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方法解读鲁迅的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比较文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比较文学方法研究鲁迅，应从1919年5 月傅斯年将鲁迅与托尔斯泰、尼采、北欧中欧文学做比算起，迄今80余年。经历了滥觞（1919－1949）、停滞（1949－1976）、发展（1976—1989）、深化（1989 －1999）四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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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滥觞期，最早出现的真正具有比较文学论文特点的当是赵景深的《鲁迅与柴霍夫》，作者开篇明义：认为若是仅仅因为契诃夫与鲁迅均系各自国家短篇小说之“白眉”而拉在一起进行比较，那就未免“滑稽而且简单”。亦即是说，他反对在比较研究中仅就作品或文体进行简单比附。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路向。赵文从鲁迅所自言“柴霍甫是我顶喜欢的作者”出发，分为“生活，题材，思想，作风”四项对两位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比较探讨，既注意到同中求异，也注意到异中求同，尽管对这些文学现象尚缺乏深刻的历史的与美学的分析，但就其方法而言，甚至要比历史新时期最初涌现的某些比较研究文章尚胜一筹。应当说，关于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影响研究），学界首先将视野投向了俄国古典文学，投向了契诃夫，这表明当时的学界确实独具慧眼。但这种势头很快被向别的方向引导：随着“左联”的成立、鲁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领袖地位的确立，鲁迅与高尔基的比较研究却极一时之盛。然而初起文章多为简单比附，至魏伯的《鲁迅与高尔基》才结合各自国家的历史发展，比较分析了两位作家思想与创作的演进历程，稍见平行研究论文之色彩。真正有分量的关于鲁迅与高尔基的深层比较研究论文，出自巴人之手。他的《鲁迅与高尔基》虽非长篇巨制，但却对两人的艺术创作特点、思想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刻的平行比较。关于鲁迅与高尔基的比较研究，至今仍难觅出其右者。关于鲁迅与屠格涅夫、与果戈理、与爱罗先珂的比较研究文章，也于30年代中期先后出现，并且40年代亦有人继续为之；虽均较稚嫩（有的只能视为准论文或杂文），但都是相关领域里的最初尝试，并且个别文章至今仍不乏新鲜感，如永昌《〈前夜〉里的阿Q 》将苏宾与阿Q作比即如是。
或许是由于创造社攻击鲁迅为堂吉诃德的缘故（第一篇关于鲁迅与塞万提斯的比较研究文章即名曰《鲁迅与“Don Quixote”》作者并且声称他撰此文即是因创造社对鲁迅的攻击所引发并在文中肯定了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精神主义”），关于鲁迅与塞万提斯的比较文章出现较频，笔者见到的已达4篇， 其数量仅次于关于鲁迅与高尔基的比较文章。这些文章研讨重点多集中于堂吉诃德与阿Q 的心理特点和典型意义上，虽然多为准论文，但一般均粘着于文本本身，这又是和鲁迅与高尔基的比较的不同之处。
鲁迅与尼采的比较研究亦一度成为热点，并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把尼采主义和鲁迅的初期思想放到平行的地位”，认为“初期的鲁迅以尼采的思想为血肉”；另一种认为“鲁迅只受到尼采的一部分影响”，“鲁迅的初期思想和尼采主义的本质上是不同的，因此不能把他们放在平行的地位”。前者以巴人、锡金（他们均在所撰《鲁迅与高尔基》文中谈到鲁迅与高尔基均受有尼采影响时提出过此种观点），为代表，后者则以王元化为代表。以今日眼光审视，两种观点的表述都有不够严密之处，但显然王元化更为偏颇。
随着鲁迅与诸多个别作家比较研究文章的出现，那么关于鲁迅与外国文学外国文化关系的总体考察，也就成了一种必然。武定河、冯雪峰的《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1936年7 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和适夷的《世界的与民族的》便属此类。前者梳理了鲁迅所受俄国文学影响的线索，后者提出鲁迅是中国第一个把世界文学的宝贵遗产“批判地接受了进来”，“最服膺于西欧精神”“深深理解西欧哲学的‘人’——‘治人’——的精神”。
滥觞期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研究成果大多是介绍型、感悟型，逻辑严谨、理论密度较强的力作并不多见。二、无论是个人的研究路向抑或整体的研究态势，均缺乏系统性，多偶一为之之作。三、比较研究的面铺得既宽又狭：鲁迅与欧洲文学的比较，已涉及到多个国家，从滥觞期的整体态势观之，以滥觞期不可避免的稚嫩性言之，应说没有局限于鲁迅所自述的对他发生较大影响的俄罗斯一国，是较宽的；但却仅仅局限于欧洲，鲁迅与之有着密切联系的日本文学同鲁迅的关系，却付阙如，几乎没有一篇像样的鲁迅与日本作家、日本文学、日本文化的比较研究论文甚至“准论文”。这又是狭。四、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既与政治相关又与政治疏离。