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首次中外交换留学生制度的考察——国立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留学生制度的缘起、实施经过及成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留学生论文,制度论文,清华大学论文,首次论文,德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1)03-0104-08
一、中德交换留学生的历史背景
19世纪末，德国在中国实施的强权政治为德国文化直接通过官方措施进行大规模输出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德国曾于该时期致力于将青岛建设成一个展示、传播德国文化的中心和“向中国大规模地传播德国精神”的基地，培养喜爱德意志文化、熟悉德国工业产品的人才，进而扶植从政治上和思想意识上亲近德国的中国未来一代的领导层，按德国模式来改造中国国家机构，从而“促进德国本身的经济利益”的文化政策。①
随着一战的爆发和进行，中德关系开始疏远并恶化，而德国的战败以及在中国的租界和殖民地的丧失，则为改善中德关系提供了基础。1920年，随着《中德协约》的签订，因战争而中断四年的中德关系得以恢复。20年代，德国在努力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的同时，其所关注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尽快恢复德国文化在中国教育领域的影响及其资金投入。②1920年，国防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和海军领导人、海军中将阿道夫·冯·特罗塔，就对华文化政策及与此有关的资金问题联名致函外交部长赫尔曼·米勒。信中指出，目前德国普遍存在着一种在中国恢复德国教学活动的愿望。保持从青岛开始的文化工作事关海军的荣誉，它在涉及德国未来发展的利益时也必不可缺。鉴于各国通过尽力在中国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而在中国站住了脚，军方领导人要求政府不要低估其他大国在这方面的竞争。正是由于这种竞争的存在，一些德国教师来华工作的原因还包括某种“爱国主义的使命感”，而不仅仅是学术研究。③
另一方面，中德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国民政府而言也十分重要。北伐后的中华民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方面则需要原材料的稳定供应，这种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间，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20年代后期，各种中德文化交流组织逐渐建立起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建立了中国研究院，一批留德中国学生成立了中德文化研究会，北京大学的德文教授顾孟余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德文化会。1921年至1924年之间，形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次留学德国的高潮。
清华与德国交换留学生则发生于1930年至1937年中国近代第二次留学高潮期间。与自19世纪末以来中德文化交流的基调相符，这个阶段的文化交流同样建立在德国扩张的意图和国民政府振兴军事、教育、科技的意图之上。1935年，时任同济大学工学院院长的德国人埃里希·罗鲁曾经提出，“中国在今天对西方国家的文化和经济活动始终具有广阔的前景。鉴于这一点在世界上被普遍认同，其他国家出于教育的目的在中国投入了大量资金，并使中国学生到本国留学变得更为方便”。罗鲁显然是从德国在中国的长远利益和国际教育竞争的战略角度来考虑学历承认问题的，因此他认为，“有一切理由支持受德语教育的中国学生到德国大学来学习和读博士学位”。④德国试图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掠夺，一方面将文化扩张作为保证其长期和稳定的殖民统治的手段。然而这次留学浪潮也表现出了一些不同的特点。之前的中德文化活动主要表现为一种武力入侵和经济扩张背景下德国强势文化的单向输出，随着20、30年代中国近代科技体制化和文化教育逐步进入高峰时期，一种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双向关系逐步显示出来。清华与德国交换留学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另外，此阶段的交流为中国造就了不少重要的人才。20世纪20、30年代，德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中心，其科研水平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在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德国高等教育以其重视理性思维，追求“纯粹知识”，强调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以及培养高质量的应用性专门人才等显著特点而享誉世界。当时中国有一些已经留学日本、美国或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为追求学术上进一步的发展而再度出洋，赴德留学。在这种背景之下，赴德留学的学生有很大比例都在回国后的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比方说清华派送德国交换生两届7人中就产生了季羡林、乔冠华等世界知名人物。
