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侯苏钟》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见论文,晋侯苏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晋侯苏钟》图象及铭文拓片已经在《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七期上公布，这实在是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此前，我读过王占奎先生《周宣王纪年与晋献侯墓考辨》（文物报96.7.7）以及王恩田先生《晋侯稣钟与周宣王东征伐鲁》（文物报96.9.8），最近又读了马承源先生对全铭的解说（见集刊七期），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当然，几位先生的研究，无疑都是有益的。我个人从中受到的启发尤多。
有两点，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M8是晋献侯墓而不可能是其他人；晋献侯名稣，诚如《世本》与谯周所言。
由于《晋侯苏钟》铭文刻记了一个“佳王卅又三年”，又记了几个历日，主要文字是刻录晋侯苏随王征伐的史实，便引发出若干令人不解的问题。众多研究者有共同的苦恼：信苏钟的王三十三年晋侯随王征伐，必然地否定《史记》的记载；不改动《史记》，又难于诠释编钟文字。顾此而失彼，似无调合的余地。
下面谈谈我的一些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也願意与大家继续讨论《晋侯苏钟》铭文。
一、司马迁《史记》不误
司马迁给我们保存的晋侯世系是明明白白的：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叔子燮，是为晋侯；晋侯子宁族，是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为成侯；成侯子福，是为厉侯；厉侯子宜臼，是为靖侯。靖侯已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厘侯司徒立。厘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厘侯卒，子献侯籍（索隐：系本及谁周皆作苏）立。献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费生立。……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成师。……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殇叔三年，周宣王崩。
如果把这些关系理顺，对照公元纪年，当是：
共和元年（—841），晋靖侯十八年卒；
共和十年（—840），厘侯元年；
宣王五年（—823），厘侯十八年卒
宣王六年（—822），献侯元年；
宣王十六年（—812），献侯十一年卒；
宣王十七年（—811），穆侯元年；
宣王四十三年（—785），穆侯二十七年卒；
宣王四十六年（—782），殇叔三年。
这与《十二诸侯年表》的记载也是完全吻合的。“靖侯已来，年纪可推”，是靠得住的。晋献侯当宣王时代，在位十一年，死于宣王十六年。所以《晋侯苏钟》铭文的“三十三年”不可能与宣王三十三年发生纠葛，那时的晋献侯已经去世十七年了。自然，晋献侯也不可能在周厉王时代随王征战。
《十二诸侯年表》是一个整体，不仅仅是晋侯世系，尤其在共和以来，纪年一丝不乱。要想改动晋献侯的纪年，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他关于修改宣王纪年或修改晋侯世系的种种假说也是难于成立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动百枝摇，那势必得将《史记·晋世家》有关文字重写，《十二诸侯年表》也就失去了史料价值。整个《史记》的可信度就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史记》还是什么“信史”？文献已不成其为文献矣。从司马迁记录的殷王世系被近代出土器物所一一证实可以看出，司马迁足可信赖，《史记》作为文献，是不容轻率否定的。何况事在共和以后，年次不紊，毫无假托推测的可能。