相当一批文章集中于鲁迅与高尔基关系的探讨，并且又大多从两者都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领袖的角度立论，很明显，这类论文、“准论文”与政治相关，甚至连极力探寻鲁迅与尼采本质之异的文章，也以政治作为出发点；但另一较为集中的话题——“阿Q与堂吉诃德”， 却明显是从学术或者是认识审美的角度立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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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后，比较文学学科被十分荒谬地剥夺了生存权。因之，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就未能得到它所应当得到的发展。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的介评文章应说不少，但它们往往仅仅是介评，尚未上升到学术研究的档次。不仅只此，这些介评文章还有相当部分属于为政治服务，如关于鲁迅与俄、苏文学关系的文章，或为纪念十月革命而作，或为反击右派分子对苏联的诬蔑而作。但仍有人在十分不良的学术氛围中，挣扎着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奉献。首先是冯雪峰关于鲁迅与俄罗斯文学关系的研究。他的《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与《鲁迅和果戈理》不独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鲁迅与俄国文学比较研究乃至鲁迅与整个外国文化比较研究所出现的一座高峰，并且成为后来鲁迅与俄国文学比较研究的奠基石。雪峰高度重视历史文化背景的比较，作家创作主旨的比较，以此揭示鲁迅接受俄国文学的必然性；同时又极为重视比较同中之异，考察鲁迅创作的独创性。他们进行的是极其精辟的历史的比较研究。作为一条正确的比较文学研究路向，它至今仍在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发挥着作用。韩长径是继冯雪峰之后又一位在这停滞期挣扎着做出奉献的学者。从50年代末迄60年代初，他撰有鲁迅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托尔斯泰、与契诃夫、与阿尔志跋绥夫等系列比较研究论文，其基本方法与雪峰相似，但往往将鲁迅对有关作家的译介、评论与作家作品的比较分析贯穿于一，融媒介研究与影响研究于一炉。虽无雪峰高屋建瓴之势，且由时代所限，偶或可闻政治气息，但比雪峰更多地接触了具体作家作品，亦可泽被后人。还有一篇论文几被湮没：这就是苏以当的《关于鲁迅与契诃夫》，洋洋洒洒3万余言，关于鲁迅与契诃夫的比较分析， 能做到宏观与微观较好的结合，其水平当不在韩长径同题文章之下，达到了那个时代所允许达到的高度。并且由于韩、苏两文的出现，使得关于鲁迅与契诃夫的比较研究终于由30年前赵景深讲演、随感式的阐发完全进入了理论研究层次，两位作家在思想倾向、创作题材、文体体裁、人物形象、结构布局、语言风格诸多方面的影响性联系与同中之异都得到了理论解说，从而使得鲁迅与契诃夫的比较研究成为这“停滞期”鲁迅与具体作家比较研究中成绩最高者。关于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总体比较研究，除刘泮溪的《鲁迅介绍世界文艺的成绩》较为完整系统、较重理论分析外，几无力作。至于鲁迅与其他国家文学的比较研究，仅有陈鸣树的《鲁迅与拜伦》算是比较坚实之作（对于鲁迅与拜伦的关系阐释得较为全面和清晰，但亦有严重缺憾：强调鲁迅疏离尼采而亲近拜伦），余则多为断篇残语，不成阵势。
实事求是地说，本时期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比前一个历史时期在某些方面（如鲁迅与俄国文学的比较研究）还是有所发展和前进；那么何以我们还称之为“停滞期”呢？主要是因为前进幅度不大。“滥觞期”或许在诸多方面尚显幼稚，但毕竟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巨大变化。而那时业已开始的鲁迅与塞万提斯、屠格涅夫等的比较研究，本时期基本上无人继续进行；鲁迅与尼采的比较研究几成禁区；鲁迅与高尔基的比较研究竟然严重地倒退。所以，从总体上而言，本时期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近于一种停滞状态。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有二：一、学术研究被要求自觉地为政治服务，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品格；二、由于比较文学学科不被承认。因之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缺乏自觉的理论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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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终于在70年代下半期得到了根本改变。与其说由于比较文学学科的重新勃兴推动了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发展，不如说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开展拉动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重新勃兴（笔者以为，茅盾在《世界文学》1977年第1 期发表的《向鲁迅学习》即是新时期第一篇比较文学论文；而两年之后才出现一系列探讨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论文）。