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狂人日记》看鲁迅早期小说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吴俊[1]（2021）在《一本“导读”而成的书——鲁迅生平简谱和文字传达》文中研究说明这部书稿的成因非常偶然。2019年的某天,我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文贵良教授来电,命我写一篇《朝花夕拾》的导读文章,只要两万字,是给中学生看的教学辅导通俗读物。我没加考虑就答应了。过后才明白这是一件难事。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写这篇文章。这就拖了很长时间都没办法动笔。没想到,很快,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而且,疫情到现在还没结束。
王新房[2]（2021）在《作为思想表达与思想对话的翻译——论鲁迅对于阿尔志跋绥夫的翻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鲁迅翻译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为具体考察对象,将这一翻译放置在鲁迅的思想背景以及翻译所在的"场"中进行考察。从鲁迅的思想背景看,这一翻译有着独特的精神出发点,并非对于文学名着的翻译,其中隐含着翻译主体自我思想的表达。阿尔志跋绥夫作品的"黄金时代"（"黄金世界"）的提法频繁出现在鲁迅笔下,显然引起了鲁迅思想上的共鸣,并且这一概念经由鲁迅的消化与创造,已经成为具备鲁迅特色的基本观念,参与到了与当时女性解放、个性解放思潮的对话当中。
唐彦琪[3]（2021）在《中国现代小说疯癫人物病因及意义研究（1917-1949）》文中研究说明自1918年4月鲁迅《狂人日记》发表后,“狂人”的出现便掀起了疯癫书写的热潮。郁达夫、台静农、许杰、王西彦、张爱玲等现代作家笔下频繁的出现“疯子”形象,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独特的“疯癫形象群”。在现代作家笔下,“疯癫”不再是简单的身体上的疾病,它是作家对社会现实关照的另一个窗口,隐喻着作家的情感与态度。作家借不同身份、不同疯癫病因的疯癫人物的书写,从而对整个社会现实及人的存在等问题进行反思。他们力图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找到社会的不足之处,表达对压抑人性现状的忧思,从而实现他们改良社会、改良文化的目的。本文除了引言及结语部分,将按照以下内容进行展开:第一章探究疯癫为何成为一个频繁引人关注的热点问题。在这个章节中,重点关注古往今来的疯癫写作历史,同时注意疯癫研究的相关推进情况,最后对现代小说中的疯癫人物书写情况进行总体梳理,并简单回顾现阶段学界对现代小说中的疯癫研究现状,引入本文的研究重点——疯癫病因探索。第二章至第五章,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不同作家笔下的疯癫人物病因进行归类分析,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疯癫人物的疯癫病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由于个人的身体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与迫害而导致人物行为失常,这类疯癫人物要么在身体内部受到了性的压抑,要么在身体外部遭受了暴力威胁与打击;二是在商业文明和战争的冲击下,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严重匮乏,他们缺乏金钱,极度贫困,生活窘迫,部分人物甚至陷入极度饥饿状态,产生幻觉,由此产生有违伦理的疯言疯行;三是人的基本情感需要在现实社会中遭受重创,失去亲情、友情、或是爱情方面的寄托,这种情感的失落状态导致个体心理郁结,最终以疯癫的形式对自身或他人进行报复,寻求解脱;四是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中,个体受到文化冲击而出现“超前”与“滞后”的言行举止,这便是一种话语错位现象,这种错位分为共时型错位和历时型错位两种,这类疯癫人物有的用一些超出常理的言行举止对现存文化秩序发起抗争,还有的以不合时代进程的传统话语进行思考而被社会所抛弃。第六章,通过对不同疯癫人物的疯癫原因分析,可以发现不论作者怎样对疯癫人物进行描述,均隐藏着作家对压抑人性的现实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反思,也透露着其对当时社会的人道主义关怀:在身体和物质方面,呼唤建立人的生存基础;对个人情感的关怀以达到构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纽带;对个人话语的关怀则是为提高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
LEE W00NG[4]（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王丽[5]（2020）在《《域外小说集》与五四新小说》文中提出《域外小说集》作为周氏兄弟最早翻译并出版的外国小说集,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显现出自己独有的新质素和文学价值。本论文重点探索《域外小说集》中体现的新的文学理念与五四新小说之间的联系,挖掘《域外小说集》潜在的文学价值。本论文通过文本细读和理论分析等研究方法,发现五四新小说中的新质素在《域外小说集》中已经出现,《域外小说集》是五四新小说的先声。《域外小说集》推崇人道主义,关注下层人物,关怀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关怀弱小民族,关注女性问题,批判战争罪恶,这些同样成为五四小说中的新主题。除了主题之外,在小说的叙事方面《域外小说集》也有新的变革。在篇幅上和结局上,《域外小说集》中的小说推崇短篇小说,变革大团圆结局;消解故事情节,由注重外在叙述转到注重人物心理描写,注重文字抒情和语言表现;改变叙事时间,摒弃原先单纯以线性时间为主的叙事方式,改用倒叙、心理时间等多种叙事时间;突破叙事视角,由原先的全知叙事视角向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和第三人称限制叙事视角变化,这些新质素同样也在五四新小说中出现。由此可见,五四新小说借鉴和吸收了《域外小说集》中的新主题和新叙事方式。《域外小说集》中蕴含着巨大的文学价值,值得一次次的去挖掘和发现。
