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一把钥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史论文,钥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对计划经济的突破，对私有经济政策的突破，对单一分配方式的突破，已使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社会主义相去甚远。这势必会带来种种迷惘和困惑：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能实现？这究竟是他们的设想错了，还是我们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可以看出，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实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设想主要有：（1）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2）对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3）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4）直接的社会生产和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换；（5）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国家逐步消亡；（6）造就出全面发展的新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其从总体上来说已步上了衰亡之路，取而代之的将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将是一个历史过程，但这个过程是短暂的，是质变开始后新质在量上的迅速扩展，它至少会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这就是著名的“社会主义同时胜利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0页。）
对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要提出“同时胜利”的思想，我们以往大都是从无产阶级能否取得夺取国家政权胜利这一角度去理解，认为单独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发动革命，会遭到当时还联合一致的国际资本的共同进攻而失败。事实上原因并不仅仅如此。
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欧美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实验。但是，这些实验先后都失败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人们的活动尤其是生产活动已日益成为了一种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活动必然会愈来愈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共产主义革命不应也不可能是地域性的，因为这与社会生产的这种“世界历史性”的发展潮流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0页。）这也就是说， 共产主义不是像空想社会主义者以为的那样是可以脱离开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的日趋统一的世界市场孤立存在的，那样一种“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不仅由于势单力薄，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的包围和冲击下难以生存下去，而且它也不符合“世界历史性”的发展，不能够真正解决“世界历史性”发展所产生的各种矛盾。社会主义运动只有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相一致，并进一步推动这一进程的发展，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世界生产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迎来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所以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1页。）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一再强调当时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应同时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就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国家才能全面继承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沿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去解决资本主义碰到而又无法解决的由社会生产的“世界历史性”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矛盾。这样的革命一旦成功，它就不仅能在一个几乎没有外在冲突与对抗的情况下，去进行社会全面发展的建设，而且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就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对社会生产实行有计划的调节，并带动其它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使各民族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国家逐步消亡，商品交换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从而进入一种大同的世界。
十分清楚，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开始就否定了“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或“一国胜利”的问题，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设想都是从“同时胜利论”出发得出来的。这是理解他们设想的关键。
二
列宁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了垄断阶段。正是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所具有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稳的规律，列宁于1915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人们习惯简称其为“一国胜利论”，但实际上它也包括若干个较为落后的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在内，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国”或“数国”发生革命其意义从世界历史性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大致相同的）。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以及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爆发的“十月革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此，以往已有许多理论工作者作了充分而科学的论证。现在的问题在于，无产阶级在一国获得夺取国家政权的胜利后，究竟应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呢？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是那么自觉和清醒。
从整体上看，不论是前苏联，还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长期以来都基本上是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特征的设想。本来这些设想是建立在“同时胜利论”基础之上的，可我们却不顾“一国胜利”后国内外环境的实际，教条式地沿袭这些设想，这正是造成它们一再遭受一些重大挫折的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是在“一国”还是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它们所面临的环境条件是大不一样的，因而所采取的发展战略也应是很不相同的，对此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分析，本文只谈谈以下几点：
首先，“一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我们应当承认，进入近代以后，欧美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率先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头，它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占有着明显的优势，成为了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民族”（马克思、恩格斯语）。如果这些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还是搞资本主义，那么世界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就仍未改变，它们就会以自身巨大的势能影响其他国家的发展。相反，如果它们能象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样，同时转变为社会主义，那就能够最充分地向世人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就会带动其它国家也步入社会主义。对此恩格斯说得很明白，他指出：“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它达到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富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43页。）更为重要的是，“一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认识到，自身经济只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仍是资本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在世界各国经济日趋一体化的情况下，仅凭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改变世界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那只能是死路一条。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适应“一国胜利”后的国际环境，积极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在开放中去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其次，“一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势必要以维护本国的利益为最高准则。“一国胜利”后的国家，其社会主义是以国家的形态存在的，社会主义利益与其国家利益在本质上具有着一致性，尤其是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利益对立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势必要把维护本国的利益作为自己处理对外关系的最高准则。这也是“爱国主义”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时代意义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情况和“同时胜利”后的图景是大不一样的，按照那种设想，由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具有相同的利益，因而在他们基本同时夺取国家政权后，就能够实行一种全面的联合，民族、国家间的界线将趋于消失。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我们没有搞清“一国胜利”与“同时胜利”的这些不同，简单地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为划线的标准，结果不仅陷入所谓的“两大阵营”之间的长期冷战，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摩擦与冲突不断。邓小平在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后明确指出，在当今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时，“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