清华大学是在庚子赔款基础上建立的学校，在早期清华发展的各个阶段，留学都是学科建设和学生培养的主要方面之一。除了庚款留美之外，清华也曾向欧洲各国派送留学生。到了国立清华大学时期，清华的教育和科研实力增强，出国学生的教育水平也不断提高。30年代，清华对外交流逐渐达到高峰，留学程度也大大提高。清华研究院开办于1929年，学校开始从研究院毕业生中选派留学生以提高留美程度，并停止了留美专科生的招考。研究院对于选送出国的研究生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⑤1937年前，清华总共举办了4届公费留美生考试，录取共93人。这一时期，清华还向英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等国派遣留学生，同时接受美、英、德、日等国留学生20余人。
清华选派学生赴德留学是从30年代初开始的。1930年夏，王淦昌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研究生，赴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深造，师从迈特纳，1933年12月获得博士学位。1934年，化学部研究生张青莲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物理化学系，1936年获博士学位，次年回国任职上海化学研究所、光华大学。1934年，学习摄影微分几何的陈省身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赴德国汉堡留学。1935年10月完成博士论文《关于网的计算》和《2n维空间中n维流形三重网的不变理论》，在汉堡大学数学讨论会论文集上发表。这些前辈的留学经历也为1935年和1936年向德国派遣交换生作了重要的铺垫。30年代中期，中德双方决定交换留学生。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亲临国民政府中央电台发表讲话，向中国青年介绍德国大学情况，邀请中国学生赴德留学。中德交换留学生的形式，首开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与国外高校交换学生的先河。以交换的形式进行留学不仅可以为双方学校节省费用，也使中西方教育上的往来，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影响和双向交流。
二、交换制度和规则
与中德交换留学生相关的两个德国文化机构是远东协会和洪堡基金会。
魏玛政府的外交部文化司成立后，驻外使领馆明确担负着执行对外文化政策的任务。但这一任务对于驻外使领馆人员是一个新的领域，因此大部分建议和有关工作由民间组织及人士提出和承担，例如对华文化政策的实施主要由德中联合会等机构负责。1919年春季至秋季，德中联合会与德国—亚洲协会及其下属组织经过一系列合并后成立了远东协会，它成为在中国协调和执行德国对华文化政策的中心机构。⑥
1920年2月19日，诺斯克和特罗塔曾提请德国外交部，为确保德国在中国的文化任务，将原先每年持续提供给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大约50万马克经费中的很大一部分转付给今后负责管理在中国的德国学校的远东协会。即使这笔经费不能使原有的学校恢复到先前的规模，但提供资金这一行动至少证明德国不愿放弃它在远东的文化影响，并因此推动进一步富有成果的工作。3月20日外交部长米勒对来信做出回应，表示赞同军方领导人的观点。⑦可见远东协会是保证德国在华持续影响力的重要机构。清华与德交换留学生的活动就是由远东协会主持的，远东协会也是中国交换生抵德后报到的第一站。1936年10月，德国远东协会的林德曾致函梅校长，对清华即将派送的第二批学生表示欢迎：“我正在盼望着清华大学本年度再次派送的留学生，本协会将在其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协助这些学生。”⑧
这项交换制度的经费来源，是德国著名的洪堡基金。洪堡基金于1860年在德国建立，是德国最大的基金会。在1923年以前，洪堡基金仅资助德国学者进行科学考察。1925年，德国重建洪堡基金会，用于资助外国科学家和博士研究生在德国学习。洪堡基金会在1933年到1942年间，共资助35名中国学人。1935年，德国学术交流中心与清华大学签订交换学生协议，清华学生由德国洪堡基金会提供奖学金，德国学生来中国由清华大学提供奖学金。
在1935年1月清华大学所拟《德国远东协会提议德国各大学与本校交换助教及学生案》中，各项条款均表现出德国与清华的交换是一种平等的双向度的相互交流，而非早期德国的单项文化输出。在数量和待遇上，双方交换生是对等的，比方说“德国大学毕业生及助教欲来中国做研究工作者，本校准其为研究院特别生，免除学费、宿费外，本校发给足以维持其生活之费用，但须有同等数本校所选之学生在德受同等待遇。”“上述本校所发给德国学生足以维持生活之费用除宿费免收外，定为每人每年三百二十元。德国拟发给本校选送学生足以维持生活之费用应定为若干马克由德国方面参照德国各地生活费用情形，与本校商酌决定”。⑨
