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知识图谱的中国创造力心理学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李 品1,施建农2,张又雪1
(1.成都师范学院 心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2.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北京；100101)*
摘 要： 为了探寻和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力心理学领域的核心研究机构、核心研究者、研究热点及演变历程，运用文献计量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1979-2018年CNKI数据库以及WoS数据库收录的国内学者在创造力心理学研究方面的中英文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创造力的测评、创造性思维、创造力的生物学研究、创造力的非认知因素、组织创造力等方面。建议未来加强创造力测量工具的开发，深入探索文化对创造力的影响，并推进研究与实践的结合以及数据信息共享。
关键词： 创造力心理学；研究热点；演变历程；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
1引言
创造力(creativity)又称创造性, 是个体在一定社会背景上产生新颖且有价值观点或产品的能力[1]。创造力心理学是运用多学科方法研究创造力复杂现象的学科。随着国家对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日益重视，以及对创造性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深入展开了对创造力的研究，至今已走过四十年历程。为了总结和分析中国创造力心理学的研究概况，采用CiteSpace软件对该领域四十年间的研究文献进行量化分析，并借助知识图谱辨析其前沿热点，描绘其演变趋势。分析结果可以帮助关注创造力研究的各领域学者们更好地了解已有的研究成果，洞察其间的关系和规律，有利于未来更好地深入拓展研究和开辟新的研究热点。
2数据来源
在以往的采用知识图谱对国内研究进行分析的综述中，数据来源通常只采用了中文文献。为了全面准确地反映国内学者在创造力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本文的数据来源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CNKI数据库的中文文献；另一部分是来自WoS数据库的中国国内研究机构所发表的英文文献。
在CNKI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时，由于中文对“creativity”这个英文单词有不同的表述，如创造力、创造性，因此首次以“创造力”和“创造性”为主题词搜索，对搜索结果检查后发现遗漏了一些关于“顿悟”的重要研究，为保证检索结果的查全率和查准率，最终设置主题词检索条件为“创造力” 或含“创造性”或含“顿悟”，期刊年代限定为“1979-2018”，学科领域限定为心理学。得到文献1001篇，经过人工筛选，剔除书评、演讲、目录等无效文献后得到有效文献985篇。数据检索时间为2018年6月25日。
在WoS数据库进行检索时，主题为“creativity”或含“creative”或含“insight”，发文科研机构所在地区限定为中国大陆地区。文献类型为“article or review”，期刊年代限定为“1979-2018”，学科领域限定为心理学，共得到文献410篇。数据检索时间为2018年6月25日。
3数据分析结果
3.1 文献年代分布
由中国研究机构所发表的创造力心理学研究的中文文献和英文文献的年代分布图如图1所示。由于2018年的文献数据尚不完整，不能代表年度趋势，因此在文献年代分布图中，不包含2018年的文献数据。从图1可以看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文文献数量大幅提升并保持稳定， 2012年后英文文献数量快速增长，从2015年开始超过中文文献，2017年两者的比例是86: 40。这些数据说明创造力心理学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得到国际学术领域的认可，国际合作也更加频繁。
在CiteSpace软件中识别研究热点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关键词共现词频分析法、关键词共现聚类法和共被引聚类法。由于CNKI的文献数据不包含参考文献，因此无法使用共被引聚类方法。另外，本研究在进行关键词共现聚类时，发现由于软件本身的限制，对聚类的命名并不能很好地概括研究热点，因此本文最终选择关键词共现词频分析方法来对创造力心理学的研究热点进行分析。
CiteSpace可以通过时区图谱来展示研究主题的演变发展趋势。图3和图4分别是国内创造力研究的中英文文献关键词共现时区图谱。图中横坐标是年代，中文文献是从1979-2018年，以5年为一个时间分区，英文文献是从2003-2018年，以3年为一个时间分区。由于2003年之前一共只发表了3篇英文文献，数量太少，软件无法提取这个时间段的共现关键词，因此英文关键词的时区图谱是从2003年开始绘制的。时区图谱中节点出现的年份代表该关键词首次出现在发表文献中的年份，关键词之间的连线代表共现关系。从关键词的时区图谱中可以看到研究主题在时区里的分布情况，进而分析其演化趋势。
“我是秀珊。”长发女生指了指短发女生，“她是怡珊。我们是会计系二年级的同班同学，又同寝室、同社团，总是同时出现、同时消失，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所以你只要叫我们珊珊学姐就行了。”
图 1文献年代分布图
注：信息来源于CNKI数据库和WoS数据
3.2 核心研究机构、研究者及其研究方向
