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性与实践：启蒙理性批判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理性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当代论文,理性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合理性问题是困扰当代哲学和人类生活的根本问题之一。通过分析这一问题的哲学前提，我们发现，理性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当今时代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具体表现为合理性和实践的关系。实践问题和合理性问题相互交织，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解决重大时代性课题时，较之现代西方哲学仍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一、合理性问题和合理化悖论
合理性概念是马克斯·韦伯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的基本范畴。在韦伯之后，合理性问题成为现代思想家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西方世界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变迁及其实质是韦伯的基本研究领域。韦伯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指出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不仅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即社会生活的全面合理化。启蒙为西方现代社会带来了理性的世界图景，人们从自身的理性出发，用理性的法则和规律去解释整个世界，抛弃了宗教和神话的幻想，实现了世界的祛魅。
但是，合理性的文化和合理性的社会并没有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相反，在更深的层次上它们是相互分裂的。其直接后果是，西方现代社会是一个先天分裂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完全整合的社会。根据韦伯的解释，目的合理性行为的最终动力并非来自理性自身，而是来自新教伦理。此外，统一意义的缺失使得人们完全以自己选择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作为自己的行为根据，从而导致各种价值体系之间的无尽冲突（即韦伯所说的“诸神的斗争”），社会也由此走向分裂。
新教伦理是否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文化动力，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是，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无疑是真实的：即工具理性的统治和神圣价值体系及等级秩序的崩溃。这也是合理性问题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不过，要想把握问题的实质，仅仅停留在社会学层面是不够的，还须在哲学层面剖析合理化进程的内在机理，对合理性问题作出合乎时代的诊断。
二、合理性问题和启蒙哲学
韦伯本人并没有为合理性问题找到恰当的答案，只能祈盼一位超凡之人将人类带出官僚制的铁囚笼。合理化悖论在他身上得到了典型的表现。韦伯之所以陷人合理化悖论之中，是和他的方法论立场密切相关的。韦伯所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近代理性主义的内在矛盾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展现。
近代的理性启蒙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将人类从神学教条和对于《圣经》的信仰中解放出来，用人类的理性重建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秩序。应该说启蒙理性完成了它的任务，但是它固有的本质特征导致了韦伯所发现的合理性问题。
近代的理性启蒙树立了理性的权威，并赋予理性超然的地位。笛卡儿的先验反思活动所确立的先验主体，为理性的超然地位作了论证。作为孤独的唯我论的主体，理性具有自身的确定性，它既是自己的标准又是他物的标准，完全不需要倾听他者的声音。一切都要还原为理性并归于理性的统治。
唯我论的主体是超然于世界之外的，对于它来说世界是异在的存在，是作为对象而存在的。主体不是生存于世界之中，相反，作为对象的世界处于主体的静观之下。所以，唯我论的前提必然导致主客二分的立场。
主体是如何对世界进行加工以赋予其意义的呢?这就涉及近代理性主义的第三个特征——形式主义的方法。世界是没有意义的存在，但主体以自己理智的内容作为形式对其进行加工，从而赋予其以意义。这样，对于主体自身而言，作为形式的理智就成了工具性的存在。唯我论的主体，其主体性就体现在作为形式的理智之上，也就是说，工具理性成了主体性的本质。理性的权威成了理性对于世界的加工、改造和控制。
从以上三个特征可以看出，启蒙理性弘扬的理性主体是一个分裂的主体。理性主体通过自身的分裂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工具，理性成了工具理性。因此，自身分裂是自我反思的唯我主体所固有的特征。对于反思确定性的寻求必然导致对于世界的悬置和排斥，亦即主体和世界的分裂，世界成为主体的对象。要想重新获得主体自身的统一以及主体和世界的统一，只能求助于理性的强制，通过理性主体对于自身和世界的强制而获得一种排他性的统一。
正是在启蒙理性的分裂结构和强制结构中，我们找到对于合理化悖论的哲学解释。合理化悖论所揭示的，同样是理性的分裂结构和强制结构。实际上，合理化进程和合理化悖论正是启蒙理性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展现，因此要从实践的角度理解启蒙和合理性问题的相关性。
三、合理性问题和启蒙实践
由于对反思确定性的寻求，启蒙理性对于实践活动的理解也是以唯我论为前提的，它只在现存的主体自身之中寻找行动的根据，因此实践的主体是一个孤独的自我。因此，唯我论对于自身确定性的寻求，不是在反思的理性中，而是在欲望和激情中得到了满足。在启蒙理性看来，自我保全的欲望对个人来说是最为根本的欲望，因为自然状态中的人时时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危险状态之中。因此，理性对于自身的反思导致的是自身的分裂。理性在自己的对立面中找到了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即自身的确定性。非理性成了理性的归宿。