1935年4月24日第九十五次评议会议通过的《国立清华大学选派赴德交换研究生简章》，又对每届派送交换生的专业方向和教育程度等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关于选派专业，学校将选派赴德研究所研究科目规定为三个组(甲组，包括西洋文学，西洋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乙组，包括物理学，化学，算学，地学和生物学；丙组，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土木工程，机械工程以及电机工程)，每年以一组为限，组中每项一名至两名。至于各组选派的先后顺序则定为：第一次选派时以抽签法定之以后依次轮派。清华对于选派人员的资历要求是：当为“于三年内在本校与所研究科目相当学系毕业或在该系研究部肄业或毕业或在该系现任教员或助教者”。最后，学生的德文程度也是决定是否予以选派的标准之一。⑩
教务处依据选派赴德研究生之规定于每年暑假前将该年应选派研究生之组别，陈报校长批交后，即通知文书科函达德方主持交换研究生机关，复函到后，即由教务处布告，限期报名，报名截止，即将名单履历等件分送各相关学系核定次第后，再由教务处呈校长提出评议会审核。经评议会审定后，由秘书处将应送派研究生名单送教务处转交相关学系及研究生，同时知照文书科函达德方主持交换研究生机关。
1935年首届清华派出哲学、历史、心理学方向的3名留德学生，德国派送清华的则是2名工程师。1936年清华派出土木、机械、电机和经济专业的4名学生，德国派来4名学生，专业分别为新闻、地理、法律和医学。双方派送的学生包含了文科、理科和工科的各个专业。在学生教育程度方面，清华送出的均是在清华取得了学士学位的学生，而德方则送来了包括学士和博士等不同教育程度的学生。在两届派送学生总数上，中方比德方多1名。
实际上，1936年清华原计划向德国派出5名交换生，但因交换制度在人数和经费上的平等原则，这些学生没能全部成行。1936年10月，清华大学第一一三次评议会议曾对第二届交换生的派遣人数和经费问题进行过讨论：“本校派遣赴德交换研究生原定派遣五人，兹经德方来电只允接受三人”，(11)最后决定第二届只派4人，并且超额学生的费用由清华大学自己负担。
三、派赴德国的清华学生
清华派出的第一批赴德交换生是季羡林、乔冠华、敦福堂三人，他们分别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哲学系和心理系。1935年的《国立清华大学选派赴德交换研究生简章》中，将清华学生赴德研究科目分为甲、乙、丙三组，每年所选赴德留学生的专业集中于一组。1935年的第一批赴德交换生，研究科目应归于甲组，即基础社会科学一组。
清华学生到德后，首先要接受一段时间的德语培训，之后才是选择大学，开始专业研究。季羡林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清华学德语，虽然四年得了8个优，其实是张不开嘴的。来到柏林，必须补习德语口语，不再成为哑巴。”(12)清华派送的交换生都是在柏林大学外国学院进行集中德语补习的，此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就是柏林大学的学生，须每天去上课。根据学生不同的德语程度，补习班也分为不同的层次。经过面试，季羡林、乔冠华得准进入了最高德语补习班。补习期满后，乔冠华来到位于莱茵河畔的图宾根市，选择了当年黑格尔的母校——图宾根大学。季羡林则选择了德国的哥廷根大学。自此，清华第一批交换生开始正式成为德国大学的外籍博士生。(13)在季羡林看来，“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季羡林于是开始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194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乔冠华则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在1938年就获得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批的另一位学生敦福堂也于1939年拿到了博士学位。
不仅季羡林进行了汉学方面的探究，另外两个交换生也选择了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课题来做自己的博士论文，这反映了当时德国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汉学研究的较高水准。季羡林、乔冠华、敦福堂三人的论文题目分别为《〈大事〉中迦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格》《庄子哲学阐释》和《汉字符号解释进程的实际检验》。(14)
1936年秋，清华派出第二批留德学生四名，土木工程、航空工程、政治学和经济学各一名，分别是伍正诚(1934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系)、吕凤章(1936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陈耀庭(1936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和戴鸣钟(1936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学系)。在专业方向上，应归于丙组，均属应用型学科，其中土木工程和航空工程属工程科，经济学和政治学则属应用社会科学。由此，这一批学生的研究方向都跟中国的社会现实有着更加紧密的关联。
