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民航组织防SARS(第2阶段)工作组会议纪要一（论文文献综述）
刘怡[1]（2021）在《我国政府应急预案法律规制问题研究》文中提出
沙吾列·依玛哈孜[2]（2016）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与实践研究我国的支援边疆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的制定的政策措施,是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执政的全盘谋划和策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主要内容。它对于推进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缩小地区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能够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中国特色的治国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特殊的民族政策。因此,研究支援边疆政策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方面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整个研究过程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政治理论为指导,以多学科为角度,在边疆治理理论框架下,理清中国共产党的支援边疆政策模式,以及实施现状进行分析。并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殊区情出发,科学把握党在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的具体政策和实践,全面总结支援边疆政策在实施过程当中取得的成就及历史经验和教训,从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缘环境、历史积淀、经济发展、社会发育、文化心理、公共安全、周边安全等层面认识和理解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及针对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互动规律,为进一步坚持与完善支援政策提出一些具体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主要从建国以来的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目标体系及实施工具入手,分析支援边疆政策依托的理论和现实依据;理清中国共产党支援工作及支援边疆政策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力图揭示并较系统地概括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特点及发展规律,进一步深化中国共产党治国理论;综述支援边疆政策在实施过程当中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发挥的作用、成效、成功的经验,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特殊的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这伟大创举在整个国家的发展与稳定中做出的贡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贡献。同时,总结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影响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实施的主要因素;最后针对问题提出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的对策建议。具体内容包括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研究的目的、意义进行全方面的论证。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政策目标体系及实施工具和援助政策依据。主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的总体目标和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目标（分类目标）。分析概括了实现支持与援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目标的实施工具,即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采取的直接支援和间接支援所包含的不同政策措施。同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持与援助政策的根基进行认真剖析,以实事来进一步阐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边疆治理理论等理论基础;并较充分论证制定政策中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因素、宗教因素、贫困因素、边境因素之现实依据。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示与政策措施。主要梳理和阐述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每一个关节点或历史阶段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及政策措施。第四章为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本章主要依托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文件,并以此为支撑,对我国不同时期的支援边疆政策进行全面的概述和分析。即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与援助政策经历了逐步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在建国初期主要是通过特殊帮扶政策,初步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条件,赢得了民心,疏通了民族关系,建立了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针对边疆地区落后状况,采取经济财政等方面特别照顾和倾斜政策,加强支持和援助力度,初步建立了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为了缩小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省区的差距,继续加大中央支持和援助及对口支援相结合的政策,推动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巩固和加强了民族大团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基础。第五章为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实践的成效。本章主要结合国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大量实际数据来阐明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实践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边疆支援政策的实效性由于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社会历史环境、民族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和发展基础的薄弱性、国际环境及周边环境的复杂性等而受到的影响的因素进行客观分析。第六章为完善中国共产党支持与援助边疆政策的对策建议。这一部分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持和援助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制约因素,提出完善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的对策建议。即保持支援边疆政策的连续性;提升支援边疆政策的系统性;提高支援边疆政策的科学性;加强支援边疆政策的可操作性;强化支援边疆政策的针对性;提高支援边疆政策的执行效果。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体现在改善边疆少数民族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上。支持和援助边疆地区正是提升边疆各族人民幸福指数、推动边疆地区发展和繁荣提出的重大措施之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要逐步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能力不足、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薄弱、民族宗教问题复杂、组织管理框架不理想、国际环境及周边环境复杂等种种制约因素,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总之,本文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梳理和数据分析,积极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史”的发展脉络,依托政策、文件,认真梳理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所采取的支持与援助政策,并更加细化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时间段划分和政策内容,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连续的支援边疆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并阐明其对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带来的效应和存在的问题,为未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提供更加良好的政策环境,提出了针对性较强的见解及意见。
