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中的几个哲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六大之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推进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而提出的根本性战略任务和指导方针，是当今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因而也是我国理论界关注和研究的主要课题。近一二年来，我国理论界围绕这一课题从不同学科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大量研究性论著见诸报端和出版界。这对于帮助人们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央决策的精神实质，提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对于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推动我国经济与社会持续和谐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总体上看，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也有某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尚待深入研究。本文拟就当前我国学界有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中的几个哲学问题作一些综述与评析。不妥之处，请惠予批评指正。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
就思想文化的渊源而言，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既源自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即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目标或理念的信仰和追求，也源自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哲学优秀社会理念的继承与发扬。因此，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必须下大功夫深入研究它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同传统哲学的关系。
应该说，自从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之后，我国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社会理想和社会和谐思想，已发表了大量研究性论著。从孔夫子的“大同”社会到老子的“小国寡民”，从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从孔孟的“和为贵”、墨子的“兼相爱”，到康有为的“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等思想，都作了较为翔实的整理、总结与分析。有的同志还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和”的思想、“和为贵”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当代价值作了十分深入具体的分析，并深刻指出“和”的思想、“和为贵”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哲学的宝贵遗产，它蕴含着和以处世、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对当今人们的生活、工作、交往、处世、从政、经商等各方面，仍然具有深刻的影响，发挥着重要作用。显然，这些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对于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当代价值，对于廓清一个时期以来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左”的思想的影响，对于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和加深对党的方针政策深邃文化意蕴的理解，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在充分肯定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学界在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同时，尚应关注和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讨论过程中存在的某些不足或问题。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几点意见和看法：
1.对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中的和谐思想与和谐社会理念要作具体分析，对其社会功能和当代价值应给予正确估量和评价
在研究和宣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有两个方面的情况或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一方面，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思想宣传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和谐思想与和谐社会理念，较多地只是给以正面的肯定与阐发，而对于这些思想或理念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问题，未能给予充分重视和深入分析。与此相关，对传统文化中某些思想当代价值的估量和评价也有失妥当。比如，有的同志认为，“和合”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境界，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完整和最富生命力的内容，是五千年文明中国长盛不衰的根本动力，是处理国际国内各种重大问题的根本原则和核心内容，等等。显然，这些观点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商榷的。另一方面，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有人借口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竭力鼓吹所谓“新儒学”，公开打出“向传统复归”的旗号，甚至公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社会”、“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和“用孔孟之道替代马列主义”等主张。对新儒家或新儒学散布的这一套世界观、历史观、政治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我国思想理论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未见有份量的专题性文章予以分析和澄清。这是值得深思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社会的哲学思想或社会理想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它毕竟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受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因此，我们研究与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问题，比如研究与评价“和合”思想与古代和谐社会思想，就应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不能停留在概念的推理或演绎上，不能把“和为贵”、“致中和”之类的观念说成是人类普遍适用的价值原则或思维方式。我国古代先贤哲人们提出的关于“和”与“和为贵”思想以及社会和谐的理念，虽然凸现着在特定条件下进步人们的社会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但是，古代思想家们提出的“和”、“和谐”、“和为贵”等思想，毕竟有其特定的社会内涵，不同阶级或阶层对“和”的理解和诉求是不同的。统治阶级倡导“和”，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不破坏既有的社会统一体；而劳动人民若接受这种“和”的观念，就意味着要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毛泽东曾经指出，儒家哲学从整体上说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像孔子道德观中的“仁”和“勇”等范畴，所谓“仁”是仁于统治阶级而不仁于人民大众，所谓“勇”也只是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与和谐社会理念应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要看到这些思想或理念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而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这些思想或理念自身固有的内涵，将其抽象化为某种普遍原理或原则。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具有优秀哲学传统的国家。中国哲学在其漫长的古代发展阶段，产生了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以及唯物史观的某些合理思想，并对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以至于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出现之后，曾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于中国本土文化资源与现代化关系的高度重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和“崛起”，也引发了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认真思考。