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循环经济伦理学的生成与固本强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循环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3-0025-05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1]。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丰富的生态学思想以及我国先哲强调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众生平等”、“兼爱互利”、仁民爱物、勤俭节用，在不同程度上表现的对生态平衡的关怀以及如何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独特见解是一脉相承的。儒道释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各有侧重，其共识是对自然索取与伤害应最小化，与当今循环经济倡导的资源投入减量化以及生产和产品对环境无害化的理念是一致的[2]。本文探讨“循环经济伦理学”生成的现实根基，即其价值基础、社会基础与物质技术基础，以及它固有的本质特性——实践理性、民族性、现代性与全球性。
一、实践理性：弘扬以求真务实为核心的科学精神，夯实循环经济伦理学的价值基础
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认为，自然是人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是对象性劳动的对象和物质前提，具有重要的对象性价值。马克思主义的自然价值论，既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工具价值论的扬弃，又是对非人类中心主义内在价值论的修正[3](P67)。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深入研究国情后，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蕴藏着深刻的伦理内涵，它坚持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这鞭策我们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循环经济伦理学的建构提供了价值基础。现分述如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就是十三大概括的“三个同时存在”和十五大概括的“九个方面的转变”，只有长期艰苦奋斗，才能够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那些贪图享乐、小富即安的思想和做法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实际的，应予克服和反对。我们只能是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从国情出发，艰苦创业，勤俭建国；只能是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逐步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只能是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发展经济、发展科技，提高综合国力。增强节俭意识是由我国人口多、资源和环境承载力有限的客观实际决定的，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和长期性的原则问题。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淡水资源不足1/3，人均林地面积不足1/4，人均矿产资源不足1/2。未来二三十年，我国人口还将再增加1.5亿左右。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人口增长对资源消耗的“加权效应”将会更加明显。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非常严峻。长期以来，粗放的经济增长不仅消耗了大量资源，而且加剧了环境污染，对人民群众的健康构成了威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的同时，花大力气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将人类活动纳入环境生态系统、依法保护和改善环境。这同节俭意识密切相关。特别是要将人口增长对资源消耗的“加权效应”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从根本上理顺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增强节俭意识纳入人口素质提高的范围。
有学者将马克思的精神祈向概括为两点：实践——对精神的超越；劳动——人的解放的手段。研究表明，要知道马克思是怎么走过来的，这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并成为矢志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所要寻求的真谛。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质力量自我确证的手段，也是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正是在对劳动发展的考察中，马克思形成了他自己的全部学说，并被学者们称之为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的一句话被刻在了他自己的墓碑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被恩格斯称作“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句话，表明了马克思所创立的哲学是一种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崭新哲学，而能够被寄予改变世界的期望的只能是人自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人的实践活动，从实践中探求对精神的超越。