汪浩然[3]（2016）在《惠州市海上搜救应急力量联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是海洋大国,随着我国海洋战略的变化,海上活动将日益频繁,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海上险情事故,海上交通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应对海上突发事件工作日趋繁重。海上应急工作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公益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政府公信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海上突发事件具有险情多样化、复杂化,实施救助难度大、成本高,救助要求时效性强、敏感性强,遇险对象复杂（包括涉外性、甚至国际性）等特点,如果处理不好容易演变成重特大安全事故,从而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和信誉,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严重的还会造成国际负面影响。加强海上应急工作,是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体现,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各级海上搜救中心,肩负着维护海上交通安全、救助水上人命的重要使命。深入研究我国当前海上应急救助体系和海上应急能力,有利于提高我国海上应急救援能力,提高国际形象。本文通过对惠州市海上应急搜救联动现状的分析,在肯定惠州市在海上应急搜救联动工作中取得成绩的同时,针对当前惠州市在海上应急搜救联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海上搜救法律、法规还有待进一步健全;海上搜救法律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海上搜救机制难以有效发挥;海上应急搜救活动缺少合作框架等,运用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研究方法,比较分析美国、日本等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海上安全管理和海上搜救体制机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海上应急的成功经验,对惠州市在海上应急搜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解决惠州市在应对辖区海上应急救援联动中存在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实现增强相关职能部门在海上应急搜救工作的公共服务能力,完善海上搜救应急协调机制;明确地方政府在海上应急救援中的职责和地位,实现政府在海上应急工作中发挥的主导作用;在政府主导的框架下,加强国际或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大力推动海上应急救助立体化建设,建立海上应急管理整体联动机制,提高海上搜救应急处置能力。
陈世栋[4]（2014）在《废墟上的契机：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8年5月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给四川、陕西、甘肃部分地区造成了强烈的破坏。在国家力量的主导下,我国政府以举国之力推动了灾区的灾后恢复重建。限时三年的灾后重建运动,一方面迅速积聚了大量投资和建设项目改善了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生产设施体系,另一方面也整合了工业化、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国家主导灾后重建与发展型灾后重建成为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突出特征,这也标志着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灾害应对机制,即以国家推动的发展应对灾害。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发展时代的中国灾害应对模式进行了描述与分析。首先,灾后恢复重建运动是一个多元进程。它起始于国家层面的重建规划,并在地方政府层面以项目建设的方式推进实施,而在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层面则主要呈现为征地拆迁。从内容来看,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并不限于片段的灾害毁损的恢复,而是关涉更宽泛的发展进程：经济增长刺激、产业结构调整、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管理改革等等。其次,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运动导致了受灾地区乡村社会剧烈的社会变迁,这种影响甚至超过地震灾害影响本身。由于重建规划赋予的不同定位以及分类重建措施的实施,受灾地区的村庄或被消失或被改造,村庄人口在享受更多现代化便利的同时,也被更牢固地锁入生产-消费社会体系之中。维系乡村共同体的社会关系也在灾后重建运动中受到国家资源输入的瓦解,而被重新组合为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纳入国家的管控体系。再次,灾后重建运动的推进依赖于强盛国家的资源动员、突生机制运作以及消解抗争等能力。这些能力通过对灾害话语和灾害应对实践的叙事构建,将灾后重建与发展元叙事绑缚在一起,支撑了国家主导的发展型灾后重建的合法性。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运动所呈现的样态正是发展时代灾害应对的一个深刻案例。无论是将其归置于中国的发展背景还是全球灾害应对实践中进行延展审视,都可以发现,继贫困、环境之后,灾害应对已经成为发展机器的另一个边疆。在其拓殖进程中,同样形成了国家力量与商品化的力量对受灾乡村地区的双重霸权。因此,从后发展研究的视野去重新审视灾害应对实践,重建社会或许应该成为消解国家力量与商品化的力量双重霸权的矫正之路。
李爱勇[5]（2014）在《1950～1980年的上海私有住房 ——城市中的意识形态、私房权利和住房空间》文中指出目前,学术界只有极少数历史学者和法律学者研究上海私有住房,且其研究内容主要限于私房改造及其遗留的经租房问题。1950～1980年的上海私有住房在相关主体的作用下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过程,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阶段：从建国初期至1960年代初自住性私有住房的建设,从1956年初至文化大革命前出租性私有住房的改造,文化大革命时期私有住房受到的大规模冲击,从1978年拨乱反正至今对私有住房遗留问题的落实等。为了挖掘普通民众的经济潜力,上海市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和程度上支持或规范自住性私有住房的建设。但是自建公助和零星自建等自住性私有住房的建设,都反映出上海正试图建立公有住房体系,而非发展私有住房。因为自建公助挤占了公有住房的资源,零星自建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城市规划,上海市政府将自建公助住房分配成了公房,并严格限制零星自建。为了伸张私房所有权或居住权,些职工和居民,与上海市政府产生了一定冲突。它反映了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在理论和现实间的差距,以及居民自主解决住房困难和政府规划建设城市的分歧。对于出租性私有住房,上海市政府无论是保护私有房屋还是限制私房租金,都是为了保障民众租住而非私房产权本身。在1956年开始的公私合营、国家经租和补改造中,上海市政府和普通民众进行或支持私房改造分别是从意识形态和实际权利出发的。私房房主试图通过各种方式维护既有的私房权利,但仍逐渐失去了对房屋的处分权、部分收益权。上海市政府也曾试图处理好租赁关系与权能利益,合理利润与投机剥削,以及群众动员与房主自愿等矛盾。但是,普通民众的盲目合营和私房房主的逃避改造使私房政策逐步倾向于快速改造。从历史发展看,私房改造存在一定的失误和不足；从法律角度看,它忽视了私房的权能利益。但从政治角度看,私房改造存在一种必然要解决的合法性问题,因而也具有了相应的合理性。文革时期,少量的出租性私有住房和面积较大的自住性私有住房都受到了冲击。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私房房主所在的机关单位和房地局的造反派先后成为三次抢房风的主力。普通民众和私房房主对这种改变私房所有权的强烈冲击进行了一定的抵制,但私有住房还是失去了曾经对上海住房的影响力。三支两军、住房分配和归还财物,在维持住房秩序并重建新形象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进一步造成了私有住房的复杂问题。公有住房在1979年达到了顶峰,拥有在上海住房中的绝对优势,是以冲击私有住房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为代价的。文革产、私改房、经租房等历史遗留问题都是其直接或间接的后果。从1978年拨乱反正至今,文革产、私改房、经租房等问题的落实是为了重建社会主义法制、恢复党和政府的信誉,而非通过法律解决私房权属这一核心问题。在1992年文革产、错改房都得到了基本落实后,关乎私房改造重大问题的经租房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因为私房落实要与总的政治原则相一致,上海市政府始终坚持维护私房改造成果,认为符合政策并纳入改造的私房“一律属于国家所有”；经租房房主则坚持,私房改造终止于文革取消定租,没有补领定租的经租房,其私有权并没有完成转变。经济发展和落政房源等客观条件影响了私房落政的时间,各方的认识分歧等主观因素则关乎落政私房的重塑及相关法治建设等问题。经租房是政府与民众共同参与的产物,其解决也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总而言之,1950～1980年上海私有住房的历史,既是以前历史的延伸,又是以后历史发展的基础。期间,上海私有住房的所有权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私有住房的权利是相关各方面临的中心问题,也是各方参与历史活动的根本。作为最主要、最切身的感受体,私有住房让普通民众和私房房主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体验。坚持社会主义和维护私房改造成果等意识形态需要,对上海市政府的政策制定有着重要影响。新中国的成立不是上海私有住房新旧历史的分水岭,文革结束也不是原有私房的春天。政府与私房房主仍需就经租房的落实达成一种契约关系,在尊重政策的情况下,按照《物权法》解决商品住房问题的模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私房遗留问题。