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亦应指出，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由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生产规模的狭小和科学发展的限制，由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和阶级偏见的局限，所以，从总体上说，中国传统哲学还不可能成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可能揭示整个世界的普遍联系，特别是不可能正确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到了近代，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一历史局限性，尤其是与统治阶级利益相联系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世界观，就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我们看到，在近代中国当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境地之时，中国传统哲学非但不能从世界观和方法论角度帮助先进的中国人去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本质，去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等基本问题，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指明出路，而且还成了近代中国哲学变革的对象和思想“网罗”。谭嗣同曾大声疾呼要“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天之网罗”，就是要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儒家纲常伦理和唯心主义天命论当作近代中国思想革命的对象。
对待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应该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采取分析、批判、总结、继承的科学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反对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在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伟大战略任务时，对古代先贤哲人们提出的关于“和”的思想、“和为贵”思想，要坚持“两点论”，不搞“一点论”；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不能视为普遍适用的抽象原则；要吸取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某些有益的智慧、方法和启示，而不能将其视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依据。
我们看到，在近代中国，中国传统哲学在经历了一百多年革命实践的发展和思想文化洗礼之后，已经发生了由朴素唯物主义到现代唯物主义、由自发辩证法到自觉辩证法、由直观反映论到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由“通古今之变”的传统历史观到唯物史观的革命变革。这一变革过程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批判继承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大进步，对推动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理想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精神文明蓬勃发展的今天，有人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借口，公然打出“向传统复归”的旗号，提出“用孔孟之道替代马列主义”的主张，这不是文明的进步，而是一种倒退。新儒学的主张带有鲜明的政治性。我们应当划清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与反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界限，对新儒学或新儒家散布的那一套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应加以分析、澄清和批判。
2.要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和经验，进一步深化对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有必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和基本经验，其中特别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从目前研究情况看，我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同中国共产党人解决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历史课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这一过程又是始终同正确认识与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领导人或创始人，他们在探寻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出路问题时，不是没有深入研究和把握中国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而是在把握和运用这些思想文化和理论在实践上遭到失败之后，才转而向西方学习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时候，首先接触到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甚至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半个世纪并在欧美大陆广为流传之时，在资本主义业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后的一个时期内，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还在热衷于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直到我国五四运动前后，我国才有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转变为共产主义者。这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出现，是一个全国性现象，是一种社会潮流，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不是任何人或任何集团所强加的结果。十分明显，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出路而向西方学习，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表明，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当代社会价值的某种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也表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产生的理论来源而言，它不是从批判继承与研究总结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中来的。但是，如果以上述历史事实为依据，认为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形成、发展、开花、结果可以离开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这块文化根基，离开这块沃土的思想滋养，那就错了。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基本含义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这里所说的“实际”就包括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在内。毛泽东在谈到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时曾经指出，所谓“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1](P52) 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的“最伟大的功绩”在于“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时，也把哲学和其他文化领域看作中国革命实际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2](P345)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也深刻地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丝毫也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与研究总结。众所周知，正是由于通过深入学习和研究，对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有了深切的了解和把握，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才转而向西方学习，并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对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加以科学分析，并继承与发扬，才使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和民族气派；也正是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作了认真的清算和总结，才使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深入发展下去，并有力地指导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所以，我们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必须高度重视对祖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的继承与发扬。
3.对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某些传言要予以正面澄清，要大力宣传毛泽东对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的巨大贡献
