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认同与话语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三个重要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话语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06-0048-08 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命题提出以来，学术界广泛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研究。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信仰、认同与话语权构成了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三个重要维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表现在形式意义上的理论传播与接受，更表现在实质意义上的信仰确立与传递，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广泛社会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文化领域掌握话语权则是对于确立社会主义信仰和凝聚主流价值认同的实践诠释。 一、信仰传递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精神再生产 信仰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表现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对于某种主张、学说或宗教的信服与坚守，体现了人类超越现实，对于未来理想状态的精神追求。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存在方式，信仰内化于人的心理深层，深刻影响着人的思维模式、判断标准与价值选择。同时，信仰也外化于人的社会实践过程，支配并决定了人们的具体社会行动的性质、内容与核心价值取向。 信仰的核心在于价值选择，无论人确立何种信仰，都有对于其核心价值的认同与坚守。因此，信仰确立的过程也就是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不同的信仰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作为一种理性的价值选择，信仰具有稳定性、持续性的鲜明特征，真正的信仰其根本标志就在于形成了稳定的且具持续性的价值观。进而言之，价值观的混乱实质上标志着信仰的解体。 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方式，信仰的存在样态受到经济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p2)人类的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正是在经济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孕育而生的。因此，历史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信仰生成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文化心理基础，信仰体系在持续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中走向覆灭或通过整合迎来新生。在信仰体系的转换整合中，很容易出现信仰危机，这种信仰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是信仰弱化，即对原来坚信不疑的价值体系产生了怀疑或动摇；其二是信仰迷失，即彻底放弃了原来坚持的信仰，却又陷入价值选择的迷茫或混乱；其三是信仰虚无主义，即只看重现实物质利益，否定信仰的价值与作用。信仰危机使社会缺失一种内在的精神秩序，必然导致社会道德溃败和社会风气恶化等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加重社会治理成本。 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类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赋予个体信仰多样性与差异性的显著特点，人们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形成自己的信仰，进而选择信仰什么样的内容，并以之作为自己行动的内在根据。而在公共生活领域形成的是群体信仰，它所表达的是一种共同理想与集体目标的设定和追求，它要求和体现的是一致性而非差异性。由于政治本身是公共生活领域，因而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信仰带有群体信仰的鲜明特征，它表明的是人们对一定的政治理念、价值体系及其外在实践形式的政治制度结构的集体认同和信服。政治信仰构成了社会政治秩序的心理基础，政治信仰出现危机标志着社会政治生活的失序。现实中，政治信仰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因此，政治信仰的危机实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危机，意味着意识形态吸引力的下降、凝聚力的减弱、政治整合功能的失调。然而正如政治信仰的形成具有其历史必然性一样，政治信仰的逐渐弱化也具有其内在必然性，因为经济社会变迁总是不断突破政治信仰形成时期的初始条件，因而需要重塑政治信仰，以使其适应社会基础变更的客观现实。政治信仰的重塑实际上意味着意识形态根据实践的变化所进行的调整与创新，通过更新意识形态内容以使政治信仰获得新的生命力。 对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更是一种获得普遍遵从的政治信仰，作为一种政治信仰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集中体现了其生命力的内在旨趣。因为对于意识形态来说，作为一种观念的或精神的力量，它并不能直接作用于社会政治生活，而必须通过被主体内化为一种政治信仰，才能在实践中切实发挥其功能。因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作为理论解释世界，更是在于作为人的政治信仰以获得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从开始引入中国为少数知识分子所关注，到最后被大多数人们所广泛认同接受，这不仅仅是理论学说的传播过程，更是一种政治信仰的传递过程，政治信仰的实践能动性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充足动力，这种动力一方面表现在政治信仰群体通过具体的信仰外化实践活动不断展示出信仰体系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表现为政治信仰群体以其能动的宣传手段及策略持续增强信仰体系的影响力。在此意义上，中央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不能仅被视为一种理论的传播与推广，而应被看作是一种信仰的传递和精神的再生产，信仰实质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起点，如果不能生成信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失去了它的根本意义。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而严密的理论逻辑，更是因为其无产者的立场、以平等为核心的价值观和实现理想社会制度的政治承诺。正是政治信仰的纯洁性、坚定性和凝聚力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挥出巨大威力，推动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深刻改变了政治信仰存在与发展的外在环境，从而形成了政治信仰弱化的风险与挑战。