伦理学面向时代和现实，根源于人类的实践行为和生存方式，“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随着生态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力度的加强，人类的活动领域不断扩展，道德视野不断拓宽；与此同时，经济利益关系不断调整，人们的伦理观念不断更新。循环经济伦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由实践所决定的。近代以来，科技迅猛发展，推动了大工业的发展。然而人们忽视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导致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从而危及到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生存和发展。人们不得不对自身的实践进行深刻反思，将伦理视野扩展到人类活动的自然界。伦理学相应地由调整人际伦理关系发展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循环经济伦理就是为了调节这些关系并使之公正、和谐与良性互动的行为准则，是人类对自身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困境及其实践方式等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后作出的理性抉择。
二、民族性、现代性：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夯实循环经济伦理学的社会基础
历史证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思想基础，是各族人民团结和睦、共同奋斗的精神纽带。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唱响和谐文化建设的主旋律，才能传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饱经风霜而弥坚的精神实质，不断拓展我们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精神内涵，不断增强我们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使各族人民始终凝聚在爱我中华、振兴中华的旗帜下。须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只有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提炼和创造性转化，使其与时代特征相适应，贴近现代人的生活与国家行为，才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并最终对国内外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要通过处理好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民族性与现代性、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树立民族文化的创新意识，加强原创动力，使循环经济伦理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道儒伦理对自然生态的人文关怀，彰显中国哲学是深层次的生态学。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身就是生态问题。儒家以“仁”作为伦理道德的最高原则，认为具有“仁义礼智信”的人应当对自然生态体现出人文关怀。中国古代的“天人关系”论及其天地人“三才”理论，反映了中国传统的有机统一自然观，主张从“天人关系”这一视角、从多学科整合来揭示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4]。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民族、地区和国家，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解决生态问题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中国哲学是深层次的生态学，其传统就是“究天人之际”，其实质是探究和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生”的问题，即当今的生态问题，它提倡“内外合一”、“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德性主体，其根本精神是与自然界及其万物之间建立内在的价值关系，以亲近和爱护自然为职责。从孔子、老子开始，直到宋元明清时期的主要哲学家，都是在“生”的观念之中或者围绕“生”的问题建立其哲学体系。“生”的哲学至少包括三层涵义。其一是生成论哲学而非本体论哲学；其二是生命哲学而不是机械论哲学；其三，“生”的哲学就是生态哲学，即在生命的意义上讲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5]。
