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认知与经济学的未来——反思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假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理性论文,认知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6)04-0040-05
一、“理性选择”的争议
“理性选择”假设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内核之一，也是为经济学招致批评最多的假设。“理性”(reason)的本义是“计数”，源自希腊词根“λ oros”(逻各斯)。在经济学中，“理性选择”假设所说的“理性”是解释个人有目的的行动与其所可能达到的结果之间的联系的工具理性。按照森的理解，“理性”意味着：(1)个体追求某种工具价值的“最大化”；(2)个体决策过程在逻辑上的无矛盾①。然而，这却被认为是不真实的。网上广泛流传的“海盗分金”② 是对“理性选择”假设最直观的批评。按照“理性选择”假设，找到海盗们的分配结果并不存在什么困难，但在现实中却只有很少人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得出正确答案。据说在美国，能够在要求时间内得出正确结果的人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年薪10万美元以上的工作，也有人说这是“微软”公司招聘职员的试题。而且，桑塔菲研究所历时10年，在15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为样本的一次性博弈实验“最后通牒”，博弈双方都表现出了对“公平”的认同③。这同样对“理性选择”假设是不利的。
为此，一些经济学家对“理性选择”假设进行了修补和弱化。其中，较为重要的是阿尔钦提出的“as-if”假设：假设从洛杉矶到芝加哥有若干路径，其中只有部分路上有加油站。一批人要从洛杉矶开车到芝加哥，在如此遥远的路途中，汽车必须要加油，否则就无法到达。那么，对于芝加哥人来说，那些开车到了芝加哥的洛杉矶人都可以在理论上被假定为是有理性地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径，尽管其中有些人并非如此。即“ as if” (好像)是有理性的。换言之，经济学家观察到的社会竞争的幸存者都好像是按照“自利原则”行动的人，那些不按照这一原则行动的人已经在社会竞争中逐渐消亡了④。这种假设类似于生物学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已经从“完全理性”向后退了一大步。尽管如此，就像“自私的基因”无法解释同性恋现象一样，建立在这种工具主义假设基础上的经济学同样无法处理类似情感、认知偏差、社会认同、文化差异等重要的社会现象。
进一步地讲，经济学中的“理性”还忽视了人类推理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特征。生物学上的推理活动被视为在极端时间压力下为迅速适应多变的外部结构和环境所做的重复适应性反应。而经济学恰是依靠工具主义的“理性选择”假设避开了过程分析，也使过程理性由于经济学的成功而逐渐被遗忘。但西蒙在提出“有限理性”理论时再次指出，行为是过程理性的，是适当的深思熟虑的结果，因此，詹姆斯在其《心理学原理》中将“理性”用做“称为推理的特殊思考过程”的同义词⑤。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也表明，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在对各种风险结果选择遵循的是特殊的心理过程和规律，而不是预期效用理论所假设的各种偏好公理⑥。
尽管面对上述众多的批评性意见，多数经济学家也已经认识到了“理性选择”的局限性和西蒙的“有限理性”的正确性，与“有限理性”对应的“满意假设”较之与“理性选择”对应的“最大化假设”更符合人类行为，但主流经济学对“有限理性”的接受和理解程度却是极其有限的。西蒙所说的“有限理性”是过程理性，而主流经济学所说的“有限理性”只是说人类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仅仅是在“完全理性”上退了一小步，为“理性”增加了一个约束条件，仍属于工具理性。因此，二者有着本质的差别。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关注更多的是均衡条件和均衡结果，而不是均衡达成的过程。而且，在饱受批评的同时，经济学却在借助包括“理性选择”假设在内的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不断地侵入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传统领地，以致出现了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值得玩味的是，在抗议这种入侵的同时，这些学科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性选择”假设，并极大地推动了本学科的发展。比如，法经济学是经济学侵入最深、最成功的领域，其侵入过程恰是“理性选择”成功应用的过程；科尔曼将“理性选择”成功地引入了社会学，并使之成为社会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在政治学上，欧克肖特则指出：“今天几乎所有的政治都成了理性主义和近理性主义的”⑦，而布坎南、奥尔森等人在集体行动、政治决策过程及其规则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则可以看作是这一说法最好的注释。
由上述可见，尽管饱受批评，“理性选择”假设不仅没有被经济学所抛弃，仍是主流经济学的基础假设之一，而且在其他学科的成功应用，也说明“理性选择”这一工具性假设所具有的生命力仍是十分顽强的。
二、从认识论角度看“理性选择”