崔海伟[6]（2013）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初步实施研究（1992-2002年）》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优美的生态环境和更高水平的生活质量成为中国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体现出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高速经济增长所付出的巨大生态代价的高度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追求科学发展已变成中央、地方和广大中国人民的共识。中共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指导思想为实现这一诉求提供了坚强保障。然而，正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各种利益相互交织，彼此博弈，给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带来了巨大挑战。以牺牲生态为代价追求发展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环境的污染等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不满。近年来，因为此等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直接影响到了中共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不断动摇着中共的群众基础。由此可见，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科学地领导国家发展是一个关系中共执政地位是否巩固的重要课题。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确立一个重大决策，体现了一个中共关于发展问题的新理念和新思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到初步实施的整个过程全面反应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正视本国国情，运用战略思维制定和推进国家发展战略。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了解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的理论资源和实践资源，把握中共制定战略的决策历程和采取地措施；另一方面尽可能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前十年的成就和问题；再就是，通过对这一战略的梳理和分析，试图为长期执政的中共如何科学地领导发展，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提供历史借鉴。从中共党史上看，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初步实施（1992-2002年）全面体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观。就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而言，这十年是战略长期推进中的一个初始阶段。2002年，朱镕基在南非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关于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报告全面回顾了十年的大体状况。这两个方面都强烈地体现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尽可能全面地而又详尽地获取这十年间有关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的历史资料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查阅档案、文献、报纸等各种资料，理清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线索，并进行分析和总结，力图得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中共制定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体现出国内外各种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中共对发展问题长期探索的理论成果。系统地阐述这些内容同样需要各种史料的支撑。因此，查阅历史资料并进行史料的分析成为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方法。可持续发展理念最初发端于西方对人类社会生态危机的反思，西方学者的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制定和实施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过程中，中共和中国政府注意借鉴西方关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成果。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就是一个中外专家共同参与制定的过程。战略实施注意利用世界各国的资金、先进技术以及成功经验。要正确地分析这些问题，“古今中外”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此外，作为一篇党史论文，本文还试图运用战略学的分析框架，注意从战略预判、战略形成、战略实施、战略评估几个维度进行剖析。本文的写作可以说是历史学和战略学研究方法交叉运用的一次尝试。总结该课题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背景，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二是比较全面地回顾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实施过程，并作出较为客观地评估。三是提出中共科学地制定和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应考虑的几个维度。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已有六十余载。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和初步实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旅途。这段旅途因为其特有的内涵、长远地战略立意以及现实的影响力必将越来越得到人民的关切。它曾经也将会继续全方位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梦想虽然遥远，但我们已在路上。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实现“美丽中国”的必经之路。这并非是一次普通的回顾，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李瑶[7]（2012）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由突发环境事件的频繁发生而带来的环境灾害正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突发环境事件带来的深刻影响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在直接或者间接的公众的人身、财产的利益损害和社会秩序的破坏,而突发环境事件导致的环境损害以及突发事件发生后的生物救援和环境修复问题却少有人问津。但是,环境损害所损害的环境体现的是公众的环境利益。环境利益尽管没有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那么直观和可衡量,但是这种利益是比人身、财产利益更为重要的一种利益,是人类一切利益存在的基础和源泉。加强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的制度建设,完善我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立法,是应该引起环境学者关注的重大事件,是值得环境法学界引起重视的重大事件。在突发环境事件中,政府应当负有主要应对责任,在应对中起主导作用。一方面因为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者,责无旁贷的应当担负起环境保护的主要责任；另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公共资源,能够较为有效的集中力量全力以赴的应对危机。除此之外,社会公众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对于有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也是必不可少。非政府组织在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上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按照突发环境事件的发展阶段,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可以分为三大阶段,即突发环境事件的预防阶段、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处置阶段和突发环境事件的事后恢复阶段。在预防阶段,主要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制度、预防措施制度、应急准备制度、监测和预警制度等；在应对处置阶段主要是应急处置与监测、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结束等；在事后恢复阶段主要是突发事件发生之后所受影响地区的环境监测与评估制度以及生物救援、环境恢复制度。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保障,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机制难以有效的发挥作用。而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无法有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实现保护环境的真正意义,因此在理论上存在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立法必要性。在实践中,突发环境事件的案例比比皆是,以国内渤海湾溢油事件和国外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对比研究为基础,可以得出实践中的存在的种种问题,因而从实践的角度论证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立法的必要性。