老子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为“道”。道教以“道”为根本。从自然哲学的层面上看，道教所讲的“道”，首先是天地万物以及人同根于“道”，同构于“三气”、“五行”、“八卦”，且“皆含道性”。道教的这些思想揭示了天地万物与人的同源、同构、同具道性的本质。道教的这一天人整体观是道教生态学的自然哲学基础，也是道教解决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出发点，兼具三个基本的理论要素：一是“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性，这是道教生态观的逻辑起点；二是“天父地母”，要求人像孝敬父母那样尊重自然，这是道教生态观所要求的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三是“道法自然”，提出了保护自然环境的基本原则，要求人的行为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这是道教生态观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所奉行的基本原则。道教伦理以生命伦理为特征，包括人与动植物以及天地的生命，主张以普遍的生命为中心，提出了“慈心于物”的道德认知，倡导“仙道贵生”的道德情怀，建立了“守道而行”的道德准则，通过劝善成仙和神明赏罚的宗教神学使生态伦理规范落到实处。道教的“洞天福地”位于自然山水之间，反映了道门中人对于美好生态环境的追求；道教戒律是道门中人的行为规则，其中也包含着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态规则；道教善书劝人为善，劝人戒杀放生、保护关爱动物和植物，并主张克制生存之外的物欲，通过“法天”维护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的协调性[6]。
佛教生态哲学是深层生态学，其精神本质是后现代的。佛教哲学的基本理念缘起论是对存在与生命的根本看法，物质与精神均由因缘和合而生起；其根本旨趣是探求众生的解脱；其思想重心与使命是提升人格为神格；其方法论是三种基本学问：一是“戒”，即止恶从善；二是“定”，即止息念虑；三是“慧”，即正确思维。其中不杀生为五戒之首，指不杀人和鸟兽虫蚁，不乱斫花草树木等，表现了对一切生命的尊重。通过汉唐600余年的消化吸收，中国人创造了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其中渗透了道儒和魏晋玄学的哲理。佛教智慧用否定、遮拨等方法破除人们对宇宙的一切表层世界或似是而非的知识系统的执着，获得精神上的某种自由与解脱，以及思想解放，启迪人们空掉一切外在追逐、攀缘与偏执，直悟生命的本性与本真。佛教的返本归极、明心见性、自识本心、见性成佛理论与一整套修行的方法，启发内在的自觉，培养伟大的人格。在精神本质上，佛教的生态观是后代的，为生态平衡的重建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7]
三、全球性：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夯实循环经济伦理学的物质技术基础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近30年以来，我国迅猛发展的科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近5年来经济实力又有大幅提升。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0%以上，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财政收入连年显著增加，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的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为循环经济伦理的实践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中华民族文化胸襟博大、海纳百川，因兼收并蓄而丰富多彩，因博采众长而永葆活力。在日益开放的当今时代，更应以自信的心态，效法大地，厚德载物，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使循环经济伦理学不仅植根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且符合全球进步发展的潮流。
1.全球生态文明观——信息增殖范型
(1)人—环境巨系统即地球表层系统，其信息增殖律从广义进化意义上揭示了地球表层系统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以及诸子系统相互协调而出现新秩序的规律。有研究者在该理论基础上探讨了信息增殖的文化模式，构建了全球生态文明观的基本框架[8]。地球表层系统的演化是在结构信息向交换信息转化的复杂过程中完成的，整个地球表层系统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都与信息增殖联系密切。地球表层系统从结构属性到功能属性的信息增殖过程和地球表层系统在参与功能与认识功能相互作用中的信息增殖过程，综合地体现了地球表层系统的进化是信息增殖与熵增的对立统一。人类社会作为地球表层系统的子系统要在整体进行协调，唯有把连接高低层次的序参量或信息子，从以人类自身为出发点的序参量调整到符合地球表层系统各子系统序参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参数上，使得人类对地球表层系统的观点只能是协调统一，而不是无止境地索取和征服，这就是提出确立全球生态文明观以吸纳和统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政治）文明的目的。
(2)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是一般生物与环境互相作用的最高形式。生态意识的形成沟通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使文明的进程采取生态发展的新形式。从日本的梅棹忠夫发表“文明生态史观序说”(1957)到钱学森提出创立地球表层学的倡议(1986)，其间30年的变化则把全球视角从人类自身转移到自然、社会综合体的地球表层系统，使人类与地球不再是可分离的人与桥的实用主义关系。从文明的生态史观到地球的生态文明观，在深层意义上表明，这不仅是生态意识的大转变，而且是文明与价值观的转型。人类以其智能把个人的力量巧妙地组合成集体力量与环境进行结合，形成改变地球表层的巨大物质力量，最终把自然过程与人工过程相结合、自然结构与社会结构相结合，使地球表层向更有序更复杂的方向发展。现代的交通与通信使地球已成为一个地球村，这标志着人类已进入信息社会，已有条件以信息文明的全部成就作为手段对全球生态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地球表层系统近400年的变化超越了以前几十亿年的变化总和，导致地球表层因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地球表层（人类—环境）系统四级谱系如图[9]。
