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 ”的阳明解读
方志远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王学“三大要”之一。对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历来有各种解读，精微细致的阐释固多，望文生义的误读也不少。王阳明自己，也有一个由“费却多少辞说”到“洞见全体”的过程。其要有四：一、“知行合一”重在“行”，真知即是行，不行不为知。二、“知”既是对事物的认知，更是“良知”，此乃“知行合一”的灵魂。三、所谓“知行合一”，实即“致良知”，为阳明一生之“精神”。四、王阳明学说的传播，决非只是靠讲学、辩驳，王阳明是以自己的“践之以身”，向世人解读，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
关键词 ：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王学“三大要”之一。首先提出“三大要”概念的是阳明弟子黄绾。
ZOU Chao, ZHOU Xiao-ping, YUE Zhi-jian, HUANG Qing-hai, ZHAO Rui, WANG Lai-xing, LIU Jian-min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公元1529年1月9日)，王阳明在江西大庾(今大余)水次病逝。当时的明朝通过“廷议”，对王阳明做了“盖棺定论”：
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名，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与，则著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或流于清谈；庸鄙者借其虚声，遂敢于放肆。传习转讹，悖谬日甚……若夫剿[灭]輋贼、擒除逆濠，据事论功，诚有可录……今宜免夺封爵，以彰国家之大信；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1](卷98，嘉靖八年二月甲戌，p2299)
“廷议”有保留地肯定王阳明的“事功”，全盘否定王阳明的“学说”，直指为“邪说”，从而引起阳明弟子及所有推崇、同情王阳明及王学的人们的不满。时任南京礼部右侍郎的阳明弟子黄绾抗疏，力陈王阳明“四大功”，特别是王学“三大要”：致良知、亲民、知行合一。其于“知行合一”云：“‘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盖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只一事也。守仁发此，欲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为学也。[2](卷35《年谱三》,p1326)
根据王阳明生前的阐释，黄绾认为：第一，“知行合一”是对“先民”即儒家经典的继承，并非刻意标新、空穴来风；第二，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乃是倡导人们言行一致、为学须落实处。黄绾的解读，可以说符合“知行合一”的大旨，但并未揭示“知行合一”的精要。[注] 所有研究王阳明“心学”的作品，均绕不开“知行合一”。当代学者著作，如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方尔加《王阳明心学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陈来《宋明理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吴光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等，均有讨论。上述各家，以张立文、方尔加对“知行合一”的解读最优，但方尔加说王阳明晚年少说“知行合一”而代之以“致良知”，是因为“知行合一”难以理解，此说固是，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王阳明越来越看重“知行合一”之“知”为“良知”，所以，“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实为一体，但为了强调“良知”，故多说“致良知”而少提“知行合一”。陈鼓应等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始自罗钦顺、王廷相，包括阳明弟子黄绾、王艮皆在列，却把王阳明排斥在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乃是将“知行合一”“致良知”“亲民”等皆视为“空疏之学”。
一、真知在行，不行不知
“知行合一”的提出，阳明弟子钱德洪等编撰的《阳明年谱》系于正德四年(1509)：“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岁，在贵阳……始论‘知行合一’。”[2](卷33《年谱一》，p1229)在为王阳明《文录》刊刻作序时，钱德洪提出“王学”发展三个阶段。但第一阶段，并非人们熟知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而是“知行合一”：“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2](卷41《刻文录叙说》，p1574)《阳明年谱》关于“知行合一”在贵阳、龙场的“始论”，来自王阳明自己的回顾：
吾居龙场时，夷人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中土亡命之流。与论“知行”之说，更无抽格。久之，并夷人亦欣欣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反多纷纷同异，拍格不入。学问最怕有意见的人……反不曾读书的人，更容易与他说得。[2](卷32《传习录拾遗》，p1172)
