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国维的近代学术时代特征之剖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时代特征论文,学术论文,王国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尖锐的现实斗争曾经迫使当时的思想家将目光聚焦于社会政治方面，然而，又有一些自任学术时代使命者，却抓住时代的另一环，密切关注着近代学术的命运。王国维便是其中的卓越者。从表层看，王国维似乎远离时代的急迫课题；但从深层看，王国维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学术与民族命运系联点上去探索时代课题。王国维如是说：“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①惟其有如此心态，王氏必然关心近代学术时代特征，且进而对清末民国初这一近代学术肇端的时代作出了深刻的剖视。王国维一生能高屋建瓴、多元流向地开拓近代学术，其中极关键的地方是高层次地立足于那一学术时代特征的体认上，从而强化与时代同步的学术意识，优化地利用时代的契机。这一问题值得探讨，不仅能从深层次去认识王氏的学术成就及其学术地位，而且如何从其中获取借鉴，在今天新的历史时代里去作出更巨大的超越，也显示了一定的价值。
一、学术必变之时代
传统学术的流程，转折变幻，移步换形，受到特定历史时空的诸多因素制约。王国维不仅于它的源头──殷商西周文化有创造性的研究，而且于其后的流波 亦多精采纷呈的阐论。他看到这一学术洪流，始终受到“时势”的影响而变化。王氏又以其哲学家的睿识、诗人的敏感、学者的湛思，在昭昭于以往之史迹中，明察自己正面临着又一个“学术必变”的时候。审时度势，特别是从距离最近的历史时段，清三百年学术的演变线索的寻思中，王国维明确地揭示：清开国时之学术，至全盛时乾、嘉之世为一变；至不振时道、咸以降，又为一变；“今者时势又剧变矣，学术之必变盖不待言”。②一个学术必变的时代已来临，而这不是以学者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王氏指出，完全是“时势使之然也”，是“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已变的结果。因此，这一时代的学术已不应该，也不可能一依前人的途轨，而是应具有新的异质、新的区域。而且，王氏的卓识又在于指出，学术虽变，但并不是割断传统的锁链，而是“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是站在时代的交接点上“继承前哲”去“开创来学”。
在学术必变的时代面前，王国维凛然地视自己为“学术所寄之人”，毅然地任载学术的时代使命，决然地鞭策自我“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者愈至”。他杰出地开拓学术的新领域，建构起近代学术史上一座瑰玮的学术殿堂。郭沫若评曰：“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他对甲骨文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③此外，王国维于德国哲学、西方美学、心理学的引进与研究，其于近代文艺批评的创立，等等，作出了极其卓越的开拓。王国维的成功，固然在于他触摸到新的学术时代的脉搏，确认自我的价值，以清醒的头脑去迎接学术时代的挑战与应战。王国维的成功，还在于他在高层次的起点上确立宏丽的学术理想，并且善于从时代中汲取深厚的推动力，汲取时代的种种惠予，奋发努力。─—而这又基于他对于学术必变时代的其它新质、待征的审察。
二、研究自由之时代
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里，王国维激昂地宣示：“今日之时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他揭示了近代学术时代的一个本质特征。
王国维悉心研究过西方的哲学、文学、史学、欧洲文明的轨迹、近代资产阶级反封建主义的行程，因此，他能较早地在中国近代学术起始时就把握这一特征，揭示出近代学术和传统学术的质的区别。
首先，王国维认为，“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④他极端重视学术的独立品格、独立的价值。而封建时代、教权专制时代下的学术研究，是在某种束缚、桎梏下的非自由研究，本无学术独立的品格、价值可言。众所周知，经学在传统学术中至高无上，而经学也仅为帝王之“臣仆”；其余学术门类，则又皆为匍匐于经学阶下的“奴婢”。王国维又说：“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⑤近代学术已进入研究自由之时代，应该摆脱经学的樊篱，确立学术的独立品格与价值，并广泛地自由地拓展。
其次，王氏又极端重视学者以自由的心态进行研究，而不为传统学术中的大小偶像所窒息。他曾这样充满灵视地揭橥：“自科学上观之，则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则？圣贤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⑥学术研究是实事求是，是探寻真理，而不是神化、圣化的偶像、权威说了算数的。近代学术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需要学者插上自由飞翔的思想健翅，有胆有识地批判继承传统学术，开启新学。
王国维本人则不仅宣示了这一时代特征，而且优游于研究自由的时代中。早在1928年顾颉刚就说过：“他（指王国维）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作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静安先生驳许慎，驳郑康成，他都不以为然，说他太胆大了。难道研究学问不该胆大吗？”⑦确实，王国维追求研究的自由，他和当时那些不敢越出雷池半步的学究完全两样。
三、最大发现之时代
1925年，王国维为清华暑期学校讲演，热情洋溢地讴歌：“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⑧
王国维又一次从历史链上去正确地剖视这一时代特征。汉代壁中书发现，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晋代汲冢竹简发现，而后产生许多新学术课题；宋代古器物发现，而后有金石学、古器物学。王国维发现了规律：“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⑨而他又敏锐地感知：今日之“自来未有能比”的发现时代，必将诞生更为宏丽的新学问。