这种风险与挑战一方面表现为作为政治信仰主体力量的部分党政领导干部出现了政治信仰危机，贪污腐化，缺乏政治操守。同时，这种恶性的政治信仰实践必然产生负面的社会心理折射，诱发民众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的质疑甚至排斥；另一方面也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作用的下降，全球化、网络化条件下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与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不断侵蚀马克思主义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基础，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把确立信仰、传递信仰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信仰的确立既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起点，也是判断其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 信仰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实践中需要注意： 其一，与经济基础的变革相适应不断进行政治信仰体系的调整和创新，以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需要强调的是，政治信仰体系的调整和创新不能割裂传统，而是要在继承其精神要旨的基础上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割裂传统的调整不仅不能增进政治信仰，反而容易导致政治信仰混乱。就此而言，作为与经济基础变革相适应的政治信仰体系的调整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关联尚需作出更多的清晰解读，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继承在何处，创新在哪里，进而阐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澄清民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模糊认识，从而奠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理基础。 其二，通过政治信仰的能动实践，以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吸引力和凝聚力。理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根本上来源于实践给予的养分，同时，理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还来自于满足现实的需要，尤其是满足群众的需要。马克思认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P9-10)理论的彻底不仅在于其内在逻辑的完整与严密，更在于其通过人的实践所展示出来的正确性与生命力。一定程度上践行信仰比之宣传信仰更为重要，党员领导干部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工作实践中持续展示出信仰的力量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根本意义。 二、认同凝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整合 认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其所表达的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通过理性反思而形成的心理共鸣与行为共识，本质上体现了人们在价值体认上的一致性以及对于特定文化系统在情感与意识上的归属感。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认同的产生源于人们基于血缘、地域及种族等原初标准而对于自身存在状态的一种本能反应，人们从自我及所属群体出发找寻与他者的区别和不同，并通过服饰、图腾、宗教等文化符号建构起自我认同的客观依据，在群体性的生产生活中，人们逐渐确立了对于所属群体热爱、肯定等积极情感，从而形成了心理上的归属感。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以上这种认同形成过程中的“本能反应”不断注入自我反思的理性力量，人们逐渐超越了血缘、种族、地域等初始标准的狭隘眼界，形成了以道德及价值观为核心考量标准的开阔视野。特别是政治国家形成以后，文化系统不断注入政治内涵，人们一方面通过文化记忆寻找价值共识与归属感，另一方面通过对政治价值的判断与取舍形成新的认同取向。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相互交融、相互影响，构成了人们认同内容的两个基本向度。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一种政治价值的传播过程，其本质内涵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内化于人们的精神生活过程，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精神生活秩序，进而在世俗生活领域形成人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观点与主张的认同情感和遵从态度。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逻辑支柱在于凝聚认同，也就是说，其生命力延续的内在依据就在于在社会领域凝聚最广泛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 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这种共识与认可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升华，并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准则与价值取向。[3](P4)文化认同具有稳定性与动态性并存的双重特质。其稳定性表现在文化认同一旦形成就会沉淀于人的心理深层，进而形成思维定式，并对人的言行举止形成基本价值规范；其动态性表现在文化系统之间的互相影响以及人的能动实践活动形成的文化创造，必然使得文化认同的价值内容持续更新。在发展的意义上，文化认同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具有阶段意义，而文化认同的动态性则是绝对的，贯穿文化发展始终。在历史行进中，文化认同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稳定性不断被重建的动态性过程。 文化的精髓与灵魂是价值观，尤其是核心价值观集中反映了特定文化体系的本质内涵，因而也是不同价值文化相互区别开来的内在规定性和基本标志。一定社会或国家的文化系统一般呈现为主流价值与非主流价值并存的多元化景观，主流价值居于主导地位并为多数民众认同，从而发挥着引领文化发展方向的作用。非主流价值在社会文化领域居于次要地位，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仍有其生存发展空间，仍然拥有一定的认同者。因而文化认同的核心在于价值观认同，文化认同所强调的是发挥主流价值的引领作用与主导功能，产生出对于非主流价值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并形成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凝聚力，使得主流文化成为社会团结的精神纽带。 政治认同是人们对于一定政治体系的制度建构和运行模式及其内在政治价值的普遍性认可与共识。