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收入效应分析——An Analysis of Income Effect on the Shift of Chinese Agriculture Surplus Labour Force，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业论文,劳动力转移论文,剩余论文,效应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重点不在于转移模式的设计、转移道路的选择，而是运用发展经济学原理和分析方法，以实证分析为主，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即收入效应分析。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定义与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性特征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定义
目前流行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定义有以下几种：
一种观点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指超过农业生产需求量的劳动力的转移。其实，劳动力需求量是一定社会经济水平条件下的一种派生需求，它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本身难以确定。这种定义没有揭示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本质原因或主要原因。
一种观点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应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绝对剩余部分和相对剩余部分的转移。所谓绝对剩余是指超过农忙季节需要的农业劳动力；所谓相对剩余，是指在农闲季节里呈闲置状态的农业劳动力。该定义区分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两种类型，但并没有揭示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内在机制。
如果追溯远一点，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先生早在五十年前发表的《农业国工业化》一文，就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作了经典性的论述：“我们必须分清劳动力从一个地区移至另一个地区，与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入其他生产部门的区别……劳动力自农业转入其他生产部门则不同，因为这种转移主要是由于某一经济社会发生的技术变化，或是由于其他部门，如工商业的扩充，引起了对劳动力需要的增加。”张先生这里论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强调了主要从技术方面进行探讨，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
中国改革开放后十几年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的确与技术的变革、非农业部门的开拓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主要地又不是农村地区技术革新所引起的。研究中国目前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必须把它与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联系起来，或者说，新体制的启动即制度创新，是一个尤其不容忽视的因素。例如，如果没有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改革，没有对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的废除，没有对城乡隔离体制的巨大冲击，那么，中国农业劳动力跨行业、跨产业、跨地区的转移，至今仍将是不可思议的。
为此，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大致可以这样下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于新体制的启动（制度创新）和新技术的应用（技术创新）、新的生产部门的开拓而向广义非农业部门，包括林、牧、渔、工、商、建（建筑、建材）、运（输）、服（务业）转移的过程。显然，这里讲的劳动力转移，既包括农业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又包括跨行业、跨产业的转移。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两大阶段性特征
根据上面给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定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明显地表现为两大阶段性特征。
阶段性特征一：这一时间界限大致是1978年至1984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以新体制启动即制度创新因素为主，技术革新因素为辅，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表现为农业内部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这段时间是我国农村突破传统计划体制的束缚、建立新经济体制的大变革时期。新体制的启动，对农业剩余劳动力挣脱人身束缚走向比较自由的转移和流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同时不能不看到，与此相适应，农业技术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但相对而言，短短几年间，农业技术变革的因素毕竟不那么明显，当然也就不可能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起到重要作用。
阶段性特征二：1984年至今，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加速转移的阶段。它主要表现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急剧地向乡镇企业和经济发达地区转移。在这一阶段，制度创新因素仍在起着重要作用，但技术变革因素的作用在显著加强。但是，这个阶段技术因素作用的加强，不可能改变僵化的城乡隔离体制（特别是城镇户口制度）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的束缚。只是在80年代后期以来，在政策上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限制有所松动之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流动才真正有了实质性的进步。由此也说明，制度的创新，包括旧体制的破除和新体制的建立，始终是影响、制约着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规模的最有意义的决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的过程，总是一种伴随着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转轨的过程。