虽然如钱德洪所说，“知行合一”是王阳明“龙场悟道”寻求到通向“圣人之道”大门钥匙之后，[注]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0《姚江学案·文成王阳明先生守仁传》称：“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在黄宗羲看来，“龙场悟道”，是始得其“门”，而非始得其“道”。(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0页) 所体悟到的第一个“道”。但是，王阳明在贵阳、龙场期间，是如何与“中土亡命之流”及“夷人”解说，并没有留下相关的文字。离开龙场之后，王阳明是否在江西为庐陵县知县时、在北京大兴隆寺与湛若水等人相与讲学时，与友人交流过“知行合一”，也没有见到记载。但可以断定的是，在这个期间，王阳明自己并没有真正理清“知行合一”的指向。所以即便与人交流时，也不但每每“费却多少辞说”，而且时时不能自圆其说。“知行合一”和王阳明的其他学说一样，需要在回应人们种种质疑的过程中、在批评朱熹“格物致知”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自身的仕途磨砺及内心体悟过程中，才逐渐清晰起来。
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解读，首先见于和弟子特别是“首徒”徐爱等人的讨论。徐爱是王阳明的妹夫，也是王阳明接纳的第一批三位弟子中的一位。正德三年春，王阳明从家乡余姚前往贵州龙场，生死不知、前程未卜，徐爱和另外两位青年执意拜师，令王阳明感动不已。但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天各一方，徐爱对王阳明的思想，其实谈不上有真正的了解，王阳明自己的学术体系，也正在形成之中。直到正德八年春，王阳明赴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徐爱来京接受考核之后升任南京工部员外郎，师徒二人同舟南下，往余姚省亲，后在滁州特别在南京，时时相聚，这才真正开始了学术上的交流，交流的主要内容有二，一为“亲民”，二为“知行合一”。[注] 王阳明、徐爱关于“亲民”的交流，另见拙稿《“亲民”之阳明解读》(待刊)。
徐爱虽然是阳明弟子，却并非“中土亡命之流”，而是接受了程朱学说的“有意见之人”，受“格物致知”影响甚深，所以对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十分不解。经与黄绾、顾应祥等人反复讨论，仍然不得要领，只得向王阳明请教。
王阳明与学生讨论学术，从来都是用“举例子”的方法，这次也让徐爱举例子。徐爱举了一个贴近生活的例子：人人知道对父亲应该“孝”、对兄长应该“悌”，但并非人人做得到。知道孝、知道悌，这是“知”；践行“孝”、践行“悌”，这是“行”。知孝悌却不行孝悌，大有人在，可见知、行是两件事。徐爱不仅仅表达了自己和黄绾、顾应祥等人的看法，也是所有对“知行合一”持怀疑态度人们的共同看法：知是知，行是行，无疑为两件事。
对于徐爱们的质疑，王阳明断然回答：“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2](卷1《传习录上》，p4)但是，第一，何为“知行的本体”？王阳明没有做出解释，或许感觉到这个“本体”，却还“点不出”这个本体。第二，“未有知而不行”的结论，超出人们的常规认识，有以势压人之嫌。[注] 《明史》卷282《儒林传·崔铣传》称曾经的挚友崔铣后来称王阳明为“霸儒”，并非没有道理。(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255页) 第三，即使如王阳明所说，知、行本为一体，但既被“私欲”隔断，毕竟已是一分为二。
徐爱举的例子，出自《孟子·尽心》。王阳明另举了《大学》中“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作为例证：“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王阳明的例子，显然和徐爱的例子不在一个层面。徐爱说的是理念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符合人们对“知”与“行”的理解；王阳明说的是人体器官对事物的自然反应，并非人们认同的“知”与“行”的关系。王阳明是将孟子所说的“良能”与“良知”、将“本能”与“知行”混为一谈。[注] 《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认为，良能、良知是与生俱来的，是不待学而知、不待虑而知的。但良能是人体器官的功能，如手能握、足能行、目能视、耳能闻等；良知则是人们的本能认知，如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等。二者是有区别的。 或许自己感觉例子的不对称，所以王阳明还是回到徐爱关于孝悌的问题：“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这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用“已行”判断“已知”，虽然不错，却并不能说明“未行”便是“未知”。
有学生对“心即理”不理解，王阳明告诉学生：“此心在物则为理。”[2](卷3《传习录下》,p121)当你的心在此物之上，此物便在你的心中，物之“理”便与你的“心”融为一体，所以“心即理”。“心”之“本体”，便是“知行合一”的“知”，即“良知”；处处用心，用心观察、用心分析、用心体验、用心行事、不违本心，便是“知行合一”的“行”，即“致良知”之“致”。对于“致良知”，对于“知行合一”，王阳明又称其为“致知格物”，由内而及外，以区别“格物致知”。
可见，王阳明说“出与士夫言，反多纷纷同异”，并非别人都是“有意见的人”，而是王阳明自己也没有理清。但是，正是在与学生的讨论中，王阳明的一个指向日渐明确，即强调“行”的重要性：“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这一思想，在和顾璘讨论中取得了突破。[注] 顾璘《顾华玉集》收录了两篇和王阳明诗：《宣风馆题壁和王大伯安》《天直寺访薛尚谦(侃)因怀伯安王尚书》，王阳明为南京鸿胪寺卿时，顾璘有《与王伯安鸿胪》，可见二人之间的感悟。
顾璘少时与刘麟、徐祯卿并称“江东三才子”，长而与“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齐名，诗赋唱和。虽然比王阳明小四岁，顾璘步入仕途却早三年。正德四年，王阳明贬谪龙场、讲学贵阳期间，顾璘是河南开封府知府。正德十年，王阳明为南京光禄卿时，顾璘是浙江左布政使。相比于弟子徐爱等人，顾璘代表着更为广大人群特别是士大夫人群。正是在和顾璘等人平等而非居高临下的讨论中，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精义”开始清晰起来。
