在课堂失控之前强行介入，积极引导，在知识的河流上制造“弯道”“漩涡”和“水坝”，减缓流速，让课堂可能出现的肆意奔流转为舒缓和谐，让课堂由激烈转入“宁静”的状态，使学生由知到识，由浅入深，从而满足课堂深刻性的需求。
初抵康时，察见天主堂所办之拉丁学校、康化学校，学生既多，成绩亦美，反观政府所办之两等学校，内容阘茸，生徒寥寥，不仅慨叹久之。
康化学校1所，准普通小学办法，现有生徒3班，70余人。又有蜂场、果园、花畦、蔬圃，成绩优美，并足为康区模范[39]。
“足为康区模范”，这一评价直接揭示了康化学校在办学上优于“内容阘茸、生徒寥寥”的两等学校这一事实。此外，民国二十二年农历十一月十一日（1933年12月27日），玉珍纳母一行抵康定，在此置备汉装被褥等，发现当地 “学校也有七八所，听说此地法国天主教堂很兴旺，医院学校名誉也不错。[40]”天主堂学校“名誉也不错” 显然与其优质的办学条件有着直接联系。
总体而言，在1912至1935年间，康区由政府主办的学校因经费短缺、师资不足等而正处衰颓之时，当地教会学校却因“设备完善，管理认真，且经费充足”而有着亮眼的表现，这从当时热心康区教育的人士对教会学校的发展所持的警惕与对立态度中可得着直接反映。换言之，如果褪去时人所附加的夸大与对立情绪，应当承认，虽然康区的教会学校在数量与分布上占据弱势，但在办学的条件与成绩上却是优于本地政府学校的。遗憾的是，这在当前康区近代教育史的研究中却未曾被注意。[41]
三、华西学校的突显及其教育影响
此一时期，巴塘学校教育的情势可视为整个康区的缩影。
曾国藩曾遭诬陷入狱。第一次吃牢饭，尽管饥肠辘辘，曾国藩还是把饭推向一边。狱卒来取篮子的时候，曾国藩隐约听那狱卒念叨：“第一次没人吃，第二次没人剩。”果然，待第二次把饭篮子送进去以后，曾国藩不仅吃得很快，连那浑浑的汤水也全部灌进肚子里。第三次，曾国藩就吃得很香甜了。曾国藩在狱中悟出一个道理：“大凡人没有吃不了的苦，没有享得够的福。苦也好福也好，跟生存比起来，全在其次。”
自赵氏教育摧败后，旧有学生类皆复沦入不识不知之中，女子更多随嫁汉人，流入内地，……故过去曾受教育之份子，去者已去，而留者复退化，今除西人所办华西学校计二百余人外，县中自办学校则多委靡不振……[42]。
1936年，信隆⑰在《康藏前锋》上发表《为西康巴安教育界进一言》一文，在谈到巴塘教育时，信隆指出：
至于教育呢，县境仅有小学校两所，一为华西小学，一为县立小学。华西小学因教会所设各方面比较完备，至县小学呢？在过去因教育经费未确定，学校暂借寺庙教员，薪资亦不敷生活费……[43]。
如果说保森、王信隆的描述还过于简略、笼统，那刘家驹的相关回忆则可视为对二人所作描述的详细注解。据资料显示，1927年，刘家驹开始代理巴塘县教育局局长一职，后转为正职。⑱作为 “局内人”，刘家驹对巴塘县立学校的观察与了解应是极为准确与可靠的。刘家驹对此记道：
关外（指康定以西各县）军政经费久久不发，学校无人过问，可怜的教师们，半年难发一次月薪，每月仅有县府在地粮项下拨发一二斗青稞或荞粟聊为个人口食。教师收入尚不及市中摆花生摊的小贩。衣食不足，礼义难兴，无怪教师约集外客，在教室内大打麻将，学生乐得在操场屋角，丢窝（在地上掘一小坑用核桃或铜钱掷赛）掷六，或以骨制骰子赌钱，或押笔墨纸张等，后家长见之，纷纷将子弟转入华西学校，只知该校经费充足教师认真，而不见毒化之危机。于是县办学校，形同古寺，加之华西与县立两校小学生，互相歧视，常常发生打架哄骂之事[44]。
可见，此一时期的巴塘县立学校，经费欠缺，教师待遇极差，甚至“不及摆花生摊的小贩”；师生不仅不思教学，且染指赌博，纪律败坏，教学停顿。在此情形下，当地家长多将子弟转入“经费充足，教师认真”的华西学校，也就不难理解了。有关巴塘学童选择入读华西学校及其原因，身为亲历者的江安西对此也谈到：“由于该校〔案：华西学校〕设备比较完善，教师比较齐全，管理教学比较严格，结业后就业也较有保障，以致有许多巴塘县立两等小学的学生也转到这所小学学习。[45]”正是由于许多巴塘学生选择就读华西学校，故李春材在1934年撰文指出：“……就文化教育而言则以美为先，该县所有青年弟子多半为其校〔案：华西学校〕毕业之学生，故于巴安势力颇大。[46]”
