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小说叙事的美学风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貌论文,美学论文,王安忆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们的印象里，王安忆的小说写作带有浓厚的苦行修道色彩。选择这样一位穿行于红尘众生心灵，跋涉于自我精神泥沼的小说家，深入其小说叙事的腹地，绝不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独立严肃的创作态度决定了王安忆的抗拒潮流，崇尚理性感悟的审美追求支持着她思索生活的延展，促成了其小说叙事美学风貌三次较大的转折。
一 理性的跋涉，清醒的领悟：精神探索系列小说叙事的悲悯美
80年代初期，王安忆凭借知青生活、文工团生活系列小说踏上文坛。最能体现她早期小说叙事美学追求的当属“雯雯系列”作品，那娓娓流淌的少女情愫，为当时笼罩着伤痕文学惨雾愁云的文坛吹进了一缕清新的风。这一时期的王安忆如许多初出茅庐的青年女性作者一样，完全依仗经验感悟进行小说叙事，情绪饱满，出语“天真”，稚嫩而不掩天然清纯。
打破雯雯理想世界自足圆满的是王安忆1984年的访美之行。接触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亲身感受异域文化的氛围，极大地拓展了她的文化视野，激发了她的自我意识。王安忆自觉领受到一种雷电般的理性启智，从此开始由自发写作进入到自觉写作的状态。以《小鲍庄》为开端，她相继推出了“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及其发展《岗上的世纪》，推出了《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及“家族史诗”（《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借助小说叙事展开了高强度、高密度的精神探索。
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小鲍庄》是王安忆小说写作发生重大转折的标志性作品，它表明其小说叙事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取材于个人经验的叙事转变为建基于深广社会生活现实的叙事。但我们以为此论尚不完全。《小鲍庄》的契机正是王安忆的美国之旅，东西方文化的交接碰撞酿就了艺术想象中那场滔天洪水。洪水冲毁了村庄田地，更冲毁了王安忆早期写作状态中怡然自得的精神田园。小说叙事的虚幻现实中，五爷与捞渣结成的淳厚仁义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小鲍庄人被贫穷与天灾咬蚀得千疮百孔的道德伦理关系，激起文明人几多心灵的震颤。但即使如此，也未能安顿作家躁动的心灵。《小鲍庄》是王安忆踏上人性求索、自我确证之精神苦旅的原点，仿佛蛹化成蝶几番挣扎蜕下的第一层皮。
接下来惊世骇俗的“三恋”着实震动了80年代中期的文坛。习惯于王安忆早期清纯天真的读者，面对浓墨重彩赤裸裸书写性意识驱动下的男女恋情的王安忆，一时竟有些转不过弯来，诸多批评者也把“三恋”一股脑纳入流行的“性文学”讨论范畴，热衷于议论“性题材”的处理技巧、“性描写”的分寸，却不同程度忽略了隐身于原初情事中作家的心灵探险。其实，“三恋”的写作动机恰恰延续了以《小鲍庄》为发端的理性求索，只不过将历时的文化溯源，转换为对共时的文化具象载体——个体生命的思考。而当时观念解放的思想背景，促使王安忆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险路，将这种思考沉降到人性最隐蔽然而又是最活跃的区域——性意识。