在我国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精神倡导之下,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进行立法也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就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法得法律属性而言,应该是一个交叉性的法律,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它不仅是《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特别法,而且也是有关环境保护法律的特别法。这就注定了它既有环境法的实质,又必须借助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手段。诚然,我国有《突发事件应对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和现有的突发事件管理体系就可以包揽一切问题,事实上,对于突发环境事件所造成的环境损害,现有的应急机制是无法涵盖的。现有的应急法律中,并没有把有环境意义上“突发环境事件”纳入进去。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只要有了突发环境事件的立法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突发环境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就决定了还需要科技技术的支持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需要与其他法律法规相互对应。事实上,有效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本身对于实现环境保护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现有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是帮助实现其目的的桥梁。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法的基本原则应包括：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政府主导和公众参与原则；统一领导和综合应对原则以及国际合作原则。为了能够有效地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法应当规定一些必要的基本法律制度。如应急预案制度、预警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应急保障制度、生态评估和调查制度、生物救援和环境修复制度等。这些基本制度使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法的核心内容,是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法的目的和原则的体现与具体化。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先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辨析、做出了更科学界定并分析了“突发环境事件”对于“一般突发事件”的特殊性质。第二,论证了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一般要求,包括参与主体的政府环境责任和公众的参与机制,以及按照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而相应的设置应对机制。第三,在此基础上,分别从法理和实际案例两个角度分别论证了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立法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并探讨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法的法律定位、原则和主要制度的构建。
阮光册[8]（2012）在《贸易便利化背景下海关应对非传统安全的策略》文中认为贸易便利化和贸易安全是一对矛盾,平衡它们的关系是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的关键,世界各国及众多国际组织均对贸易便利和安全给予高度的重视。海关作为国家贸易监管的行政机构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承担着维护国家对外贸易安全的责任,在维护贸易便利确保安全方面应履行更多的职责。9.11后,国际反恐形势严峻,随着近几年我国进出口贸易逐年递增,贸易安全也成为我国海关关注的重点。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征税、监管、统计、缉私是我国海关的主要工作职能,但也面临恐怖主义（“藏独”、“疆独”、“东突”等分裂分子）、打击走私、环境保护、文化安全（侵犯知识产权）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由于全球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种安全问题会由一个国家或地区外溢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因此我国海关也应该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所带来的威胁。本文以贸易便利化为背景,探讨海关应对非传统安全的策略,分析并寻找贸易便利和安全的平衡点。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探讨了贸易便利化发展过程以及贸易安全的问题,介绍了贸易便利化的概念、由来以及同贸易自由化的关系。以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探讨了贸易便利化的理论基础,从自由贸易理论、相互依存论和新自由主义、交易成本理论、关税同盟理论和新区域主义理论等多个理论中分析贸易便利化的理论根源。作者介绍各国际组织和区域联盟在推进贸易便利化进程中所作的努力,及分析便利和安全的关系。论文第二章探讨了我国海关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分析国际海关组织在平衡贸易安全与贸易便利关系中所作的努力,同时指出我国海关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应对策略的不足；本文的第三、四、五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在这三章中探讨了我国海关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基本策略：即承担非传统职能、强化国际合作、建立风险式管理模式。这部分是本文的重点,通过理论阐述、实证研究、案例分析,提出海关应该（1）改变传统职能,接受新的挑战,承担起应对非传统安全的职能。（2）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各国共同面对非传统安全这样一个带有全球性特征的问题,通过国家合作解决、处理海关事务。（3）海关风险式管理是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必然选择,降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需要海关能够及时、准确的预见和发现各种安全问题,并能够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以及应对策略。最后笔者认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海关需要承担起反恐、环境保护等多种非传统职能,确保边境口岸的安全；此外,依靠国际合作,在多边、双边、区域机制下实现共同安全；最后,在贸易量不断增加而人力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实施风险式通关模式,增强海关有效监管的能力,确保贸易安全。
毛星[9]（2012）在《城市公共交通危机管理研究 ——以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为例》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公共交通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公共交通系统作为城市的“动脉”,它的稳定运行和健康可持续发展直接影响到城市其他各系统功能的发挥。综观国内外城市公共交通领域,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公共交通危机管理,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和谐、稳定与发展,也是确保公交安全正常运转的关键措施之一。本文以“6.5”公交车燃烧事件为切入点,分析公交领域危机事件的诱因及特点,城市公交危机管理的定义及重要性,借鉴了国内外相关领域危机事件处置的经验,吸取了相关行业危机处置的教训,提出了建立相对完善的城市公共交通危机管理机制。所提出的建议针对城市公共交通的快速发展具有特定理论指导意义和较强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弥补了危机管理的薄弱环节,完善了我国城市公交危机管理的方法和体系,提升了公交企业危机管理能力。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写作思路,采用了文献参考法、案例分析法、比较法、归纳法,将城市公交运营中突发性事件（包括意外事件、安全事故、服务纠纷）作为研究对象,从成都公交集团入手,以“6.5”公交车燃烧事件为例。首先分析此次事件暴露出的问题,以及成都危机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然后借鉴了国内外相关领域危机事件的处置办法,并考虑了危机管理中的难点及管理思路；最后提出了操作性较强的城市公共交通危机管理机制构建：包括预警管理、应急管理、善后恢复及信息沟通管理,使危机管理的实践层面上更周密、更专业,以提高危机管理水平、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和公共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韩颖[10]（2011）在《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了其发展演变的深刻历史背景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按照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阶段性,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救灾捐赠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时期: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时期（1979-1988年）、救灾捐赠的改革探索时期（1989-1999年）和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时期（2000年以来）。