在给顾璘的书信中，王阳明对“知行合一”进行了最为简洁的解读：“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这个解读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将“知行合一”的重点，定位在“行”字上；第二，将“知”区分为真知与假知，如果是“真知”，那就必定有“行”了，否则就不是“真知”而是“假知”。
但是，对于王阳明的这种解读，顾璘仍然以《礼记·中庸》为依据，提出质疑：如果没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知”，怎么可能有“笃行”的“行”？难道未及“行”，则学、问、思、辨就算不得是“真知”？这个质疑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在人们的理解中，学、问、思、辨无疑属“知”。王阳明则认为，学、问、思、辨皆为“行”，以“学”为例：
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2](卷2《传习录中》，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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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王阳明强调的是“过程”，只要有“学”的过程，就已经在“行”。学既如此，问、思、辨也如此：
我是李家庄第一个在拆迁合同上签字的。尽管在签字时我的手抖了一下。为了褒奖我讲大局的精神，我作为荣誉市民第一个挑选了楼层。
在和学生、士大夫进行“知行合一”讨论的过程中，王阳明经历了人生之中的几个重大事件：为南赣巡抚，平定江西、福建、广东、湖南边境地区的民变；置九族之祸而不顾，平定了筹划十多年之久的宁王宸濠的兵变；一身系全局，应对来自皇帝、佞幸及各方面的猜忌，减少江西及江南遭受新的罹难。[注] 这些事件，参见拙稿《王阳明史事三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在经历这几个事件之后，一个王阳明自称从龙场开始就一直在思考的命题终于被“点出”，这个命题，就是“良知”：
王阳明指出：其一，学、问、思、辨、行，本为一体，是一个事物的全过程。从阶段性看，它们是“五”，但从整体上看，它们是“一”，这才是“心理合一之体、知行并进之功”。其二，学、问、思、辨的过程本身，就是“行”。如果把学、问、思、辨视为“知”，是“穷天下之理”，“穷理”之后再为“行”，这就是大错而特错。难道天下有不行而能够“穷”之“理”吗？如果认为知、行分离，要先知了，然后能行，则可能终身不知，遂终身不行。因为没有不“行”而能“知”、而能“穷理”者。所以王阳明认为，这不是小问题，不是小病，“知行合一”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针对这个病而开具的药方。[注]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1《传习录上》：“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
二、知从心出，是为良知
尽管如此，顾璘还是有担心：“若真谓行即是知，恐其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必有暗而不达之处。”这也是徐爱和一切熟悉朱熹“格物致知”学说的人们的担心。但顾璘提出这个担心时，把王阳明所说的“真知即所以为行”变换成“行即是知”，这就有可能把“不行不足谓之知”引向谬误，王阳明也从来没有关于“行即是知”论说，他强调的是“不行不知”。但是，王阳明没有在意顾璘对概念的变换，他认为需要将“知行合一”建立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上，来解除人们的疑虑，所以提出宋儒陆九渊的“心即理”[注] 陆九渊《象山集》卷2《与吴宪仲二》：“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故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所贵乎学者为其欲、穷此理、尽此心也。” ，作为“知行合一”的理论依据：“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同时，通过对朱熹“格物致知”的批评指出，人们所以会“遂遗物理”“暗而不达”，正是将心与理、知与行一分为二的结果：
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2](卷2《传习录中》,p42-43)
如果承认“心”为天地万物的主宰，承认“心”与“理”之不可分离，就应该承认“知行合一”。学者之“专求于心”、“遂遗物理”，乃是被朱熹心、理为二的说教引入了歧途。
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问既审矣，学既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以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此区区心理合一之体，知行并进之功，所以异于后世之说者，正在于是。[2](卷2《传习录中》,p46)
吾“良知”二字，自龙场已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2](卷41《刻文录叙说》，p1575)
王阳明显然认为，在和学生及士大夫们讨论“知行合一”时，所以“费却多少辞说”，也是因为“良知”二字没有点出。但是，“良知”二字出自《孟子》，并非王阳明首创。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说法，对“良知”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特别突出“是非之心”，特别强调“良知”乃“吾心之本体”，也是“知行合一”的“本体”：
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2](卷26《大学问》,p974)