通过对文献数据进行统计，创造力心理学研究的国内期刊和国际期刊发文数量排名前十的研究机构和研究者情况如表1所示。从发表的文献来看，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和关注的问题不尽相同，各有特色。林崇德团队关注创造力的发展和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是创造力研究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施建农团队关注超常儿童的创造力表现以及智力与创造力的关系；张庆林、邱江、罗劲、刘昌、沈汪兵、邢强、周治军等人的团队关注创造力思维的脑机制研究；胡卫平团队关注科学创造力和创造力培养；谷传华团队关注社会创造性和社会性问题解决；张景焕和张舜团队关注与创造力有关的遗传基因；郝宁团队关注创造性思维；汤超颖团队关注团队创造力和员工创造力；汪玲团队关注情绪创造性。
表 1核心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发文数量表
(接上表)
3.3 研究热点分析
目前H社区总人数只有10人，整个社区事业编制的就只有书记一人，其他人员都是参照事业编制，属于劳务派遣。 这导致许多人员必须身兼多职，无法专门负责某一块的工作。
3.3.1 关键词共现词频分析
将中文数据导入 Cite Space 软件，时间跨度设置为 1979-2018 年，5年为一个时间分区，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以 Top N=50 为阈值。采用Pathfinder算法对复合时间切片进行裁剪，最终生成了包含289个节点、454条连线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英文文献数据的分析步骤和中文一样，时间跨度设置为1997-2018年，3年为一个时间分区，得到包含113个节点、210条连线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2和图3的知识图谱分别显示了中英文文献中出现频次 10 次及以上的节点标签。
随着计算机快速发展和零部件加工精度需求的提升，插补技术在数控机床加工过程中不可或缺，其中，三次B样条插补技术由于能够较为精确地表征自由曲线曲面的形状，在实际加工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三次B样条插补技术控制顶点的方式为反算法，即通过构造的轮廓曲线达到精确控制模型每个数据点的目的，并且可还原曲线的原有形状，同时在数据点间进行插值，计算容易且曲线光滑。为提高生产效率，在加工过程中采用连续B样条插补的方式，不仅可以多点加工一次完成，还能减少运行过程中电机的起停频率。
图 2中文关键词共现图谱
图 3英文关键词共现图谱
在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关键词出现频次越多，节点越大；节点之间的连线越粗，表明共同出现的机率越多。表2列出了前20位的中文文献数据和英文文献数据中的高频次的关键词以及它们的中心性。可以看到在中文文献中，使用创造力来表述“creativity”比创造性和创新更普遍，创造力的研究对象最普遍的是大学生，其次是中学生和小学生。而英文文献中出现较多的是员工、领导和组织。
表 2高频关键词
3.3.2 热点领域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管理人员业务量繁重、工作压力大，必然产生顾此失彼现象[7]。面对新管理理念和形势，委托商保公司经办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设计和实施，推进了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管办分离，发挥了管理中心的监督管理职能，还可直接利用商保公司的服务网点和管理平台，发挥专业化、信息化的优势，起到良好的补充作用[8-10]，相关理论成果为本制度设计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通过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中高频次高中心性的关键词，并结合二次检索文献相关信息，分析梳理了中国学者近四十年在创造力心理学研究中的热点领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创造力的测评，其包含的关键词有“创造力测验”“创造性思维测验”。创造力是比智力更为复杂的心理品质，对创造力进行评估和测量是开展创造力研究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创造力研究的一部分。国内学者一方面将国外的测试工具引入，验证其信效度及应用；另一方面致力于自主开发编制适合不同群体和不同领域的创造力测验量表。如胡卫平等人编制的《科学创造力测验》[2]《技术创造力测验》[3]《创造性科学问题提出能力测验》[4]《语文创造力测验》[5]；郑日昌等人编制的《中学生创造力思维练习》[6]；骆方等人编制的《中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自评测验》[7]；谷传华等人编制的《小学儿童社会创造性倾向问卷》[8]等等，这些信效度良好的测评工具为国内学者探索相对应群体的一般创造力和特殊领域创造力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综合中英文文献的关键词时区图谱(图3、图4)和文献年代分布图(图1)，可将国内创造力心理学的研究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目标管理考核小组结合医院实际与绩效管理工具，采用关键绩效指标方法，抓住关键核心指标，建立对科室的绩效考核体系。