为谨慎计，在此还需对前引三条材料的性质作出说明。首先，李春材对华西学校的叙述，虽有其事实基础，但目的在于论证“帝国主义者对西康文化侵略”之重，故在叙述过程中不免夸大，甚至存有偏颇。其次，刘家驹曾坦承：“当时我虽未入教，但思想上崇美、亲美、畏美的观念亦不例外”[47]。由此观之，刘家驹与江安西的华西学校背景使其观察既有“局内人”的真实与深入，但也不免存有过誉的嫌疑。故我们需要引证其他更为客观的证据。
《治理康区意见书》，又名《治康纲要》，据赵心愚等编者称，本书由1927年刘文辉派往康区任职的一批青年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其意见虽存在许多错误的问题”，但“洞察问题入木三分”。因此，就资料来源而言，他们的观察大体是可信的。作者调查指出：“巴安小学，在形式上勉强具备。但巴安人民，在过去大部均崇信美国教堂所办之华西学校，其在事实上，实亦有彼善于此之分别。[48]”此外，巴塘人平措汪杰在其传记中也提到：“巴塘还有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及孤儿院），好多巴塘人都在那里念书。[49]”从数据来看，在1914至1931年间，华西学校的学生总数呈持续增长的趋势，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见表1），这有力地证实了上述诸人的观察。
表1 1914～1931年华西学校学生人数（不完全）统计表
综合来看，除去教会收养的孤儿外，在1914～1932年间，巴塘的确存在一股入读华西学校的趋势。这是华西学校在巴塘新式精英的兴起过程中发挥其影响的根本前提。不过，据已有材料反映，县立学校在学生总量上仍略胜一筹。⑲尽管如此，但就教学质量与纪律规束而言，两者实有云泥之别，而这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两校培养的学生在整体素质上存在必然的优劣等差。正如上文所述，因经费短缺、办学条件简陋、教师待遇差等原因，此期巴塘县立学校的师生不仅不思教学，还染指赌博。在如此混乱的教学环境下，县立学校的学生素质如何当可想见。而华西学校却与之相反，根据江安西的观察，此期的华西学校“设备比较完善，教师比较齐全，管理教学比较严格，结业后就业也较有保障”。华西学校相对优越的办学条件以及严格的教学管理使得当地学童在入读后能够接受到较为完整、系统的近代知识，而这也确保了其培养的学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这从华西学校的学生在巴塘的影响力可窥其一斑。据传教士马里恩·邓肯（Marion H.Duncan）在其1929年出版的书中称：“调查显示，在一段时间内，巴塘大部分在政治、工业领域占据领导地位的青年人都曾一度在本校求学，并且他们还在追求和平与健全的公民权方面发挥着自身的影响力。[50]”而路易斯·邓肯在1930年之所以对其学生能作出如此自信的预言，或许也正是基于华西学校卓有成效的教育过程。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在县立学校正处“衰糜”期间，正是由于华西学校的“独善其身”使得巴塘仍能有效地培养出具有近代知识与视野的新式学生，并为巴塘新式精英的兴起持续提供了必要的人才基数。但需要强调的是，作此论断并非强调此期在巴塘接受学校教育的新式精英皆出自华西学校，若如此，则未免失之武断。
此外，邓珠拉姆、阿旺格桑的求学经历表明，在基本教育之外，华西学校还借助教会网络将其送入内地求学深造。据刘家驹回忆：“以浩婆〔案：指米妮·浩格登（Minnie.Ogden），华西学校创办人 James C.Ogden之妻〕为院长，收养各地孤儿及教友子弟，进行文化教育，培养初高小学生，乃至送入内地中等学校读书。[51]”江安西也提到，“从这个学校初中班毕业的学生，可择优入教会在雅安办的明德中学，以及成都华西大学深造”[52]。当玉珍纳母于民国廿二年十二月初二日（1934年1月16日）行抵雅安时，在其笔记中也曾这样记到：“（雅安）四面有山环着，城东还有一座张家山，西人设有明德中学，巴塘的教会，每年升送两三个学生到此留学”[53]。由此观之，将学业优秀者送往内地升学应是华西学校一项制度化的举措。至少在1927年以前，这是巴塘学生仅有的进入内地求学深造的渠道。