拟入柏林高工专攻河港工程的伍正诚在其研究计划中，就我国发展河港工程的紧迫性做了分析说明，讨论了黄河水患治理，以及通航及国防等方面应进行的工作：“查河工一门其主旨一为通航，二为防洪，三为灌溉。考吾国对于水流之导治利用历史颇久，而新学理之设施及应用则仍付阙如，虽原因不一，实必须继续研究，水灾为患年年如是，黄河问题尤属严重，倘一日不能解决则中原生灵无异倒悬，是以学水利者莫不觉其责任之重且巨也，诚除攻读普通河工问题外，拟致力于下述二问题之研究：(一)水流及各种河工建筑物对于黄土泥沙冲刷及淤积之关系，按黄河为患(我国华北黄土冲积平原上之河流皆同)，无非挟沙太多又无固定之中水河槽，故刷淤不能节制洪水以至漫溢决溃不免矣。是以欲云治黄非对此确切明瞭不可。诚之研究目的在此。(二)船闸及升降通航机(Lifts)之研究，我国水道纵横必须联络一贯方可收通航之利，然而各河水位不同故此种建筑在所必需，德国之于此种工程颇多规模宏大者，实例可观堪资借镜。拟以一部分时间赴各该建筑物作实地考察，俾明瞭其措置之情形及其效果。”另外在港工方面，“我国素来闭关自守，故对此方面历史甚浅，惟以交通及国防言则宜积极发展，诚除于普通港坞之规划建筑设施管理一一详加研究外，并拟特别注意‘水底基础建筑之研究’”(15)。上述三问题因与水工试验有关，故除在柏林高工上课之外，伍正诚将一部分时间分配于各著名的水工试验所之中，对各种有关的建筑物随时进行考察。虽然没有按预期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伍正诚在两年学习之后，也就是在1938年获得了德国卡尔斯诺工业大学国家工程师学位。
同批另一位工科学生吕凤章毕业于清华大学航空组，拟赴德国航空工业研究中心之一阿亨高工攻读工程博士。在1936年11月所作赴德研究计划书中，吕凤章表示在德国期间将从师霍夫教授及Thoulou教授，在机架和引擎这两个方向上进行深入的探讨，并计划于假期内赴Junker厂实习。学习期间，吕凤章曾请求学校或航空委员会代为介绍至各工厂(如Junker等著名飞机厂)实习，以得到实际的经验。当年，航空事业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救亡图存的重要路径，国民政府非常重视航空人才的培养，航空工程方向的中国留学生自然而然地担负着振兴国防的任务。然而最终，吕凤章并没有顺利地拿到博士学位，究其原因，也恰恰在于航空对于国防的重要意义：“盖认为航空工程，关系国防，不得与外人研究机会。”在当时学习军事、工程的留学生中，吕凤章所经历的这种尴尬处境是颇具代表性的，特别是很多学习航空工程的学生，均“因为航空关系国防，而受颇多曲折”。抗日战争爆发后，希特勒则明令禁止中国学生前往德国学习军事，留德学生大多撤回国内。魏学仁曾提出，国防与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更为密切相关，无科学不能谈国防。没有自己的创新性科学发明也不能谈国防。在他看来，“技术的人才和器械是可以出代价买来的，神秘的创造是不可能依赖他人的”，科学不能自立，中国是不能谈国防的。这也就意味着，向西方学习国防技术的道路必定十分艰难。
相比之下，两位社会科学专业的交换生戴鸣钟和陈耀庭，学业进行相对顺利，他们最终都拿到了德国大学的博士学位。与工科学生一样，他们也抱有向西方学习的目标，陈耀庭希望能够从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得到启发，而戴鸣钟赴德研究的主要目的，则在于借鉴德国的货币制度。在他看来，德国货币学受历史学派之影响，与英美侧重分析的方法不同。德国学者的著作均侧重历史观点而窥出货币在人类社会经济中之过程及演化，因而论及其在各时代之特点与功能及适合各时代之货币制度。他希望通过对德国货币学之发展加以研究，对这种制度得到一明晰的认识，并深求其与英美货币学的异同及相互关系。“窥其若干可介绍中国”。戴鸣钟和陈耀庭分别以《在特定的所得税思考下的中国金融和税收本质》和《总督的地位和任务》为题，做了博士论文。
四、留学清华的德国学生
1935年，清华派季羡林等三人前往德国的同时，德国向清华派送了两名工程师：Klimmek和Emme。然而两个工科毕业生在清华期间没有进入工科院系学习，“拟学课目首为三民主义次则文学等类”。
1936年，德国向清华派送了四名不同专业的学生。德国远东协会的林德在给梅贻琦的信中，对四位学生做了简要介绍：“上学年，作为交换学生，我们为你们送去了两位年轻的工程师Klimmek和Emme，今年，作为中德交换学生被派出的则是一个不同的群体：Mr.Wullweber已经30岁了，是一个有前途的年轻律师，近年来，他已就各种中国法律问题发表了多篇论文，并且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中文。Mr.Hildebrandt是一位年轻的地质学家、地理学家，对于中国的地理和社会尤其感兴趣，已经掌握了颇为丰富的汉语知识。Mr.Lentrodt是一位年轻的医学生，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古代中国的传统医学。Mr.Sellmeyer是一个新闻学学生，他理想的专业研究方向为中国报纸的历史和发展。当他学成回国后，将对于中德文化交流和报业往来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年轻人是经过严格考核而被选派至中国学习的，我希望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在清华学习的时光，我希望校方当局能够为他们的学习提供充分的便利，使他们能够从各种不同的维度了解古代和当代的中国。”(16)