二、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收入效应的理论实证分析
（一）收入效应分析的理论前提
1.“三大区间”的具体划分
上面我们为了分析的必要，简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两大阶段性的特征。如果把时间跨度再拉大一些，以50年代中期中国土地改革完成为起点，那么，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从时间阶段上讲，相应地分为三个区间。三大区间的具体划分是：
区间一：1952年至1978年12月，即从农村土地改革完成到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前。这一区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几经曲折和反复，但总的来说，受制于人民公社体制和城乡隔离体制因素的约束，转移规模波动较大，而且总量狭小，转移渠道被堵塞。
区间二：1978年至1984年，即农村第一步改革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试行到全国范围全面铺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以较大规模、较快速度进行，这一过程主要是在农业内部展开，制度创新因素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区间三：1984年至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进一步完善到乡镇企业快速发展，这一区间仍在进行之中。由于制度创新和技术革新因素共同起作用，农业劳动力转移主要表现为跨地区、跨行业、跨产业大规模而又持续的转移和流动。当然，这种转移和流动也并非一帆风顺，其制约因素，主要来自对旧体制，特别是城乡隔离体制改革的很不彻底。与此相关，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将以钟摆式流动作为基本形式之一。
2.收入效应分析的理论假定
在正式分析之前，我们作必要的理论假定，以进一步确定分析的理论前提。
基本的理论假定：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认为中国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可以拟合。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竞争的市场，其前提是严格限定的：
①价格既定。就是农业劳动力的供求双方都不能控制农民工人的工资，其工资保持在一定的均衡价格水平上。
②产品同质。认为进入市场的农民工人，基本素质差不多，基本技能亦差别不大。
③要素自由。要求农村劳动力能自由地从一个产业流向另一个产业，从一个地区流向另一个地区。
④信息充分。要求劳动力供求双方均拥有充分的信息，完全掌握现在与将来的劳动力价格信息。
正因为完全竞争市场的要求如此苛刻，一般认为在现实中完全满足上述条件非常困难，但它可以作为一种理论参照系，一种理论抽象。在分析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应时，可以近似地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理论也可以作为一种理论参照系。其理由是：
第一，我国农业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各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或需求潜力）也很大，近似于西方经济学中的“原子市场”，因而价格可以维持在低水平的均衡点上。
第二，我国农业转移出去的劳动力，除了拥有体力之外，没有受过正规技能训练，文化素质不高，用发展经济学的术语表达，就是人力资本投资不多，因而可以被认为是基本同质的。
第三，农业劳动力在冲破旧体制的束缚后，可以自由地流动。农村地区社会福利条件较差，农民转移出去后，风险自担，不象城里人担心转换工作环境后社会福利、保障设施跟不上。即农民转移的相对成本不大，流动比较自由。
第四，需要转移出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掌握的信息较充分。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地区性的劳动力市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农民，通过亲朋好友的引荐、同乡的介绍，对劳动力需求方的信息也有所了解。
（二）“三区间”农民收入效应的比较分析
下面，就具体分析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区间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这里论述的逻辑顺序是：先分析三个区间各自的效用水平，再进行比较分析。
1.“三区间”的效用分析
①区间一的效用分析：
在这一时间区间内，我们假设每个劳动力的效用函数U[,1]＝F（W[,1]，L[,1]），其中U代表劳动力效用，W代表劳动力劳动时间，L 代表劳动力闲暇时间，也就是说，劳动力的效用是每个劳动力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函数，即劳动者工作时间、闲暇时间都影响劳动者的效用水平。消费者行为理论认为，要追求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就要实现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的合理组合，其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劳动的边际效用水平（M[,W]）与闲暇的边际效用水平（M[,L]）相等，即M[,W]＝M[,L]。
但是，不同的制度条件，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对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行为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下，社员普遍限定在生产队劳动，生产成绩采用等级式工分制，且与最终生产成果没有直接的联系。这种体制没有解决两大问题：其一，考核每个劳动力实际工作效果没有科学的办法，只凭借社员出工的天数，至于出勤不出力，甚至出勤干错事，则缺乏考核办法；其二，等级式工分制，从表面上看，根据成年男子、未成年男子、成年女子、未成年女子等标准来划分，似较合理，其实形式太单一、呆板，结果大大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在等级工分制的制约下，表面上看劳动者劳动时间较长，实际上劳动效率低下。