再次，“一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社会主义在一些落后国家的胜利，如果从世界发展的历史趋势看，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这些国家为摆脱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困境而作出的选择，而就其国内经济发展的程度来看，它们之所以会爆发革命，则主要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得太多了太快了，造成了社会财富大量堆积而无法为现有的生产关系所容纳，恰恰相反，它们大都是因为国内生产力太落后，面临着国弱民穷、国亡家破的局面，人民为了救亡图存才起来进行造反。它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也主要不是用社会主义来解决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与狭窄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是企图通过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强有力的计划经济手段，来迅速地积聚力量，发展生产，从而为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现代化打下一个强大的物质基础（这在它们的发展初期尤其是这样），并且我们还应看到，社会主义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后，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放弃过继续保持自身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来证明资本主义较之社会主义更优越的企图，并运用和平的与武力的方式进行颠覆活动，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时时面临着一种能否保持住自身“球籍”的威胁，不能不被资本主义国家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以比效率为主要特征的竞争之中。马克思、恩格斯一贯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但按照他们的设想，“同时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是以继承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因此在它们取得胜利后，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就不会显得那样紧迫，它们就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和力量去解决社会全面发展的问题，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十分清楚，像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把发展生产力的问题置于至高无上、刻不容缓的位置，甚至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私有经济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不能不说是与“一国胜利”后的国际环境有关。斯大林早在1928年即已指出：“假如我们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一，假如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其它比较先进的国家，比如说在德国和法国也建立了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高速发展工业的问题就不会这样迫切了。”（注：《斯大林选集》下卷第84页。）邓小平也多次指出，现在不少国家，经济发展很快，甚至超过我们。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就有问题了，所以要把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作为压倒一切的标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认清我们搞的是“一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同时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对于当今这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有着十分重大意义的。由此出发我们也就能够透彻地理解、有力地宣传“一国胜利”后的国家为什么只能采取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政策，为什么必然要突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些设想。可以说，我们现在每前进一步，都是和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愈来愈切合“一国胜利”后的实际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由此我们还不难看出，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看到了“一国胜利”后的国家将要面临着与“同时胜利”图景很不相同的具体历史条件，并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他们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甚至在这过程中还走了许多弯路。这一历史性的课题，实际上是由邓小平较为系统地初步解决了。邓小平依据“一国胜利”后的实际情况，不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设想所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极大地丰富与发展了“一国胜利”论（广义上的“一国胜利论”，不仅指的是无产阶级获得夺取国家政权的胜利，而且包括能否以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即社会主义的一般胜利、最终胜利或完全胜利的问题）。因此，如果把邓小平理论置于社会主义发展史这一高度来定位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邓小平理论实质上就是“一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这也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三
如上所述，现实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有着很大的不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思想错了呢？毋庸讳言，马克思、恩格斯也会犯错误，尤其是在对世界未来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预测时，出现判断失误是难免的。马克思曾正确地指出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可是， 面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频繁爆发和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他们十分渴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到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灭亡（这种情况在后来的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就未免操之过急了。实际上，借助科学理论的望远镜可以看清世界的远景目标，但并不能够实际地缩短历史的进程。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才以一种坦荡的胸怀承认道：“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还远没有成熟到可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600页。）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总体思想的科学性，应当肯定的是，他们从“世界历史性”发展的宏观高度发现并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一国胜利”同样具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一些落后国家的人民为追求国家的强盛、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富裕而作出的一种正确的选择。从国际范围上看，虽然“一国胜利”有其局限性，它无法在世界范围内根本改变社会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并且其国内的发展也随时要受到世界这种发展状况的制约，但它却是人类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一场伟大的实验。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国家的迅速发展，不仅大大缩短了它们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差距，有效地改善和提高了其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还增强了当代世界中和平与进步的力量，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展示了光明的前景。
当然，社会主义在未来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发展，它的根本动力仍是来源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的发展，随着人类生存环境日益受到那种以追逐剩余价值为唯一目的的生产方式的巨大破坏，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随着世界人民向往和平、进步、文明的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人类社会必然会逐步摆脱资本主义体系的束缚而进到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不论人们如何称呼它解释它，也不论它将呈现出什么样的我们现在还无法预测的具体面貌，其实质必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这一历史过程将是极其漫长的，它将可能主要表现为通过不断的量的积累的渐进方式而达到一种质的飞跃（这并不排除在此过程中仍有可能出现冲突、战争或革命）。这将是一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同时胜利”，是历史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奔向它不可回避的主题。
到那时，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同时胜利论”而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所作的种种设想，就有了全面实现的条件与可能，世界历史性发展中的盲目性、异己性也将被人类活动的自觉性所取代。而已经通过“一国胜利”的方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其所面临的许多矛盾，如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以及“一国两制”的矛盾等等，也都将或也只有融入这一世界历史性大进程中才能得到解决。“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社会主义在一国的最终胜利也离不开世界。
总之，弄清“同时胜利”与“一国胜利”之间历史的、动态的联系与区别，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社会主义发展变化的原因，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坚定“两个必然”的信念，因此这是我们在解读社会主义发展史时应注意掌握的一把钥匙。
标签：恩格斯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经济论文; 邓小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