鉴于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社会上广泛流行着关于毛泽东彻底否定和坚决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传言或误解，我们在讨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继承发场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时，有必要正面地和概略地谈谈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对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哲学的贡献。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理论家，他的一生——不论在青年时期还是老年时期，不论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还是在日理万机的和平年代，他从来没有中断过对祖国传统哲学的学习、研究、清理和总结，并把这种哲学的研究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众所周知，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曾以浓厚的兴趣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他对先秦儒家、道家哲学、宋明理学和近代哲学都倾注过心血。在他看来，要解决近代中国的出路问题，就必须从“研究哲学”入手，包括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我们看到，即使在我国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亦未撰写过否定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的极端性文章。他在建党之前即1921年1月给蔡和森的信中，就明确地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依据”的正确主张。在党的“一大”之后不久，他就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成立哲学研究会和“周秦诸子研究会”，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清理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他的倡导、带领和推动下，延安的一些理论工作者曾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过一些有组织的研究活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对此，毛泽东曾给予鼓励和赞赏。可以说，毛泽东的一生与祖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由此构成了他在工作和生活上的显著特色。我们看到，在毛泽东发表的文章、讲话和报告中，以及他撰写的通讯和读书批注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都记载着他在学习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心得体会和真知灼见。我们甚至也看到，毛泽东的整个人格特征，比如在他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坚毅顽强的性格，那种深邃开拓的思维方式，那种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那种生动风趣的语言风格，等等，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对他的深刻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对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所作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某些重大的哲学问题，比如认识论上的知行关系问题，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和斗争问题，历史观上道德与功利、动机与效果的争论问题，等等，都作了认真的科学研究与总结，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得到提升或升华。他对中国文化典籍中的某些言简意赅的词语和丰富的思想资料，加以引申、发挥或改造，用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重要的原理、原则，以及党的认识路线和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从而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活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指导实际工作、并易于被广大干部群众接受的锐利的思想武器。他从党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战略高度，向全党明确地提出了批判继承祖国文化遗产和哲学遗产的历史任务，阐明了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正确方针，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全党树立了正确分析与对待祖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的光辉典范。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因而也是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主题，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社会矛盾、矛盾性质、基本特征及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方式和机制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这对于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并进一步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应该指出，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讨论和研究中，在涉及到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些基本原理的认识上，尚存在着明显分歧。其中，有的属于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某些基本原理的不同理解；有的属于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实践中应用的不同看法；有的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某些原理自身科学性的置疑，等等。具体说来，这些分歧意见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和谐社会”科学内涵的界定问题，尚未形成共识，甚至存在重要分歧。这一问题的研究，在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首次全面阐述了“和谐社会”科学内涵六条基本内容之后，虽有所推进，但认识上的分歧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和谐社会”科学内涵的认识，在两个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一个问题是关于“和谐社会”究竟是一个制度性概念，还是一个状态性概念。与此相关，在社会主义之前的阶级社会中是否存在“和谐社会”或“社会和谐”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和谐社会”究竟是一个理想性目标概念，还是一个现实性实践概念，或者是两种涵义兼而有之？众所周知，对于“和谐社会”科学内涵的界定，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在“和谐社会”科学内涵界定问题上倘若长期不能形成共识，势必会大大制约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许多重要理论问题的研究。第二个方面，是对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科学发展观”等新理论、新理念的哲学解读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新理论和新理念，很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加以解释或说明，而应代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或当代形态；有的同志提出，与“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相对应，应该弘扬中国古代“和合”思想或马克思恩格斯早期人本主义哲学思想；有的同志主张，与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相适应，作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应是“和谐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由过去的“斗争哲学”变成“和谐哲学”，人们的思维方式亦应由“辩证思维”变成“和谐思维”，等等。这里涉及到如何认识与解读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的新理论和新理念问题，涉及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的关系问题，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同人道主义是否相容的问题，等等。第三个方面，是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关的某些唯物辩证法原理的质疑和研讨问题。比如，在对事物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相互关系及其在辩证法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的认识上，有的同志认为，矛盾的同一性是事物运动的本质或目的，而矛盾的斗争性则只是方法或手段，只具有策略意义。有的同志对矛盾同一性的有条件性和相对性原理提出质疑，认为矛盾的同一性与矛盾的斗争性一样，也是无条件的和绝对的，如此等等。显然，这些问题是需要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新的战略任务，其中蕴含着许多新的思想和理论。围绕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战略任务，从哲学角度深入地开展学术讨论和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研究和讨论过程中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不同认识，也是十分正常的。下面，我们想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简要地谈几点看法：