本文由导论、正文（四章）和结束语（第五章）组成。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本课题的选题意义、相关核心概念、研究现状、主要研究方法、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以及论文的基本框架结构。第一章,1949-1978年中国救灾捐赠工作回顾。通过已掌握的材料,对1949-1978年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情况,以及党和政府开展的救灾捐赠活动进行归纳梳理,总结1949-1978年间中国救灾捐赠的特点。第二章,1979-1988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笔者认为,这一阶段救灾捐赠还处于初步恢复和摸索阶段,“左”的思想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依然存在。一方面,党和政府对救灾工作进行恢复、调整,开始尝试恢复国内救灾捐赠工作,但救灾捐赠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开始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在救灾外援的接收、入境、运输、检验检疫、发放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些固定做法和规定,但对救灾外援的态度还比较保守、谨慎、出现犹豫反复,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将灾情、救灾和接受救灾外援与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混在一起考虑,还不够开放、理性和务实。第三章,1989-1999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探索和改革。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体制的转轨,救灾捐赠开始真正步入改革探索阶段。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的成立、减灾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救灾工作实行分级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民政部开始初步探索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和救灾对口支援模式,并逐步规范、完善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和制度规定,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标志着国家以法律形式对扶贫济困捐赠行为的肯定、保护、规范和鼓励,为救灾捐赠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奠定了救灾捐赠工作法制化的基础。第四章,2000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主要介绍了2000年后中国救灾捐赠在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国际救灾援助以及立法工作等方面的建设和发展。笔者认为,经历了2003年防治“非典”、2008年初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5?12”汶川特大地震、2010年“4·14”玉树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灾害等救灾捐赠实践,经常性社会捐助、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国际救灾援助及立法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救灾捐赠在组织、发动、接收、运输、分配、统计、信息公开、监督等环节的具体操作流程逐步规范、完善,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规范的运行模式,逐步确立了“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各方协作”的救灾捐赠工作机制。结束语（第五章）,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述评。分析了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取得的重大进展及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改革发展的经验启示。在对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考察过程中,本文着重对该课题研究的几个薄弱环节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系统考察了中国在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经常性社会捐助、救灾对口支援、救灾捐赠激励和救灾捐赠立法等问题上的政策变化及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并总结其经验教训。
二、国际民航组织防SARS(第2阶段)工作组会议纪要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际民航组织防SARS(第2阶段)工作组会议纪要一（论文提纲范文）
（2）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框架及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论文预期创新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目标体系及其实现和支援政策依据 |
| 2.1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目标体系 |
| 2.1.1 总体目标 |
| 2.1.2 具体目标 |
| 2.2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的实施工具 |
| 2.3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的理论依据 |
| 2.3.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2.3.2 中国特色民族理论 |
| 2.3.3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
| 2.3.4 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 |
| 2.4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的现实依据 |
| 2.4.1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特殊 |
| 2.4.2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环境复杂 |
| 2.4.3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国际背景特殊 |
| 2.4.4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位置重要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指示与政策措施 |
| 3.1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指示与政策措施 |
| 3.2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指示与政策措施 |
| 3.3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指示与政策措施 |
| 3.4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指示与政策措施 |
| 3.5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指示与政策措施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
| 4.1 建国初期形成“特殊帮扶措施”为重点的扶持政策（1949-1957） |
| 4.1.1 我国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的民族政策根基 |
| 4.1.2 民族政策的宣传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扶持政策 |
| 4.2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时期形成和发展“照顾与倾斜政策”为重点的帮扶政策（1957——1978） |
| 4.3 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末形成和发展国家帮助为主对口支援为辅的“互援互助”支援政策 (1978-2000) |
| 4.3.1 财政支援政策 |
| 4.3.2 对口支援政策 |
| 4.3.3 扶贫开发政策 |
| 4.3.4 扶持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政策 |
| 4.3.5 民族教育文化及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照顾政策 |
| 4.4 二十一世纪以来形成和发展“加大扶贫开发支持力度”为重点的支援政策 （2000年至今） |
| 4.4.1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
| 4.4.2 实施兴边富民行动 |
| 4.4.3 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政策 |
| 4.4.4 全方位的对口支援政策 |
| 4.4.5 牧区建设扶持政策 |
| 4.4.6 扶贫开发推进政策 |
| 4.4.7 进一步发展民族教育文化及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照顾政策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实践的成效 |
| 5.1 中国共产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实践的成效 |
| 5.1.1 财政支援政策实践的成效 |
| 5.1.2 智力支援政策实践的成效 |