2.虽然“心即理”是“知行合一”的理论基础，但在对“知行合一”的解读过程中，王阳明却在不经意间，把“心即理”解读成为“实学”、实践、行动之学。“此心在物则为理。”“心”在“物”上，“物”之“理”就在心中，“理”也自然明白，此为“心即理”。这可以说是王阳明对陆九渊“心即理”的自身体悟和直白解读，将这个解读应用在“知行合一”上，便是“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人孰无是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2](卷8《书朱守乾卷(乙酉)》，p279)
通过对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的解读，王阳明更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联为一体，认为它们和孔子的“一以贯之”一脉相承：
要清除隔绝人们知与行的“私欲”，要恢复人心中被泯灭的本体即“良知”，就必须有“致”的“功夫”。所以王阳明说：“圣学只一个功夫”，这个“功夫”，就是“致良知”。如果只有“良知”而无“致”的功夫，那还只是“讲学”先生，只有练就“致”，把“致”和“良知”融为一体，才能建功立业，才能成就大的事业。
自从提出“致良知”之后，王阳明就将其与“知行合一”融为一体：
致知之说，向与惟浚(陈九川)及崇一(欧阳德)诸友极论于江西……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谓良知也。孰无是良知乎？但不能致耳。《易》谓：“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说，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也。此知行之所以二也。[2](卷5《与陆原静二(壬午)》,p189)
在这里，王阳明明确指出，他所说的“知行合一”的“知”，实为“良知”，这是“知行合一”的真谛和灵魂；“知行合一”的“行”，为践行“良知”的过程和功夫。说到底，“知行合一”就是“致良知”。
何为“一以贯之”？一是什么、贯是什么？在王阳明看来，“一”就是“知”、是“良知”，“贯”就是“行”、是“致”；“一以贯之”者，即“致良知”“知行合一”也。
自“致良知”三字揭出之后，王阳明便将其视为自己一生学说的结晶。晚年往广西平定民变的路上，王阳明给养子正宪信中明确地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2](卷26《寄正宪男手墨》,p990)
在金登的多源流理论中，国民情绪、公共舆论、政体变化、利益集团等构成了推动政策变迁的重要政治因素。我国在政治选举、人事换届等方面有稳定运作机制，基本不受外部干扰，因此公共舆论和国民情绪成为政治流中最活跃的元素。在计划生育政策变迁过程中，新媒体工具充分调动起大众的参政热情，激发了层出不穷的舆论浪头，产生了一批网络大V、媒体名人等意见领袖，从而对政策变迁形成强大的政治推力。
夫子谓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使诚在于多学而识，则夫子胡乃谬为是说以欺子贡者邪？“一以贯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为心，则凡多识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2](卷2《传习录中》,p51)
作为汽车服务行业的技术人员，应对车辆发动机的技术状况要更为重视，并且能够熟练掌握故障的分析和解决方法，特别是发动机的软故障，把故障隐患早期发现并解决才是当今汽车维修技术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致良知”的提出，使王阳明“知行合一”与朱熹“格物致知”的区别清晰起来。第一，“格物致知”的“知”，需要处处“格”、事事“致”，所以说“尚未有下落”。而“知行合一”的“知”，就是心中的“良知”，只在自己的心中。第二，更重要的是，“格物致知”的目的在“知”，而“知行合一”的核心在“行”。知与不知，全在于行与不行。
对于王阳明“知行合一”与“心即理”、“致良知”的关系，黄宗羲看得十分清楚，所以将三事一并论列，认为阳明一生“立言”之大旨在此：
先生以圣人之学，心学也。心即理也，故于致知格物之训，不得不言“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夫以知识为知，则轻浮而不实，故必以力行为功夫。良知感应神速，无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于是。[3](卷10《姚江学案·文成王阳明先生守仁》,p181)
(5)检测噪声。启动无轨胶轮车并检测背景噪声并做下记录(控制在低于被检测车辆噪声的10 db(A)以上)。之后使胶轮车在额载情况下以额定速度行驶，利用声级计测试驾驶人员耳部位置噪声，三次测试完毕之后记录结果，求取平均数。之后进行下一个测试，将胶轮车停发在测试点40 m处，鸣笛或者鸣警铃3次，用声级计测试3次，最后求得平均值并记录。
为了加强学生的认识，王阳明用他认为最简易的方式进行表述：“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2](卷1《传习录上》，p4)但是，如何才叫“会得时”？王阳明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阐述：“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或许王阳明自己心里明白，但旁人仍然费解：“知”到什么程度是“真切笃实”？“行”到什么程度是“明觉精察”？王阳明自己说不清，学生自然也就不明白。
在揭示出“致良知”之后，王阳明自己对“知行合一”说，也表现出更加的自信，今日之反对者，就是明日之拥护者：
离衢州不远的南北群山，四十九军王铁汉部，七十四军王耀武部早已布下重兵，只等日军合围衢州，再来个南北夹击反包围，到那时，他陈颐磊的八十六军将来个中心开花，聚歼日军从华东、华北拼凑而来的十万骄兵。
“知行合一”之学，吾侪但口说耳，何尝“知行合一”邪？推寻所自，则如不肖者为罪尤重。盖在平时徒以口舌讲解，而未尝体诸其身，名浮于实，行不掩言，己未尝实致其知，而谓昔人“致知”之说未有尽……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于积习，故于吾说卒未易解。就如诸君初闻鄙说时，其间宁无非笑诋毁之者？久而释然以悟，甚至反有激为过当之论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诋之力，不为异时相信之深者乎！[2](卷5《与陆原静二(壬午)》,pp188-189)