王富仁称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为新时期先锋派鲁迅研究之一，并且是先锋派鲁迅研究中成绩最大的领域，并认为下列6 本书影响较大：张华《鲁迅和外国作家》，戈宝权《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刘柏青《鲁迅和日本文学》，俞元桂、黎舟、李万钧《鲁迅与中外文学遗产论稿》，王富仁《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李春林《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以为，这个名单似乎还应加上赵瑞蕻的《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它虽不是学术专著，但却代表着鲁迅比较文学理论研究这一个重要方面。事实上，鲁迅比较文学理论的研究，业已成为关于鲁迅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且产生了一些颇为厚重的学术论文，如孙昌熙的《鲁迅的比较文学观及其研治古典文学的成就》，刘中树的《鲁迅的文学比较研究理论初探》等。两文均未仅仅局限于对《摩罗诗力说》——我国第一篇比较文学论文——的考察，而是力求从鲁迅全部著述中勾稽鲁迅的比较文学思想与实践，给予总结和概括。尽管孙文中个别观点尚待商榷（将一国内部文学比较亦称之为比较文学），但从总体而言，上述两文以及其他一些研究成果已经使比较文学大师鲁迅的形象初步呈现于我们面前。
关于鲁迅与外国文学总体比较研究方面成果甚为丰硕，面也铺展得相当宽广，确实呈现出一种大发展的态势。关于鲁迅对外国文学的介绍之介评，不独有茅盾（《向鲁迅学习》）等人的纵横勾勒与全面阐发，而且产生了一批专门从文学理论、报告文学、童话等不同侧面阐述鲁迅对外国文学的介绍的较有分量的文章。关于鲁迅的作品、鲁迅的艺术世界与西方文学、文化的关系，也产生了不少力作，如王瑶的《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彭定安的《鲁迅的艺术思维与艺术世界里的中西文化》、支克坚的《鲁迅与现代文学观念的中国化问题》等堪为代表。至于鲁迅小说总体、散文总体、散文诗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有杨义的《论鲁迅小说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卢今《论鲁迅散文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和独创性》、孙玉石《〈野草〉的艺术探源》等力作。但最值得重视者、最可称之为“发展”或“拓展”者，还是关于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关系的研究。其肇始当是杨江柱的《意识流小说在中国的两次崛起——从〈狂人日记〉到〈春之声〉》，明确提出《狂人日记》是中国的第一篇意识流小说，随后王富仁等也都撰文阐释鲁迅与现代主义之关系。到洪永平的两论《鲁迅与现代主义》已将鲁迅与现代主义之关系论说得更加条理化，尽管洪文发生了个别史实性错误。当然，否定鲁迅与现代主义关系的论文也多有出现，并且与肯定者进行了争论，这可以林志浩先生为代表。后来，林非、朱德发等著名学者也都就此发表了肯定性意见。于是在80年代末，鲁迅的创作中含有现代主义因素这一命题终被学术界所广泛认同。我以为，其意义不仅只局限于鲁迅与某一文学流派之关系的肯定，更在于鲁迅的世界性与现代性的进一步被确认。
关于鲁迅与外国文化、外国文学分国比较研究，乃是发展期鲁迅与外国文化、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成绩最为突出者。这或许是因为以鲁迅与一个国家（甚至一个作家）的比较研究，选题较为适中（甚至较小），比较地易于把握，比较地不易流于空泛。当然，由于鲁迅与各国文学关系之不同，也由于研究者主体研究兴趣、知识结构、外语水平的不同，在各个分国比较研究中，成绩也不尽相同，甚至有很大差异。但本时期以鲁迅与俄国文学比较研究成果最丰、进展最为深入，则恐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王富仁的专著《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被看作是鲁迅百年诞辰前后所发表的关于鲁迅与俄苏文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带着一股充沛的学术锐气，也有较强的思辨色采。”我以为，王著事实上是在五十年代冯雪峰之后关于鲁迅与俄国文学比较研究的又一高峰，并且是冯雪峰历史比较研究法的继续与深化。而在某些具体的艺术比较分析中更加细腻。“而李春林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正不妨看作王著的延续和姊妹篇。”“他将鲁迅与陀氏比较时，……能恰到好处他说到点子上。”其实，李著将鲁迅置于与被西方学术界称为现代主义之鼻祖的对话者（甚至是唯一对话者）的地位，公然声称鲁迅是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乃是对于鲁迅与现代主义关系研究的配合与推动；尽管李著中尚未明确如此为之，但读罢他的另一论文《论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意识流》，即可明白李著之深意与真意。
