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邻居——对世纪之交中日关系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中日关系论文,邻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翻了过去，新的世纪已向我们走来。
当前，围绕中日关系可以听到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说，如果中日两国能顺利地发展友好关系，加强真诚合作，将给两国乃至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和实惠。另一种声音则说，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冲突太复杂太难办，两国之间缺乏相互信赖的现状与开展和扩大真正合作的要求差得太远。由此可以看出，中日关系中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尽管如此，有一个现实却是无法改变和回避的，这就是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如能相处得好一些，对双方乃至左邻右舍都有好处；相处得不好，对双方乃至左邻右舍都不利。面对世纪之交的庄严时刻，我们两国不能不认真思考一下，今后彼此应该怎样做邻居？是和谐相处、相互关照？还是别别扭扭、相互对抗？抑或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当然，要议论中日两国今后做什么样的邻居，就不能不从历史上的邻居关系说起。因为当今中日间的很多问题正是那段“历史”的延续。
历史问题被带进了21世纪
1978年中日签订友好条约后，两国间似乎有过几年“蜜月”期，但好景不长。80年代以来，围绕大臣“失言”、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台湾、钓鱼岛等问题，两国间矛盾和摩擦不断，而核心就是“历史问题”。早在1972年中日复交谈判时，针对田中首相就过去战争问题轻描淡写的一句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的话，周恩来总理曾动情地对之进行了严肃批评。事后毛泽东主席在会见田中时还曾诙谐地问：“你们吵架吵完了没有？”
可惜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给毛主席当年的问话一个肯定的回答。历史问题被带进21世纪是在所难免了。
尽管导致近年来整个中日关系陷入沉闷、冷淡局面的不仅仅是历史问题（还有其他的政治、经济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但历史问题表现得最突出，正是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论，使中日关系带上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化、情绪化色彩。
这里说的“感情”因素，当然不是指中国人对那段历史的耿耿于怀。因为当年中国老百姓抚养过许多日本孤儿，其中不少孤儿的父亲或许就是杀害过中国人的日本兵。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国人民是能够把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不仅没有搞民族复仇主义，而且还放弃了战争赔偿。 现在， 那场战争已经过去50多年了。尽管中国人不会忘记遭受侵略的悲惨历史，“历史”至今仍是很多中国人看现实日本的一面镜子，但导致当今中日间围绕历史问题不断产生矛盾的基本原因却是日本右翼分子至今仍不时地去翻那段历史的案。激起历史争论的“发信源”似乎总在东瀛那边。
虽然日本少数右翼分子否定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在日本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但却因为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而在中国反应强烈；中国对日本右翼分子的大规模反驳和批评，又反过来被普通日本人理解为中国在没完没了地“抓历史辫子”、“打历史牌”，甚至是外交上的“傲慢”，因为普通日本人很难体会到这些言论是怎样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可以说两国在这一问题上有些“南辕北辙”，在情绪上陷入了历史问题的“怪圈”。
但是，仅仅把中日间历史问题归因于“少数右翼分子”却缺乏说服力。如果日本政府态度明确，仅仅是“少数右翼分子”兴风作浪，历史问题决不至于扩大为“两国间的问题”。有几点是应该特别指出的。
首先，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90年代以来日本历届首相都就历史问题作出表态并有所进步，比如1993年细川护熙首相承认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错误的战争”，1994年～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一再表示要“深刻反省日本的侵略行为”，并于1995年发表了著名的“8·15谈话”， 指出“过去由于我国推行错误的国策，通过殖民地统治与侵略而给其他国家造成了深重的损害和痛苦。应谦虚地承认这个历史事实，由衷地表示道歉。”此后，自民党的历届首相也都表示要沿袭社会党人村山首相的“8·15谈话”； 但另一方面，前些年日本政府一些大臣在历史问题上屡屡“失言”；一部分大臣、乃至有的首相年年参拜祭有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等，又在刺激遭受过侵略的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又比如，去年江主席访日之际，小渊首相一方面同意将“侵略”一词写入《中日联合宣言》，另一方面却又拒绝将“道歉”一词写入同一宣言（仅在口头上表示道歉），这给人留下一个“侵略而不道歉”的自相矛盾的印象。
其次，日本法院在历史问题上也有自相矛盾的表演。一方面东京高等法院在1998年12月驳回了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二战老兵东史郎的上诉，这不能不被理解为是企图否认那个重大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东京地方法院1999年9 月在驳回中方人士要日方就二战罪行作出赔偿要求的同时，又认定“原告所说的旧日本军进行了非人道的迫害是事实”，“我国应该真诚地向中国人民谢罪”。
第三，日本国内对“少数右翼分子”否定历史的言行进行批评和抵制的声音越来越弱，社会舆论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性”。众所周知在所谓“1955年体制”时代，日本某些政要一有否定历史等错误言行，不仅在国外遭批评，在日本国内批评的声音也很强，甚至引起激烈的“内争”。然而近年来日本国内舆论趋于右倾，围绕历史问题等的国外批评传到国内而引起“内争”的“传统模式”日趋消失。这或许是令中国人感到历史问题并不仅仅是“少数右翼分子”兴风作浪的主要理由。