| 5.1.3 项目支援政策实践的成效 |
| 5.1.4 产业支援政策实践的成效 |
| 5.2 中国共产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实效性的制约因素及其原因分析 |
| 5.2.1 区域经济发展能力不足及其原因 |
| 5.2.2 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薄弱及其原因 |
| 5.2.3 民族宗教问题复杂及其原因 |
| 5.2.4 支援政策的组织管理框架不理想 |
| 5.2.5 国际环境及周边环境的复杂性及其原因 |
| 第六章 完善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对策建议 |
| 6.1 保持支援边疆政策的连续性 |
| 6.2 提升支援边疆政策的系统性 |
| 6.3 提高支援边疆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
| 6.4 加强支援边疆政策的可操作性 |
| 6.5 强化支援边疆政策的针对性 |
| 6.6 提高支援边疆政策的执行效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惠州市海上搜救应急力量联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海上应急 |
| 2.1.2 海上应急管理 |
| 2.1.3 海上应急力量整合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整体性治理公共管理理论 |
| 2.2.2 安全管理理论 |
| 2.2.3 应急管理理论 |
| 2.2.4 海事公共产品理论 |
| 2.2.5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 |
| 2.2.6 服务型政府 |
| 第3章 惠州市海上搜救应急力量联动现状分析 |
| 3.1 惠州市海上搜救应急联动模式 |
| 3.1.1 惠州市海上应急搜救中心 |
| 3.1.2 惠州市海上搜救应急力量联动现状 |
| 3.2 惠州市海上搜救应急联动取得的成绩 |
| 3.3 惠州市海上搜救应急联动中存在的问题 |
| 3.3.1 惠州市海上搜救应急指挥协调能力不足 |
| 3.3.2 海上搜救应急的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完善 |
| 3.3.3 海上搜救应急资源不足 |
| 3.4 惠州市海上搜救应急联动存在的问题原因 |
| 第4章 国内外海上应急联动的经验借鉴 |
| 4.1 国内外海上应急联动的概况 |
| 4.1.1 国内其他地区海上应急联动的状况 |
| 4.1.2 国外发达国家海上应急管理的状况 |
| 4.2 国内外海上搜救应急联动管理的经验启示 |
| 4.2.1 国内海上搜救应急联动管理的经验启示 |
| 4.2.2 国外海上搜救应急联动的经验启示 |
| 4.3 国内外海上搜救应急联动经验总结 |
| 第5章 惠州市海上应急力量整合联动建设的建议 |
| 5.1 加强市海上应急搜救中心的指挥协调地位建设 |
| 5.2 加强海上应急搜救的经费保障 |
| 5.3 惠州市实施海上应急力量联动的建议 |
| 5.3.1 涉海职能部门的力量联动可行性 |
| 5.3.2 加强海上应急志愿者队伍建设建议 |
| 5.3.3 加强社会海上应急管理资源联动的建设 |
| 5.3.4 对海上专业救助力量在惠州海上应急联动的建议 |
| 5.4 惠州市海上应急区域联动和购买服务研究 |
| 5.4.1 惠州市海上应急区域联动建设 |
| 5.4.2 推进海上搜救应急的购买服务 |
| 5.5 加强惠州市海上应急联动支撑制度的建设 |
| 5.5.1 建立综合配套的海上应急管理法律体系 |
| 5.5.2 建立统一的海上应急搜救信息共享平台 |
| 5.5.3 建立统一的海上应急培训机构 |
| 5.5.4 建立立竿见影的海上应急奖励和补偿机制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废墟上的契机：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田野介绍 |
| 第二章 灾后重建的多元进程 |
| 第一节 国家规划：灾后重建的起点 |
| 第二节 项目建设：地方政府的接力,规划蓝图的具体化 |
| 第三节 征地拆迁：基层政府与村民的共同体验 |
| 第三章 灾后重建的村庄叙事 |
| 第一节 板村：伤于灾害,死于重建 |
| 第二节 柴村：在重建中艰难重生 |
| 第三节 树村：分类重建视野下的群像 |
| 第四章 灾后重建的推进机制 |
| 第一节 资源动员：政治、政策与资金 |
| 第二节 机制保障：对口支援与产业园区建设 |
| 第三节 消解抗争：基层政府与农民的互动 |
| 第五章 讨论：灾害应对与发展 |
| 第一节 灾害应对的背景：中国的发展 |
| 第二节 灾害应对：发展的另一个边疆 |
| 第三节 后现代视域下的灾害应对及其归路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5）1950～1980年的上海私有住房 ——城市中的意识形态、私房权利和住房空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历史材料与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自住性私有住房的建设 |
| 第一节 政府支配所有权的自建公助 |
| 集体努力：三方合作的新模式 |
| 发轫与终结：几家欢喜几家愁 |
| 所有权问题：各方关注的核心 |
| 第二节 居民自主进行的零星自建 |
| 政府规范：禁止违章搭建棚屋 |
| 配合棚户改造：制止搭建棚屋 |
| 劣质煤渣砖：关注搭建的过程 |
| 第三节 限制私有权与主张居住权 |
| 限制私有权：零星自建的压力 |
| 维护居住权：冲突中的搭建者 |
| 利益影响下的私房建设主动权 |
| 小结 |
| 第二章 出租性私有住房的改造 |
| 第一节 上海市政府主导下的私房改造 |
| 准备：保护和限制出租私房 |
| 以非住房为主的公私合营 |
| 以出租住房为主的国家经租 |
| 补改造：从调整走向提高 |
| 第二节 民众和房主：不尽相同的抉择 |
| 普通民众和私房房主的分流 |
| 积极投入：普通民众的热情 |
| 无奈之举：私房房主的命运 |
| 第三节 关于私房改造的几个中心问题 |
| 私房：租赁关系与权能利益 |
| 收益：合理利润与投机剥削 |
| 改造：群众动员与房主自愿 |
| 小结 |
| 第三章 冲击：私有住房的灾难 |
| 第一节 没收和紧缩私有住房 |
| 抢房前“好得很”的政治氛围 |
| 冲击上海私有住房的三次抢房风 |
| 冲击结果和私房房主的居住安排 |
| 第二节 围绕私有住房的群体冲突 |
| 从历史个案看私房冲突细节 |
| 从特殊家庭看私房房主的抵制 |
| 临时调配私房与保卫太原别墅 |
| 第三节 维持住房秩序与重建新形象 |
| 三支两军与进一步挤占私房 |
| 住房解困：成果分配再留难题 |
| 归还财物造成进一步的矛盾 |
| 小结 |
| 第四章 落政：私有住房的“春天” |
| 第一节 私房政策落实的基本过程 |
| 拨乱反正：文革产的基本解决 |
| 坚持原则：错改造私房的落实 |
| 回避与对话：经租房的艰难路 |
| 第二节 私房政策落实的措施与作用 |
| 带头腾退：相关部门的示范作用 |
| 保证房源：私房落实的经济基础 |
| 简化处理：喜忧参半的落实工作 |
| 第三节 私房政策落实的认识与分歧 |
| 各执一词：权属争议带来的问题 |
| 政策超越法律：私房落实的选择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访谈及相关信息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类 |
| 二、报纸类 |
| 三、访谈类 |
| 四、网络类 |
| 五、文献类 |
| 六、论文类 |
| 七、着作类 |
| 后记 |
（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初步实施研究（1992-2002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选题的缘起 |
| （一）理论价值 |
| （二）实践价值 |
| （三）学术价值 |
| 二、 本选题研究的学术状况 |
| （一）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和初步实施研究总体概况 |
| （二）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和初步实施研究的学术成果及学术观点回顾 |
| （三）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和实施研究状况的点评 |
| 三、 研究对象及相关问题的说明 |
| （一）时间界定 |
| （二）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 |
| 四、 论文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五、 创新点、难点及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
| （一）创新点 |
| （二）难点 |
| （三）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
| 第一章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的依据 |
| 第一节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渊源 |
| 一、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 |
| 二、 马克思主义持续发展思想 |
| 三、 西方可持续发展思想 |
| 第二节 中共执政中对持续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探索 |
| 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实践与思考 |
| 二、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实践与探索 |
| 第三节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 环境危机：中国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
| 二、 中共中央对国家发展方式的思考 |
| 三、 理论界对中国发展问题的探讨 |
| 第二章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 |
| 第一节 世界舞台展现中国主张 |
| 一、 可持续发展从理论走向实践 |
| 二、 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可持续发展战略 |
| 三、 世界舞台上的中国主张 |
| 第二节 《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主张的结晶 |
| 一、 制定《中国 21 世纪议程》的初步启动 |
| 二、 《中国 21 世纪议程》文本的制定 |
| 三、 《中国 21 世纪议程》出台：新国家战略的确立 |
| 第三节 《中国 21 世纪议程》的主要内容及基本特点 |