彭定安的《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是冯雪峰历史比较研究法又一继承与发扬的典范：重视比较对象的不同的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先从大处着眼，之后再进行文本的开掘。虽仅是一篇比较两篇短篇小说的论文，却有着较为宏富精深的内涵。以后关于两篇《狂人日记》的比较，无有能出其右者。林兴宝的《〈离婚〉与〈小公务员的死〉的比较分析》亦是小中见大，微中见宏，是关于鲁迅与契诃夫比较研究的重要收获之一。关于鲁迅与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屠格涅夫乃至爱罗先珂的比较研究均有佳作出现。与俄罗斯另一文学巨擘列夫·托尔斯泰的比较研究显得弱些，但亦有成果问世，鲁迅与苏联文学的比较研究，虽然与高尔基·法捷耶夫的比较研究成绩平平，但与同路人文学的研究却很有深入，并且又扩展到与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文艺理论，勃洛克创作道路的比较研究。经过这一番广泛而深入的比较研究，鲁迅与俄苏文学之关系得到了较为清晰地呈现。张华，黎舟、汪晖、史福兴、王敬文、王观泉、黄颇、于万和等学者都为鲁迅与俄苏文学的比较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本时期鲁迅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其兴盛情况仅次于鲁迅与俄苏文学的比较研究。这不仅与鲁迅留学日本、精通日本语文有关，同时也因鲁迅确实与日本文学有较密切的关系。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刘柏青的专著《鲁迅与日本文学》。该书从鲁迅早期与日本文学的接触一直论述到后期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关系；鲁迅与日本著名文艺流派和著名作家的关系，都在作者论述之列。资料翔实，论析细致，是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的大的建树。孙席珍的《鲁迅与日本文学》则分析了夏目漱石、森鸥外、有岛武郎、江口涣、萄池宽和芥川龙之介等著名日本作家与鲁迅的联系和对鲁迅的某些影响，侧重对艺术风格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分析。而鲁迅与上述许多作家专题比较研究论文亦为数不少。但最多者还是鲁迅与厨川白村的比较研究：厨川白村对鲁迅文艺思想乃至杂文写作所发生的重要影响，两人美学观点的同异，都得到了深刻的揭示。鲁迅与国木田独步、鹤见祐辅、小林多喜二的比较研究，也己得到初步涉及。程麻的《鲁迅留学日本史》虽然主要是一部史传性著作，但也考察了日本文化对鲁迅文学生涯的影响。鲁迅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下一历史时期将得到进一步深入。
鲁迅曾格外关注东欧文学，因而鲁迅与东欧文学的关系，理应是研究者应予着意的一个领域。但遗憾的是，这一领域的研究实在太薄弱了。孙席珍的《鲁迅与东欧文学》重点论述了鲁迅与波兰和芬兰文学的关系。其他诸如与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的关系，均有探讨，但亦均乏深度，倒是鲁迅与显克微支的比较研究稍有成绩，对于鲁迅所受显克微支的影响，作了初步描述。
鲁迅与北欧文学的比较研究，集中在鲁迅与易卜生上。张华的《鲁迅与易卜生》对两人的关系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其他多为关于《玩偶之家》与《伤逝》的比较研究。
鲁迅与德语国家文学的比较研究，集中在鲁迅与尼采关系的探讨上，产生了多篇精粹之作，如张华的《鲁迅和尼采》，陆耀东、唐达晖的《论鲁迅与尼采》，钱碧湘《鲁迅与尼采哲学》，乐黛之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等。这些文章论述了鲁迅接受尼采哲学思想影响的主要内容、接受方式与特点，以及鲁迅对尼采哲学认识变化的过程。鲁迅与尼采的研究，本时期既已成为鲁迅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并持续到下一历史时期，陈平原的《鲁迅的〈故事新编〉与布莱希特的“史诗戏剧”》则从“离向效果”这一审美角度对两位大师的创作进行了比较研究，是对鲁迅与德国文学比较研究的重要开辟。鲁迅与海涅的关系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鲁迅与弗洛伊德的关系，是又一热点。初起，还多为鲁迅对精神分析学说态度的探讨，所涉及的作品也往往局限于《补天》，后来却发展成在鲁迅诸多小说乃至杂文创作中的广泛扫描。但从总体看来，鲁迅与弗洛伊德的研究，逊于鲁迅与尼采的研究。
鲁迅与英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本时期既无综合研究的论文，又往往仅局限于拜伦、肖伯纳的比较研究上。但在鲁迅与拜伦的比较研究上却又有相当的进展。这主要体现在高旭东写的一组论文。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也有人初涉。
鲁迅与法国文学的比较研究较之英国的比较研究为丰。所涉及到的作家有雨果、法朗士、莫泊桑等，而以与波德莱尔的比较研究最具深度。最有代表性的论文当系吴小美，封新域的《“北京的苦闷”与“巴黎的忧郁”——鲁迅与波特莱尔散文诗的比较研究》。此文不把主要力量置于勾勒影响的痕迹上，而是着力于美学风格的比较。这对考察鲁迅与前现代派语言学之关系亦有裨益。尤应指出的是，鲁迅与存在主义文学与荒诞派戏剧的关系，也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前者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其实，这应视为鲁迅与现代派文学总体比较研究在局部上的深化。
鲁迅与意大利、荷兰文学亦有人涉足（前者关涉到但丁，后者是望·蔼覃），但成绩甚微；倒是鲁迅与西班牙文学的比较研究有不俗表现。这主要体现在秦家琪、陆协新的《阿Q 正传和堂吉诃德的比较研究》及其他同一专题论文上。这一论题早在30年代业已有人提出，但是在近50年后才达到了前人难以企及的深度。此外，鲁迅与巴罗哈的关系也有多人涉及。
至于鲁迅与美国、印度文学的比较研究，本时期处于一种草创状态。前者主要涉及到马克·吐温、舍伍德、安德森；后者关涉到泰戈尔、普列姆昌德。
综观本时期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确实以鲁迅与俄国、苏联文学的比较研究成绩最丰，蔚为大观。鲁迅与许多重要的俄罗斯作家的比较研究都有专文乃至专著。而鲁迅与果戈理、契诃夫、安特莱夫的研究，不只论著数量多，而且有的也相当深刻。从总体来看，鲁迅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鲁迅对苏联文学的译介，其脉络勾勒得大体是清晰的。鲁迅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