现在在日本国内围绕历史问题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积极的，这就是近年来日本政府和司法机关在历史问题上的表态有所进步；另一种则不能不说带有消极性质，这就是近年来日本国内对历史问题上错误言行的制约力量有所减弱，对中国要求日本正确认识历史泛起了“逆反心理”。而且历史问题上的顶牛现象正在从官方扩展到两国媒体和民众之间，正在导致中日国民之间感情隔阂的扩大，甚至有可能引发两国国民之间的“信任危机”。
也许，处在侵略者国度的人们由于对那场战争的实际体验不同，不大容易体会到处在被侵略国度的人们因为右翼分子否定历史言论在感情上所受到的巨大伤害，难以理解中国人民为何要对日本右翼分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定历史的言论表示强烈的愤慨之情。但是，如果战后日本政府坚持以历史真相来教育人民，或许生活在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人们之间在感情上、认识上的沟通将会容易些。可惜战后日本政府没有这样做，致使中日人民围绕历史问题在感情和认识上都呈现出较大的差距。随着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成长起来，那种“历史问题同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们不需要外国人来对我们‘说教’如何认识历史”的情绪也在上升。
但归根到底，这一问题最终还是要靠日本人民自己来认识，来解决，这可能需要一个较长过程。面对这一现实，我们该如何处理中日关系？如何同日本这个在感情上与我们有别扭的“邻居”相处？如何注意“把日本广大人民同在历史问题上散布谬论的少数右翼分子区分开来呢”？尽管日本人民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在感情和认识上同我们有差距，一部分人甚至还存在着“不愿多听外国人批评他们祖辈所做的坏事”的情绪，但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否认日本对外侵略的历史。 比如70 年代末至80年代初，许多去日本工作或学习的中国人，都会深切地感受到，在日本民众对中国所表现出的热情友好态度中，包含着一种真诚的赎罪心理。
事实表明，中日间历史问题的重心正在呈现微妙变化，而恰恰是这种变化给两国政府商讨如何解决历史问题提出了新的课题。
日本国内的政治保守化导致对华关系的保守化
战后以来日本社会党等革新势力经常在外交问题上跟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唱反调，在当时虽给自民党带来不少“麻烦”，但从事后来看，正是社会党等革新势力发挥的制约作用，对维持整个日本对外战略的平衡构成了重要而有益的补充。然而，现在革新政党力量大不如过去了，因此使得日本国内政治上的保守权威主义得以大行其道。
日本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已经注意到日本政治的这种“内向性”、“非国际性”问题，注意到一部分人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保守化的趋势。泡沫经济破灭给日本国民精神造成的创伤、朝鲜发射导弹等事件，都是导致这种保守性增强、民族主义情绪抬头的重要因素。而从外部观察，人们既要看到有人在政治上对导弹事件加以利用，以促进日本扩充军备的一面，也需看到这个事件对日本国民意识的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使日本国民感到了“国家安全”的紧迫性，甚至是“恐怖感”。
另外一个因素是对中国的竞争意识有所增强。这或许跟日本近一百多年来作为亚洲唯一的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有关。他们已经习惯于在亚洲“一枝独秀”，而不能适应在自己身边再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说得更远，两千多年来，中日关系从来都是“一强一弱”型的关系，如何适应正在出现的“强强型”关系，对于中日两国、特别是日本，是一个全新的外交课题。
日本政治的保守化也影响到国民的精神状态，推动着保守化社会思潮的形成。而日本的保守化又导致日本在对外政策上继续依恋冷战格局和所谓“基轴外交”（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缺乏能适应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21世纪对外战略的大智大勇大手笔，从而导致对华关系的保守化，也成为近年来中日关系总也打不开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仍需将“和则两利”说个透
有人说，中日加强友好合作的好处谁都明白，不必多说。其实，中日复交以来两国经济合作究竟带来了多大的好处？今后中日经济合作究竟还有多大的潜力？并没有在两国被广泛认识、深入人心，而对改善中日关系最有说服力的东西恰恰在于“和则两利”这四个字。
我们不应低估地理邻近在经济合作上的优势，不应低估中日两国经济的巨大互补性，更不应低估经济全球化及信息化浪潮与发展中日经济合作之间的密切关系。目前日本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直至1998年，日本也是对华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额最多的国家，日本向我国提供的政府贷款占我接受的外国政府贷款的一半以上，包括最近北京建成的地铁复八线和新机场大楼，都使用了日元贷款。而且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在环境方面更有着融为一体的共同利益，开展环保合作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不仅利在当代，更是功在千秋。再者，亚洲要复兴，彻底甩掉“亚洲落后”的帽子，也离不开中日两大国的合作，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以及欧元诞生、美洲的“美元化”趋势都在提醒我们，中日两国太需要认真探讨一下如何加快包括中日在内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了。
作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我们应根据国家的战略利益来决定我们对待日本应采取何种外交方针。发展中日关系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建设，对两国人民有利，而且也会影响到日本的国内政治因素，有利于争取和支持日本国内的和平力量和对华友好力量，特别是当日本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能中日通过经济合作帮助日本解决一些困难，是最能赢得民心的。同时，由于中日经济存在很大互补性，则在帮助对方的时候，也有利于克服自身的困难，最终就可以获得“双赢”的结果。
从大国关系看，注意保持中国对美、欧、日、俄等大国间关系的平衡，设法减少中日美三国关系的不平衡性，对我开展和平外交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也须避免使中日关系成为上述大国关系中的薄弱一环，更应避免因为我们的对日政策有误而将日本进一步推向美国，使日美靠得更紧。在进入新世纪之际，让我们重温邓小平的对日外交思想和实践，真正把中日关系“推向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