| 一、 《中国 21 世纪议程》的主要内容 |
| 二、 《中国 21 世纪议程》的基本特点 |
| 第三章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初步实施 |
| 第一节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开启 |
| 一、 万里长征第一步：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启动 |
| 二、 《中国 21 世纪议程》被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
| 第二节 提高思想自觉，推动战略实施 |
| 一、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深化 |
| 二、 可持续发展宣传教育 |
| 第三节 人口、资源、环境领域的国家行动 |
| 一、 坚持计划生育，推动扶贫开发 |
| 二、 实施绿色工程 |
| 三、 创办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
| 第四节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保障措施 |
| 一、 可持续发展的立法与实施 |
| 二、 实施两大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 |
| 第四章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初步实施总结 |
| 第一节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初步实施的成效 |
| 一、 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 |
| 二、 人口等社会可持续发展取得成效 |
| 三、 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进展 |
| 四、 可持续发展法制体系日益健全 |
| 五、 科技教育支持能力得到提高 |
| 第二节 中国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发展战略面临的问题 |
| 一、 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转变 |
| 二、 人口、资源及生态环境压力依然巨大 |
| 三、 可持续发展的法制体系有待完善和执法检查工作薄弱 |
| 四、 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公众可持续发展意识比较薄弱 |
| 第五章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和初步实施的历史启示 |
| 一、 深刻认识与把握国情是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前提和基础 |
| 二、 拥有世界视野，妥善处理可持续发展领域内的全球性事务 |
| 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地制宜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
| 四、 重视科学咨询，增强决策科学化 |
| 五、 增强可持续发展意识，扩大公众参与 |
| 六、 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提升战略实施效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突发环境事件的界定及其危害 |
| 第一节 突发环境事件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突发环境事件涉及的范围 |
| 第三节 突发环境事件的主要危害 |
| 一、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环境损害 |
| 二、突发环境事件造成人的健康、财产的损害 |
| 三、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社会经济危害、危及社会稳定 |
| 第二章 突发环境事件的特质 |
| 第一节 突发事件的一般特征 |
| 第二节 突发环境事件的特殊性 |
| 一、突发环境事件带来环境损害的后果 |
| 二、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应采取预防为主的态度和措施 |
| 三、需立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恢复突发环境事件所产生的环境损害 |
| 四、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有关法律的特别要求 |
| 第三章 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一般要求 |
| 第一节 参与主体的应对要求 |
| 一、政府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中的主导作用 |
| 二、社会公众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中的积极配合和参与 |
| 三、非政府组织在突发环境事件应对中不可或缺 |
| 第二节 不同阶段的应急处置要求 |
| 一、事前阶段的预防为主 |
| 二、事中阶段的有效处置 |
| 三、事后阶段的调查评估、生物救援和环境恢复 |
| 第四章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
| 第一节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立法的必要性分析 |
| 一、现有法律法规不能有效解决突发环境事件所带来的环境损害 |
| 二、从实证的角度阐释立法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立法的可行性 |
| 第五章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法的构建 |
| 第一节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法的法律定位 |
| 第二节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法的法律原则 |
| 一、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 |
| 二、政府主导和公众参与原则 |
| 三、统一领导和综合应对原则 |
| 四、国际合作原则 |
| 第三节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法的基本制度 |
| 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度 |
| 二、突发环境事件预警制度 |
| 三、突发环境事件信息公开制度 |
| 四、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保障制度 |
| 五、突发环境事件紧急协商制度 |
| 六、突发环境事件生态恢复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发表的学术论文 |
（8）贸易便利化背景下海关应对非传统安全的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 |
| 第一章 贸易便利化与非传统安全 |
| 第一节、贸易便利化概念及研究领域 |
| 第二节、贸易便利化的理论基础 |
| 第三节、贸易便利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 |
| 第二章 海关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
| 第一节、海关非传统安全问题 |
| 第二节、海关承担非传统安全的职能和定位 |
| 第三节、我国海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
| 第三章 应对非传统安全海关职能的调整 |
| 第一节、海关非传统职能产生的原因 |
| 第二节、应对非传统安全的策略 |
| 第三节、美国海关非传统职能经验的借鉴 |
| 第四章 加强海关非传统安全的国际合作 |
| 第一节、国际合作形式的选择 |
| 第二节、海关非传统安全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
| 第三节、海关国际合作具体问题探讨 |
| 第四节、案例分析 |
| 第五章 海关非传统安全风险识别 |
| 第一节、非传统安全条件下的风险式管理 |
| 第二节、海关非传统安全风险识别方法研究 |
| 第三节、信息化环境下海关的监管 |
| 结论 |
| 附录 |
| 附录一、FRAMEWORK OF STANDARDS TO SECURE AND FACILITATEGLOBAL TRADE |
| 附录二、我与外国(地区)海关签署双边合作协议情况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9）城市公共交通危机管理研究 ——以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对危机管理问题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对危机管理问题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3.1 课题研究内容 |
| 1.3.2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研究框架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课题可能的创新性 |
| 第2章 城市公共交通危机及危机管理概述 |
| 2.1 城市公共交通危机的诱因及特点 |
| 2.1.1 危机的诱因 |
| 2.1.2 城市公共交通危机的特点 |
| 2.2 城市公共交通危机管理的定义及重要性 |
| 第3章 成都公交危机的基本状况及分析 |
| 3.1 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基本情况及暴露的问题 |
| 3.1.1 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基本情况 |
| 3.1.2 “6.5”事件暴露出成都公交存在的问题 |
| 3.2 成都公交危机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2.1 成都公交危机管理现状 |
| 3.2.2 成都公交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 |
| 第4章 国内外相关领域危机事件对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危机管理的启示 |
| 4.1 国内外相关领域危机事件的处置案例 |
| 4.1.1 美国“9.11”事件 |
| 4.1.2 日本“沙林”毒气泄露事件 |
| 4.1.3 “4.28”胶济铁路事故 |
| 4.1.4 国航服务事件 |