在她看来，男性与女性“是阴阳两气的象征，他们是人类最基本的组成元素、最低元素”，男女的性爱或情爱关系“有着极大的概括意义”（注：《纪实与虚构·第九章》（第五卷），《面对自己》，见《漂泊的语言·王安忆自选集》（散文卷）第440—441页，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藉此能窥探人类关系的核心秘密。这就是说，“三恋”对性意识的精细钻探依然是受着理性思索动机的推动。这条思考的线索至此远未结束，它将以各种变体形式推移到王安忆此后的创作中去。如被女性主义批评视为范本的《弟兄们》，其实质却是以脆弱的女性情谊做了普遍人类关系的隐喻，是作家从人类关系的另一重维度展开的人性求证的艺术演示。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三恋”式以两性关系为出发点的对人性的理性思索往往都以悲剧而告终。
越来越强烈的理性动机将作家王安忆逼进了精神的泥沼，她渐渐发现自己所崇尚的审美理想日益与经济浪潮裹挟下的现实分道扬镳。在自谓经历了一段精神危机之后，王安忆以一种新的写作姿态迈进了90年代。批评者普遍注意到了她小说叙事策略的显著变化，这变化由解构一个时代理想神话的《叔叔的故事》开头，其意旨在于借50年代知识分子叔叔的沉浮反省以“我”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处境。由这部中篇开始，王安忆不再隐藏自己写作的理性动机，有意屏弃全知全能式的叙述方式，“不要特殊环境；不要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风格化”（注：“四不要”既是王安忆对《叔叔的故事》写作构想的经验总结，又宣示了她的某种写作理想。）。这种小说叙事策略到了长篇《纪实与虚构》可谓达到了巅峰。作家欣喜地发现与充分地发挥了小说叙述语言本身的逻辑力量，以虚构的母系氏族的英雄史诗与世俗纷扰中自身的孤独漂泊感相对应，有效地传达出她在精神泥沼中跋涉的苦痛。这种点燃自我、烛照心灵的小说叙事还奏响成《乌托邦诗篇》里那段动人的精神恋曲，融化在追溯南洋父系家族史的《伤心太平洋》中。
从《小鲍庄》走出个人经验的拘囿尝试文化话语，到《叔叔的故事》的解构言说得心应手的运用，再到《纪实与虚构》的经验感悟与理性思索的纠缠，作家王安忆一直向着理性化小说叙事的美学目标趋近。她不惜心血，克服着力不胜任的重重沮丧，追问着千年哲人们一直在追问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她步步为营，硬是在日益浮躁的世风里为读者，更为自己营造起一座“精神之塔”（注：陈思和：《营造精神之塔——论王安忆90 年代初的小说创作》， 《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这一时期的王安忆怀着强烈的理性写作动机， 力求通过感性与理性因素犬牙交错的小说叙事语言实现自我—文本—读者的直接跨越，推着、拖着读者同她一起苦苦倘佯于精神的泽国，并终于形成她建构“心灵世界”的小说叙事美学理念（注：参见王安忆著《心灵世界·第一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但是，正如诸多文艺家所论，理性是文学写作中的双刃剑，它既能撕开感性经验的叠嶂，同时又有可能损害艺术形象的丰满与丰盈及活力。“四不要”写作策略的突出强调，无论是对王安忆的写作心态还是叙事技巧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精神探索阶段的王安忆尚未找到彻底打通感性经验与理性观照之间的通道。这其中既有对阿波罗式肃穆静观与酒神式激情投入二元对立的传统美学原则的成功突破，也有因过于强烈的理性动机损害小说叙事感性力量的失败，引发了复杂的审美效应（注：参见《当代作家评论·王安忆评论小辑》，1993年第5期。）。