从日本明治文学到无产阶级文学，这一较长历史时期的著名作家，在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几乎都同鲁迅发生了干系，特别是鲁迅与厨川白村的比较研究，接连产生几篇有较强理论深度的论文，这极大地有助于鲁迅文艺思想的研究。鲁迅与东欧、西欧、美国乃至印度诸国家的文学关系的比较研究，均有收获。研究者的视野逐步扩大，研究程度日益加深，在广阔而深远的世界文学背景中的鲁迅的形象愈益鲜明，鲁迅在世界文学中所占的卓越地位益发为人们所注目和认识。这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鲁迅作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的历史地位被确立；
二、鲁迅在广泛的世界文学交流中的卓特位置被认识；
三、鲁迅所汲取的世界文学源流被空前和深入地探寻与挖掘；
四、鲁迅熔古典大师与现代巨擘于一身的文化品格与艺术个性被初步观照。
以上是就研究客体而言；若是从研究主体方面考察，则是：
第一，形成了一支老中青三代共同执着于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队伍。老一代学者如戈宝权、刘柏青、吕元明、林焕平、赵瑞蕻等，当时还算是中年的如彭定安、张华、黎舟、李万钧、姚锡佩等，更年轻一些的如王富仁、程麻、高旭东、张杰、陈圣生、洪永平等，他们或在总体比较上，或在分国比较上，甚至在具体作家作品的比较上，或在国外鲁迅研究之研究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他们的某些研究成果恐怕要在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史上、乃至整个鲁迅研究史上占有或大或小的一席之地。
第二、本时期出现了一系列鲁迅与外国文化、文学比较研究专著：这是由于当时出版部门大力支持的结果。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鲁迅研究刊物如《鲁迅研究年刊》、《鲁迅研究动态》、《鲁迅研究》等都设有比较研究专栏或较注意发表比较文学论文，这样，使各种各样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获得了较多的发表机会。特别是在鲁迅逝世50周年前后，发表成果甚丰，1986 年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论文竟然多达120余篇。而且研究者的视野逐步扩大，研究程度日益加深，同时，许多文章正由于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窥见了文学创作的某些规律性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美学见解，这不仅是对鲁迅学本身的丰富与发展，而且促进了文艺理论与美学的研究。可以说，在新兴起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中，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乃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本时期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这表现在：
首先，这一研究开展得极不平衡。鲁迅极为重视东欧（此处不包括俄国）、北欧文学，肯定了它们对自己发生了影响，但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成果，同与俄国文学比较研究相比，就显得较为冷寂。就是鲁迅与俄国文学比较研究的开展，也不够平衡。不仅鲁迅与托翁的比较研究过于薄弱，与柯罗连科、谢德林、别林斯基等的比较研究，甚至尚无人认真提及。
其次，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不平衡还表现在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同外国相应的文学比较研究上，大量文章探讨的是鲁迅小说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近来，也有不少文章探求散文诗《野草》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而鲁迅创作的大量杂文，有的很明显受到厨川白村、鹤见祐辅等人的影响，却没有有分量的专题论文出现。另外，也极少有人将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进行整体平行比较。
上述缺撼，有的在下一历史时期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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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后，由于发表学术成果之阵地的减少，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论文数量亦呈衰减之势。又由于出版政策的调整，所出版的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专著数量也比上一时期有所减少。从研究者自身来看，有些人也由于外在环境之驱迫，不得不将研究方向有所转移。另外，也有人觉得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难以深入下去，所以也将关注的视野移向他方。有时研究者们的自身素质（对两种以上不同文化掌握谙熟的程度）也可能成为进一步拓展与深入的阻力。然而，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这一事业毕竟有人仍执着地进行。从研究整体态势来看，确实少了从前的火爆；但却在沉静中有所深入，更加接近鲁迅本体。