⑳因此，这一升学渠道即成为僻处关外的巴塘学生进入内地并通过升学实现向上流动的少有的途径。事实上，从邓珠拉姆、阿旺格桑的背景经历来看，这一渠道的确发挥着这样的历史功能。而受惠于这一渠道的宠儿显然不只他们两人，像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罗桑益西（吴光耀）同样自华西学校毕业后，升入雅安的明德中学，此后又陆续进入华西协和大学、南京陆军大学学习，并最终任职蒙藏委员会。[54]因此，这一升学渠道直接构成了巴塘新式精英兴起进程中的一条独特的流动轨道。当然，这一渠道只限于华西学校的学生，并且就此期在巴塘接受学校教育的学生总数而言，通过这一渠道实现向上流动的学生毕竟占据少数，但考虑到巴塘远处康区腹心地带及其与外界的隔绝状态，这一渠道的历史价值很显然不能被轻易忽视。至此，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为何民国时期以格桑泽仁为首的巴塘新式精英会多出自华西学校。
不过，华西学校在巴塘的教育影响并未贯穿整个民国时期。1932年，“巴安事件”爆发，传教士撤离巴塘，事后华西学校虽再次复办，但办学地址从原来宽阔的架炮顶移往城内的福音堂，并在教学规模与质量上也日趋衰颓。据1935年时任巴塘督学的黄启光在报告中称，“该校学生皆系教民子弟”[55]。可见，此时华西学校的生源主要限于教会内部范围。与此同时，1933年，刘文辉“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个破落户”，“为了保持残存的地盘”，刘氏开始全力经营康区[56]。1935年，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当局更着意于康区的教育建设，先后复设、新建许多不同层次、类型的学校，康区政府学校得到极大的复兴㉑。以小学教育为例，1935年，有小学校27所，学生1540人；此后三年学校数量陆续增加至112所、119所、121所，与此同时，学生人数亦分别增加至 5015 人、5874 人、6205 人[57]。 在巴塘，1938 年，新增省立小学一所，到1941年，县立小学并入省立小学；此间还兴建了一所藏族小学；另外，还建有一所直隶于教育部的国立巴安师范学校（由筹设于1941年的国立康定师范学校巴安分校改建而成）[58]，“校址租用城南架炮顶美国教会原办的孤儿院旧址”[59]。在此背景下，由政府主办的学校逐渐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因此，那些出生于民国中后期并在建国前后逐渐展露头角的巴塘籍人士——如杨岭多吉、江村罗布、洛桑慈诚、降边嘉措等，多毕业于当地政府学校，而少见有华西学校毕业者。
在胃溃疡疾病中较常见的并发症为胃溃疡出血,且近年来该疾病的发生率逐年增加,若不能采取及时的治疗会对其生命安全构成威胁。
四、结语
至此，我们可以尝试对华西学校与巴塘新式精英的兴起之间的关系作一初步的概括。在巴塘新式精英兴起的历史进程中，华西学校的意义首先在于适时地培养并输送了一定数量具有近代知识与视野的新式学生，这是极为关键的。由于时代的影响，在1912～1935年间，康区由政府设立的学校整体处于“衰糜”状态，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康区自清末开启的近代人才的培养的历史进程即面临中断的危机。但在巴塘，在县立学校“萎靡不振”之时，华西学校却凭借自身的办学优势趁势突起，在很大程度地弥补了因县立学校的衰糜而留下的教育缝隙，因此巴塘近代人才的培养进程并未出现中断，这确保了在新式精英的兴起过程中近代人才供给的持续性。
本组72例患者的主要症状与体征包括腹部包块、肠梗阻、腹痛、消化道出血。小肠癌以肠梗阻及腹痛为主要症状，而小肠高危间质瘤以腹部包块及消化道出血多见。见表1。