不过，就其该阶段的小说叙事内涵而言，却由于理性之光的烛照而显得格外单纯执着，那就是由自身而及同类，立足个体生命，着眼人类群体共同的精神处境。单就王安忆的写作意图与气魄而论，她确实表现出女性作家少有的大家风度。以《纪实与虚构》为代表的精神探索小说表明，王安忆的小说叙事已涉足于被西方古典美学体系视为女性写作美学禁区的崇高美范畴（注：康德认为，妇女的本性过于柔弱，缺乏理性，拥有“崇高”经验的可能性很低，不可能达到以理性法则为核心的崇高美。参见文洁华《西方女性主义美：发展与批评》，《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细心的读者会发现， 尽管王安忆非常自觉地从女性作家素昔的个人经验中拔出腿来，以求在理性跋涉的征途上走得快些，但事实上，她并未全然放弃作为女性叙事者丰盈的生命体验。她只是不再将那些体验当作推出某种主题的题材，而是把它们当成建造其“心灵世界”的砖瓦石料。在此过程中，她不惜自我较劲，将感性的个体生命拆零、揉碎、细细搓磨，挤干性情中一切虚荣浮饰的水分，一门心思要塑出理性的真我。这场发自内心深处的灵魂角斗，有效地生发出既清醒冷峻又温柔缠绵的审美效应，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独具神韵的悲悯美。
二 感性的体认，黯然神伤：王安忆都市女性小说叙事的伤悼美
高强度、高密度的精神探索性写作是很耗费元气的。90年代中期以来，王安忆自觉在形而上的“精神之塔”中飘浮得太久，理性跋涉中一直处于悬浮状态的疲惫心灵需要沉降休整。有意思的是，她这一沉降便降到了最最形而下的都市滚滚红尘，并选择了辗转沉浮于人情世故中的上海女性心灵，以此作为她人生探索之旅的又一个出发地。此番沉降带来了王安忆小说叙事美学风貌的全面改版。
王安忆把自己全身心地扔进了城市生活的腹地，由《香港的情与爱》、《长恨歌》、《米尼》、《我爱比尔》等一系列都市女性题材小说，我们看到了一个攒足了气力在城市水泥的夹缝里、灯红酒绿的暗影里掏故事挖传奇的王安忆。只见她从容穿梭于香港、上海这样的商业化大都市，出没于最不起眼的街道弄堂，隐身于人家的厅堂、厨房，透过喧嚣尘世的满地尘埃，捕捉一个个都市女性疲惫的身影与灵魂。
《米尼》、《我爱比尔》两篇小说源起于王安忆到白茅岭劳改农场体验生活。米尼、阿三这类堕落女性是城市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阶层，她们的存在通常只让人联想起城市生活龌龊又腐败，联想起灵魂的缺失与糜烂。而作家却偏偏选取她们来挖掘展示都市人性幽微曲折的别样风景，着力在生活的枝枝节节中刻画出她们肉体乃至心灵挣扎与沦落的痕迹。米尼与阿三分属两个时代，两个社会阶层（一个是60年代的知青，一个是90年代的大学生），起点与步调自然不同，但她们的自甘沦落却都应了“性情”中的“情”字：米尼少年时便失去了家的护佑，她曾误以为与阿康的情爱与婚姻是一条诺亚方舟，然而这方舟终经不起欲望之海的颠簸，无情地倾覆了；阿三的伤心旅程起自一场浪漫的异国之恋，与米尼相比，阿三当有足够的理性疏解自己的情迷意乱，然而她却率性而为，清醒也因而格外沉痛地沦落下去。王安忆怀着一份母性的温暖情怀，追逐、回旋于米尼、阿三们泥沙俱下的生活流，探入她们内心最温柔痛楚的区域，苦心演绎着经济大潮裹挟下人性真与善、美与丑的撞击与角斗。
《长恨歌》绵长细腻的文字，让我们不禁联想起40年代上海才情女作家张爱玲的传奇笔法，想起她亲自设计的作品集封面上那双大大的偷窥的眼睛。表面看来，《长恨歌》费近30万字之篇幅叙写王琦瑶的一生，尽管其中插有她竞选上海小姐，进而被金屋藏娇的一段传奇，但大量笔墨还是耗在了主人公的日常起居、待人接物及其伴生的细碎心绪上。就此而言，作家似乎表现出了与张爱玲不相上下的描述生活琐细的非凡兴趣与耐心。然而，究其底里，两者的旨趣却大不相同。张爱玲描摹生活琐细的非凡兴趣与耐心，是以亲历沧桑后冷眼观世的大境界做底的，这底子使她笔下的家居琐事也无不带着惊心动魄的挣扎与痛楚，其中蕴涵的那份苍凉美是需要细心领会、琢磨的。所有精致的生活细节表象都隐含着痛苦与挣扎的原由，那精致便显得尤其实在，可触可摸的同时释放出许多富余的审美信息。换言之，张爱玲情景呈现式的传奇笔法中，理智观照是打底的、隐含的。《长恨歌》小说叙事采用的传奇笔法，情景呈现与理智观照互相衬托，理智观照是点拨的、透芯的。作家频繁使用“……是……”的暗喻句式，把情景描述与印象评点糅合在一起，茧里抽丝，编成华美的叙述线段，织就意味绵长的语言意象。有时是如意的，如开篇以“鸽子”、“流言”为引对上海都市文化别具一格的梳理及生动表现；有时则不那么如意，不如意的地方多因缺了实感体触，全凭了想象推断，加之故事经营的干扰，便难免失之虚浮，百转千回中却缺了些厚实的底，显出了复缀和絮叨。