王国维概括地指出，当时有五大发现：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而其中前“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⑩而且，这些新发现所产生出来的新学问，都足以显示重大的学术价值，也为以往所不能比拟。王国维还科学地预言：一些新学问必将逸出国界，具有国际性质，将“合全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王氏曾欣喜地说，当时此等发见物，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而后此之发见亦正自无穷”。因此新学问有无限广阔的空间，当时的研究或只是一出序幕，而后“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11)
王国维抓往时代的最佳契机，开创学术的新境界。他在五大发现中的三个方面，即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上均作出了辛勤的卓有成效的探索。被公认这三门新学问的开拓者、奠基者。
四、西学骎入之时代
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王国维又指明学术时代的另一特征：现在已不是“闭关独立之时代”，而是“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之时代。(12)
哲学家培根说：“史鉴使人明智。”王国维最富于这种史鉴的智慧，最善于从历史链上去会通某一时代的特征。王氏认为，战国是“思想之能动时代”；西汉是“稍稍停滞”之时代，而佛教东来，“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六朝至唐为“思想受动之时代”，“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宋代是“稍带能动之性质”，将外来文化“调和之”。宋以后至清又是“思想之停滞”时代，“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13)
佛教输入中国，对我国的学术思想影响巨大，而王国维又将当时骎入之西学比喻为“第二之佛教”，显示相似历史现象的两度出现。而从外来学术思想输入后的运动轨迹来看，王氏剖析为：传入（往往在非能动时代）──与中国原有思想并行（受动时代）───两者化合调和（导向能动时代）──又趋于停滞（非能动时代）。鉴往察今，王国维指出，“近数年之思想界，岂特无能动之力而已乎，即谓之未尝受动亦无不可也”。(14)当时还仅处于轨迹周期的最初阶段，若细剖又可析为两个层次：“明末而数学与历学、与基督教俱入中国”，这是一层次。但是“此等学术，皆形下之学，与我国思想上无丝毫之关系”。(15)第二层次，是严复译述《天演论》后，西方形而上之学才输入中国。但是尽管如此，王国维还认为，今之学术界“其能接欧人深邃伟大之思想者，吾决其必无也，即令有之，亦其无表出之能力，又可决也。”(16)
针对这种情势，王国维敬告学者，“当破中外之见”，不应对西学之骎入抱迟疑态度，而应该相化合，推动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形而上之学，如哲学、美学、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的输入，将会对中国学术界产生极大的推动力。王国维批判了当时各方面的不正确认识，如对西学“士夫谈论动诋异端，国家以政治上之骚动，而疑西洋之思想皆酿乱之麹蘖，小民以宗教上之嫌忌，而视欧美之学术皆两约之悬谈，且非常之说”。(17)相反，王国维对中西学术作出了宏观上的比较，分析各自的特点。
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王国维概括中国学术的特点是：1.“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2.“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3.“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西方学术的特点是：1.“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2.“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3.“对于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合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通过比较，王国维认为：“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18)而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论，“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若“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学术排外则不可能发达。(19)因此，王国维响亮地提出“学无中西”之说，希冀近代学术在中西学术的化合中，推向能动的学术时代。
五、中学渐入世界之时代
西学东渐的流向，世人虽不及王氏谛察得如此深刻，但已属人知人觉。若中学渐入世界之流向，则当时学人大都尚未明察。而王国维敏锐地感知西学、中学之间流向的非单向性，而是双向的。同时，王氏又对这一时代特征作出剖视。
早在癸丑(1913)之夏，王国维寓居日本为西村夫囚所译《琵琶记》作《序》时已说过：“近二百年来瀛海大通，欧洲之人讲求我国故者亦夥矣”，如中国的戏曲文学在国外有译介，但层次未高，“真知我国文学者盖鲜”。但是，王国维以发展的眼光透视中学迈向世界学林之流程，特别揭示出当时值得注意的许多地方。
首先是世界学者对于中国学术的研究正呈勇猛精进之势。1919年8月17日王致罗振玉信中说：“前日在君楚处见伯希和君八年前之就职演说，始知近年西人于东方学术之进步。”而在1925年致罗振玉信中又谈到：“烦在《东洋学报》见藤田博士《中国古代对棉花棉布之知识》一文，甚为该博，此公好学，老而不衰，殊可佩服。近来日人对中国学问勇猛精进，实非昔比。我辈对许多材料不能利用，甚为憾事。此事已矣，不能不望之来者也。”(20)王氏注意到“西洋”与“东洋”学者都在汲汲研究中华学术，并且迅猛向前推进。
其次，王国维又密切关注世界学者对于中国学术中新材料、新学问的重视。当时于甲骨文的蒐购、收集、著录、研究，就有美、英、法、日等国一些人。于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材料，又有英之斯坦因、法之沙畹等收集、研究。于敦煌六朝唐人所书卷轴材料，则有斯坦因、伯希和及日本的一些学人。于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材料，则英、法、德、俄等国皆十分重视。相反，我国当时的一些学者却对这些新材料、新学问较麻木，这又是何等鲜明的对比！