常琳[6]（2020）在《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一门显学,关于鲁迅的研究经历了从政治研究到思想研究再到价值研究的变化历程,这是学术研究的前进过程,也是鲁迅深入被解读的必然发展。作为一项研究,要真正走进鲁迅读懂鲁迅,需要走入鲁迅内心探究鲁迅思想深层,唯有探究思想产生的内里源头和生发原因,方能读透鲁迅思想渗透之下呈现出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回归一个真实而深刻的鲁迅形象。论文将研究重点着重于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范畴覆盖鲁迅全部的文学和创作活动。纵观鲁迅一生,“个”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语境的影响和渗透,而“个”思想的呈现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其生发和衍变的发展过程。以思想研究为核心,以时间发展为线索,对鲁迅“个”思想的研究始于早期五篇文言论文,历经《呐喊》时期,《彷徨》时期,《野草》时期,贯穿其一生。五篇文言论文蕴涵鲁迅早期“个”思想内涵,也奠定鲁迅终其一生的思想指引,其后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早期“个”思想的延续发展,也是折射呈现。“个”思想是对鲁迅思想的概括和定位。“个”的内涵所指和意义范畴与“个人”“个性”以及“个人主义”有别,在此,“个”之所指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或文化学概念,而是一个文学性概念,它包括从自我出发的人的个体生活和生命体验中的痛苦、恐惧、绝望等相对比较激烈的情感状态和与之相连的精神世界,是一种以体验性感受和叛逆性思考为特征的个体文化身份自觉。“个”本身并不具有“麻木”、平和、中正、理想主义等在政治学、社会学和道德意义上的种种“积极因素”和正面价值。“个”是源自鲁迅作为个体内在生命性的体验,以反抗和叛逆等形式外在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之中,这一内里的情感状态以及与之相连的精神世界贯穿其全部文学活动,却又在不同时期呈现不一样的生发状态。关于“个”思想的解读和阐述,我们借用“体验”一词来进行阐释。“体验”是一种个人感知,“体验”也是一种文化选择,它着重创造主体本身的精神体验和心理过程。“体验”既重视个体的主体性,也重视体验者的主观精神活动,同时还重视作为主体的体验者本身的自我选择和过滤表达。对于鲁迅“个”思想形成的生命体验,既有童年生活体验中的叛逆性思考,又有家庭生活体验中施爱与失爱的理性感悟;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渗透性影响,又有日本文化体验的直观性接受;既有晚清学人教诲的接受影响,又有西方思潮间接接受的他者影响。这一基于个人和国家、家庭和工作、生活和思想相互渗透又彼此影响的体验过程,经由鲁迅自我的判断、选择、接受和内化,聚集为一种内刻于骨外化于肤的极具鲁迅特色的“个”思想。“个”思想既是鲁迅思想生发的源头,也是始终贯穿鲁迅一生的思想脉络;“个”思想是鲁迅呈现出的思想特质,也是我们借以窥视和解读鲁迅的方式与途径。“个”思想包蕴了鲁迅从“希望”走向“绝望”的心路历程,“个”思想也积聚了鲁迅关于“爱”与“恨”的情感交织;“个”思想让鲁迅敢于直视未来,“个”思想让鲁迅勇于面对死亡。基于内心深刻感悟喷薄而发的这一根基性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鲁迅的思想,而是一种具有民族本土性,关乎生命个体化的中国问题的思想,更是中西文化对话过程中的重要资源依据和思想呈现,这种民族性立场和世界性立场都源自于鲁迅个体生命体悟中的本土经验和生命体验。而我们对于鲁迅的探索和认知,不仅仅是在探究个体鲁迅,也是在探究我们自身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一方面它让我们以俯首的方式沉入生命的最深处,用对生命的切身感受和切肤痛感去认知我们内心最真实的自我存在,另一方面它让我们仰视个体生存背后整个民族以及这个民族刻烙下的文化和历史,它们是个体生命选择之源,也是个体生命呈现之态。在这个宏大的历史与民族文化表征中,鲁迅是第一个体验者,也是第一个言说者。
贾天添[7]（2019）在《鲁迅的日本情结》文中研究指明鲁迅的一生与日本存在不解之缘,要理解鲁迅这个人、要理解鲁迅的文学,都必须全面了解他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这个工作是鲁迅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鲁迅一生与日本的真实关系来看,鲁迅的“日本情结”中自然有亲切、喜爱、尊敬,但也有相反的厌恶、排斥、鄙视,甚至仇恨。从二十二岁到二十九岁的日本留学生涯,是鲁迅“日本情结”的形成期。鲁迅之以日本为留学的目的地,就他本人来说,是人生中的偶然,他并不是“天然”与日本文化亲近,这是我们研究鲁迅的“日本情结”必须首先清醒认识的一个事实。在弘文学院的两年,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增进。我们理解鲁迅当时民族主义思想的增进,应充分考虑到来自日本人的负面情感刺激这个因素。鲁迅在弘文学院期间还报名参加过柔道的培训。日本近代柔道体系作为文化转型期的产物同时有两面,即延续传统的一面（在培训制中仍然混杂有师徒制的因素,以及宣扬道德与精神训练功能）和反传统的一面,一个具体的参与者究竟被哪一面吸引,必须具体分析,而就鲁迅来说,在纵向对比中很容易判断,吸引他的是其反传统的一面即与义和拳对立的一面,而不是其延续传统的一面即与义和拳相类的一面。