创造力的非认知因素，其包含的关键词有“非智力因素”“创造性人格”“动机”“心理健康”“personality”“motivation”“self efficacy”等。个体即使具备了创造性的认知因素，并不一定就能够取得创造性成就。创造性人格和动机也会影响创造性才能的发挥。大多数研究表明创造性人格、内部动机和创造力有正相关。但也有研究表明：针对不同任务，内部动机对创造力的贡献并不总是高于外部动机[30]；内部动机和亲社会动机对创造力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当亲社会动机高时，内部动机才显著提高创造力，内部动机和亲社会动机均高时，个体创造力最高[31]。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创造力看成是一个系统，而不仅仅是某个个体的特征或品质，更多研究关注了外部环境，如养育方式、家庭创新环境、师生关系、母亲养育压力、经济家庭背景，与人格、动机、创造力表现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
创造力的生物学研究，其包含的关键词有“事件相关电位”“顿悟”“原型启发”“insight”。国内学者对创造力方面的生物学研究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创造力的个体差异的脑结构与功能特征研究。邱江团队围绕着创造力思维[16]、创造性人格倾向[17]和创造性成就[18]的脑结构进行了探究；张庆林团队则对成就动机和思维闪现的脑结构基础进行了研究[19]。第二部分是创造力认知过程对应的大脑激活模式研究，包括顿悟、发散性思维、远距离联想、冥想和创造性观念产生。在这方面，罗劲、张庆林、邱江、刘昌、沈汪兵、周治军等人做了大量的研究。罗劲发表了国内第一篇顿悟脑机制研究的论文，也是国际上第一个与顿悟相关的神经机制研究[20]。张庆林和邱江团队提出了顿悟的原型激活模型理论，并以此系统地探讨了顿悟的认知机制与脑生理特征[21]。研究者们采用不同的任务，如字谜问题、装缸问题、图形四等分问题、九点问题、汉字组块破解问题、科学发明创造问题来研究大脑在解决创造性问题的过程中的激活机制。除此之外，近些年一些研究开始通过脑电和脑成像技术探讨人格、情绪、道德对创造力认知过程的影响[22-25]。第三部分是创造力的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施建农等人在国内首次考察了COMT rs4680的不同等位基因与创造力和个体想象力之间的关系[26]。张景焕团队重点关注了DRD 2基因、TPH基因与一般创造力的关系[27-28]，以及多基因多位点的联合作用[29]，为今后的创造力分子遗传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上的启发。
组织创造力，其关键词包括有“employee creativity”“organization”“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Leader member exchange”。在创造力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最初侧重面向个体研究，后来开始关注工作背景、组织背景和社会背景影响下的团队创造力和员工创造力问题。研究对象多为企业的技术研发团队或科研院所的科研团队。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逐步将领导风格尤其是变革型领导风格、团体心智模型、团队多样性、团队文化、社会网络关系、心理安全感、知识网络、知识分享以及外部知识获取等影响因素纳入到组织创造力中。除此之外，组织环境中的情感、情绪、人格、动机对员工创造性绩效的影响也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这些实证研究丰富了组织背景下的创造力理论，可为组织创造力管理的实践提供积极的借鉴和启发。
3.4 演变趋势及发展历程
1996年我国开始启动超级稻研究。近20年来，我国水稻单产有了大幅度提高。双季超级稻总产优势明显高于一季超级稻，双季超级稻开始进入了推广阶段。随后，袁隆平开始大胆设想“种三产四”的杂交水稻工程，即用“3亩（1亩≈667 m2）地生产出4亩地的粮食”[2]。在南方地区大力推广双季超级稻种植，大幅度提高单产，满足了我国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
图 3中文文献关键词的时区图谱
图 4英文文献关键词的时区图谱
创造性思维，其包含的关键词有“创造力思维”“顿悟”“发散性思维”“智力”“divergent think”“thinking style”“working memory”。创造性思维是人的创造性得以发挥和创造成果得以形成的决定因素，是创造的核心。国内学者有关创造性思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差异比较研究和创造性思维的认知特征(智力、记忆系统、顿悟、认知抑制等)方面。在差异比较方面，研究者分别对智力超常与常态学生[9]、不同能力发展水平的学生、不同学业成就的中学生、不同性别、不同国家青少年的创造性思维进行了比较研究。在创造性思维的认知特征方面，施建农团队探讨了智力和工作记忆在创造力思维方面的影响和作用[10-11]；罗劲团队研究了新颖性和有用性在组块破解任务中的记忆效应[12]；白学军团队等人比较了不同创造力水平的个体在特性抑制能力、位置抑制能力、认知抑制能力方面的差异[13-15]。顿悟方面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大脑神经机制的探索上。
首先，复苏起步阶段(1979-1999)。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心理学研究逐步复苏，创造力心理学研究刚刚起步，国内研究者除了学习和介绍国外的创造力理论，开始逐步发展自己的理论。商宗继和钱颖1983年编著了国内第一部自主编著的有关创造力的著作——《创造性学习心理学》。林崇德1986年提出了思维结构理论[32]。施建农提出了创造力系统理论，并且提出了智力导入量的概念和控制智力导入量的开关机制[33-34]。1988-1990年，查子秀主持了大陆第一个创造力跨文化追踪研究[35]。通过这一阶段的高频关键词可以看出，这个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造性思维的探索和测量上，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和超常儿童。