| 4.1.5 重庆“10.1”公交车坠桥事件 |
| 4.2 对城市公共交通危机管理的启示 |
| 第5章 危机管理机制构建的难点及思路构想 |
| 5.1 部分突发危机事件初始界定有一定难度——加强风险识别能力 |
| 5.2 危机事件发生初期的应对和控制较弱——提高应急反应能力 |
| 5.3 公交企业“双重效益”的困境——争取政府支持和媒体沟通 |
| 第6章 构建城市公共交通危机管理机制 |
| 6.1 构建城市公交危机管理机制的基本原则 |
| 6.1.1 预防为主 |
| 6.1.2 统一指挥 |
| 6.1.3 快速反应 |
| 6.1.4 总揽全局 |
| 6.2 危机预警及事前管理 |
| 6.3 危机处理的紧急对策与实时管理 |
| 6.4 危机善后对策与事后管理 |
| 6.5 危机的信息及沟通管理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10）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和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1949-1978年中国救灾捐赠回顾 |
| 第一节 1949-1978年的自然灾害状况 |
| 一、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 二、党对自然灾害认识的变化 |
| 三、初步提出救灾工作方针 |
| 第二节 1949-1978年的救灾捐赠活动 |
| 一、“一碗米”、“一两米”等一系列节约捐输救灾运动 |
| 二、社会募集救济款物 |
| 三、群众互助互济 |
| 第三节 1949-1978年救灾捐赠评析 |
| 一、以生产自救自助为主，有限开展救灾捐赠 |
| 二、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灾民以有力支持 |
| 三、强调国内互助，排斥救灾外援 |
| 四、募捐活动具有一定的零散性、偶然性、被动性 |
| 五、救灾捐赠具体政策较笼统，缺乏规范性 |
| 小结 |
| 第二章 1979-1988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恢复和调整 |
| 第一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救灾工作的调整 |
| 一、重新明确民政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
| 二、调整救灾工作方针 |
| 三、科学认识自然灾害 |
| 四、开展救灾理论研究 |
| 第二节 国内救灾捐赠的初步恢复 |
| 一、救灾与扶贫相结合的新思路 |
| 二、救灾与扶贫募捐工作的初步实践 |
| 第三节 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调整和反复 |
| 一、首次被动接受救灾外援 |
| 二、缩紧外援口径，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出现反复 |
| 三、通过联合国救灾署向国际社会提出救灾援助要求 |
| 四、规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口径 |
| 小结 |
| 第三章 1989-1999年中国救灾捐赠的探索和改革 |
| 第一节 1989-1999年救灾捐赠改革探索的背景 |
| 一、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成立 |
| 二、减灾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
| 三、救灾工作实行分级管理体制改革 |
| 第二节 经常性社会捐助的初步探索 |
| 一、经常性社会捐助的源起 |
| 二、初步探索和实践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 |
| 第三节 救灾对口支援模式的探索和建立 |
| 一、对口支援政策溯源 |
| 二、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探索和实践 |
| 第四节 国际救灾援助政策的逐步确立和完善 |
| 一、明确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立场 |
| 二、逐步完善国际救灾援助相关规定 |
| 第五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颁布实施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制定的背景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关于救灾捐赠的规定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 |
| 小结 |
| 第四章 2000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的快速蓬勃发展 |
| 第一节 救灾捐赠面临机遇和挑战 |
| 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 |
| 二、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实现小康 |
| 三、救灾工作方针的新变化 |
| 四、特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
| 第二节 2000年以来救灾捐赠典型案例 |
| 一、2003年防治非典型肺炎捐赠活动 |
| 二、2008年初应对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捐赠活动 |
| 三、“5·12”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 |
| 四、2010 年玉树“4·14”地震和“8·7”舟曲泥石流灾害捐赠活动 |
| 第三节 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的形成和创新 |
| 一、加快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 |
| 二、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的创新模式——“慈善超市” |
| 三、经常性社会捐助制度的正式形成 |
| 第四节 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调整和发展 |
| 一、适时调整救灾捐赠对口支援方案 |
| 二、“5·12”汶川地震救灾捐赠对口支援的重大发展 |
| 第五节 救灾捐赠应急响应机制的探索和实践 |
| 一、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
| 二、救灾捐赠工作规程的制定和应急机制的完善 |
| 第六节 救灾捐赠激励机制的探索和建立 |
| 一、表彰奖励 |
| 二、税收激励 |
| 第七节 参与国际救灾援助的新变化 |
| 一、主动、规范、多元接受国际救灾援助 |
| 二、积极开展印度洋海啸等对外救灾援助 |
| 三、多渠道、多层次参与国际救灾减灾交流合作 |
| 第八节 救灾捐赠立法进程加快 |
| 一、出台《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 |
| 二、修订、颁布《救灾捐赠管理办法》 |
| 三、制定一系列指导救灾捐赠的政策规章 |
| 小结 |
| 第五章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基本评价 |
| 第一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的成就 |
| 一、救灾捐赠规范化、制度化显着加强 |
| 二、救灾捐赠法制化取得初步成效 |
| 三、救灾捐赠社会化逐步形成 |
| 四、救灾捐赠对外开放不断深入 |
| 五、救灾捐赠内容、渠道不断拓宽 |
| 六、救灾捐赠规模、水平快速增长 |
| 七、救灾捐赠社会效果凸显 |
| 第二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层次低，法律体系不完备 |
| 二、政府行政干预功能过强，非政府组织参与不够 |
| 三、对救灾捐赠的优惠政策和鼓励力度不足 |
| 四、募捐主体与受赠主体存在混淆 |
| 五、救灾捐赠信息公开缺乏规范性 |
| 六、救灾捐赠监督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到位 |
| 第三节 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发展演进的经验启示 |
| 一、完善救灾捐赠法律体系，以法制化推动救灾捐赠的科学发展 |
| 二、扩大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继续推进救灾捐赠社会化 |
| 三、完善救灾捐赠激励措施，提升公众捐赠热情 |
| 四、明确募捐主体资格，理顺政府角色，促进中国公民社会建设 |
| 五、规范救灾捐赠信息公开披露机制 |
| 六、建立一体化监管网络，推进捐赠文明 |
| 七、加强社会主义慈善捐赠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和谐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国际民航组织防SARS(第2阶段)工作组会议纪要一（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政府应急预案法律规制问题研究[D]. 刘怡. 中国矿业大学, 2021
- [2]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与实践研究[D]. 沙吾列·依玛哈孜. 吉林大学, 2016(03)
- [3]惠州市海上搜救应急力量联动研究[D]. 汪浩然. 大连海事大学, 2016(06)
- [4]废墟上的契机：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研究[D]. 陈世栋. 中国农业大学, 2014(08)
- [5]1950～1980年的上海私有住房 ——城市中的意识形态、私房权利和住房空间[D]. 李爱勇.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1)
- [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初步实施研究（1992-2002年）[D]. 崔海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7]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法律问题研究[D]. 李瑶. 中国海洋大学, 2012(04)
- [8]贸易便利化背景下海关应对非传统安全的策略[D]. 阮光册. 华东师范大学, 2012(03)
- [9]城市公共交通危机管理研究 ——以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为例[D]. 毛星. 西南交通大学, 2012(10)
- [10]1978年以来中国救灾捐赠研究[D]. 韩颖.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