从鲁迅的回忆散文《藤野先生》来看,他在仙台的感受与心情,总的来说是不那么畅快温暖的,正是在这样的总体感受与心情之中,藤野先生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关心,所以特别感动,也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与怀想。藤野先生的确是鲁迅心中友好日本人的象征,但这象征的含义不是“日本人是友好的”,而是“在日本人中有着这样的人”。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触因是“幻灯片”事件,虽然日本学者们从各种角度试图质疑,但并不能改变这一基本的事实。鲁迅两次描述的这一记忆中的场面,在鲁迅的“日本情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图景就是鲁迅心中最直观的“末世景象”或“地狱景象”。在这个图景中,日本代表的是自以为文明的野蛮,自以为正义的邪恶,而这种野蛮和邪恶的力量又是严密地组织起来的。重返东京后,鲁迅在心态上和思维上对于维新时期的日本比对于他当时身处的日本更有亲近感。他充分利用日本的方便条件,但追求的是在日本权威视野之外的知识和精神,透过日本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些评介,撷取突破日本文化传统局限的思想。鲁迅“日本情结”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借力于日本文化但不追随日本文化。我们之前更多的是从鲁迅这一时期思想之于中国思想界的隔阂来理解鲁迅所感到的“寂寞”,而我们如果从鲁迅的“日本情结”这个角度去思考,会发现其实他与日本思想界的隔阂更为根本。在回国后“沉默时期”鲁迅的社会生活中,他作为留日归国者的身份标志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很突出的,这个身份标志帮助他获得了地位和收入都不错的工作,也体现在他的工作方式之中。同时,他的工作方式中对日本留学所得的运用,也体现了他的“拿来主义”风格。在“文学革命”这一中国文学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来自外国的资源是很大的助力,因为它们可以最直接的照见中国文学的积弊与缺陷,并且提供可能的改良方案与思路。这些外国资源可以看作是这些革命者从海外得来的与旧文学作战的“武器”,如果我们把其中来自日本的资源比喻为“东瀛刀”,那么鲁迅手中的“东瀛刀”无疑是其中最锋利的一把,而鲁迅也是运用这武器最自如和得力的一位。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创作受到了日本作品的影响,这是可以确定的,但这种影响不是大到了决定性的程度,也不宜轻易将相似当作影响的证据;而且这些日本作品是鲁迅创作时灵活运用的资源,而不是样板,鲁迅在文学革命中发挥了“东瀛刀”的功用,却绝不是只将日本的文学成果移植到中国而已。与周作人的失和,使得鲁迅的交际圈和生活环境悄然改变了,无论是在华日本人圈子（包括他家族里的日本人）还是留日归国圈子（除了挚交许寿裳）,都在他的生活与社会活动中变得不那么重要。这是因为周作人的妻子是日本人,而且此前也主要是周作人比较重视与日本文学界建立和保持关系。这个改变对于鲁迅是有意义的,他可以绕开现实中的人际关系,而以更宽广的心态观察和回想日本,经过这几年之后,以新的视点和姿态在新的时空中与日本文坛建立起全新的交往方式。因家中的日本人而造成兄弟失和事件或许也集中地体现了鲁迅一生对于日本私人领域的交往之道相当陌生。在“日本情结”方面,鲁迅更倾心的是日本“学习外来”的一面,而周作人更倾心的是日本“承续传统”的一面。鲁迅很能敬重、喜爱日本那些“不像日本”的人与事,这应该是我们理解鲁迅“日本情结”的一个重要角度。1931年,鲁迅的“日本情结”因一系列巨大的变化而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也是最为深刻复杂的阶段。其一,日本军国主义政权的侵略野心与侵略行动,决定了鲁迅很明确地将日本视为敌国;其二,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战友感”使得鲁迅与日本左翼文坛的关系大大超过了此前鲁迅与日本文坛曾有过的亲密程度;其三,鲁迅在国际化的上海与很多日本人进行了友好的交往,而由于鲁迅在国内外的名望越来越大,慕名拜访鲁迅的日本文化人也多起来,鲁迅一直是很热情地接待的,直到他发现其中的一些人别有用心且手段下作;其四,日本的美术是这一时期鲁迅辛勤工作之余休憩时喜爱欣赏的对象之一。这一时期最集中地体现了鲁迅“日本情结”在历史时空中演进生长之后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对日本“转向”作家的态度,体现了鲁迅的三重看法:第一,对于日本当时国家政权的看法,他认为这个政权是残暴的,而且残暴得很“科学”。第二,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有一个整体的印象,这个印象是复杂的,并不都是什么好印象,然而其中绝无懦弱、怕苦、怕死的民族性格。第三,对于当时中国某些左翼作家,他其实是有点怀疑他们的决心和意志的。前两重看法正是鲁迅“日本情结”的生动体现,他熟悉日本,了解日本,对日本人民族性格中的优点保持着敬意,也对日本社会与文化中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憎恨着日本当时的法西斯政权。内山书店在鲁迅的上海生活中承担着几种很重要的功能:购书、寄售、约见不熟悉的人、文艺事业合作、“第三空间”。所谓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内山书店是日本侵华据点之类的“解读”,毫无事实根据。鲁迅与内山完造的友情,就是超越民族、身份差异,也与意识形态基本无关的性情相投,贬低到“汉奸特务”之说是荒唐的,拔高到“进步思想”或“基督教文化”也无必要,但是,爱中国与反对日本侵华的共同立场,确是这一友情的基本前提条件。鲁迅在“一·二八事变”期间的活动,并无可疵议之处,其参与联署抗日文告也有据可证。至于近年有人诟病的“逃”和“默”,不“逃”的结果只能是被抓捕,作为知名革命作家和反日文告的签署人,被抓捕只有两种结果,或者投降,或者被处决,在这种时候,用“逃”的方式保存实力才是对于民族和人民最负责任的选择;而与其说鲁迅的“默”需要辩护,倒不如说今天一些人对于蒋介石南京政权不合实际的过分肯定是应当纠正的。鲁迅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度过的。病中身体衰弱的鲁迅,以强健的精神力量走在了文艺界抗战阵线的最前列。从“日本情结”的角度来说,“抗日”就是鲁迅此时“日本情结”的绝对重心。鲁迅在这一时期对于日本可以说是因为“知之深”所以“恨之切”。综上,鲁迅对于日本第一方面的情愫,是感恩与温暖。鲁迅对于日本第二方面的情愫,是屈辱与义愤。这两方面情愫就成为鲁迅“日本情结”最基本、最具源头性的“原色”。鲁迅的“日本情结”在不同时空表现为不同景象,其主线是求中国的自新与富强,自由与独立。