司马迁对待史实纪年是相当慎重的。他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谍谱，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他充分注意到黄帝以来的纪年有不同说法，“稽其历谍谱”，他对那些“乖异”的纪年是认真研究过的。他自己认为不准确的纪年干脆就不录，他的《年表》起自共和元年，而不是起自周初或商初，更不采用“黄帝以来”，足见他是慎之又慎。他的记载是靠得住的。所以，对共和以后的纪年尤其不当有什么异议。
就说“千亩之战”吧！《周本纪》记“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那是明显的本于《国语·周语》。而《年表》与《晋世家》合，明记宣王二十六年（穆候十年）“以千亩战生仇弟成师”，确实是自相矛盾了。那当然不是司马迁的过错。因为他各有所本，不是个人的臆度。这里，他对这种“乖异”的史料取了一个“两存”的办法，留待后人评说。这正说明司马迁忠实于前代史文，不轻易武断地改动年月。如果读到《史记》中这种看似矛盾的文字，我们当理解司马迁的良苦用心。
我们充分利用文献，更要慎重对待文献。我们肯定司马迁所记晋侯世系，尤其是靖侯以来的纪年不误，《晋侯苏钟》刻记的“王三十三年”自当别有解说。因为晋侯苏不可能与三十三年的周王有直接关系，他只活到了周宣王的十六年。厉王时代他还太小，上有祖父、父辈，还轮不到他随王征讨。
二、月相非定点不可
晋侯苏钟刻记了既死霸、既生霸、既望、方死霸、初吉五个月相，这也是引起议论的中心。所以，月相的解说就不可回避。
自古以来，月相都是定点的。月相不定点，就失去了记录月相的价值。西周以至春秋，都是观象授时。四分历的创制行用在战国初期。有了四分历，历术才找到了推演的程式。鲁文公“四不视朔”，说明推算朔日在春秋后期已有了办法。孟子说：“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说明战国时代历术已从室外观象进入室内推演，制历已经找到了规律。而观象授时的西周一代，月相的记录就十分重要。因为历术是关于年、月、日的安排。太阳出没，白夜交替，日的观念最为明显；一年寒来暑往，春夏秋冬也不难掌握。《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年岁的认识也相当早。而月朔的起讫，全凭月亮的圆缺隐现，所以，月相的观察与记录显得特别重要。
而今能见到的月相记载，大多是西周的文献与出土的西周器物。具体记录，月相后面大都紧接记日的干支，这足以说明月相只代表那个纪日干支。它指那特定的一日。这就是月相定点。
事理之最明白者，如古文《武成》“粤若来二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既死霸不定点，何有过五日的甲子？《尚书·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既望不定点，何有越六日的乙未？
两千多年以来，古人对月相的解说也都是定点的。《诗·小明》“二月初吉”，毛传：“初吉，朔日也。”《周礼·大牢》“正月之吉”，郑注：“月吉，每月朔日也。”《汉书·律历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朏是月相，明指初三。
《汉书·律历志》引用刘歆《世经》对既死霸、旁死霸、既旁生霸、既望、朏、晦这些月相名词的解说都立足于定点。
朔与朏、与望、与既望一样，也是月相名词。《春秋》经传记有数十个朔日，都与干支相连。朔，自然是定点的。
《尚书》孔传、蔡沈《集传》以及历代学人对既生霸、旁死霸、哉生明的传注，也立足于定点。
只是到了近代，王国维用四分术《孟统》推算西周铜器历日，总有三天五天的误差，于是“悟”出当一月四分之。他说：“凡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各有七日或八日。哉生魄、旁生霸、旁死霸，各有五日若六日。”又说：“哉生魄之为二日或三日，自汉已有定说。”（见《观堂集林·生霸死霸考》）在这里，王氏将月相名词分成了三类：定点的——朔、朏、晦，不定点的——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旁生霸、旁死霸，游移的——哉生魄（“自汉已有定说”为定点，“各有五日若六日“为不定点）。王氏舍弃了月相“望”，将古籍“既旁生霸”并入“旁生霸”（王氏“既字疑衍”）。这便是王氏“四分一月说”的大概。