本时期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总体比较，是整个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成绩最为突出者之一。而其中关于鲁迅与外国文学思潮流派之关系，成绩尤丰。因为要真正把握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在世界的历史地位，恐怕仅与某些国家某些作家作品进行比较还不够，必须将其置于世界文学思潮流派中考察方行。鲁迅与西方浪漫派之关系，仍有人继续研究；但形成研究热点，并有较大深入的则是鲁迅与现代主义关系之研究。魏绍馨的《“方向转换”之后的人生与文学思考——“鲁迅与现代主义思潮”探索》、罗嘉慧《论鲁迅与西方现代派》、赵江滨《论鲁迅的现代主义文化特征》、谭楚良《鲁迅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是较有代表性之作。赵文认为构成鲁迅文学创作和人生的现代主义文化特征的是象征主义的艺术思维、精神分析学说的广泛应用，对“存在”的深沉焦虑等三个方面。这就将鲁迅与现代主义的比较从文学艺术领域上升到哲学领域。十年前，关于鲁迅与表现主义的论文几乎一篇也没有，本时期却出现了几篇力作，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严家炎的《鲁迅与表现主义》认为鲁迅从20年代中期起开始接受表现主义。而其创作实践则体现于《故事新编》中，徐行言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与表现主义风格在新文学中的发轫》则从表现主义与象征主义的区别（这正是严文所忽略的）出发，论证了《狂人日记》所体现的表现主义美学原则。关于鲁迅与表现主义的研究，既是鲁迅与现代主义研究的拓展，也是这一研究的深化，敏锐地发现并论证相近事物的本质区别，正是认识深刻的表征。
在分国比较研究方面，鲁迅与俄苏文学的比较研究在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的总体中的地位已大大下降，地位虽然下降，但仍有新的开辟，研究的重点也更由与黄金时代作家的比较向与白银时代作家的比较转移。然而，与黄金时代作家的比较也仍然有人执着为之。鲁迅与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乃至契诃夫的比较研究较前冷寂不少；但鲁迅与托尔斯泰的比较却开始由思想的比较向作品的比较过渡，尤其是鲁迅与莱蒙托夫的比较冲破了鲁迅早年浪漫主义文艺思想与莱蒙托夫关系之局囿，开始探讨《孤独者》与《当代英雄》人物形象之关系。而魏韶华的《旷野报告》则考察了鲁迅与白银时代著名作家列夫·舍斯托夫的关系，更是一种新的开辟。至于张直心的专著《比较视野中的鲁迅文艺思想》，其主要内容是论述鲁迅与苏俄文艺思想的关系，堪称“深化期”的代表作：在鲁迅与苏俄文艺思想的比较研究中，还从未有像张著这样探求同中之异，探求鲁迅在接受苏俄文艺思想的同时，又保持着自己的个性。我以为，人们通常认为鲁迅接受了苏俄文艺思想，只是一种表面化的、浅层次的观照，实际上，鲁迅与苏俄文艺思想的关系，借用翻译学的一个术语，乃是“创造性背叛”。张著虽未采用此种提法，但它却使我们得出了此种结论。这正是张著的深刻之处。
本时期鲁迅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与前一时期相比，变化不大，既未如鲁迅与俄国文学比较那样，明显呈弱化趋势，亦未像鲁迅与英、德文学比较研究那样，呈强化态势，而是于平稳中有所深入。当然，它仍是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的重点之一。成绩斐然者首先是鲁迅与白桦派的研究，王向远的《日本白桦派作家对鲁迅、周作人影响关系新辨》针对既往有关文章对于白桦派作家与鲁迅、周作人关系的求同趋向作了辨证；刘立善的专著《日本白桦派与中国作家》对于鲁迅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也给予了较集中论述，以资料翔实见长。鲁迅与日本作家的比较研究，则集中在与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的比较上，与前一时期有所不同的是，与夏目漱石的比较，由作品之比较扩展到文艺观的比较；与芥川龙之介的比较由历史小说的比较更兼及现代小说的比较，有的文章甚至考察了鲁迅与芥川某些小说的同源（同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关系）。不过，近1 年关于鲁迅与日本文化比较研究的最大收获还是彭定安主编、吕元明等参与撰写的《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这部长达93万余言的皇皇巨著、此书将鲁迅与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扩展到鲁迅与日本文化比较研究领域，并作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开掘，深刻地揭示了“日本桥”对于鲁迅走向世界的重要作用。
鲁迅与东欧、北欧文学的比较研究进展不大；但鲁迅与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比较研究则有重大进展。以前这一领域多表现为在其他相关文章中的片言只语，本时期出现了专题论文；唐云的《鲁迅与克尔凯郭尔及其他》。此文较为深刻地论述了鲁迅与存在主义哲学先驱者之一克尔凯郭尔的精神联系，考察了克氏哲学在鲁迅思想与作品中的影响，是本时期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深化的标志之一。