了解中国，为中德文化交流奠定基础，是这批留学生来华学习的首要目的。在《到中国学习的理由》一文中，Sellmeyer将其来清华大学学习的目的表述为“了解中国文化，熟悉中国方言”。Wullweber则称自1930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研究中国的法律和司法判决，其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中国的法律事务所和自治组织之中进行观察，了解中国政府在这些领域的建设工作。通过来清华学习，Wullweber希望能够在归国后为中德之间的思想交流作出初步的贡献。(17)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德双方交换生在留学目的上非常清晰的差异：德国学生来华学习目的主要是对中国感兴趣，中国学生则是对学科感兴趣。德国学生把“了解中国”作为最直接的目的，医学生Lentrodt希望通过在清华学习期间了解中医；地质学家Roft希望了解中国的经济地理；而新闻学博士生Fritz则期望对中国报业发展作一历史的了解。对于中国学生而言，他们对于所研究专业的兴趣远大于对德国的兴趣，选择赴德，是因为德国在该专业方向上的水平领先：工科生伍正诚将赴德研究水利工程的目的表述为治理中国的黄河；戴鸣钟为德国货币研究的独特思路所吸引；而即将赴哥廷根研究外国语言的季羡林的梦想：“我在哥廷根，在这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里，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18)
有这样的分别，是因为在政府的层面，德国派生留学意在扩张，而国民政府的留德规划则意在救国。同济大学工学院院长罗鲁曾提出，如果吸引某些国家的人到德国来学习和读博士学位被认为是符合我们普遍利益的，那么对中国就要用一个特殊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在今天对西方国家的文化及经济活动始终具有广阔的前景。鉴于这一观点在世界上被普遍认同，其他国家出于教育的目的，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并使中国学生到本国留学变得更加方便。(19)由此可见，德国此举正是在同其他国家争夺未来中国的市场。当然德国学术交流机构对留德学生的资助，客观上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精英人才，促进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发展。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德交换留学生的制度也宣告结束。1939年后赴德留学完全中止。受战争和政治因素影响，自1943年起，洪堡基金会中断了对中国学人的资助，直至1979年才恢复。
五、首次交换留学生制度的历史意义
实施了两届的交换生制度，不仅使德国人更多地了解了中国文化，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和社会的发展。1936年6月，梅贻琦作《五年来清华发展之概况》的报告，在“与国际学术界之沟通”部分中谈到1935年进行的第一批中德留学生交换情况：“本校自二十四年夏起，与德国大学会订立互派研究生办法。去年本校派出三人，已分在德国大学作专门研究，进行良好；德国派来学生两人，亦均到校受教。此亦学术界互惠之盛举也。”(20)不仅德国交换生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而且赴德留学的清华学生也不期然地成为了文化交流的使者。曾有学者在信中对第一届中国交换生的角色赋予了重大意义：“此次清华与德国互换研究生，可谓中德文化沟通之重要关键，而足下等又得应第一届赴德研究生之选，使命诚极重大，盖一言一动均将影响及于德人对于各国知识界之印象也。”
此前，有关中国的课题已经成为了一些德国学者的研究兴趣，而中国学生的到来则可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比如季羡林在德国的工作就推进了德国的汉学研究。哥廷根汉学研究所的哈隆教授有很深的汉学研究基础，季羡林交换期满后，曾就职于汉学研究所，据季羡林回忆，哈隆教授对于《老子》、《庄子》之类，具有很高造诣。甲骨文讲起来也头头是道，其名作《月氏考》，蜚声国际士林。汉学研究所内还收藏了很多汉文书籍。季羡林曾经替哈隆写过不少的信，给中国北平琉璃厂和隆福寺的许多旧书店，订购中国古籍。中国古籍也确实源源不断地越过千山万水，寄到研究所内。(21)据季羡林回忆，“我曾特别从国内订购虎皮宣，给这些线装书写好书签，贴在上面。结果是整架的蓝封套上都贴上了黄色小条，黄蓝相映，闪出了异样的光芒，给这个研究所增添了无量光彩。”(22)可见，中国交换生的到来对德国的汉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1946年回国后，季羡林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作为学贯中西、久享盛名的学者，他在印度古代语言、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文的语义、梵文文学等方面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洞集》、《季羡林散文集》等；译作有《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事实上，不仅是季羡林，两届赴德交换生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在回国以后成为了中国文化领域的重要人物。
学习金融学的戴鸣钟在翻译德语学术著作和我国的德语教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经将两位德国学者非常重要的著作译成中文：一是哈肯的《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另一部是吕贝尔特的《工业化史》。另外他还编写了《德语常用词组》和《大学德语》1-4册，推动了我国的德语教学工作。陈耀庭回国后任厦门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教授宪法、行政法等课程，后来相继担任过国立中正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等重要大学的教授职务。