李慧敏[8]（2019）在《沉默之思—鲁迅的沉默及其文本世界》文中提出鲁迅的一生主要经历过两次沉默时期。一次是1909年编译完《域外小说集》至1918年《狂人日记》问世,另一次是1922年12月写完《<呐喊>自序》至1924年2月《祝福》完成。所谓沉默,即停止表达性的创作。鲁迅的两次沉默在其创作生命中如同黑洞般存在,但鲁迅之为鲁迅,他存在的独特性与他的沉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对鲁迅的沉默作出应有的思考,将难以走进他的文本世界,甚至很难窥见鲁迅深刻思想的一隅,更难以接近他的博大心灵世界。那么,我们将会彻底的失去鲁迅,失去与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先驱者的对话机会,这对中国人而言,是重大的损失。本论文立足鲁迅的两次沉默,梳理鲁迅沉默与开口的关系以及鲁迅的“沉默”对其文本世界的建构。论文分为三个部分,“前沉默:鲁迅沉默的发轫”、“显沉默:鲁迅沉默的昭世”与“后沉默:鲁迅沉默的突围”。其中“显沉默”为主体部分,着力于探究沉默对鲁迅文本的建构,以鲁迅沉默与开口的关系为经线,纵向深入鲁迅的精神世界,以细读鲁迅的文本创作为纬线,横向进入鲁迅的文本世界,探求其沉默在文本创作上所赋予的特征。论文通过经纬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走近鲁迅的内心世界,挖掘出鲁迅之为鲁迅的本质特征。
余成威[9]（2019）在《论王富仁鲁迅研究中的“立人”思想》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精神文化发展历程中,王富仁鲁迅研究的“立人”思想,更多地带有桥梁的意味,架构起当代中国人与鲁迅在精神领域对话的渠道。它形成的原因既有社会历史的因素,又有个体生命的缘由,包含着王富仁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精神体悟,对社会变革和生命成长的独立思考和对俄罗斯文学以及中国农村的深刻理解等。它熔铸于王富仁鲁迅研究作品之中,从方法论和文化观两个层面向外延伸,形成思想的网格,重新观照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突出表现为重塑劳苦群众的形象和重建知识分子的价值,彰显着王富仁对改造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主体意识。它的主要特点来源于王富仁对中华文化整体发展的深入分析,主要归纳为在思想进化领域以个人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和在历史发展方面以众数为本位的个性主义,并且注重在对立统一关系中进行分析,在最大程度上反映出王富仁为摆脱凌驾于自我和鲁迅之上的权威性话语所做的努力。王富仁借助“立人”思想来说说自己,以生命体验实现和鲁迅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对话,重新“点燃”思想家的鲁迅,认识独立“边沿”的自我,确认中国文化发展中知识分子的价值主体,从而为鲁迅研究的再深化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另辟蹊径。通过文本解读和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主要考察王富仁的鲁迅研究作品,把握相关的史料和研究文献,主要从中国精神文化发展历程的视角,分析王富仁鲁迅研究“立人”思想形成的逻辑起点、内容特点和历史意义,以期实现王富仁学术思想研究的再出发。
杨书云[10]（2017）在《透视传统与正视现实 ——《故事新编》与《呐喊》《彷徨》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将《故事新编》与鲁迅早期小说《呐喊》《彷徨》进行对比,探究其独特性,尝试在鲁迅一生创作脉络中及在文学史上将其重新定位。第一部分讨论《故事新编》与《呐喊》《彷徨》在思想观念上的共通之处。在《故事新编》中,他依然坚持着在“铁屋中的呐喊”,坚守着一个“历史中间物”的个人承担,散发着“反抗绝望”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上的同气连枝必然导致《故事新编》与前两者在叙事上具有延续性。第二部分尝试分析《故事新编》对《呐喊》《彷徨》精神内核上的坚守。认为鲁迅对于个体价值的首要关注让其始终站在人生启蒙、民族启蒙、文化启蒙的立场,其在《呐喊》《彷徨》中所坚守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以及这二者在鲁迅思想中的矛盾共生所形成的文本张力在《故事新编》中都得到了强化。对历史进化论的持久的怀疑与对历史循环论的无可奈何的肯定,都作为主要的精神脉络而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共存。第三部分从叙事和思想两个层面讨论《故事新编》相对于《呐喊》《彷徨》的场域开拓。鲁迅对个体生命的持久关注,独特的个性气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世界文学的认同,都是促成《故事新编》这部杰作的重要因素。本论文将在“回到鲁迅”的基点上对《故事新编》与《呐喊》《彷徨》之间的必然联系与差异做系统论述。《呐喊》《彷徨》用现实题材“透视传统”,《故事新编》则借用“历史题材”正视现实,鲁迅前后期的小说创作都在传统与现实的纠葛中关照人生。
二、从《狂人日记》看鲁迅早期小说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狂人日记》看鲁迅早期小说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一本“导读”而成的书——鲁迅生平简谱和文字传达（论文提纲范文）