其次，稳步发展阶段(2000-2011)。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对创新人才的日益重视，国内的创造力研究也得到了稳步发展。2002年，胡卫平提出了科学创造力的结构模型[2]，编制了国内第一个自主编制的创造力测验——科学创造力测验，该测验成为国际上使用最广的科学创造力测验之一。2004年，罗劲发表了国内第一篇顿悟脑机制研究的论文[20]。张庆林等人提出了顿悟的原型激活模型理论[21]。2005年由施建农等人翻译的《创造力手册》在国内出版[36]。2009年衣新发提出了创造力的文化金字塔模型[37]。值得一提的是，创造力培养不再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其课程模式得到了研发和推广。200多所学校的20 多万学生参加了由胡卫平团队主持的“学思维”活动课程的实验研究，跟踪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组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力、学业成绩、学习策略、学习动机、自我效能等得到明显提高，同时教师的教学行为也有明显的改善[38]。由这一阶段的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出，研究重心转移到创造力思维的认知特征；顿悟的脑机制；创造性人格、动机、情绪对创造力的影响以及创造力的培养上；研究对象开始关注大学生。
最后，快速发展阶段(2012-2018)。2012年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正式启动并成立了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2014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创造力研究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创造力研究协作组。无论是国家层面的重视，还是学术团体的活跃以及发文量的突增，都表明创造力心理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从时区图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对创造力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学者们采用跨学科、多视角的方法对脑科学、遗传基因、科学创造力、艺术创造力、团队创造力、社会创造性、情绪创造力等众多方面进行了持续或者开创性地研究，国际合作更加频繁，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国际学术领域的认可。
4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并结合文献的二次检索，梳理了国内创造力心理学研究近四十年的文献年代分布、核心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研究热点以及研究演变和发展趋势。总的来说，创造力的研究越来越趋近于多学科、多视野的融合，更加多样化、具体化、领域化和系统化。丰富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构想以及日益频繁的国际合作交流大大促进了这个分支学科的发展。创造力心理学已不再是斯滕伯格[36]曾说过的那样：“创造力虽然对社会很重要，但它历来是心理学界的一个孤儿”。
结合当前的研究实际, 未来该方向的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第一，创造力的测量。创造力量表和问卷是创造力研究中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种工具，但是发展至今，其客观性、实用性和文化普适性依然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如何提高创造力测量的生态效度，编制出适合本土文化的一般创造力测试量表和特殊领域创造力测试量表仍然任重道远。第二，文化对创造力的影响。在创造力系统论的影响下，国内学者就家庭、学校、组织环境对创造力的影响做了较多的探索，但是对于文化、文化交流、多元文化对创造力的影响却很少关注。虽然有一些差异比较研究试图描述不同文化下的创造力思维和表现的不同之处，但是仅有少部分研究[39]涉及其解释机制。理清文化对创造力的影响机制，对于指导国人提升创造力有较大的实践意义。第三，研究与实践的结合。学术研究除了要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等问题，其研究成果更要为国家政策制定、创新人才培养和组织创新服务。如何让研究更好地落实于实践，为国家、学校、企业、研究机构提供指导方案，是研究者、教育者和企业管理人员、技术研发人员需要共同思考和推进的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第四，加强学术合作和数据共享。第五届全国创造力研究学术研讨会上，部分年轻学者提出，建立一个研究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加强不同研究方向之间的沟通和互动。让信息化共享为创造力研究服务，对于激发更多的研究灵感，避免重复研究以及创建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STERNBERG R J, LUBART T I. Creativity: its nature and assessment[J].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1992, 13(3): 243-253.
