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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认清党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至关重要？
主持人：十六大报告强调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呢？
郑必坚（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教授）：我党八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认清党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至关重要，又并非容易。试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八十多年间，我们党的一切重大胜利和发展，前提都离不开正确认识和把握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另一方面，一切重大迷误和失败，关键也都同在历史方位问题上的偏差以至错误密切相关。历史教训一再表明，方位不清，则方向不明。认清执政党的历史方位，确立执政党应有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至关重要。如果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主要回答和解决的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就是联系于这一社会发展历史方位的；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最直接的意义上来说，它首先回答和解决的则是现阶段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则是联系于这一党自身所处历史方位的。
主持人：由此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所面临的历史方位是不同的。那么，判断我党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的主要根据是什么？
郑必坚：展开一点来理解，这里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世界大转折，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第二个层次，中国大发展。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科技教育的整体水平还比较落后，工业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实现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是我们党进入新世纪面临的中国情况。第三个层次是党本身的新变化。
如何从我国国情变化的角度来看历史方位的变化？
主持人：既然中国的国情是判断历史方位的一个重要的层次，那么，您能否就这个方面作些阐述？
黄南平（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强调的是必须准确地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在把握“国情”方面，有过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教条主义，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特点。毛泽东曾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我们党就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紧密地结合，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才科学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提出了新民民主义革命的理论；制定了各个时期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才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党的八大前后，我们党积极地探索三大改造完成后国家新的国情特点后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但遗憾的是，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党没有能够继续准确地把握国情；没有能够准确地把握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在实践中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了革命党的思维定势，甚至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国家和人民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新回到科学准确地把握国情的思路上来，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科学准确地确定了党的历史方位。我们党在此基础上科学地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思考，准确地把握现阶段我国的国情，科学判断现阶段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基本问题就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和深化的。从“七一讲话”到“5·31讲话”再到十六大报告，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对现阶段我国国情的把握更加科学准确，对党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判断也更加科学准确。
如何从世界形势方面来把握党所处的历史方位？
主持人：十六大报告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如何理解这一论断？
曹普（中央党校党史部副教授）：十六大报告对世界局势的概括，既深刻点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又从广阔的国际视角科学地揭示了进入新世纪我们党所处的时代方位，正确把握了党所面对的“世情”。
国际现实表明，世界多极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但是，世界走向多极化的总趋势毕竟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多极化趋势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因此对中国来说，当前面临的国际环境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只要我们因势利导，沉着应对，趋利避害，巧妙周旋，就能够利用多极化提供的有利机遇，集中精力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把综合国力搞上去。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在世界多极化曲折发展的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加速推进，成为任何国家都回避不了的另一世界趋势。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给各国各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利于它们吸引外资、引进技术、扩大对外贸易，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在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抓住时机实现后来居上。但同时必须承认，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挑战。当前，我国在这场全球竞争中还处在相对劣势地位。面对着越开越大的国门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形势并占据有利地位，是我们急需研究的新课题。
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是以科技进步为后盾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科技成果更多地转向民用，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大大加快。对于处于深刻变革中的中国来说，也只有积极适应并努力追赶世界科技进步的潮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才能顺利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目标，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世界形势出现的新变化，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自觉顺应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而提出来的。
如何从党的自身建设方面来把握党所处的历史方位？
主持人：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还必须准确把握党自身的发展变化。请您着重谈谈这个问题。
苗庆旺（中央党校研究室博士）：我理解，十六大报告中所说的历史方位就包括对党自身所处历史方位即“党情”的科学判断。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和党员队伍的状况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给党的发展带来了新活力、新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我们党在审视自身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对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做出新的思考和新的调整。
首先，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要求党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永葆先进性。执政以前，我们党用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凝聚了一大批立志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先进分子。执政以后，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继续用理想信念凝聚一大批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先进分子，继续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必须防止权力的侵蚀，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永葆先进性。
其次，党的执政环境由封闭到开放、由计划经济条件到市场经济条件的转变，要求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例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党组织掌握着各种社会资源，客观上存在群众对党的依赖，党群关系直接而具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领导变得间接、宏观，由直接指挥变成了政策引导；群众的自主意识、民主意识不断增强。此外，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蓬勃兴起，也都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
再次，党自身队伍状况的变化，要求继续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目前我们党已经拥有6600多万名党员，党员数量的增加也带来了管理难度的增加，甚至出现了党员数量不断增加和党员影响力日渐下降并存的状况。
因此，坚持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永不脱离群众和具有蓬勃活力的根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强调与时俱进，突出强调永葆党的先进性，突出强调执政为民，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审视自己、加强和完善自己的新觉醒。
郑必坚：正是在这样科学分析我们党今天所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这就是：“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三句话”的提出，进一步表明，我们党是何等自觉而深刻地认识和把握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时代任务，并由此而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实践来保证党能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列，永葆生机和活力。新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在新的历史方位上确定了自己的眼界和立足之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