(3)地球表层学是环境系统工程的理论学科，是研究地球表层的状态、结构、功能、演化等规律的科学。地球表层指与人类直接有关的一部分地球环境，其范畴大致上始自大气对流层顶部，下至岩石圈上部。由于太阳辐射能在地球表层流通转化成负熵流，使地球表层形成远离热力学平衡态的稳定的耗散结构系统。这是一个由非生物过程、生物过程和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的人文过程相互叠加且有自组织能力的物质体系，具有从混沌到有序的长期演化发展历史。1910年俄国地理学家勃罗乌诺夫(P.I.Brounov)提出地球表层概念。随着近数十年来地球物理学的突破，遥感技术、计算技术和工具的发展，为地球表层学的诞生孕育着直接条件，特加是系统科学和一些横断科学的兴起，为创立多学科、高层次的综合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方法。钱学森认为，环境的涵义，应该是地球表层[10]。他于1983年倡议创建“地球表层学”，且论述了它的内容、目的与意义。1986年11月，他又提出地球表层学是地理科学的基础理论，与国际学术界提出的“地球系统科学”相呼应。地球表层学是沟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科学，主要研究地球表层各子系统之间能量、物质和信息的流动转化及动态规律；有序与混沌；人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外部空间环境及其物质能量流对地球表层及人类的影响；地球表层的结构、功能及历史演化。地球表层学是在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水文学、人类生态学、资源学、地震学、环境科学等基础之上的更高层次的综合与概括。其研究目的是不断地改造和协调自然地理系统与生态系统，避免错误的策略和盲动导致地球表层的退化，克服熵增，改善其功能和结构，提高自然生产力。
2.布朗的“B模式”与对本质上为生态经济的循环经济及其伦理学的启示
美国环境学家与社会学家L·R·布朗著述颇丰，以其对全球人口、粮食、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独到分析与解决方案的杰出贡献，荣获联合国环境奖。其自1984年创刊并发行至今的《世界现状》年度报告，被誉为全球环保运动的《圣经》；他也被《华盛顿邮报》誉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被印度《电讯报》誉为“环境运动的一代宗师”。布朗(1977)发表了《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报告，力图将环境问题纳入国家安全的概念。他是全球最早将环境引入安全概念的学者。作为世界上第一位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美国前农业部长顾问，布朗运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架构了较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即“B模式”，意指以人为本，关注生态与环境，将经济视为生态系统组成部分的生态经济发展新模式。这与以生态文明吸纳和统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的地球表层学的理念是相通的（图右半部）。“A模式”即那种现代的以破坏环境和牺牲生态为代价，以经济为绝对中心的传统发展模式。为防止“A模式”可能导致的将地球拖进困境与将人类文明推向崩溃所造成的无法挽回的恶果，布朗强烈建议发展以生态经济为核心的“B模式”。布朗特别强调以人为本，大力呼吁经济原理与生态原理同构，把经济真正视为地球生态的子系统，以环境中心论取代经济中心论，以对待战争的方式与速度稳定人口与气候，使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A模式）不至于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在其崩溃之前构建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模式（B模式）。布朗认为，架构生态经济的工作B模式要点如下：
图 地球表层（人类—环境）系统四级谱系
(1)需要观念的转变。这种观念的转变非常困难，甚至可以和日心说挑战地心说相提并论。而没有观念的转变，架构生态经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与池田大作的佛教生态伦理观是相通的。
(2)架构生态经济要以一场能源和材料两个部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为前提。那些以石化燃料为基础、以汽车为中心、产品用完就丢的经济，必须转向以太阳能和氢能为基础、城市交通以轻轨系统为骨干、城市设施主要为人民安居而非为汽车行驶服务以及可循环使用的再生经济。
(3)架构生态经济，要“让市场来说明生态学真理”，或者说是利用价格杠杆，使价格包括生态成本，使许多环境问题能够借助市场机制得到自行解决。同时要发挥税收和财政补贴等经济政策的重要作用，以对危害环境的经济行为进行调节。
笔者认为，布朗对A、B模式的比较研究一举多得，对我国的生态安全与生态经济，以及本质上为生态经济的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启迪意义，同时充分揭示了循环经济伦理学研究与实施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3.池田大作的佛教生态伦理观——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得失探析