②区间二的效用分析：
这一阶段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转移的时期。我们假定劳动力的效用函数为U[,2]＝F（W[,2]，L[,2]）。 因为我国农村人多地少是相当普遍的，据估算，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一个劳动力承包20—30亩耕地（农忙时节家庭成员可以帮忙），是劳动力得到充分使用的最佳土地规模。但我国一般劳动力只耕种10亩左右的耕地，这样劳动力不尽其用现象相当普遍。农业生产也有其特殊性，农业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不一致，而生产时间远大于劳动时间。因此，农业劳动力在完成了责任田的耕种后，农闲时间较多，而此时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尚未开始，故劳动力闲暇时间较长。农村地区灭绝了几十年的迷信、赌博等丑恶现象，又泛起于这一时期，与劳动力闲暇时间长有直接关系。
③区间三的效用分析：
这个阶段是劳动力大量从种植农业中转移出来的时期。这一时期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效用函数为U[,3]＝F（W[,3]，L[,3]）。 这一阶段的劳动力的劳动、闲暇发生了变化：农民身份的改变，工作性质的不同，农民的生产、生活受到工业管理方式的约束。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相比，有很大不同，工业生产不受气候限制，工人劳动服从统一纪律，而且劳动强度相对较大。同时，农民工人文化水平低、生产技能低下，他们要想在工厂站稳脚跟，适应工业化管理，只有挑选简单、笨重的活干，而且这些部门劳动生产率水平不高，劳动时间长。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分析用无差异曲线图表示。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增长无差异曲线图
④“三区间”分析小结
区间一：闲暇时间较长，劳动时间较短；边际闲暇率较高，边际劳动生产率较低。
区间二：闲暇时间长，劳动时间较长；边际闲暇率高，边际劳动生产率较高。
区间三：闲暇时间短，劳动时间长；边际闲暇率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水平高。
从三个区间的比较中可以得出：从区间一到区间三，劳动时间渐次延长，边际劳动生产率水平逐渐提高。
利用前面所作的基本假定，即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型可以采用新古典理论，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农民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农民创造的边际效益，农民的边际效益又等于农民的所得（工资）。而且，我们认为，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集体的分配，或是责任制时期的劳动剩余，或是工厂分配的工资。因此，我们可以从三个区间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推知农民的收入增长情况。
2.“三区间”之间农民劳动收入增长情况的比较分析
①从区间1到区间2收入比较分析：由于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假定技术条件在考虑的期间不变，土地生产率也不变的情况下，农民的收入由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因而农民的经济行为在效用最大化的作用下，从U[,1]向U[,2]转移，这个过程就是劳动力从传统集体劳动体制下解放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农民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根据上面的论证，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即工资水平的提高，又加上劳动时间延长，那么农民收入＝工资×劳动时间，其增长是明显的。同时，令人回味的是边际闲暇率也有提高的倾向，这说明，农村第一步改革所导致的劳动力转移效应是全面的，既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又使农民挣脱了旧体制的束缚，因而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用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理论解释，就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边际收益大于其边际成本。总之，农业劳动力转移既给农民带来了实惠（收入的增加），又一定程度解放了农业劳动力（闲暇时间的增加），这又为农民的转移创造了条件。
②从区间2到区间3的收入比较分析：这里边际劳动生产率仍得到了提高，说明在效用最大化前提下，农民的收入随着劳动力的转移而增长。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到解释：从农民自身来说，农民为了提高收入，积极投身市场，参与社会分工，按市场需求安排生产或就业；从外部条件来看，在一个市场化程度加深的社会里，货币的边际效用是渐减的（如通货膨胀的持续，社会商品化、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农民只有减少闲暇时间，降低边际闲暇率，延长劳动时间，提高边际劳动生产率，增加货币收入，才能使总效用在稳定的条件下有所增长。这从无差异曲线图上看到，U[,3]〉U[,2]，其中在均衡点上，b[,3]〉b[,2]（收入增加），但a[,3]〈a[,2]（闲暇时间减少）。
3.区间二与区间三收入增长不一致成因分析
上面的分析，是经过较严格的理论假定，从一般情况中论证并得出如下结论：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劳动者的收入是逐渐增长的，即图中无差异曲线从L[,1]、L[,2]到L[,3]。但是正因为我们的假设条件与现实的中国情况有一定的偏差，一旦从纯理论的推演回到丰富、复杂的现实中，我们便碰到一个难题：农民收入在区间二的增长是明显的，但进入区间三后，增长与停滞并存，这促使我们作进一步的论证。我们发现，只要对上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前提作适当的修正，上面的模型仍可以解释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民收入增长迟滞的原因。