但是，实践主体要想达到自我保全的欲望，必须以理性作为手段。只有以理性作为征服自然即劳动的手段，并以理性达成彼此合作的社会契约，自我保全的条件才能得到满足。在此，理性只具有形式的意义，因为理性的目的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非理性。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独特的辩证结构：手段和目的的颠倒。在实践中，理性本来只是欲望和激情的手段，但是以理性作为手段就意味着实践主体要遵守理性的规定性，这样理性倒过来又对欲望和激情即实践主体加以控制。也就是说，欲望和激情变成了需要用理性的形式加以重构的质料，实践的主体反而变成了实践的客体。
实践主体为了自身的和平与安全，需要利用彼此的理性达成社会契约，组成一个超越个人的公民社会，将个人置于公民社会的统治之下。这里，我们看到了双重的强制：理性对于非理性的强制和公共权力对于个体的强制。在这两种强制中都体现了目的和手段的辩证颠倒。
理性对于实践主体的强制不仅体现在公共权力领域之中，而且也体现在劳动体系即经济领域之中。只有服务于理性，欲望才能得到满足。此外，对于普遍财富的追求使得劳动过程组织化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并只以利益作为体系运作的根据，而无视个体实际的欲望和需求。因此在经济领域，同样有理性和体系对于个体的双重强制，以及体现在强制中的目的和手段的颠倒。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启蒙理性的分裂结构和强制结构是辩证统一的。分裂导致了强制，而强制又使得分裂成为现实。不过，在实践领域，分裂是主体的自我分裂，强制则是主体的自我强制。而且，自我强制和自我分裂的辩证统一，只有在实践主体是唯我论的主体这个前提下，才能够成为现实。
因为实践主体只是唯我论的主体，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不可能建立在自由和谐的基础之上。对于实践主体来说，他人不是作为主体而存在，不具有主体性的意义，只有将他人纳入对象化的社会体系中，实践主体才能维持自身的确定性。如前所述，实践主体自身分裂成作为形式方面的理性和作为质料方面的欲望与激情。这就意味着理性可以超出主体自身，作为既可以控制他人，又可以控制自己的工具。这样，多元的实践主体就可以利用这种分化出来的、超越每一个体的工具理性，组成一个对象化的，同时也是工具化的社会合作体系。但是，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这一工具性的社会合作体系又由于自身的运作机制而转化为有自身独立诉求的存在，也就是说，由对象性和工具性的存在转化为主体性和目的性的存在。所以，实践主体自身分化的结果不仅导致了理性对于主体自身的强制，而且导致理性组成一个独立于主体的客观体系而存在，从而使理性对于自身的强制转化为体系对于个体的强制。主体的强制结构促成了分裂结构的最终完成，而分裂结构的最终完成又促使强制结构实现了制度化和客观化。
从唯我论的实践主体所包含的分裂结构和强制结构的辩证统一中，可以自然地推导出现代化进程中的合理化悖论。实际上，我们已经从这一辩证统一体中推导出了合理化悖论的第一个方面，即理性的异化。而价值体系的崩溃和非理性对于生活的统治，也是这个统一体所展开的结果。既然欲望和激情成了生活的根据，一切传统的价值规范和秩序体系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个人只是根据自己的偏好随意选择和创造一些文化的残片作为生活的寄托。欲望和激情是变化的和多样的，这必然导致诸多欲望和价值选择之间的无尽冲突，从而造成意义的丧失。
可见，从哲学上说，合理化悖论源于启蒙理性特有的思维结构，特别是它的唯我论预设。这是当代西方思想家思考合理性问题的基本前提。
四、启蒙理性的理性批判
自我分裂和自我强制的启蒙理性对于生活的筹划，导致的是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面对这种处境，当代西方思想家不得不重新思考理性的特征、能力和理性发挥作用的条件。具体而言，现代思想家的解决办法是回归生活世界和走向语言：在生活世界中体验原初的和谐；在语言的对话特性中寻求新的整合力量。其中又分为两条主要路径：一条是哲学解释学的路径；一条是交往理性的路径。
从现象学到解释学的发展，一开始就是在唯我论的前提下进行的。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和后期胡塞尔对于生活世界的研究，都是从唯我论的主体出发的。他们将先验主体置于具体的生活情境中进行考察，揭示了世界现象这一生存主体的前反思前提。这就给理性的对象化功能设定了不可超越的界限。
伽达默尔的语言本体论为世界现象的展开提供了具有主体际意义的客观向度，使得非对象化世界的优先地位获得了现实的基础，真正克服了主体对于世界的陌生化以及主体和世界的分裂。此外，在语言性世界中的普遍活动——理解和解释中，伽达默尔发现了视域融合现象。他对于传统、经典和权威的推崇，说明了语言本体论和哲学解释学对于现实的无力。
哈贝马斯吸收了现象学的研究成果，回到了前反思的生活世界，并力图通过语言的中介实现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他从行为的角度，认为语言不仅在策略性行为中具有工具性的作用，而且在交往行为中发挥着沟通交往主体以达成共识的作用。交往行为和工具性行为相比具有两个根本特征：主体际性和内在目的性。这使得交往行为要遵循不同于启蒙理性的新的理性前提，亦即交往理性。
交往行为超越了启蒙理性的唯我论前提。交往主体都具有一个主体际的内核，并且，交往主体不是通过抽象的自我反思获得自身的确定性的，相反只有通过他者的视角，即在他者对我的承认中，交往主体才确立了自身的主体性。所以，交往主体的主体性是以互主体性为前提的。
交往理性是交往行为顺利进行的可能性条件，是交往主体必须遵守的规范条件，其具体内容是陈述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和表达的真诚性。所以，交往的规范条件是内在于行为自身之中的，而不是和行为相分离并指向行为之外某个目的的理性手段。正因为行为、规范和目的三者统一，所以交往行为是自律与自由的行为。
交往行为的主体际特征和自律的规范条件，使多元的交往主体构成了一个能够形成自己自主意志、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交往共同体。此外，交往共同体还是人们彼此沟通取得共识的场所，因而，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价值和规范的重新获得也是可能的。但是，由于交往共同体只是一个语言和道德的共同体，不具有重新占用体系的力量，因此要想真正解决启蒙的悖论，还需要寻求新的途径。