王氏将一月分为四段，旁生霸含在既生霸中，旁死霸含在既死霸中。他说：“如既生霸为八日，则旁生霸为十日；既死霸为二十三日，则旁死霸为二十五日。”也就是说，既生霸“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这一段，后面“五日若六日”也可以写成旁生霸；既死霸“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这一段，后面“五日若六日“也可以称为旁死霸。这样，每月十日至十五日，二十五日至晦，月相的记录可以是随意的。既死霸与旁死霸已完全重合。既生霸与旁生霸也已完全重合。在王国维月相名词的概念中，只有四个月相是有用的：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其余月相都已多余，起不了记录月相的作用。其余月相的功用已完全为这四个月相名词所取代了。不难看出，王氏月相说纯属个人臆测，已经到了置文献于不顾的地步了。所以董作宾先生说：“近治西周年代，详加覆按，觉王说无一是处。”无一是处，确实是给四分月相说的一纸判决。
究其原因，在于王国维先生用四分术《孟统》推算西周历朔，所得并非实际天象，他不知四分术先天的误差，也就是回归年长度365.2422日与四分术岁实365.25日的误差。董作宾先生也用四分术推算西周历朔，而他就注意到这个误差，加进改正值，以求与实际天象弥合，所以他绝对不相信王国维氏推求的西周历朔，敢于对他的四分一月说全盘否定。
清人有言，“例不十，法不立，反对孤证。”持四分说者用《晋侯苏钟》历日作为一条孤证来支撑四分一月说，借以否认月相定点。在我看，《晋侯苏钟》历日连孤证都还算不上，何能朽木支大厦？而月相定点，不仅十例，而是百例、千例。怎么能视而不见？
如果掌握了简单的推算实际天象的方法，或者正确地使用《中国先秦史历表》，我相信史学界同仁可以毫无困难地求得一个共识：月相非定点不可。
中国古代自殷商以来就采用阴阳合历体制。“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从文献及器物历日（如《令彝》）知，西周一代是明白无误的朔望月制。月相的记录主要就记录朔与望及其相近的日子。这就是；
初一：朔 初吉 既死霸（全是背光面）
初二：旁死霸（傍近既死霸）
初三：朏 哉生霸（哉生明）
十五：望 既生霸（尽是受光面）
十六：既望 旁生霸（傍近既生霸）
十七：既旁生霸（旁生霸之后一日）
这也就是古今一贯的解说。以此诠释典籍及器物的历日，无不通达。
生霸、死霸非月相。文献及器物从未有记为生霸，死霸者。生霸，指月球受光面；死霸，指月球背光面。《汉书·世经》引刘歆“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有违刘歆的本意，显然是班固的脱误。有人借以否定刘歆的定点说，那是没有读通《世经》之故。当另文述及。
三、关于《晋侯苏钟》
明确了以上两点，再来考释编钟刻铭，才可能有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在我看来，铭文分为两个并不相干的部分。前一部分在第一钟及第二钟：
隹王卅又三年，王亲遹省东或（国）南或。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王入各成周。二月既死霸壬寅，王
往东。三月方（旁）死霸，王至于
。
用月相定点来解说：
正月既生霸戊午：既生霸为十五，则正月甲辰朔。
二月既望癸卯：既望为十六，则二月戊子朔。
二月既死霸壬寅：既死霸为朔为初一，则二月壬寅朔，
排比历朔知：
X月甲辰朔（小）
X月癸酉朔（小）
X月壬寅朔（大）
X月壬申朔
也可以是：
正月甲辰朔（小）
X月癸酉朔（大）
X月癸卯朔（小）
X月壬申朔
如果闰二月（西周观象授时，随时观察，随时置闰，无规律可言），必是
正月甲辰朔 二月癸酉朔 二月壬寅朔
这中间的“二月既望癸卯”确实是刻工的误刻，马承源先生用四分月相解说，也看出了刻工的必然之误。因为历朔的排列是有规律可循的，错当在刻工而绝不可能是历日本身。