关于鲁迅与德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与前一时期相比，有较大的发展与深入。这首先是鲁迅与尼采的比较研究在持续升温。就鲁迅与外国单个作家比较研究论文数量来看，恐怕鲁迅与尼采比较研究是最多的。尽管有些文章观点有时显得互相重复，但总体看，确有较大深入，从一般思想影响轨迹的探寻，已经深入到个性心理气质的比较，也扩展到具体创作的比较。鲁迅与其他著名德国作家如叔本华、黑塞、亨利希·曼的比较，都有专文出现，且都有相当的深度。尤应指出的是，如果说以前鲁迅与德国作家比较研究论文很少引用德文资料，那么本时期有些论文则已改变了这种状况：梁展的《布莱希特和鲁迅——思想艺术的比较（摘要）》就大量引用了德文文献。这对加大论文的深度是有力的保证。鲁迅与奥地利作家的比较，在与弗洛伊德的比较上，并无大的进展。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与卡夫卡的比较，这对揭示鲁迅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关系甚有裨益。
鲁迅与英国爱尔兰文学的比较，本时期亦呈强化态势。首先是我们企盼多年的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整体比较研究，终于出现了力作：张梦阳的《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兼论鲁迅杂文在世界散文史上的地位》。此文对于两者诸多特征的捕捉与比较相当准确而深刻，将会开启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比较的新生面。此外，还有鲁迅杂文与某一英国作家（如艾狄生）随笔的比较研究成果，关于鲁迅与莎士比亚的研究，历来比较薄弱，多限于福斯泰夫与阿Q的比较研究。 本时期则出现了多篇关于莎翁的哈姆雷特与鲁迅的狂人、阿Q 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并以此进一步揭示鲁迅的世界性。鲁迅与弥尔顿、斯威夫特、毛姆、乔伊斯，均有专题论文，且均有相当的深度。不过，本时期鲁迅与英国文学比较研究的最大收获还是高旭东的专著《鲁迅与英国文学》。它是迄今最为全面的鲁迅与英国文学的比较研究，除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之关系未涉及外，几手涵盖了鲁迅与英国文学关系的各个方面，堪称鲁迅与英国文学比较研究的里程碑。
鲁迅与法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多为与波德莱尔、雨果、卢梭的比较。其中葛聪敏《〈哀尘〉〈悲惨世界〉与〈祝福〉》明确提出鲁迅《祝福》的创作受启于雨果的《哀尘》与《悲惨世界》，考证细密，用语严谨，是一篇影响研究佳作。
鲁迅与意大利（但丁）、西班牙（塞万提斯、巴罗哈）、荷兰（穆尔塔图利）印度（泰戈尔）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均有新的收获。
更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与美国文学的比较研究，与前一时期相比，有极明显的深化。于圣云的《“硬汉子”与阿Q ——两种生存方式的比较》认为鲁迅与海明威，两位文化巨人通过两个人物形象所探讨的是如何在非人的生存环境中找回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一共同主题；刘晓文《试谈鲁迅与海明威作品的“间距”艺术》则通过精微的艺术比较分析，进一步论证了鲁迅作品远离传统现实主义而与现代主义距离更近的特点。两文相辅相成，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鲁迅的世界性。
本时期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东方还扩展到了阿拉伯文化领域。这就是出现了几篇鲁迅与纪伯伦的比较研究论文。这也是一种应予肯定的全新的开辟。
关于本时期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在总体比较上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一、功利主义与忧患意识的并存，使得不少论文冷静与急切相融，理性与激情相汇；二、全面探讨的拓展与某一侧面研究的深化（如关于鲁迅与西方现代派关系的研究）并存；三、有的文章重在鲁迅西方观的客观意义的阐释，有的挖掘鲁迅内心世界（如自由精神）所包蕴的西方文化素质；四、更加重视宏观鸟瞰与微观剖析的结合，出现了一些由微观剖析而及于宏观把握的精采论文（如关于鲁迅与表现主义的关系）；五、在影响研究中更加重视事实性联系，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刻的理论分析。从分国比较研究而言，则有这样几个特点：一、研究重心之一由与俄苏的比较向与英、德的比较转移，与日本的比较则基本保持原来的重心地位不变。鲁迅与俄苏、日本文学的比较研究，曾一直处于鲁迅与各国文学分国比较研究中的显要地位，其原因是很明显的：鲁迅自述他的创作受有俄国与日本文学的影响，他长期留学日本，他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导师与苏俄文学必然有着密切的关联，等等。但是我们不应忽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苏联与日本对鲁迅都格外关注，我们与两国的文化交流也都曾极为密切，为相应的比较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如今，日本一切依旧，苏联却大变了。这恐怕应视为鲁迅与俄苏文学比较研究呈弱化态势的原因之一。当然，也是由于长期以来鲁迅与俄苏比较研究已取得巨大成果，想要再有新的巨大超越较为困难。而鲁迅与英德的比较研究兴盛，则与年青一代学者的文化兴趣、外语语种有关。