黄河三角洲埕岛海区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是胜利油田开发的主力区块。胜利九号平台正在此地紧张施工。虽然忙得顾不上多喝一口水，但泥浆工周敬国仍认真地将含油井段的岩屑回收到专用的回收箱中。
三、尽有良知，行有担当
我们现在可以对王阳明就“知行合一”的解读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1.“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后的第一个“成果”。但是，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实为王阳明经过长期的体悟，对陆九渊“心即理”的另一种表述。“龙场悟道”之后，尽管在与学生、友人的交流中，王阳明有过“吾性自足”之类的表述，但大抵代之以“心即理”，并将其视为“知行合一”的依据。
而王阳明真正点出的，并非“良知”二字，而是加了一个“致”字，是“致良知”三字。学生朱守乾辞行返家时，王阳明题此三字相赠：“知良知”，并且特别说明：
3.“知行合一”之“知”，既是以“此心”体“万物”，是对事物的认知，更是“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除去“私欲”蒙蔽、发掘内心的“良知”，本此“良知”而“行”，即是“致良知”，便是“知行合一”。“良知”的注入，使“知行合一”与“格物致知”划清了界限。事实上，王阳明的学说，也是在“致良知”提出之后，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对包括“知行合一”在内的思想，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解读。
于是始胠其橐，得故先君子时所藏与熹后所增益者，凡数十种，虽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加标饰，因其刻石大小，施横轴，悬之壁间，坐对循行卧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筐箧卷舒把玩而后为适也。盖汉魏以前刻石制度简朴，或出奇诡，皆有可观，存之足以佐嗜古之癖，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制小者，或为横卷若书帙，亦以意所便也。盖欧阳子书一千卷，赵氏书多倍之，而予欲以此数十种者追而与之并，则诚若不可冀，然安知积之久，则不若是其富也耶！姑首是书以俟。
4.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最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解读，实是他自身的示范。
聚丙烯短纤维（廊坊永旺建材化工厂）、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P.O 42.5（中阳县桃园水泥有限公司）、外加剂为高效减水剂（万荣太兴新型建材厂）、粉煤灰为Ⅱ级粉煤灰（山西省柳林电厂）、硅粉（四川朗天资源综合有限公司）、细骨料为天然砂、粗骨料采用二级配5～20 mm、20～40 mm石子（粗细骨料均为石楼县介板沟石料厂），经检测均满足相关检验依据要求。
以“心即理”为理论依据、以“行”与“未行”作为“知”与“不知”的标准、以“良知”为“知”的真谛，“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这既是王阳明自己对“知行合一”理解的不断深入，也使“知行合一”的精义得以清晰。
但平心而论，王阳明的学说，包括“知行合一”，如果从“学理”和“学术”的角度看，其实存在种种漏洞，所以一直受到同时代和后世学者的质疑，也没有真正“战胜”或取代朱熹的学说。“知行合一”所以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更重要的王阳明以自己的“行”、以自己的“事功”，向人们展示出“知行合一”的范例，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
whereis the eigenmatrix of sensors,is the coefficient matrix of signals,
王阳明既是“学者”，更是“行者”，所以，在他那里本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在“学者”那里就是难以理解的事，这也是王阳明的学说在“士夫”中难以被接受的原因。但是，当王阳明的“行”、王阳明的“事功”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反对者、质疑者开始动摇、开始信服了。而王阳明从龙场开始，反复和人们讨论“知行合一”、反复向人们传播“知行合一”，并不仅仅是学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行动问题，他希望通过倡导“知行合一”，扭转官场及社会空谈学术、忽视实践的风气，如黄绾所说，是“欲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为学也”。
作为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嘉靖、隆庆之际的内阁首辅徐阶，对王阳明所说的“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4)团队A和团队B共同参与维修。对于每个团队，在第i次维修中负责的运行单元数量和均小于M，且每个运行单元的平均维修成本随维修数量的增加而降低。
(阳明)取《孟子》所谓“良知”合诸《大学》，以为“致良知”之说……尝语门人云：“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凡读书者以身践之，则书与我为一；以言视之，则判然二耳……自公“致良知”之说兴，士之获闻者众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践之以身否也？夫能践之以身，则于公所垂训，诵其一言而已足，参诸《传习录》而已繁；否则，虽尽读公之书无益也。[2](卷41《王文成公全书序》，p1566)