政治认同构成了政治统治合法性和社会政治稳定性的社会心理基础，一个拥有普遍政治认同的国家，也必然是一个具备高度的政治合法性和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国家。反之，一个政治认同匮乏的国家，也必然是一个合法性基础脆弱、社会政治秩序失范的国家。 政治认同的内在逻辑要求制度建构、政治运行与政治价值三者之间的高度协调统一。首先，制度建构与政治价值之间必须是协调一致的，而不能是割裂的。制度是价值的现实载体和外在体现，价值是制度建构的内在依据和精神主旨。政治价值一般展示出来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政治追求，具有超越性品格，而制度建构通过政治理想的具体化，从而展示出政治追求的现实性与可行性。人们的政治认同既来自于对于政治价值的理想主义追求，也来自于通过一系列制度建构而实现的对于政治价值的不断彰显，制度与价值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构成了政治认同的基础。制度与价值的割裂，会直接导致人们质疑政治理想未来实现的可能性，进而失去对于政治价值的理想主义追求，从而摧毁政治认同的价值根基。 其次，制度建构与政治运行之间必须是协调统一的，而不能是相互分离的。一般来说，制度建构是抽象政治价值的具体化、实体化，但制度建构的价值尺度需要在动态的政治运行中外化出来，即通过政治运行这一能动的制度实践的客观效果作为判断政治价值实现程度的根本依据。因而，制度建构与政治运行之间的内在协调性就成为人们建构政治认同的基础环节。如果制度建构与政治运行之间出现了分离现象，这实质上意味着制度建构与政治运行出现了价值分裂，也就是说，制度建构遵循一种价值尺度，而政治运行遵循的是另外一种价值尺度，这标志着制度建构与政治运行之间关系的异化，这必然导致人们对于制度建构本身失去信心，从而摧毁政治认同的制度基础。 最后，政治运行与政治价值之间必须是高度契合的，而不能是脱节的。政治运行体现为政治主体依据一定的政治价值尺度展开制度实践的能动过程，因而，政治运行与政治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通过政治主体的具体行动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是否符合相应政治价值的内在规定性，就成为人们判断政治运行与政治价值之间契合或脱节的标准。进而言之，如果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能够普遍满足政治价值的基本要求，人们就可以据此判断政治运行与政治价值之间是契合的而不是脱节的，人们会持续增强自己的政治认同。反之，如果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严重背离了政治价值的基本指向，人们必然据此形成对于政治价值与制度建构的双重否定，相应的政治认同将不复存在。 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是社会团结、国家整合的基石，国家向心力、社会凝聚力都深深依赖于高度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强大的、能在世界历史舞台立于不败之地的国家必然是一个国家团结、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也必然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反之，一个文化撕裂、一盘散沙的国家必然丧失其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在世界竞争中一败涂地。 全球化、市场化与网络化条件下，我国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深刻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这既表现在经济要素的快速流动所推动实现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的激烈和联系的紧密，也表现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交流与相互影响正不断加强并持续深化。在此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助传媒、投资、商品等“软实力”，推行文化殖民主义，将其宗教信仰、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撒播到其他国家，借以消灭其他民族国家文化自主性，同化其他民族国家文化。[4]西方文化殖民和文化渗透对我国文化认同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和技术优势不断展示“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和吸引力，进而利用这种“现代性”力量不断消解我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与价值，从而切断中国文化认同的民族之根；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依托文化强势，通过对民主、自由等现代政治价值的主导性解说与界定并使之普世化，以人权外交等手段向外输出，持续弱化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这必然严重侵蚀我国政治认同的精神基础。 市场化条件下，我国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面临双重挑战。其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与利益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形成一种冲击传统文化秩序的解构性力量，人们思想观念的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推动中国社会文化生态逐渐生成一种传统与现代交织中的价值多元景观，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并行不悖，文化认同的价值基础渐趋脆弱。这不利于构建一种良性的精神生活秩序，精神生活秩序的紊乱必然导致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秩序失范，由此进一步向经济政治领域蔓延，会导致市场经济发展与政治运行缺乏一种理性的内在规范性力量，从而腐蚀政治认同的价值基础和伦理道德基础。其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世俗化与理性化的影响使人们越来越关注现实利益，越来越淡化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与此同时，制度实践中部分党政领导干部的违规逐利行为，一定程度上撕裂了理想主义的政治价值与现实制度建构的逻辑统一性，这直接导致人们对于政治价值的现实可行性与制度建构的价值合理性产生怀疑甚至否定，这必然不利于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构建。 网络化背景下，我国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构建所面临的舆论环境更加复杂。一方面，网络为充满异质性的多元文化传播提供了自由空间，为非主流价值发挥自身影响力提供了展示平台，这客观上抑制了主流价值的整合功能和引导作用。相对于主流媒体，网络文化的传播更具“颠覆性”与“逆反性”倾向，即更专注于对于主流价值的批判与质疑，以此来获取“围观”，这必然会持续弱化主流价值的社会凝聚力，最终抽离文化认同的社会心理基础；另一方面，网络时代的到来推动了舆论场的变迁，网络舆论的兴起深刻改变了传统舆论生态。传统舆论场一般以正面宣传为主，侧重于“弘扬主旋律”，而网络舆论更专注于发现政治实践中政府的功能缺失。