更为主要者，是他们往往摆脱了影响研究的窠臼，大胆地进行平行研究，因此，才能在对与鲁迅发生影响关系远不如俄苏文学的英德文学的比较研究中往往有新的开辟。二、由对古典作家的比较向与现代作家的比较转移。鲁迅与乔伊斯、卡夫卡、海明威、安德森、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等诸位作家的精神与艺术关联，都在比较文学学者的笔下得到展现，这种比较，既揭示了鲁迅的现代性与世界性，又昭示出鲁迅的独特性。三、由具体作品文本的比较向作家整体精神世界，作家个性特征的比较转移。当然，具体作品的比较仍占相当分量，但却出现了作家个性比较的诸多佳作，如鲁迅与尼采、弥尔顿、黑塞等的比较。这应视为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深化。四、研究主体也发生了转移，由中老年向中青年转移。近十年活跃在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界的仍有姚锡佩、刘福勤等稍年长的学者，但王富仁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所提到的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六部代表作的作者都没有更多地更具力度的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著述问世。这里原因很多，此处不加探讨；但可喜可贺的却是出现高旭东（他在十年前就很活跃）、王向远、张钊贻、张直心、袁荻涌、程致中等许多新面孔，他们大多为中青年学者，其中有的外语水平相当不错，可能还不止一门。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前途正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回顾80余年的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经历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文学现象的比附到文学传播规律、发展规律的探求，由影响研究为主向兼顾平行研究转化这样一个过程，跨学科比较研究开始出现，比较文学研究向比较文化研究伸展，阐发研究渐露头角。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开启了鲁迅学的新领域，促进了鲁迅学的深化。鲁迅的世界性文学大师的历史地位通过这种研究而得以清晰地揭示。鲁迅世界的深邃与丰美通过这种研究而得以生动地显现。
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仍有不足：
一、在总体比较研究方面，仍有”宏而空“之作。这样的文章多为炒人家冷饭，极乏新意。在鲁迅与现代派文学研究论文出现较多，且质量较高之同时，鲁迅与现代派美术关系的研究却显得过于薄弱。笔者以为，鲁迅与现代派文学和与现代派美术这两者之间甚有关联（鲁迅堪称一位美术理论家和鉴赏家），事实上西方现代派文学与现代派美术之间亦联系紧密。我们希望能看到关于鲁迅与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进行总体比较研究的论文。
二、鲁迅与各国文学分国比较研究打破了从前的不平衡（重俄日而轻西欧），但又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同鲁迅与英、德文学比较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相比，鲁迅与法国这个文化大国、文学大国的文化与文学的比较研究，实在太薄弱了。在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滥觞期，就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纪德。但比较研究论文一篇也没有。近来，虽然扩展到鲁迅与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它更侧重的是“存在主义”文学，而非法国文学了，也就是缺乏民族历史文化背景的比较基础之上的比较。
三、关于鲁迅比较文学理论研究，仍以局限于对《摩罗诗力说》的研究为主，虽有所突破，但势头并不强劲。我们更缺乏将鲁迅的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置于整个中国比较文学史的大背景下的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这应当成为今后关于鲁迅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只有这样，关于“鲁迅是中国比较文学之父”的论断才能更富历史真实性而彻底摆脱情感随意性。
今后，鲁迅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欲取得新的成绩与突破，当然首先有赖于整个学术研究的气候与环境的改善，国家对学术研究重视的程度，国家对鲁迅的重视程度（究竟认为他只是一位历史名人历史古董，还是认为他对现代化不可或缺）；其次也有赖于研究者自身素质的提高，有赖于其中外文化学养的提高。我们以为，关键不在于学习了多少新的方法、用新的方法将以前的研究成果重新整理；而在于在提高文化素质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新方法，主要是应把它当作提高、磨炼理论思维能力的磨刀石，不只是作为新的工具与武器。再有，研究者必须大胆地贴近现实、干预生活，使自己的比较研究既保持较高的学术性，又能使之发生社会效益，这样鲁迅研究才能进一步由书斋走向社会，为广大群众及新的一代理解与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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