评判一个理论的价值及其正确性最好是从外部考察该理论的基础，通常的做法是考察它在哲学上能否站得住脚。哲学主要在三个层次上考察理性：在本体论层次，有别于感觉、情绪和意志，理性是人洞察事物或现象必然联系的一种能力；在认识论层次，作为观念和知识形成的方式和结果，理性是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存在的思维活动和由此产生的高于感性和知性的观念属性；在行为意义上，作为人类行动操作的观念及其属性，理性是实践观念和实践过程对于自然规律的合规律性和对于主体的合目的性⑧。显然，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主要是行为意义上的，只适宜处理完全信息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然而，如果经济学要回归其本义，研究人类经济行为，所要处理的问题远比资源配置更为广泛和更为复杂，所涉及的“理性”就不仅仅是行为意义上的了，我们还必须要从本体论和认识论层次来全面考察和检验“理性选择”的哲学基础。
首先，理性作为一种本体意义上的机能存在，能够引导人们以直觉、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等方式洞察事物的本质和创造新的事物。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并非只有理性的存在和作用，感性和知性在其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其次，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客观事实”与“建构事实”之间是存在差别的。所谓“客观事实”，是指事物的真实存在。尽管在不同的哲学派别对“客观事实”能否被最终认识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它们都同意：人们只能通过感知和概念认知世界以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所说的“事实”都只能是“建构事实”，即为我们所理解和解释的“事实”，从而使我们所认识的“事实”都带上了主观色彩。
对于这些“事实”的认识，近代认识论中的理性派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始，认为理性具有普遍一般性，是抽象的先天具有的思想观念，约束着后天的经验，并以理性思维作为人类认识的基础，坚持只有人类的理性思维才能给我们提供必然性的认识。而以洛克、休谟为代表的经验派则坚持经验是人类获得认识唯一有效的途径。即便是数学、逻辑学等最具理性色彩的知识同样是经验的产物。从经验而来的知识的可靠性，是从现有的情况下归纳出来的，并不预言未来经验的可靠性，未来经验的可靠性是由未来的归纳来解决。把认识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经验是暂时的，对经验的有效性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肯定⑨。从人的“有限理性”和存在多种理性传统的事实来看，我们更倾向于接受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而福柯对理性传统的批判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问题的实质。福柯认为，启蒙思想家所高举的“理性之光”开启和照亮了西方中世纪的蒙蔽和黑暗，但它仍信奉权威，只不过这个权威由上帝改成了“理性”，并造成了“启蒙运动的敲诈”：要么接受合理性，要么陷于非理性的泥潭，非此即彼。从这个意义上讲，启蒙运动确立了一种基于宗教之上的绝对不变的理性信念，而人类对理性力量的近乎宗教的盲目崇拜又使理性变成了彻底的非理性⑩。
实际上，人类的认识、思想和现实活动都包含理性与非理性两个因素，各有功能，相互弥补。对此，休谟在《人类知性论》中不仅已经指出了启蒙运动的危机，而且还指出，由于理性对因果关系的一无所知和无能为力，使人类永远得不到笛卡尔演绎法所期望求得的确定性，如果没有感情和想象的通力合作，理性将寸步难行。尼采更认为，科学只具有工具价值，理性都起源于非理性，非理性是认识活动、道德活动和审美活动的基础，理性不可能理解不可分层的具体的活生生的生命；韦伯同尼采一样认为，科学合理性和工具理性不能为相互对抗的价值或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的仲裁提供基础，价值、正义、自由、美与善等领域都是工具理性所鞭长莫及的，历史因而充满了盲目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11)。
再次，具体到社会科学的认识论而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间的区分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学科划分问题，它还意味着二者采取了不同的研究方式和思路。对此，狄尔泰认为，自然科学所做的工作仅仅是依照自然规律把一些观察到的事物与另外一些事物联系起来，并对它们做出解释。而与此相反，人类生活是有意义的，这种有意义的人类生活构成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历史学和其他精神科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意义，在狄尔泰这里是指人类生活具有一种时间的结构，而时间则是指人类生活的每一刻承担着对过去的觉醒和对未来的参与。这样的时间结构组成了包括感觉经验、思想、情感、记忆和欲望的人类生活的内在结构，所有这些便形成了生活的意义。同时，人们是可以彼此交往的，因为一个人的经验能够唤起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引起自己的行动，也能够唤起他人的思想和感情，导致他人的行动。这样，个人的生活方式便衍生开来成为社会的生活方式，而人类历史生活就是这种相互作用的连续过程。因此，当人们认识社会生活和历史时，不是像认识自然界那样，把它们当作外部的东西，而是当作内在的东西，人们凭借“神入”他人的内在状态而理解人类生活。因此，理解是把握人类生活和历史的基本手段。在《社会学基础概念》中，韦伯也指出：“社会学就是这样一门科学：它以解释的方式理解社会行动，并将据此而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对这种活动做出因果解释。”(12)