再者，中国学术的某些学科已显示世界合作研究的趋势。王国维说，像甲骨等“发见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何况还将不断有新发现。(21)又比如敦煌所出的文书正形成敦煌之学，也已渐显出跨国界的性质。另外，王国维还特别指出一种情况，即外国学者已研究，而中国尚无能力研究，必应先向国外学习，然后才能展开研究。比如光绪之季，英、法、德、俄四国探险队入新疆，所得外族文字写本很多，其中有梵文、佉卢文、回鹘文、粟特语、吐火罗语、东伊兰语等。于此，王国维遗憾地说：“惜我国人尚未有研究此种古代语者，而欲研究之，势不可求之英、法、德诸国。”(22)在1922年致马衡信中，王氏特地殷殷嘱托：“现在大学是否有满蒙藏文讲座？此在我国所不可不设者。其次则东方古国文字学并关紧要。研究生有愿研究者，能资遣法德各国学之甚善。”(23)王国维的学术谋略与胸襟，始终表现出一位大学者的风范。
王国维于列强们肆意掠夺中国文物的行径并无指责，几近漠视，这当然应予批判的。但是，从学术方面论，王氏则及时揭示了：时代已向我国学术界提出了世界学者向中国学者挑战的问题！中国学者如何应战？这是多么严峻与急迫。而中国近代的一些学术确实已具有国际性的特点，狭隘的民族眼光、狭窄的学术视野均已是不足取的了。王氏识见的深刻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许多学者。
六、学术“三无”之时代
在《国学丛刊序》中，王国维说：“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这便是王氏的“学术三无”说。
王国维于近代学术“三无”特征的剖视，是建立在他关于古今中外学术宏观的系统网络观念上的。(24)王氏认为，学术可以分为科学、史学、文学三大类。科学研究，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史学研究，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文学研究，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科学与史学，因各科学有沿革，而亦有史学之科学，故彼此沟通。史学与文学，因有文学之史，又史学之杰作即文学之杰作，而又彼此沟通。科学与文学之间，因有文学之科学，而科学之述作即文学之述作，故也彼此沟通。这一宏观的系统网络，涵盖古今，囊括中外。
从这宏观的系统网络出发，学术研究从科学这一视角言，则求其真，求其是；从史学角度言，则探求学说、制度、风格所以成立之由，与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因此学术无新旧之分。学无中西，上文已有论，再如王国维说：“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有兴者”。“一学既兴，他学自从之，此由学问之事，本无中西”。(25)学术为什么没有有用、无用之分别呢？因为若不从表面上、近期功利上来看，那末学术不分有用、无用，它们都在探求宇宙、社会、人生的真相。而“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26)因此，学问不分有用、无用，“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
王国维把握住宏观的学术系统网络，把握住学术“三无”的特征，所以能高瞻远瞩地步向博大精深的为学境界。香港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评王国维时说过，为学既不问新旧，自可历代迭承、古今并容，汉唐宋清，无不取其精而弃其粗，故所得自然纯厚。为学既不问中西，自可中西兼修并蓄，所取当然宏博。治学既不问有用无用，不急切于立竿见影，所为自然不避“深湛幽渺之思”，不辞“迂远繁琐之讥”，因而能致其曲，尽其微，并成精绝。(27)诚哉，斯言！王国维治学正是循“三无”之途轨而臻于纯厚、宏博、精绝；而王氏的学术贡献，则无论旧学或新学的学者均推重，王国维的学术贡献是世界性的。
综上所论，王国维较早地看清了中国学术在近代的历史转折，并且揭示了种种时代的特征，绘画出灿烂的学术前景。他不仅自觉自醒，而且去唤醒学界，为近代学术的启蒙作出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呐喊。王氏卓绝地在近代学术中作出了多元的开拓、奠基工作。郭沫若称之为“新史学的开山”、“划时代的工作”。陈寅恪称之为“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此先生之遗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28)王国维亲自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术人才，并以自己的建树影响了许许多多的学者。──王国维应是中国近代学术的一位卓越的先驱者！另一方面，由于王氏政治思想上保守落后，他不可能再深层再准确地透视学术时代特征。他学习西方哲学，但不知道运用先进的理论指导学术研究，因此不仅不能从自己的古史研究中发现中国古代社会的本质规律，而且人生道路也以悲剧告终。相反，比王国维稍后的郭沫若，由于能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从而作出了更大的超越。因此，我们分析王国维时，同样要依据辩证法则。
注释：
①②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③郭沫若《十批判书》和《历史人物·鲁迅和王国维》。
④⑤(13)(14)(15)(16)(17)(19)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
⑥(25)(26)王国维《国学丛刊序》。
⑦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1928年《文学周报》。
⑧⑨⑩(11)(21)(22)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12)(18)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
(20)上一信见《王国维全集·书信》；下一信见《观堂书札》第117札，《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
(23)见《王国维全集·书信》第336页。
(24)拙文《论王国维学术研究的系统方法》可参见，《学术月刊》91年6期。(27)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28)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