在区间二，农业剩余劳动力由种植粮食作物向多种经营转移，劳动力由生产队的社员向农产品市场的供给者转换。由这一过程可以看出：第一，劳动者经营的成果与自己的劳动联系密切，国家对粮棉油实行优价收购，国家初步放开经济作物的价格，这里一方面农副产品价格是既定的，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供求关系。那么农户在既定的价格信息指导下，根据土地的自然状况，确定农作物种植结构，获得的收入呈明显增长的趋势。第二，农业劳动力角色的转换，与体制的突破是相伴而生的。农民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只须挣脱旧体制的束缚，而新体制一旦得到了政府的确认，那么农民这一阶段的转移，即农业内部的转移，其难度不大，也不需要多少转移成本，即制度学派所说的转移成本趋于零。既然这个区间劳动力转移获得的收入增长是明显的，而转移成本趋于零，所以转移的净收益大于零，即转移比较顺利。
而在区间三，情况发生了如下变化：
①农民角色转换难度加大。这一区间，农业劳动力转移主要是由农业向工业转移，从农村向城镇转移。这既要求农民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和初步的文化知识，还要有基本的自我约束意识，这与农民在家务农是不一样的。角色的转换需要时间，需要农民具备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也要有一定的货币支出，作为转移的预付成本。
②农民生存环境的变化。农民外出打工，生活支出是按城市消费水平确定的。假设农民工人工资上涨率＝物价上涨率，则其基本生活水平不变。但是在农民转移的过程中，面临的是一个垄断竞争性市场：大量低素质的农民工人之间是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而劳动力需求往往受制于城市的发展状况及其生产方式，其结果形成农民工资在低水平均衡点上取得，而且工资上涨缓慢，往往不及物价上涨率。在现行体制下，城市的户籍制度，使农民排除在城市保险、福利享受范围之外，因此农民在城市生活，由于较低的工资收入，以及城乡有区别的户口政策，转移出去的农业劳动力面临的难度更大。
③农民转移需要的信息是不充分和不准确的。农民不管是外出打工，还是就地转移，都面临着较为陌生的工作环境，颇不相同的人文习惯，特别是农民作为劳力供给方，与劳力需求方在占有信息上，地位不对等，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他们有时所获得的信息不准确，或者是过时的信息。由于上述原因，农民工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以上分析说明，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农民收入在区间二获得了明显的增长，而在区间三收入增长往往被转移成本抵消了相当部分，收入增长实际上呈迟滞状态。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民收入增长的基本条件，即：一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历史必然趋势，必须得到政府扶持、社会响应。二是在现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宜实行大、中、小城市并举的方针。向小城镇转移，成本较低，但容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且带来土地浪费、环境污染等社会经济问题；向大中城市转移成本高，但容纳农业劳动力潜力大，有规模效益，只是必须注意农业劳动力进城后的管理和引导。在老工业基地与新兴工业城市之间，宜多选择后者，因为新兴工业城市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适合农民工人的生存和发展。三是实行农业劳动力就业的初步培训。否则，会增加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难度，也导致农业劳动力转移后，收入增长效应不明显。
三、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收入效应的经验实证分析
前面的理论实证说明，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取决于边际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那么经验实证，就是利用有关统计资料证明农民边际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的相互关系。
1.边际劳动生产率的计算公式
边际劳动生产率＝粮食总产量之差/农业就业人数之差
在劳动力转移的第三区间，边际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我们采用社会总产值代替粮食总产量，即边际劳动生产率＝农村社会总产值之差/ 农村就业人数之差，然后与第一、二区间边际劳动生产率计算单位统一起来。
由于农业生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过几次大的波动，若每年逐渐计算，会出现负值，意义不大，我们采取分区间计算的办法，计算结果见下表：
不同时期农民增加的货币收入和边际劳动生产率情况对应表
农民增加的货币
边际劳动生产率
时间区间 收入(元) (斤/人)
1956—1966 153.6 738.6
1966—1978 323.2 3538
1978—1983 894.3 5346
1983—1990 2648 10393.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
（注：1983—1990年农民边际劳动生产率是按每斤粮食值2 元换算成的。）
2.农民边际劳动生产率与农民货币收入增长的关系，可以从直线拟合图中直观得出，也可以利用线性回归公式（最小二乘法），用数学模型表示。
先在直角坐标系中确定特殊点位置，再用平滑曲线联结。从图中可看出：①该曲线近似于一条直线，且斜率为正；②该曲线上的点，随横坐标（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纵坐标相应增加，初步说明了边际劳动生产率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对应关系。
3.建立数学模型及模型的经济学含义
设立数学模型Y＝a+bX，这里Y代表农民收入增加数，X代表边际劳动生产率。
经计算：b＝0.657，a＝1004.8－0.657×5004.1＝－2283
数学模型为：Y＝－2283+0.657X
根据相关系数判定法则，当边际劳动生产率X上涨1时，农民收入会增长0.657，即dy/dx＝0.657， 说明边际劳动生产率与农民收入增加的相关程度较高。
以上利用统计资料进行经验实证，可以得出农民收入增长主要受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影响，而前文又已经证明：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三个区间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都导致了边际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从而也就证明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导致农民收入增长。
（本文是在陈文科研究员的指导下完成的，特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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