[2] 申继亮, 胡卫平, 林崇德. 青少年科学创造力测验的编制[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2, V18(4):76-81.
[3] 胡卫平, 万湘涛, 于兰. 儿童青少年技术创造力的发展[J]. 心理研究, 2011,4(2):24-28.
[4] HU W P, SHI Q Z, HAN Q, et al. Creative scientific problem finding and its developmental trend[J].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010, 22(1):46-52.
[5] 胡卫平, 胡耀岗, 韩琴. 青少年语文创造力的发展研究[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6, 22(3):70-74.
[6] 郑日昌, 肖蓓苓. 对中学生创造力的测验研究[J]. 心理学报, 1983, 15(4):78-85.
[7] 骆方, 孟庆茂. 中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自评测验的编制[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5, 21(4):94-98.
[8] 谷传华, 周宗奎, 胡靖宜. 小学儿童社会创造性倾向问卷的测量学分析[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8, 16(4):340-343.
[9] 施建农, 查子秀, 周林. 智力超常与常态学生技术创造性思维的比较研究[J]. 心理科学进展, 1995, 13(1):51-56.
[10] 施建农, 徐凡. 超常儿童的创造力及其与智力的关系[J]. 心理科学, 1997(5):468-468.
[11] 刘彤冉, 施建农. 9-11岁儿童的工作记忆和智力、创造力之间关系的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7, 15(2):164-167.
[12] WU X, LIU Y, LUO J. The mnemonic effects of novelty and appropriateness in creative chunk decomposition tasks[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8, 9:673-682
[13] 白学军, 巩彦斌, 胡卫平,等. 不同科学创造力个体干扰抑制机制的比较[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4, 12(2):151-155.
[14] 张丽华, 胡领红, 白学军. 创造性思维水平不同的大学生的位置抑制能力实验研究[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30(3):41-44.
[15] 张丽华, 胡领红, 白学军. 创造性思维与分心抑制能力关系的汉字负启动效应实验研究[J]. 心理科学, 2008, 31(3):638-641.
[16] CHEN Q L, XU T, YANG W J, et al.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verbal creative thinking are reflected in the precuneus[J]. Neuropsychologia, 2015, 75:441-449.
[17] TONG D, YANG W, ZHANG Q,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regional white and gray matter volume and ambiguity tolerance: Evidence from voxel-based morphometry[J]. Psychophysiology, 2015, 52(8):983-989.
[18] ZHU W, CHEN Q, TANG C, et al. Brain structure links everyday creativity to creative achievement[J]. Brain & Cognition, 2016, 103:70-76.
[19] MING D, CHEN Q, YANG W, et al. Examining brain structures associated with the motive to achieve success and the motive to avoid failure: a voxel-based morphometry study[J]. Social Neuroscience, 2016, 11(1):38-48.
[20] 罗劲. 顿悟的大脑机制[J]. 心理学报, 2004, 36(2):219-234.
[21] 张庆林, 邱江, 曹贵康. 顿悟认知机制的研究述评与理论构想[J]. 心理科学, 2004, 27(6):1435-1437.