在政治家徐阶看来，“自致其良知，卓然践之以身”，才是王阳明和王学的基本特点和核心价值。否则，读尽了王阳明的书、读尽了先圣先儒的书，不身体力行，皆是“无益”。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是像王阳明那样脚踏实地、有真才实学的实干家，而不是只知坐谈立论炫耀见识、只知宽衣博带搬弄学问、只知上古三代远离现实的“腐儒”。
在患者治疗期间注意监测其血糖，将患者护理干预前以及护理干预3个月后的血糖指标水平变化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心中有良知，行为有担当”，乃是王阳明自己对“知行合一”的最好解读。
参考文献 ：
[1]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黄彰健校勘.明世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
WANG Yangming ’s Interpret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re One ”
FANG Zhiyuan
(School of History，Culture and Tourism，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Knowledge and action are on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the mind”，and known as one of the “three essential elements” of WANG’s theory.There were quite many various comments on WANG Yangming’s interpretations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re one”.Many were subtle and meticulous ones，as well as many misreading ones.For WANG Yangming himself，there is also the process from “various explanations” to “insight into the whole”，his explanations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re one” are as follows.Firstly，it focuses on “action”，the real “knowledge” is “action”；it’s not knowledge without action.Secondly，“knowledge” is not only the cognition of things，but also “conscience”，which is the soul of “action”.Thirdly，for WANG，“knowledge and action are one” is actually extension of innate knowledge，which is the “spirit” of WANG Yangming’s life.Fourthly，the spread of WANG Yangming’s theory is not based solely on his lectures and arguments；WANG interpreted to the world，through his own “actions”，what is the real meaning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re one”.
Key words ：WANG Yangming；knowledge and action are one；extension of innate knowledge
收稿日期 ：2018-10-19
作者简介 ：方志远(1950-)，男，安徽休宁人，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传统社会与江西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明史。
方志远按：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自号“阳明子”，人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被称为有明一代气节、文章、功业第一人。王阳明的“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本栏目三篇文章，指向虽然不同，但皆从“文献”出发，对王阳明及其学说进行讨论。“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心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远教授《“知行合一”的阳明解读》，梳理了王阳明本人对“知行合一”的阐释及其与“致良知”的关系，并且指出，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最具有影响力的解读，是其本人的“践之以身”。钱明教授是日本“阳明学”巨擘冈田武彦的高足，也是海内外知名的王阳明及王学研究者，《王阳明兵学著作考述》一文，辑录并解读了四种阳明兵学著作，既填补了这方面国内研究的空白，也向人们揭示了一位真正“懂兵”之阳明。李晓方教授其《明清南赣方志王阳明历史书写时空形态及其变迁》，通过对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方志中王阳明事迹、思想、影响的记载，揭示出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国家意志、社会思潮和地方社会视域下的不一样的“阳明”。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9)02-0067-07
(责任编辑 ：余小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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