但华西学校的意义还不止如此，除了在教育领域为巴塘持续培养新式学生外，华西学校还借助背后的教会网络将该校学业优秀者送入内地求学深造。对于僻处关外的巴塘学生而言，在康区与内地之间尚处隔阻的情况下，这一升学渠道即成为他们进入内地并通过升学来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事实上，从既有的案例来看，这一升学渠道也的确发挥了这样的历史功能。虽然就巴塘新式精英成长的总体情况而言，这一功能覆盖的群体虽并不很大，但结合巴塘的地理位置及其与外部之间的关系来看，华西学校所构筑的这一升学渠道的历史价值显然是值得重视并肯定的。综合而言，在外部机遇与自身优势的共同促发下，华西学校以其自身独特的方式促成着巴塘新式精英的兴起，并构成这一历史进程中不可缺失的一环。
注释：
①巴塘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改称“巴安”，直到1951年10月复改称巴塘。文中为切合时下语境计，除引原文处仍其原称外，一律称巴塘。
②与康区传统的旧式精英——土司、头人、喇嘛等——不同，新式精英多在康区或内地接受过不同层次、性质的近代新式教育，具有异于传统的的成长经历、知识结构、价值导向等，并主要活动于政治、教育、文化、军事等近代领域。
一个响彻神州的食品品牌，一个由40万元起家的行业巨头，一个低调沉默的企业家，一个发生在深圳的创业神话，他构建起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布丁王国。
④除王蓓的文章外，尚有：王娟：《边疆自治运动中的地方传统与国家政治——以20世纪30年代的三次 “康人治康”运动为中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12）；郭建勋、朱茂青：《抗战时期康东旅外青年笔下的“康区”——以《康藏前锋》所载文章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3）：11；秦和平 《从清末巴塘官话教育认识藏汉民众交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6,（1）.
⑤华西学校，由美国教会创办于1908年，又称“华西小学”、“私立华西小学”、“私立华西两级小学校”等。华西学校前期主要以神学培养及语言训练为主，随着办学的深入，后逐步蜕变为具有近代内涵的新式教育。关于华西学校的办学史.
⑥格桑泽仁.边人刍言，重庆西藏文化促进会发行，1945：3.
⑦恩舟，全名恩舟多吉，在《巴塘文史资料》（第二辑·刘家驹专集）出版之时，时任巴塘县政协主席的洛松当在为之所撰的“序言”中称，恩舟多吉为刘家驹之子。参见洛松当却.序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塘县委员会《巴塘县文史资料（第二辑）》，内部资料，2005：3.
医院文化建设是一家医院的软实力[9]，我院坚持“以人为本”的组织文化，以科学管理为基础，使各类各级人才在临床、教学、科研上平衡发展；在制度上构建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减少管理层次，成立人力资源部、医务部和后勤保障部，赋予医疗人才参与决策的权力，使得核心人才的价值观与组织战略相一致[10]。
⑧恩舟、鸣钟整理《刘家驹年谱》《巴塘志苑》，内部资料，1986,（1）：65。 刘家驹亦曾自述其“曾任巴安华西学校校长”。见刘家驹《班禅大师行辕大德堪布职员略历》，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塘县委员会.巴塘县文史资料（第二辑），内部资料，2005：223.
⑨李明忠《江安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塘县委员会《巴塘县文史资料（第三辑）》，内部资料，2008：208。 在传记文末，作者提到，江安西曾写就一篇自传体回忆录 《南京求学记》，“记录了他成长的经历”，后在辗转中不幸遗失。简言之，《江安西》或是目前了解江安西背景经历的唯一文本资料。
⑩见于上海画报，1931,（696）.
⑪蒙藏委员会编：蒙藏委员会职员录，1934年.
⑫家谱为笔者2018年9月14日在巴塘对平汪外侄、现任职巴塘政协的德钦雄勒先生进行访谈时所得。在此，对雄勒先生慷慨赠谱特表感谢。
⑬周英哲、罗逊主编.回忆西康，出版者未详，2006：118.