[22] LI W, LI X, HUANG L, et al. Brain structure links trait creativity to openness to experience[J]. Soc Cogn Affect Neurosci, 2013, 10(2):191-198.
[23] DING X, TANG Y Y, DENG Y, et al. Mood and personality predict improvement in creativity due to meditation training[J]. Learning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5, 37:217-221.
[24] HAO N, XUE H, YUAN H, et al. Enhancing creativity: proper body posture meets proper emotion[J]. Acta Psychologica, 2017, 173:32-40.
[25] 刘昌, 沈汪兵, 罗劲. 创造性与道德的正向关联:来自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证据[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4):104-115.
[26] LU L, SHI J. Association between creativity and comt genotype[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informatics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IEEE, 2010:1-4.
[27] YU Q, ZHANG S, ZHANG J H. Association of dopamine D2 receptor gene with creative ideation[J].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017, 29(2):108-113.
[28] ZHANG S, ZHANG J. The association of TPH genes with creative potential[J]. Psychology of Aesthetics Creativity & the Arts, 2017, 11(1):2-9.
[29] ZHANG S, ZHANG M, ZHANG J. Association of COMT and COMT-DRD2 interaction with creative potential[J].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2014, 8(1):216-224.
[30] 薛贵, 董奇, 周龙飞,等. 内部动机、外部动机与创造力的关系研究[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1, 17(1):6-11.
[31] 李阳, 白新文. 善心点亮创造力:内部动机和亲社会动机对创造力的影响[J]. 心理科学进展, 2015, 23(2):175-181.
[32] 林崇德. 试论思维的心理结构研究[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6(1):18-26.
[33] 施建农. 创造性系统模型[J]. 心理科学进展, 1995, 13(3):1-5.
[34] SHI J. Intelligence current in creative activities[J]. High Ability Studies, 2004, 15(2):173-187.
[35] 周林, 施建农, 查子秀. 技术创造能力测验的结构分析——中·德跨文化研究结果之一[J]. 心理科学, 1993(2):120-121.
[36] 斯腾伯格. 创造力手册[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4.
[37] 衣新发. 创造力理论述评及CPMC的提出和初步验证[J]. 心理研究, 2009, 02(6):7-13.
[38] HU W, ADEY P, JIA X, et al. Effects of a ‘Learn to Think’ intervention programme o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1, 81(4):531-557.
[39] 衣新发, 林崇德, 蔡曙山,等. 留学经验与艺术创造力[J]. 心理科学, 2011(1):190-195.
A Visual Analysis of Research on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 in China Based on Knowledge Mapping
LI Pin 1,SHI Jiannong 2,ZHANG Youxue 1
(1.School of Psychology, Chengdu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2.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the key researchers,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the development periods in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 visual analysi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articles of domestic scholars' on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 from WoS database and CNKI database from 1979 to 2018 by using the Knowledge Mapping software Citespa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otspots in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 in China are the measurement of creativity, creative thinking, biological researches on creativity, non-cognitive factors in creativity, and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ools for measuring creativity in the future, exploring how creativity is influenced by 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combination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and the sharing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Key words ：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 research hotspot; development periods; knowledge mapping; visual analysis
*收稿日期 ：2018-11-01
作者简介：
李 品(1973—)，女，重庆人，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创造力行为与干预；
施建农(1964—)，男，江苏苏州人，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超常儿童与创造力；
众所周知，问题是数学的心脏，面对一些毫无头绪的数学问题，就需要创新思维，即数学智慧的渗入，这样才能化难为易、予以解决.试问哪种数学课型里出现的数学问题最多——非习题课莫属，但调查发现数学习题课在学生的眼中却并不是那么受欢迎.本文就以改善初中数学习题课为例，结合智慧学校环境对概念进行一一界定，并对智慧学校环境下的初中数学习题课的优势进行简单剖析.
张又雪(1988—)，女，四川南充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认知神经科学。
doi :10.3969/j .issn .2095-5642.2019.07.061
中图分类号： B84； G35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 5642( 2019) 07- 0061- 08
(实习编辑：赵 杨 责任校对：暮 晨)
标签：创造力心理学论文; 研究热点论文; 演变历程论文; 知识图谱论文; 可视化分析论文; 成都师范学院心理学院论文;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