| 一、鲁迅生平简谱和文学传述(之一) |
| 生平简谱 |
| 文学传述 |
| 生平简谱 |
| 文学传述 |
| 生平简谱 |
| 文学传述 |
| 鲁迅生平简谱和文学传述（之二） |
| 生平简谱 |
| 文学传述 |
| 生平简谱 |
| 文学传述 |
| 生平简谱 |
| 文学传述 |
（2）作为思想表达与思想对话的翻译——论鲁迅对于阿尔志跋绥夫的翻译（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3）中国现代小说疯癫人物病因及意义研究（1917-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疯癫何以是个问题 |
| 1.1 疯癫书写历史 |
| 1.2 疯癫研究历史 |
| 1.3 现代小说疯癫书写情况 |
| 1.4 现代小说疯癫研究现状 |
| 2 身体受虐型病因 |
| 2.1 性压抑 |
| 2.2 暴力打击 |
| 3 物质匮乏型病因 |
| 3.1 极端贫困 |
| 3.2 食物短缺 |
| 4 情感失落型病因 |
| 4.1 亲情丧失 |
| 4.2 爱情缺席 |
| 4.3 七情失常 |
| 5 话语错位型病因 |
| 5.1 共时型错位 |
| 5.2 历时型错位 |
| 6 疯癫病因与现代作家的人性关怀 |
| 6.1 身体、物质关怀:建立存在之基础 |
| 6.2 情感关怀:构建连接之纽带 |
| 6.3 话语关怀:提升生命之价值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1) 研究现状 |
| (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第一节 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目的与主体 |
| (1)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目的 |
| (2) 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主体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媒体 |
| (1) 《开辟》与《东明》: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媒体 |
| (2) 《朝鲜日报》,《东亚日报》文艺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每日申(新)报》与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及批评 |
| 第三章 胎动期(1920年代前半期):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与近代指向 |
| 第1节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胎动 |
| (1) 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的文学革命 |
| (2) 在韩国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5) 梁建植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近代指向 |
| 第2节 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批评的展开 |
| (1) 《开辟》和《东明》与胎动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3) 民族主义阵营的社会政势认识和文学革命批评 |
| (4) 文学史认识与思想革命 |
| 第3节 针对文学革命的批评和言文一致文体的确立 |
| (1) 社会主义运动家梁明的近代性语文改革 |
| (2) 言文一致文体的树立过程 |
| 第4节 李东谷的东亚观点与主体性新文学建构 |
| (1)从东亚共存的视角看的中国认识 |
| (2) 思想革命和新文学建构 |
| (3) 新文化运动批评和主体性社会变革运动的指向 |
| 小结: 文学革命论批评和近代社会指向作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运动 |
| 第四章 发展期(1920年代后半期-1930年代前半期): 批评的全面展开和价值的多样性 |
| 第1节 发展期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无政府主义文艺观和发展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展开 |
| (2) 东亚知性史与鲁迅 |
| (3) 革命文学争论和鲁迅批评的展开 |
| (1) 在华独立运动家柳基石: 兴士团活动及南华韩人青年联盟活动 |
| (2) 鲁迅的封建礼教批判 |
| (3) 鲁迅小说的翻译与鲁迅和巴金的相遇 |
| 第三节 无政府主义理想与李达的中国现代作家论 |
| (1) 南华韩人青年联盟及朝鲜义勇队的活动 |
| (2) 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和反动的宠儿: 巴金和茅盾论 |
| (3) 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郭沫若的反抗精神 |
| (4) 女作家及新诗和戏剧的批评 |
| 第四节 金光洲的中国现代戏剧及电影批评和李庆孙,申彦俊的批评 |
| (1) 《波希米亚》的发行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交流 |
| (2) 中国文坛简介与现代戏剧批评 |
| (3) 在中国当地媒体上发表的电影批评 |
| (4) 李庆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的批评 |
| 第5节 丁来东与李陆史的鲁迅批评 |
| (1) 丁来东对鲁迅正式的批评 |
| (2) 李陆史与鲁迅: 抵抗与批判的文学实践 |
| 第6节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与浪漫主义 |