在网络问政兴起的背景下，如果政府自身建设的滞后与公信力的缺失长期得不到根本扭转，就必然会在网络谣言的蔓延以及网络民粹主义的影响下，最终摧毁政治信任这一政治认同得以建构的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政治认同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面对全球化、市场化与网络化带来的深刻挑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在凝聚认同、传递认同中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掌握话语权则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具体实践形式。 三、掌握话语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向 话语权表现为一定的话语体系获得广泛认同基础上所自然产生的使人服从的权威力量。一方面，认同是话语权形成的内在依据，话语权是自然演进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软权力”，侧重于内在精神约束，即建立在认同基础上的价值归依与自愿服从，而非人为塑造的表现为外在强制形式的“硬权力”；另一方面，话语权是认同的外显形式，话语权一旦生成，相应话语体系就会成为主流价值尺度，产生广泛而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在理论逻辑上，话语权的形成首先来自于相应话语体系所蕴含的价值正当性，这种价值正当性既表现为形式意义上严谨而完善的内在逻辑，也表现为实质意义上的合乎历史发展规律、体现社会发展方向以及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能够通过整合社会个体差异进而形成普遍的价值共识，从而为认同的形成奠定基础。逻辑严谨是话语体系科学性的基本特征，而科学性是价值正当性的基础，因而，一个漏洞百出、难以自言其说的话语体系，是难以在价值正当性的宣示中广获认同的。同时，话语体系的价值正当性体现了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追求，这种价值追求必须具有合乎历史发展规律、体现社会发展方向的基本规定性，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整合不同社会个体充满差异性的价值诉求，最终形成普遍性的价值共识，从而为话语权的生成奠定认同基础。违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话语体系，与社会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则必然不具备价值正当性，自然难以成为社会普遍共识并形成话语权。 在实践逻辑上，话语权的形成还来自于相应话语体系的现实合理性与权威性。一方面，话语体系的现实合理性表现为，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需要在现实政治实践中不断展现其生命力，要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建构来落实美好的价值理想，要在价值宣示与制度落实的统一中体现理想主义价值追求的现实可能性与合理性，要通过给话语体系以实践注脚使人们认识到，相应话语体系所描绘的价值理想并非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是点滴积累形塑的现实。现实合理性赋予话语权以真正的生命力，缺乏现实合理性的话语权必将生命力枯竭，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话语权确立的根本标志在于话语权威性的生成。话语权威性是话语权的灵魂，失去了话语权威性，话语权自然也就在根本上不复存在了。话语权威性主要表现在主导意义上的话语支配力和影响力，即相应话语体系的核心价值主张成为社会共同价值观，并对于非主流价值主张形成强大影响力，从而能够引领社会价值导向。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话语权需要具备现实合理性与权威性的实践基础，缺乏现实合理性与权威性的话语权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得以确立的。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使之内化于人们精神生活过程，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规范。意识形态话语权本质上体现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体系所具有的凝聚人心的权威力量。从话语权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两个层面来看，意识形态话语权既需要具有相应的理论上的逻辑严密性与价值正当性，也需要具有实践上的现实合理性与话语权威性，两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意识形态话语权得以生成的基本规定性。 就前者而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自产生以来就以其严密的理论逻辑和实现全世界无产者及人类的解放为历史使命的价值正当性而为人称道，但改革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进程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制度和理论体系，不断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框架，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对此具有策略性解释功能，但在实现意识形态逻辑严密性的意义上仍显不足，为此还需深入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对于两者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尚需作出清晰、详尽、完整、透彻的说明。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正当性体现在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而对于无产者和全人类解放目标的追求，而这是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最终归宿的，因而，消灭剥削，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平等与自由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关怀，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下中国，这一价值正当性的完全实现尚不可能，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严重冲击着马克思主义价值正当性的存在感和影响力，这无疑对于实现意识形态话语权构成了深刻挑战。 就后者来说，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想主义的价值宣示，还没有充分体现出其现实合理性，这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的理论规定与现实中的政策落实、政治运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现象，这不利于塑造国家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凝聚力。意识形态的理论主张只有与其外在表现形式的制度设计、政策落实及政治运行实现高度一致，才能获得其真正的生命力。反之，则必然丧失其真实性与说服力，进而失去民众的信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也就会出现了。对我们国家来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是高度统一的，但在在政治实践层面还客观存在着许多背离主流意识形态价值主张的现象和行为，比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滞后、官员腐败严重等等，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必然会折损国家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合法性。