在池田的全部思想论述中，宇宙大生命观是其人学思想的理论原点和佛教生态哲学的根基，其中关于生命尊严的学说更是他人学思想的重点、核心与基本主题。在与英国著名生物学家B·威尔逊有关生命尊严的对话中，池田突出了生命的广义性、至上性，他还用佛教中几个珍爱动物生命的故事来说明把生命的价值作为伦理的出发点。他探寻的是如何拯救人性与自然的佛教生态伦理。池田一以贯之地宣传以人为本、关爱人性、善待生命的人学思想与和平理念，阐发了“和平”对人类所具有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诠释了“作为人”的最高评价标准——博爱，提出了人类共处的基本原则——平等。池田的生态伦理观以佛教哲学为基础，他认为生命的尊严是普遍的价值基准。把自然观与人生观相联系，认为对自然的破坏是以天灾形式出现的人祸，拯救自然必须以宗教为理念基础，以“人性革命”为根本方式，以社会方式的变革为具体途径，他的许多观点富有启迪性和穿透力，与L·R·布朗的B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笔者认为，池田的佛教生态伦理观属于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无论其“得”与“失”都可成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循环经济伦理学的思想养料。对于池田佛教生态观的成就，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在此不赘。以下主要探讨其有待商榷的“三失”[11]。
首先是宗教与道德作用的异同。解决环境危机需要综合性的力量，池田把它称为“外在革命”与“内在革命”。然而，在“内在革命”中，他更看重宗教的力量。他说：“一般认为抑制恶的手段是道德。然而，我却认为，无论具有多少道德知识，也难以把它直接变为行动规范……如何克服与伦理意识要求相距甚远的情感冲动的狂澜，是宗教的课题。建立支撑伦理的基础，是宗教的任务。”[12]他说，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耕耘，在驯化物质、能源、生物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在遏制内心的野性方面却无所作为，虽然在伦理、道德方面作过尝试，但仅凭这些来对付内心深处的巨大力量是极其软弱无力的。他把伦理和宗教均看成是理性的东西，却认为道德规范是外部的，宗教是内在的。它不是从外部对人们施以严格的道德规范，而是在精神上赋予人们智慧和自律心，使每个人都能自发地抑制自己的欲望和冲动。宗教的理性力量高于伦理。这种对伦理的理解是片面的。伦理是人们内心的法则，是把握实践的精神方式。在面对当今日益严重的环境与生态危机时，西方兴起了影响全球的生态伦理学，成为拯救人性与自然不可缺少的力量。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佛教虽纷纷伸出绿色道德之维，但它并不能取代更不能否定伦理的作用。
其次是宗教与科学力量的异同，池田深信“没有宗教的科学是残废，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认为“宗教多着力于独断式地解答人类最根本性问题”，“科学则是寻事理的解释，着力于检验其结果”，因此“科学与宗教决不应该相互对立”，而“要在以直觉为中心的宗教和以理论为主的科学之间，在承认其各自的独立性的基础上，努力架设一座桥梁”[13]。如果说宗教的根本作用是着力于终极关怀，那么科学则是达到终极目的的手段或必要途径。纵观整个人类历史，科学与宗教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分别在人类社会中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长期争论不休，但二者长期共存与互补却是显著的事实。另一方面，在导致并解决环境与生态危机问题上，池田似乎让科技承担过多的恶名，对宗教则被赋予过多的声誉。如池田把物质与精神背离现象归咎于科学本身，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罪恶在于人对科学的非道德运用与人的物欲的恶性膨胀，“病态社会”的根源只能归咎于人自身。人们必须转变对待人和自然关系的陈旧观念，但新观念取代的过程还必须依靠科学，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既是观念问题也是科学问题。
再次是宗教与政治功能的异同。在沟通人与自然的平衡中，池田赞同威尔逊的观点：“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具有善意和责任感的市民的压力团体，因为都是人为组织起来的团体，所以在恢复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方面，以及在人们中间重建共同体方面，都不会产生更大的作用。”[12]最能发挥有效作用的只能是宗教。池田与威尔逊批评现行的政治组织为了争夺各自利益，不顾人类共同利益，破坏地球，是有的放矢的，因为事实上“意识形态和政治口号停留在口头上或诉诸强迫命令非常容易，但人们在实践中却常常会忘记它”[13]。但是，倘若由此便忽视政治的协调作用则非常危险。须知社会是分政治、经济、文化三维的，宗教主要是在文化领域活动且发挥其作用的。在国家仍作为社会主导力量的现代，政治组织在协调全球利益上，在保证生态平衡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和平发展是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丰富内涵，而其基础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任重而道远。从环境政治学的视角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思潮流派之一，甚至被认为是20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的核心性问题是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传统与人类目前面临的生态环境难题的相关性，并因而构成了广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因此，池田企图以宗教为普遍主义取消或剥夺政治的功能，这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不利于本质上为生态经济的循环经济及其伦理学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9-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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