| (1) 丁来东的新诗批评 |
| (2) 徐志摩: 烂熟的情感和美丽的诗才 |
| (3) 冰心: 高举旗帜,勇往直前的哲理诗 |
| (4) 朱湘: 长江永古的长篇叙事诗人 |
| 第7节 女性作家批评与其他 |
| (1) 女性作家批评 |
| (2) 胡适的实用主义渐进改善论 |
| 小结: 作为抵抗和批判的文学实践的无政府主义批评 |
| 第五章 深化及停滞期(1930年代-1945年):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新倾向与讲台批评 |
| 第一节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1)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成立及幸岛骁的任命 |
| (2) 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第二节 金台俊、李明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金台俊从普罗文学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2) 李明善对鲁迅的批评: 为人生的文学的追求 |
| 第三节 裵澔、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 |
| (1) 裵澔: 中国现代文学的广泛批评 |
| (2) 崔昌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批评 |
| 第四节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1) 韩雪野,普罗文学的主要领导者 |
| (2) 韩雪野对鲁迅的批评 |
| 小结: 社会主义讲台批评和新理想的追求 |
| 第六章 复兴期(1945-1950年): 在解放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
| 第一节 关于抗战文学争论的批评与抗战诗歌批评 |
| (1)抗战文学的展开与‘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 |
| 第二节 尹永春的中国现代诗批评与《现代中国诗选》的发刊 |
| (1) 东西文学研究者的中国现代诗批评 |
| (2) 翻译诗集《现代中国诗选》的出版 |
| 第三节 从救亡到建设: 在解放期间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1) 中国文坛的巨星郭沫若论 |
| (2) 乌托邦的想象成为现实的郭沫若的《苏联纪行》批评 |
| 第四节 在解放期间中国现代文学书籍的出版与社会变革 |
| (1) 金光洲和李容珪合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 |
| (2) 李明善梦想里的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 |
| 小结: 社会变革和新祖国建设的想象 |
| 第七章 结论 |
| 附录: 按批评家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域外小说集》与五四新小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研究缘起 |
| 研究现状 |
| 研究架构 |
| 上篇:《域外小说集》与五四新小说的叙事主题:人道主义 |
| 第一节 :对下层人物的关怀 |
| 第二节 :对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关注 |
| 第三节 :对弱小民族的关怀 |
| 第四节 :对女性问题的关注 |
| 第五节 :对战争罪恶的批判 |
| 下篇:《域外小说集》与五四新小说的叙事方式 |
| 第一节 叙事格式:篇幅和结局的变化 |
| (一)篇幅从长篇到短篇 |
| (二)改变故事的大团圆结局 |
| 第二节 叙事方法:故事情节的消解 |
| (一)由外在叙述转向心理剖析 |
| (二)注重文字抒情和语言表现 |
| 第三节 叙事时间:线性时间的改变 |
| 第四节 叙事视角:全知视角的突破 |
| (一)第一人称叙事 |
| (二)第三人称限制叙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主要研究内容 |
| 一、研究对象与主要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个”的界定 |
| 第一节 “个”的概念所指与界定 |
| 一、“个人”与“个人主义” |
| 二、“个人”与“自我” |
| 三、“个”与“个人” |
| 第二节 晚清至五四现代个人观念的发展与衍变 |
| 一、“个”淹没于“群” |
| 二、“人”过渡到“个人” |
| 三、“个人”分离于“人” |
| 第三节 “个”在鲁迅思想中的位置 |
| 一、“个体”的精神内涵与“主观”意力之独立 |
| 二、作为个体的人生历程和自我认同过程 |
| 第二章 “个”思想形成的时代语境 |
| 第一节 鲁迅早期“个”思想的内在逻辑 |
| 一、“以己为中枢” |
| 二、“个人”与“众数”的对立 |
| 第二节 “个”与“群”:早期鲁迅与晚清思想的若干关联 |
| 一、严复的“群己之辩”与梁启超的“新民之说” |
| 二、章太炎的“依自不依他”与鲁迅“个”思想的生成与发展 |
| 第三节 “自我”与“个人”:异域语境与早期“个”思想的形成 |
| 一、西方思想资源中鲁迅“个”的思想:以尼采、施蒂纳为中心 |
| 二、鲁迅“个”思想的生成:基于中西语境的选择与接受 |
| 第三章 早期五篇文言论文中“个”思想的梳理 |
| 第一节 “超乎群动”的“人类之能” |
| 第二节 “科学”与“神思”、“思理”与“圣觉” |
| 第三节 “灵明”与“精神”、“主观”与“意力” |
| 第四节 “心声”“新声”“诗力”“诚” |
| 第五节 “内曜”“心声” |
| 第四章 “个”思想的发现与衍变 |
| 第一节 “个的自觉” |
| 一、主体之“无”与“罪的自觉” |
| 二、“个的自觉”:启蒙思想的确证 |
| 第二节 “个人的发现”与五四时期鲁迅“个”思想的衍变 |