西周铜器铭文所铸历日产生错误并不少见，例如：
1.伯
父盨：佳卅又三年八月既死辛卯。
按：“既死辛卯”，月相显误，可能是“既望辛卯”，也可能是“既死霸辛卯”，断为厉王器，当为“既生霸辛卯”方与厉王三十三年（前846年）天象相合：八月丁丑朔。十五辛卯。
2、大鼎：佳十又五年三月既霸丁亥。
按：“既霸丁亥”，月相误字。或为“既生霸”，或为“既死霸”，或为“既望。”吴其昌氏列懿王，补为“既生霸”；董作宾先生定孝王补为“既死霸”。大鼎合懿王十五年（前902年）天象，当是“既死霸”。
3、永盂：佳十又二年初吉丁卯。
按：据铭文内容，唐兰定为共王器。此器缺月。以共王年代实际天象考之，有共王十年（前942年）二月初吉丁卯。年月相错，其误可知。
4、蔡簋：佳元年既望丁亥。
按：郭沫若《大系》云：“未言何月，甚可异。”断为孝王元年（前928年）器，有“九月既望丁亥”（癸酉朔）。
5、休盘：佳廿年正月既望甲戌。
按：休盘定为懿王二十年器，勘合前897年天象：正月丁未朔。有十六既望壬戎。知铭文“甲戌”为“壬戌”之误。金文“甲”与“壬”，形近而讹。
以上铜器铭文是范铸而不是刻凿，尚有如此的讹误。人工刻凿，一人所为，其误在所难免。用历朔做标尺衡量，其误当一目了然。
《晋侯苏钟》前一部分铭文历日的顺次是清楚的：
正月甲辰朔，既生霸十五戊午；
二月癸酉朔；二月既望戊子；
后二月壬寅朔；
三月壬申朔，方（旁）死霸初二癸酉。
这个三十三年的王是谁呢？当然不是厉王，也不可能是宣王。历日唯合穆王三十三年（前974年）天象。实际天象可查对张培瑜先生《中国先秦史历表》。
这一部分铭文是记周穆王“省东国”的，本来还应该接着刻凿穆王“省南国”，成为一篇完整的文字。由于出现刻工的误刻或其他重大变故（比如晋献侯之死），打乱了原有部署，就更换了内容。从“分行”二字以后，另行刻凿晋献侯随周宣王征伐的战功。这后一部分铭文，当然也是事先拟就的成文，同前一部分穆王省东国，南国一样，都是史实重录。由于内容的临时更改，我们已不能看到记录穆王事迹的全部，只保存了部分文字。而晋侯苏随宣王征伐事反而记之甚详，显得完整。
细加品味，我以为是晋献侯的死造成铭文内容的更换。晋侯苏当是一位爱好音乐的人，对编钟的演奏尤有兴趣，甚至生前曾计划另铸铜器记录自己随宣王征伐的战功。文字自然是已经有晋史官的实录。他是在参加了周宣王亲自祇祀穆王的祭祀活动后，思念穆王的盛德，决定将穆王三十三年省东国、南国事迹刻凿于编钟之上，以表达对先祖穆王的景仰。想不到刻凿进行之时，晋侯苏突然死去，于是改换内容，将他的战功记录其上，并将编钟作为随葬品永远伴随晋侯苏长眠。
把《晋侯苏钟》铭文分为前后截然无关的两个部分，依据何在呢？
1、前一部分，王亲省东国、南国，全是简洁而平和的记述，象穆天子外出旅游，毫无兵戎气氛。后部分文风迥然不同，不仅记事细密，而且一开篇就是王令晋侯伐夙夷，接着就是折首俘获，先后记述了晋侯苏参与的三次战斗，最后是王的赏赐。
2、铭文首句“王省东国、南国”本是全铭的总冒。而只记了王“往东”‘至于”，再也没有“省南国”的内容。“省南国”变成了“伐夙夷。”且不是往南，而是“左洀”“北洀”向东向北方向征伐。第二次战斗，也不是往南，而是“自西北”伐。后部分与总冒全然不相干。“王亲省东国南国”变成了“王亲远省师”。要是完整铭文，岂有置开篇总冒于不顾的道理？可见前后文字相悖，全是因为主题的变更。
3、历日干支很清楚。三十三年正月甲辰朔，后二月壬寅朔，历日只合穆王。后部分记有“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乃周宣王八年（前820年）天象：六月戊寅朔，丁亥初九，庚寅十二。确实是晋侯苏随宣王征伐。与文献所记晋献侯在位当周宣王时代亦相吻合。
4、“分行”二字大有讲究。简直就是另记一事的同义语。我不认为“分行”是分兵，因为前部分是一年的大事记，毫无火药味，无兵可分。
5、为什么在编钟上刻凿穆王事迹？这与两周时代五世一组的昭穆制有关。《左传》定公“祇于僖公”，厉王三十四年器《鲜簋》有“祇于昭王”，《左传·僖公五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都是五世昭穆制的明证。宣王时代，宗庙之内当是穆王正位，共王、考王兄弟辈昭位，懿王穆位，夷王昭位，厉王穆王。周宣王祭祀先祖，当然是“祇于穆王”，穆王乃五世祖。宣王时代，忠于王室的晋献候在编钟上刻凿穆王史实，宣张穆天子神威盛德，亦本在理。这自然是做给周宣王看的，大有巴结王室之嫌。诚然，穆王也是晋侯的先祖，穆天子确实也是一位值得可歌可颂的君王。