五、启蒙理性的实践批判
无论是从语言的普遍性抑或从交往的普遍性出发批判启蒙理性，以解决合理化所带来的悖论，都忽视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人的存在问题。正是这一问题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
应该说，哲学解释学和交往行动理论对于揭示启蒙理性的内在矛盾、解决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化悖论是有很大的启发意义的，但是它们都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即现代社会中的生活问题或实践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理性的问题，是由独断的理性造成的，只要克服了这一独断的理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正因为如此，对于具体的存在问题，它们是无能为力的。
实际上，启蒙理性的问题并不在于理性本身，而在于理性赖以为基础的生活条件即存在，确切地说，是人的存在。启蒙理性的生活基础是由资本主义所有制所界定的，只有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出发，启蒙理性的唯我主义、工具主义和形式主义才能得到解释，其分裂结构和强制结构才能得到说明。
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是以形式价值和实质价值的分离为特征的。资本的唯我主义必然导致社会的分裂，形式价值和实质价值的分裂只不过是社会分裂的经济表现。此外，形式价值的优先地位使得工人阶级屈身于资本的统治之下。也就是说，理性的强制结构无非是社会压迫机制的观念表达。
出于以上认识，马克思不能满足于单纯的理性批判和哲学批判，而是走向了社会批判和实践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起点正是人的存在。不过，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存在并不是启蒙思想家所理解的唯我主义的存在。马克思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抛弃了唯我主义的出发点。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搞》中，马克思从人的自觉活动出发，指出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个人要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必须要有外在于自己的对象。人是什么，这只有在人和他者的中介性关系中，才能确定。对人的中介性的存在方式的强调，使马克思既区别于启蒙理性，又区别于当代对于启蒙理性的哲学批判。
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对象性的存在方式是一种中介性的存在方式。这包含双重的内涵：一方面，人作为有生命的存在，其生命本性并不是某个物种的先天规定，而是在与自然存在的相关性中，使自然的潜在可能性并使自身的潜在可能性实现出来。另一方面，人是主体性的存在，但人的主体性也是以人的中介性为前提的，只有以他人为中介，个人才能确立起其主体性地位。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主体间性属于人的内在本质。
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自然中介和社会中介并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统一于实践活动之中。这也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所在。马克思对于生产活动的强调，使得主体间性有了真实的内容。对于马克思来说，主体间性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相互承认的问题，而是相互创造的问题。在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不仅是直接的产品，而且通过产品的中介，创造了他人的存在，这才是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
通过对于现实和历史的考察，马克思在广阔的背景之下，更为深入地揭示了启蒙思想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宏观的层面，揭露了唯我主义的后果和虚伪。在启蒙思想及其以后的发展中，都有超越孤独个体的伟大努力，但由于没有真正触及存在的问题，这种努力最终只是停留在精神的层面，并且将精神人格化为一个更大的超越性的个体，从而使唯我主义得到更大程度的扩张。这特别表现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当然，马克思并不满足于指出资产阶级政治共同体的虚妄，他进一步揭示其真实的基础，这就是上文所说的资本的唯我主义。
资本的唯我主义使得技术的工具化成了资本的生存条件，即现代化的机器体系成了资本自我增殖的工具。由于资本的唯我主义，机器体系成了超越于劳动者之上的独立个体，而劳动者反倒成了其附件，成了固定的、片面的和机械性的存在。人的存在是一种中介性的存在，这意味着个人只有在和机器体系的中介性关系中，才能真正展现自己的本质。这并不必然要求机器成为人的工具，但它要求个人和机器体系之间和谐的互动，以及在整个生产体系中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合作。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提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概念。
这样，马克思从人的双重的中介性存在方式出发，既揭示了启蒙理性唯我主义前提的虚幻本性和现代社会中人类生存的异化实质，又展现了当代哲学在批判启蒙理性的过程中所忽视的存在内容。哲学解释学和交往行动理论虽然都进入了主体间性的视域，但都没有使其在人的生命活动的根基处得以扩充，由此可见，对于诊断现代社会中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与不可超越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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