但是，王安忆就是王安忆，以传奇笔法写就的《长恨歌》传达的却已不再是传奇的心境。对此，王安忆是很明白的，她在解释自己选择女性作为城市代言人时这样说道：“上海的女性心里都是有股子硬劲的，否则你对付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她们的硬不定是硬在‘攻’字上，也是在‘守’，你没有见过比她们更会受委屈的了，不过不是逆来顺受的那种，而是付代价，权衡过得失的”（注：王安忆著《人世的浮沉·跋》，《文汇出版社》1996年10月版。）。说到底，王琦瑶是上海这座城市造就的，是这城市生活的凡尘俗砾打磨出来的，是在牵牵绊绊的家居俗务中苦心经营出来的。在这方面，王安忆可谓把精雕细磨的传奇笔法发挥到了极致，只不过，这传奇的底色不同于张爱玲式的苍凉，而透着几多作家对人物的同情与悲悯。王安忆是怀了温暖的情怀，铁了心要以这首俗世的“长恨歌”吟出人间情感的体积与质量，唱出这份情感在城市的坚硬与社会的沧桑中委婉曲折然而却柔韧绵长的潜滋暗长。
《长恨歌》等都市女性题材小说似乎为女性主义美学提供了很好的注本，因为从表层看，这些小说叙事流露出一种颇具女性思维特征的保有意识：王琦瑶在时代的更迭中拼力保有青春、美貌、爱情、金钱；米尼在薄情的尘世间竭力保有一点可怜的温情；阿三明知那异国恋情的无归宿，却始终不愿放弃那一缕情丝，哪怕它演变成虚荣，转化为堕落的诱因。这种保有意识孕育在女性分离生命的艰辛历程中，成就在局限重重的发展环境中，体现在日复一日杂务琐事的苦心经营中。“女人生下来就注定是受苦的，孤寂的，忍耐的，又是卑贱的。光荣的事业总是属于男人，辉煌的个性总是属于男人。岂不知女人在孤寂而艰苦的忍耐中，在人性上或许早早超越了男人”（注：《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面对自己》，见《漂泊的语言·王安忆自选集》（散文卷）第408页，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身为女性的作家王安忆，正是悟透了这一点，才选择城市女性来作为她关于人性探索的新的形象载体。看来，虽然经历了前述一番沉降，王安忆小说叙事的意蕴内涵还是一致的，她只是在近阶段的创作中将理性跋涉又还原为一种感性的体认。
但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循环，并不意味着作家王安忆的小说叙事简单地回复到初期的经验感悟，而是建基于前一阶段精神探索的螺旋攀升。就深层创作动机而言，她还是在努力触摸复杂的人性内核，只不过这一次不是借助对自我生命的理智省察，而是借助最琐细零散的都市女性人生经验。因此，王安忆的都市女性题材小说叙事与时下流行的张扬女性意识的纯粹女性主义小说叙事的出发点并不相同。作家对女性的那份温暖的情怀还是以更为广泛的人文精神打底的。以《长恨歌》为代表的一批作品中，那些繁琐铺陈着的生活的细枝末节，仿佛阳光光柱里显形的尘埃。失却了探察人性的理性之光的照耀，我们定然会漠视那尘埃的舞蹈——忽略俗世生活流下隐含着的具体沉重的人性的真实。由此，王安忆精神探索系列小说叙事的悲悯美在该系列小说叙事中悄然转化成为一种隐伏婉约的伤悼美。
三 疏离自我，沉入世事：王安忆乡镇回味小说叙事的清纯美
近期，王安忆相继推出了《姊妹们》、《文工团》、《隐居时代》等系列回味性小说。淮北农村市镇曾是知青王安忆的一个人生驿站。素材是初涉文坛时就写熟了的，然而物是人非，再次举笔面对那被一代人视为蹉跎的岁月，王安忆首先需要安顿的是一颗被精神求索和尘世喧嚣折磨得苍老又飘零的心。多年以后，当生活的沧桑拉开足够的审美距离后，那曾被漠视的人事景物却纷纷然撞上了作家王安忆寻求“精神家园”的目光，带着温厚的泥土沉淀了几千年的文明气息。