吕凤章在学习期间就曾参与了母校的科研工作。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曾委托身在德国的吕凤章帮忙购置材料以及进行试验(23)，当时在战争期间，国内物资匮乏，实验仪器有限，吕凤章利用在德国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他本人而言，这也是专业上重要的积累。回国后，吕凤章任职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以科学研究参与我国抗战时期的国防建设。他曾参加了西南联大的三尺口径风洞设计和制造工作，另外还翻译了《飞机翼形及螺旋桨原理》，并组织编写了《英法德华航空工程名词》。航空名词的统一对我国航空工程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人采用专门名词，年来渐趋一致。惟航空工程名辞，尚无标准，诸多迥异。此非独不利于读者，亦且阻碍吾国航空事业之发展，且数十年来之航空工程，日新月异，名词一层，更多添增。同仁有鉴于斯，遂于工作之余，收集欧美最新书籍杂志中常见之航空工程名词，参考其英德法文原意，从简慎译，辑成斯册，以献国人。”(24)庄前鼎在为该书所作序言中指出：“我国工程书籍既感缺乏，而西书之已经翻译出版者，复寥若晨星。”在当时，工程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有很多阻碍。其中“最要者，厥为翻译工作进行施工成一名之采用与统一。故工程译名之编定与审定，实为提倡工程学术之先导。盖统一的工程译名，实为编译工程书籍必不可少之工具也”(25)。
中德交换留学生的制度为我国培养了精通德语的专业人才，这对于我国相关学科日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另一方面，这项制度也很好地完成了德国方面的预期目标，即了解中国的文化，为未来与中国的深入交流做好准备。不仅两批德国交换生在中国亲身了解到了中国的政治、法律、医疗、传媒等领域的实际情况，积累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而且经交换赴德的清华学生也起到了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特别是季羡林在德国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德国的汉学研究。交换留学生制度是中西高等教育领域平等往来的开端，而在这样平等的制度之下，双方在学术和文化上实现了真正深入的理解。
注释：
①田龄.德国占领青岛时期的文化政策及其实施[J].史学月刊，2007，(9)
②李乐曾.德国对华政策中的同济大学(1907-1941)[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105.
③同上，251.
④李乐曾.德国对华政策中的同济大学(1907-1941)[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192.
⑤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卷二上)[Z].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8
⑥李乐曾.德国对华政策中的同济大学(1907-1941)[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104.
⑦同上，105-106.
⑧清华大学档案.1-2：1-79.2.
⑨清华大学档案.1-2：1-7.259-261.
⑩清华大学档案.1-2：1-79.⒌
(11)清华大学档案.1-2：1-6.15.
(12)季羡林.留德十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1.
(13)茆贵鸣.乔冠华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14)袁同礼."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1907-1962",Chinese Culture Quarterly,1963.
(15)清华大学档案.1-2.1-005.
(16)清华大学档案.1-2.1-79.7-9.
(17)清华大学档案.1-2.1-79.23.
(18)季羡林.留德十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1.
(19)李乐曾.德国对华政策中的同济大学(1907-1941)[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191-192.
(20)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Z].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21)季羡林.留德十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1.
(22)同上，11.
(23)清华大学档案.1-2.1-79.23.
(24)国立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英法德华航空工程名词[Z].北京：中国机械工程学会，1940.
(2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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