| 一、五四之“公同信仰”与鲁迅之“个” |
| 二、“个”之质疑与重塑:“呐喊”与“绝望”、“彷徨”与“心声” |
| 第三节 “个”之重新觉醒与生命的筹划 |
| 一、《野草》:生命的追问 |
| 二、“个”思想与鲁迅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独立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鲁迅的日本情结（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与研究背景 |
| 1.2 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第2章 留学日本的青春(1902——1909) |
| 2.1 在弘文学院的成长 |
| 2.1.1 初见“强国” |
| 2.1.2 民族主义思想的增进 |
| 2.1.3 尚武精神的发扬 |
| 2.1.4 独立思考的新起点 |
| 2.2 仙台的温暖与屈辱 |
| 2.2.1 友好日本人的“象征”:藤野先生 |
| 2.2.2 “失踪”的另一位中国留学生 |
| 2.2.3 “弃医从文”与日俄战争的关系 |
| 2.2.4 “弃医从文”的另一面:战场的转换 |
| 2.3 重返东京的文学追求 |
| 2.3.1 在东京的“文学缘” |
| 2.3.2 东京文坛的思潮与鲁迅的选择 |
| 2.3.3 文艺活动的挫折与日本文化风气嬗变之关系 |
| 第3章 沉默时期的日本之影(1909——1917) |
| 3.1 留日归国者的教学生涯 |
| 3.1.1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留日生”圈子 |
| 3.1.2 在日本学得的新知与教学法 |
| 3.1.3 最后一次赴日的冷漠表现与复杂心态 |
| 3.2 教育部生涯与日本 |
| 3.2.1 入职教育部的“留日”背景 |
| 3.2.2 教育思想与日本明治文化 |
| 第4章 重续日本文学之缘(1917——1930) |
| 4.1 文学革命中的“东瀛刀” |
| 4.1.1 《我之节烈观》与《论贞操》的关系 |
| 4.1.2 《一个青年的梦》:人道主义的“呼应” |
| 4.1.3 与在京日侨的良好互动 |
| 4.1.4 作品中的日本影响问题 |
| 4.2 作为“武器”的日本留学回忆录 |
| 4.2.1 《呐喊》的《自序》与“《新青年》危机” |
| 4.2.2 《藤野先生》与“正人君子” |
| 4.2.3 《范爱农》中的日本回忆与鲁迅的“民国情结” |
| 4.3 《现代日本小说集》的编译 |
| 4.3.1 编译的过程与心情 |
| 4.3.2 作者简介的态度与眼界 |
| 4.3.3 选篇的倾向与意图 |
| 4.4 兄弟失和与日本女人 |
| 4.4.1 鲁迅与日本“交往姿态”的转折点 |
| 4.4.2 围绕羽太信子的指责与辩护 |
| 4.4.3 鲁迅与周作人“日本情结”的差异 |
| 4.5 日本文艺理论的译介与扬弃 |
| 4.5.1 《苦闷的象征》与鲁迅的“理论化”尝试 |
| 4.5.2 《壁下译丛》与鲁迅的理论思索 |
| 4.5.3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与鲁迅的“宣传观” |
| 第5章 激变时代的爱与恨(1931——1936) |
| 5.1 对日本左翼文坛的关注 |
| 5.1.1 悼念小林多喜二 |
| 5.1.2 对“转向”作家的态度 |
| 5.2 “第三空间”:内山书店 |
| 5.2.1 鲁迅上海生活中的内山书店 |
| 5.2.2 与内山完造的友情 |
| 5.3 对“一·二八”事变的反应 |
| 5.3.1 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污点论” |
| 5.3.2 基本的史实 |
| 5.3.3 “逃”与“默”的辩护 |
| 5.4 在上海会见过的日本旅华人士 |
| 5.4.1 “入室弟子”增田涉 |
| 5.4.2 与山本初枝的友谊 |
| 5.4.3 频繁的来访与侵略的暗影 |
| 5.5 鲁迅与抗日统一战线 |
| 5.5.1 日文作品中的激越之音 |
| 5.5.2 呼唤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
| 5.5.3 透视侵略的本质 |
| 5.5.4 “民族魂”: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旗帜 |
| 结语 复杂的情愫,清晰的主线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沉默之思—鲁迅的沉默及其文本世界（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及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意义 |
| 一 文献综述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前沉默:鲁迅沉默的发轫 |
| 第一节 沉默的因子:父亲的病 |
| 一 沉默的关系——文本中的“父与子” |
| 二 沉默的隐疾——文本中的“病” |
| 第二节 沉默的触点:幻灯片事件 |
| 一 沉默的启示:国民性批判 |
| 二 沉默的“对话”:“独异个人”与“庸众” |
| 第三节 沉默的肇始:超前的寂寞 |
| 一 “潜意识”——五篇文言论文 |
| 二 “潜文本”——《域外小说集》中的《谩》与《默》 |
| 第二章 显沉默:鲁迅沉默的昭世 |
| 第一节 梦后十年:沉默与开口之间 |
| 一 沉默的间隙:开口的契机 |
| 二 沉默与开口之间:折中的《呐喊》 |
| 第二节 二度沉默:于渊默处听雷声 |
| 一 沉默之思:《野草·题辞》中的辩证哲思 |
| 二 出离沉默:“中间”文本——《彷徨》与《野草》 |
| 第三节 沉默对鲁迅文本世界的建构 |
| 一 沉默反思:多疑思维下的否定性语言特征 |
| 二 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
| 三 沉默在叙述手法上的介入 |
| 四 沉默在表现手法上的介入 |
| 第三章 后沉默:鲁迅沉默的突围 |
| 第一节 开口的最高艺术——杂文 |
| 一 鲁迅的“伪沉默”——答有恒先生 |
| 二 无畏的开口——鲁迅后期杂文的蓬勃 |