四、关于历日之误
我们说，前段历日有误刻，非逞臆之谈。当有根有据。马承源先生的文章也指出：“‘二月既望癸卯，王入各成周。二月既死霸壬寅，王往东’，这前后两个日干明显是颠倒的，因为壬寅早癸卯一日，刻手肯定是倒置了而未得更正。”马先生于此注意到日于顺次而忽略了与日干紧连的月相。马先生更正后，用以支持月相四分，算是“四分一月说”的一条孤证。如果没有这样的更正，月相四分是连一条孤证也没有的。
既然铭刻历日有误，误在何处？为何有如此之误？实有深究的必要。我曾在这篇文安初稿的结尾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刻工错刻的“二月既望癸卯”，似乎也有踪迹可寻。二月十六既望癸卯，必二月戊子朔。查宣王十七年（前811年）天象：二月戊子朔。献侯苏十一年卒，相当于宣王十六年。宣王十七年葬献侯。“二月既望癸卯”难道与此就没有一点关系？这大概是刻工误刻的由来。姑妄言之。
当时我是将“二月既望癸卯”与宣王时代也就是晋侯苏与刻工时代的历日联系起来，立足于宣王来考察这一历日。这虽也是一种假说，尔后又觉得这样解说不够严密。因为，如果承认前段铭文是刻记穆王三十三年事，理应从穆王时代，最好从穆王三十三年天象的角度去通释铭文历日的误刻。
排比穆王三十三年（前974年）天象知：
正月甲辰朔，既生霸十五戊午
二月癸酉朔，既望十六戊子
（后）二月壬寅（既死霸）朔，旁死霸初二癸卯，
三月壬申朔，旁死霸初二癸酉。
从刻记“二月既望癸卯”推知，“二月既望癸卯”必二月戊子朔。这与穆王三十三年所记前后两个历日（正月甲辰朔，后二月壬寅朔）均不连贯。所以肯定它是误刻。
很显然，本是“二月即望戊子”，刻工用戊子为朔推出了一个“二月既望癸卯，”且又是直接受了二月旁死霸癸卯的影响，才将历日误刻为“二月既望癸卯”。
这样一经将历朔理顺，前段铭文当是：
佳王卅又三年，（穆）王亲遹省东国、南国。
正月（甲辰朔），既生霸（十五）戊午，王步自宗周。
二月（癸酉朔），既望（十六）戊子（误刻为癸卯），王入各成周。
（后）二月既死霸（初一）壬寅，王往东。（旁死霸初二癸卯）。
三月（壬申朔）旁死霸（初二癸酉），王至于。
从上述历日行程可知：正月十五日王从宗周出发，二月十六日才“入各成周”。路上走了一个月。这哪里有军事行动的紧张肃杀气氛？那不过是穆王的游山玩水而已。穆王一路“名山大川，靡不登济”（郭璞洛）或三天，或五天停留于某一地说不定，直至后二月初一壬寅。又才出发往东。可见在成周也一住就是半月。在路上又磨蹭了一月，三月旁死霸初二，才至于。这样的费时前进，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是有心于用兵征伐吗？这与后面部分所记三次战斗，就内容说，真正是冰炭不容。
我们说，前段是简洁而明确刻录王省东国的行程，与后段晋侯苏随宣王征伐确实不同。这从历朔刻记也可以看出。前段除第一句总冒外，其余四句，一句记一事一个历日，共刻记四个历日。后段刻记三次大战，无一历日可记。直到宣王归成周赏赐晋侯苏，才出现一个与前面三个历日不相连贯的“六月初吉戊寅。”这一历日正符合宣王八年实际天象：六月戊寅朔。
从前段内容可以推知，原本拟就的刻铭当是穆王三十三年省东国、南国的纪要。从正月、二月、三月，可顺次记到十二月。要是留下完整的文字，就是一份穆王三十三年记事历谱。其史料价值的珍贵当是无可比拟的。只可惜刻凿中途，主题更换。历日干支，戛然而止，再也不能看到它的完整面目了。
作为穆王时代的记事历谱，当有更深层的意义。这就是穆王的“史记”，相当于鲁国的《春秋》。西周一代是有“史记”的，可惜已不能见到。晋侯苏钟所刻穆王三十三年记事，使我们看到了西周“史记”的一线曙光。我相信，随着地下出土文物的加多，西周“史记”的面貌终将逐渐显露出来。
以上仅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就《晋侯苏钟》铭文，我只是觉得，对现有文献，尤其是像《史记》这样史料价值极高的文献，不得取轻易否定或曲解的态度。正确处理文献、出土器物与天象（历朔干支）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顾此而失彼，必有疏漏。只有“三证合一”，才会有可靠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