⑭1930年5月27日，巴月照致函时任国民政府文官处文官长古应芬，询问刘曼卿赴藏情形，在函文中即称“家姐刘曼卿”。另据刘曼卿自述，家中有哥哥、妹妹各一。综合推断，巴月照即刘曼云。参见巴月照为报刘曼卿已抵拉萨数月杳无音信恳请促其回京等情事致古应芬函（民国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汇编（第九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287；刘良模《刘曼卿女士自己的话》，《女声》（上海 1932），1932,（2）：6.
⑮刘绍禹将西康教育史划分为四个阶段：（1）萌芽期（岳钟琪时代）；（2） 黄金期 （1906-1911）；（3） 颓丧期 （1912-1927）；（4）复兴期（1927-）。 参见刘绍禹.西康教育史之略述，康藏前锋，1936,（1-2）.
⑯虽然1927年刘文辉已接防康区，但其重心仍在四川，正如刘文辉后来回忆道：“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二年，是我在四川政治上的极盛时代。……在这种物质和思想条件下，自然不愿局促于四川一隅，一心想要从夔门以外去扩大政治局面。……但统一四川，控制西南，仅是我的政治野心的一部分，最终目的还在于向全国范围内扩张。”参见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上海：三联书店，1979：3.
⑰信隆，全名王信隆，西康巴塘人，1937年毕业于南京蒙藏学校高中师范部。参见中央党务政治学校同学会编.中央党务政治学校毕业同学调查录，1939：262.
⑱据《刘家驹年谱》记，刘家驹“1926年代理巴安县教育科长。1929年正式任巴安县教育科长。”此处所记时间有误。在《西康特区各县教育机关调查表》（民国十七年六月制）中，巴安县教育局的“备考”记为“现该局长呈请辞职恳委刘家驹暂代在案”，此局长即于“十六年一月”任职的彭启乾。据此推断，刘家驹代理巴塘县教育局局长一职最早当在1927年。另外，据玉珍纳母回忆：“民国十七年冬家驹约了几位西康同学，毅然决然辞掉了巴中一切的职务，就到内地求学去了。”故1929年刘家驹就任巴安县教育科长一事明显有误。参见恩舟、鸣钟整理《刘家驹年谱》《巴塘志苑》，内部资料，1986,（1）：65；四川省档案馆编《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402 《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印行》，《边政》，1930,（3）：22；玉珍纳母、张静波《玉珍纳母旅行笔记（一）》，《开发西北》，1935,（6）：63.
⑲据1928年《西康特区各县学校教育调查表》统计，县立小学校，“高级一班二十二名，初级一班十九名，二班二十一名，幼稚三十五名”，而华西学校，“高级一班二名，二班三名，初级一班十名，二班十名，三班十三名，四班十九名，幼稚十六名”。四川省档案馆编.近代康区档案资料选编[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402.
⑳在1927年以前，由于康区学校教育止于初等教育，加之政局动荡、交通阻塞等原因，除康定、泸定两县外，康区关外的学生不仅升学本地无望，而进入内地求学深造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为解决沉疴已久的蒙藏问题，遂采取种种措施鼓励边疆蒙藏青年前往内地求学深造或任职政府。在此背景下，一批巴塘青年陆续前往内地，或升学，或工作，后逐渐走向民国康藏领域的最前台。
㉑据1939年随川康科学考察团进入康区考察的孙明经发现，当地县政府多破旧不堪，而学校则宽宏气派得多（见其所摄照片）。据称，刘文辉曾下令，哪里的县政府超过了学校，哪里的县长就要被就地正法，足见西康当局对学校教育的重视。参见孙明经摄影、孙健撰述.定格西康——科考摄影家镜头里的抗战后方,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6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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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Chance: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ising of New-style Elites of Batang and Huaxi School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LIU Huan
Abstract: From 1912 to 1932,Batang County school was in weak and degenerate condition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of situational change.But the Huaxi school built by American church rose up with private expenditure,responsible teachers and perfect equipment.Local people successionally transferred their kids into it,that largely made up the education gap resulted from county school,and assured adequate talents for the arising of new-style elites.Besides,Huaxi school constructed an admission channel between Batang and Neijiang with its church network,which provided a key path for its students to enter the mainland and go up to the upper society through the entrance,and it was also the unique pathway of the elites’arising.
Key words: Batang；New-style Elite；Huaxi School；County School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19）03-0193-08
收稿日期 ： 2019-02-22
作者简介： 刘 欢（1991-），男，四川内江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康区近代历史研究。
[责任编辑 先 巴]
[责任校对 徐长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