| 第二节 沉默后的开口:鲁迅生命意义的确立 |
| 一 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从文学到革命 |
| 二 开口背后:“爱”的生命践行 |
| 第三节 沉默的意义 |
| 一 沉默与开口的关系 |
| 二 沉默价值重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野草》文本中的主要虚词整理 |
| 一 “然而”部分 |
| 二 “但/但是”部分 |
| 三 “却”部分 |
| 四 “忽/忽然/忽而”部分 |
| 五 “而/而且”部分 |
| 六 “终于”部分 |
| 七 “至于”部分 |
| 八 “于是”部分 |
| 九 “将”部分 |
| 十 “并且”部分 |
| 十一 虚词叠用部分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论王富仁鲁迅研究中的“立人”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关于王富仁鲁迅研究思想形成阶段的研究 |
| 二、关于王富仁鲁迅研究思想发展阶段的研究 |
| 三、关于王富仁鲁迅研究思想成熟阶段的研究 |
| 第一章 王富仁鲁迅研究“立人”思想的逻辑起点 |
| 第一节 王富仁鲁迅研究“立人”思想的社会背景 |
| (一)关于“鲁迅”的窘境 |
| (二)中国人的激情与彷徨 |
| (三)对文学价值的重新确认 |
| 第二节 王富仁鲁迅研究“立人”思想的个体背景 |
| (一)王富仁的“生命体验” |
| (二)王富仁的“泥土气息” |
| (三)王富仁的“边沿意识” |
| 第二章 王富仁鲁迅研究“立人”思想的文本层析 |
| 第一节 王富仁鲁迅研究“立人”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王富仁对“立人”的方法论思考 |
| (二)王富仁对“立人”的文化观思考 |
| 第二节 王富仁鲁迅研究“立人”思想的主要表现 |
| (一)对中国劳苦群众的形象重塑 |
| (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重建 |
| 第三章 王富仁鲁迅研究“立人”思想的精神指向 |
| 第一节 王富仁与鲁迅的心灵契合 |
| 第二节 在思想发展基于“个人”的爱 |
| 第三节 在现实领域考虑“众数”的人 |
| 第四章 王富仁鲁迅研究“立人”思想的历史意义 |
| 第一节 从文化批判的层面达成现代化 |
|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思考 |
| (二)鲁迅之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意义 |
| 第二节 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实现启蒙 |
| (一)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意识主体 |
| (二)鲁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尺度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透视传统与正视现实 ——《故事新编》与《呐喊》《彷徨》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3 方法与借鉴 |
| 第1章《故事新编》对《呐喊》《彷徨》思想观念的继承 |
| 1.1 个体存在观念的再考量 |
| 1.2 封建传统观念的祛魅 |
| 1.2.1 封建等级制颠覆 |
| 1.2.2 封建伦理道德的价值重估 |
| 1.3 思想观念下的叙事沟通 |
| 1.3.1 “看”的结构性沿袭 |
| 1.3.2 时间模式下的空间形式 |
| 第2章《故事新编》对《呐喊》《彷徨》精神内核的坚守 |
| 2.1 个性主义的坚守与呐喊 |
| 2.1.1 个性主义的重申 |
| 2.1.2 个性主义思想的发展 |
| 2.2 人道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
| 2.2.1 人道主义的继承 |
| 2.2.2 人道主义的发展 |
| 2.3 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交互下的启蒙立场 |
| 第3章《故事新编》对《呐喊》《彷徨》场域的开拓 |
| 3.1 叙事场域的拓展 |
| 3.2 思想场域的开拓 |
| 3.2.1 木刻理论与小说创作理论的契合 |
| 3.2.2 “大众化”主张的渗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从《狂人日记》看鲁迅早期小说的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一本“导读”而成的书——鲁迅生平简谱和文字传达[J]. 吴俊. 文艺争鸣, 2021(11)
- [2]作为思想表达与思想对话的翻译——论鲁迅对于阿尔志跋绥夫的翻译[J]. 王新房. 现代中文学刊, 2021(04)
- [3]中国现代小说疯癫人物病因及意义研究（1917-1949）[D]. 唐彦琪.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4]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5]《域外小说集》与五四新小说[D]. 王丽. 青岛大学, 2020(02)
- [6]鲁迅早期“个”思想研究[D]. 常琳.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鲁迅的日本情结[D]. 贾天添. 吉林大学, 2019(02)
- [8]沉默之思—鲁迅的沉默及其文本世界[D]. 李慧敏. 苏州大学, 2019(04)
- [9]论王富仁鲁迅研究中的“立人”思想[D]. 余成威.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10]透视传统与正视现实 ——《故事新编》与《呐喊》《彷徨》的比较研究[D]. 杨书云. 青岛大学,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