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汉森伯格的不确定原理，因为观察本身改变了所研究的对象，所以社会科学家们同时作为分析者和参与者，必然不能进行客观的观察。对此，皮亚杰指出，在物理学中，研究对象可以看作相对独立于主体，客观性已经成为了可能，这个对象只是通过带来主体因素的知觉，通过同样也属于主体活动的计算、测量结构或逻辑—数学结构而被认识。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同时作为主体和客体，观察者与被观察者是相互影响的，难以实现研究的客观化。同时，由于社会科学研究主要以内省为基本手段，而内省又不能提供关于一般精神生活的全部信息(13)。此外，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的作用方面也存在着极大的限度，这是因为个人理性乃是一种植根于由行为规则构成的社会结构之中的系统，或者说个人理性并不能独立于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所以它也无法脱离生成和发展它的传统和社会而达到一种能够自上而下地审视它们并对它们做出评价的地位。
然而，现代经济学极力标榜其“道德中立”和实证科学的特性，将价值判断、信仰等现象排除在经济学之外，试图在经济事实之间的因果推定中只保留一种“科学的”解释，通过理性的推论逻辑达成科学的“共识”。这种努力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看，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祸根。就行为层次而言，如果在同一个文化信仰背景下，对“理性”行为的判断是相同的，那么将道德、信仰等问题排除在经济学之外，采取工具主义的“理性选择”假设是可以接受的。但任何理性都是在具体的思维传统之内的理性，在西方，至少存在三个不同的思维传统：亚里士多德传统、奥古斯汀传统和苏格兰启蒙传统。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东方思维传统，如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儒教等。处于不同思维传统的个体所得出的理性判断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是被处于其他理性传统中的个体认为“非理性”立场的(14)。因此，我们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经常可以看到，根据同样的经验资料甚至同样的“科学”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者却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存在不同的思维传统、对“理性”行为有不同的价值判断的情况下，经济学试图依靠“理性选择”假设建立和提供对人类经济活动分析的整体性框架的努力从根本上讲就是不可能成功的。
三、从人类认知过程看“理性选择”
显然，我们是通过感知与客观世界建立联系的。尽管传统哲学拒绝可检验性，声称其提供的是思考和谈论的方式，而非可检验的实证理论。然而，理论的建构是对感知过程的符号系统模型的建立过程，其哲学总结也必须与认知科学相符合。在感知过程中，我们需要使用概念、象征、规则和信号，以赋予各种混杂的资料以明确的意义。同时，事实是以某种方式表述的，不仅对事实的表述方式和语言限制了我们对事实的描述和理解，而且信念、思维模式等也影响着我们对事实的描述。
让·皮亚杰把人类认知视为复杂有机体之于复杂环境的一种具体的生物适应形式。认知系统不仅仅是对所经历的事物进行简单的心理复制，而是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创造了关于现实世界的心理结构。个体之所以能够对刺激做出反应，是因为个体通过原有的格局来同化这个刺激，这就像消化系统吸收营养物质一样。认识是不断建构的产物，建构构成结构，结构对认识起着中介作用；结构不断地建构，从比较简单的结构到更为复杂的结构，其建构过程依赖于主体的不断活动。因此，皮亚杰把适应看作智力的本质(15)。A· 卡米洛夫—史密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认知模式的调节并不是完全受外源影响，处于稳定状态的系统也可以通过自动地改进来实现，即以内省的方式实现(16)。
在1960年之后，随着认知心理学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核心，信息加工研究也逐渐成为认知发展研究的一个主要研究途径。信息加工观将人类的心智设想为一个类似于计算机的复杂认知系统，处理或加工来自于环境或已经存储于系统内的信息，信息加工的速度、容量等是限制认知能力的重要因素。一些最重要的认知发展，在于获得了用于克服这些限制的程序，这些心理程序经过不断练习得以更加有效地执行，并最终发生自动化(17)。帕普克则指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知识和信息的“获得必须依靠神经元间的联系。它们能够形成一种哈耶克所谓的具有发展特点的感知能力，在人类生命进程中独立发展，并发生变异。新获得的经验可以引发新的感觉，修正原先的分类模式，由此开始了一种选择性的学习过程。……获得知识并利用知识(这里指的是特定效用关系中的知识)绝非一种基本受意识支配的过程。确切地说，经验更多体现在未经大脑思考的、个人的习惯性行为中”(18)。
这就意味着，在一个无力充分理解的复杂环境中，个人依靠其特殊的认知模式、认知结构来完成对信息的获取、识别、理解和使用，做出决策。因此，模式识别在解决问题时是至关重要的。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的现实世界所产生的巨大信息量，仅靠个人信息能力是难以实现充分有效地处理和使用的，这就必须以某种方式或机制延伸个人信息能力。其基本方式就是在分工的前提下对信息进行简化、分层和“模块化”，如以市场、组织、制度和技术的物质化等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个人所依靠的特定的认知模式和认知结构。
四、理性选择与经济学的未来
汪丁丁指出，现代经济学可以通过“理性选择”和“实证主义”的合取式来界定(19)，其他主流经济学家，如加里·贝克尔等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20)。理性及理性选择因此成为了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特征的惟一描述，而在人类认知活动中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非理性”因素则被认为是非本质的方面，因而被经济学锋利的“奥卡姆剃刀”剔除了。这是与现代主流经济学体系形成时期的哲学背景——理性主义的盛行密不可分的。