“姊妹们”是乡村生活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以青春的憧憬填充着贫穷单调的乡间日子，她们温良和善的性情是乡村人性“最自由最美丽的表达”，构成滞重世故的乡村生活场景中一个难得的亮点，熠熠生辉。引人注目的是《姊妹们》这篇小说的叙事手法。作品开头对“我们庄”风土人情散文式的描摹，仿佛走的是沈从文、汪曾祺风俗小说的路子，往下看方觉王安忆走得比他们更远，没有核心故事，没有主要人物，似乎又回到了“四不要”的叙事策略。但这回并不像精神探索小说叙事那样峥嵘毕露，而是犹如写意画，只简笔勾勒人物情态，随意点染世事感悟，素材是旧的，境界却是全新的。《姊妹们》是否喻示着，王安忆历经摸索已找到了一条通道，可以走出此前小说叙事中理性与感性的矛盾胶着状态了呢？
《姊妹们》的写意式小说叙事带来了更为别致的小说作品《文工团》。十几年后王安忆再次凝眸“这个鬼团”，自然不是简单的复现。当时功利性的喜怒哀乐俱淡隐于时光流逝，“尘埃落定见真淳”，“我们团”携带着杂凑的人和事沉浮于那个特定的时代情境里，那休戚与共、浑然相生的景物人事令小说生发出许多超越时代的诗质意味。至此我们可以下判断：王安忆的小说叙事确实又有了变化，其作品又出现了美学新质。接下来的《隐居时代》印证了我们的判断。分段来看，这篇作品的叙事风格倒更接近于笔记式的人物速写：下放医师、插队的上海知青、被放逐的右派，这些来自城市动荡岁月的异己分子，以情愿、无奈、桀骜等各种姿态汇入乡村小镇。待到一个个段落读完，看着他们异己躁动的身心，不管是特立独行的，还是隐忍退让的，终为那悠久沉稳的乡村文化所安抚、所吸引，我们不禁要叹服了，落后的农耕文明以温醇浓酽的人情人性显示出对激越的城市文明巨大的包容力，作品的这层审美意蕴绝非一般的回味文字所能胜任。
与之相应，作家的言语行文也显得游刃有度，缘事而起，缘境而发，描叙性语句与评述性语句的穿插交错较为自然贴切，基本上克服了精神探索小说感性与理性难以协调所造成的言语的生硬感。同时，在审美造境方面乡镇回味小说也显示出作家新的追求。已有论者注意到王安忆小说叙事相对固定的时空背景，即由上海—淮北乡镇构成的作家生活原点。精神探索小说叙事立足原点纵向伸展，精神空间有力拓展，无意中却滤去了许多人间烟火，是为写虚；都市女性小说叙事则立足原点横向扩延，极力贴近人间烟火，精神空间却又相对缩小，是为写实（注：参见马超《论王安忆小说的时空背景》，《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近期的乡镇回味小说叙事立足生活本真，舍弃故事经营，疏离过于强烈的自我意识，以一种平和的、但绝不超凡的审美心态沉入悠悠生活之流的底层，波澜不惊却蕴涵着璞玉真味，是为写意。由此，王安忆的小说叙事跨越了写虚、写实、写意三重境界。套用王国维《人间词话》对词人心态的概括，精神探索时期的王安忆，因过于强烈的理性动机造成了与生活经验之间有意的“隔”；都市淘金时期的王安忆，虽在审美心态上回归生活，以感同身受的姿态营构意境人物，却又因生活经验的非亲历性客观上造成与所表现的人物场景的“隔”；而乡村回味中的王安忆才得以走出主观与客观的“隔”状态，小说叙事也因此显得自由、从容了许多。同样探索人性，而且是社会大动荡中非常态的人性，《文工团》、《隐居时代》等作品给我们的审美印象却并不激烈——一切都是内敛的，一切又都是开放的，场景时空有限，人事意蕴却极具张力，似乎真正走向了铺陈与清纯的对立统一，作品由此焕发出盎然的生机与葱茏的绿意。王安忆终于能够走出小说叙事中理性与感性难以协调的矛盾胶着状态了，这是否意味着作家的写作潜力将得到更大的发掘？我们试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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