另一方面，与以上所述相关联，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合理性在政治实践中不能得以充分展示，就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科学性被质疑，相应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必然甚嚣尘上，与主流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威性就面临丧失的危险。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对于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与“和平演变”企图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加隐蔽和强烈，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的基本目标就是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合理性，最终确立西方意识形态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威性。因而，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对于实现社会政治稳定意义重大。 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向体现为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现实使命： 其一，加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理研究，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功能与批判功能，通过解疑释惑与彻底的理论交锋和学术批判展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以奠定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基础。科学性是理论体系生命力的基本要素，也是实现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因而，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就要避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凝固化，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方法和新的出发点，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充实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通过其解释功能与批判功能体现出来的，在社会转型期人们思想文化的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增强的背景下，要通过对现实问题的解疑释惑以增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引导力，通过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批判以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要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关键是要在理论逻辑的意义上深入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继承创新关系，进而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培育，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正当性提供最充分的社会共识。 其二，要在深化改革进程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合理性，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充分的实践支撑。抽象的价值理想需要在具体的制度建构中体现出现实合理性，价值与制度的分裂会直接导致民众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宣示丧失信任，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性也自然不复存在。所以，能动的政治实践所实现的制度与价值的内在统一对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决定性意义。为此，国家就需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有所作为。首先，在政治层面应以民主与法治为导向勇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重点在于通过完善制度、加强权力制约监督以遏制腐败滋生蔓延之势，以此作为取信于民的突破口。同时，通过清除官僚主义、回归优良传统和作风以重建民众对于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与信心。这必将为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说服力奠定稳固的政治基础。其次，经济层面要充分体现出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属性，这主要体现在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为此，一方面国家需要在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中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解决权力寻租等非规范性因素对于贫富分化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国家需要在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中厘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着力扭转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现实。这必将为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奠定稳固的经济基础。最后，在社会层面应以解决教育、就业、住房等民生难题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同时，要加强社会管理，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实现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这必将为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奠定稳固的社会基础。主流意识形态在实践中塑造形成的说服力、吸引力和凝聚力，无疑是其实质意义的话语权真正得以确立的根本标志。标签：话语权论文; 政治论文; 文化认同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文化维度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时政论文; 科学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