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来看，A· 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里曾开宗明义地指出，决定人类行为的两种最为持久和根本的力量是宗教和经济的力量，而且经济学不仅是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研究人的学问(21)。但在随后的发展中，经济学并没有如A· 马歇尔希望的那样，向着类似生物学的方向发展，而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经典)物理学，并把技术(生产过程)问题留给了工程师，把人的行为方式、文化、宗教等问题留给了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人逐渐被描述成“局限条件下的最大化”行为者，甚至被看成是环境的被动接受者(22)。但事实上，人的行为是以认知为基础的，而人的认知是一种主观行为，个人乃是根据他们对机会的主观认知行事的，而且个人认知有严格的路径依赖。个人的认知水平提高受两个相互作用的因素的影响：一是外部约束；二是个人认知的不断重复组合，人类在知识的学习过程中可以出现明显的“认知飞越”。因此，现代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特征的描述存在明显的偏差，是不全面的。同时，由于人们所有的经济决策都是基于其特定的认知水平做出的，因此脱离对人的认知活动过程的认识的研究都不可能是全面和深入的。如果经济学要重新成为“研究人的学问”，就必须对人类的认知行为有深入的了解和全面的描述，或者就如F·A·哈耶克所说的那样：经济学只有当它能够说明所参与的行为主体如何获得知识并在竞争过程中利用这些知识，才能重新成为一种经验科学，进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应该是，行为主体如何获得和利用有关知识(23)。
然而，有着长期工具理性传统的现代经济学并不会轻易放弃“理性选择”假设。就如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理论预见的那样，现代经济学会在有限度地吸收批评性观点的基础上，不断地修改其理论的保护带，放松某些过于严酷的假设，以延长“理性选择”假设这一理论“内核”的寿命。作为这种努力的实践，现代经济学还会依靠其精炼有力的分析工具继续其“经济学帝国主义”之旅，尽管这种努力从一开始就由于其分析工具在认识论基础上所存在的缺陷而不可能取得彻底的成功。
与此同时，某些经济学家仍会在批判现代经济学基本行为假设的基础上，通过借鉴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成果，试图将情感等非理性引入经济学的行为假设，从而为经济学重新选择一个在认识论基础上更为“正确”的行为假设。尽管这种努力在短期难以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但它蕴涵了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这将使我们在可预见的将来仍会看到两个不同的经济学传统，经济学患上“精神分裂”似乎是在所难免的了。
注释：
①A·森：《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8页。
②假设5个海盗都是聪明人，都能很理智的判断得失，并做出选择。其判断原则首先是保命；其次，尽量多得宝石；再次，尽量多杀人。他们抢到了100颗宝石，每一颗都一样的大小且价值连城。他们决定：(1)抽签决定自己的号码(1，2，3，4，5)；(2)首先，由1号提出分配方案，然后大家(5人)进行表决，当且仅当超过半数的人同意时，按照他的提案进行分配，否则他将被扔入大海喂鲨鱼；(3)如果1号死后，再由2号提出分配方案，然后大家4人进行表决，当且仅当超过半数的人同意时，按照他的提案进行分配，否则将被扔入大海喂鲨鱼。依此类推。其分配结果将是(97，0，1，2，0)或(97，0，1，0，2)。
③(19)汪丁丁、叶航：《理性的追问：关于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对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80页。
④(14)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⑤H·A·西蒙：《西蒙选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页。
⑥温思美、姜凌：《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学术研究》2002年第11期。
⑦M·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⑧韩璞庚、张正君：《理性：在经济哲学的视域中》，《哲学研究》2000年第12期。
⑨周晓亮：《西方近代认识论论纲：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
⑩(11)莫伟民：《福柯与理性批判哲学》，《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12)M·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13)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3页。
(15)让·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5页。
(16)A·卡米洛夫-史密斯：《超越模块性：认知科学的发展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17)J·H·弗拉维尔、P·H·米勒等：《认知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4页。
(18)G·帕普克：《知识、自由与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20)G·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21)A·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3页。
(22)L·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9-39、70-76页。
(23)F·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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