其一，我们党自建党以来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一贯地明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就明确指出，“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3](P118) 他在谈到“一国两制”构想的国际意义时，也强调指出，“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3](P101) 可以说，我们党和党的几代领导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提出的所有正确的理论、路线、方法和政策，都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进行的，是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运用、体现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完备深刻而无片面性的学说，它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存在什么“过时”问题，不需要用其他什么“新哲学”、“新思维”去补充或代替。诚如李瑞环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说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它的许多基本观点，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仍然有着现实的重大意义，关键是要科学地对待。”[4](P100)
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哲学，它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变换着研究的重点或主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本身却是相对稳定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由于国际国内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由此所决定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研究与处理复杂矛盾的思路和方法也必然会产生某种新的变化，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表现形式就必然会具有某些时代特征和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必然会得到丰富与发展。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本身却并没有因为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发生重大改变。当前我国学界围绕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主题而开展的关于事物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讨论，也正是如此。应该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关注事物发展的稳定性和协调性，强调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弘扬传统哲学中关于“和”的思想，这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然而，我们在强调达成矛盾的同一即实现社会和谐问题时，还必须正确认识与处理矛盾同一性和矛盾斗争性及其相互间的辩证关系，切不可把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离开斗争性去孤立地谈论同一性；也切不可把谈论或坚持斗争性同坚持“左”的东西混同起来，把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都说成是“左”倾教条主义，说成是坚持“斗争哲学”。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同一性与斗争性是事物矛盾性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把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结合起来，去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比如，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曾同国民党两次合作，结成统一战线，而在统一战线内部则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曾经尖锐地批评过当时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普遍盛行的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和只把团结统一视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形而上学理论，明确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来说，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5](P213) 因此，把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和把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哲学说成是“和谐哲学”，这两种说法都是片面的和不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完备深刻而无片面性的学说，它既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崇高的价值观或社会理想，它主张解放全人类，主张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这一角度上说，马克思主义包含着人道主义，但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不能脱离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从绝对真理、抽象理性、永恒正义和美好欲望出发，去观察、思考和评价人、人性、人道等重大社会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其三，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去讨论理论创新，要从理论与实际、继承与发展的结合上去理解或解读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新理念和新思想。我们看到，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学界的一些同志在解读和宣传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的理念和战略决策问题时，在思想方法、研究方法、思维方式上曾出现过把继承与发展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的孤立、静止的简单化倾向。比如，有人认为，中央现在提出“以人为本”的指导方针，那就意味着过去所坚持的是“以物为本”的指导方针，甚至把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也说成是“以物为本”。有人认为，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指导方针，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全新理念，而在此之前的几十年中我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人学空场”。再如，我们在讨论如何实现社会和谐问题时，就有人提出要淡化“一元主导”，主张“从一元主导走向多样和谐”；我们在讨论社会主义时期学校德育的本质和功能问题时，有人认为过去的德育是“为政治服务”，而现今的学校德育则应“为生活服务”，如此等等。这些观点，在思想方法或研究方法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割裂历史，把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的坚持与发展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用今天去否定昨天，借口新形势、新变化需要新思维、新理念，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这种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从形式上看是为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理论作诠释和宣传，实际上是对新形势下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的误读和曲解。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路，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6] 胡锦涛同志的这段论述，是我们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问题的理论依据。
三、建设和谐世界同坚持唯物史观的关系
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的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延伸和拓展，也是我们党对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当代国际关系理念的延伸和升华。和谐世界构想提出后，在国际上受到普遍欢迎和好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构想提出的重要意义。在国内，有关建设和谐世界问题虽有一些相关论著发表，但总体看来，与讨论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题目相比较，发表的论著显得不多，有许多相关的深层次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并未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但是实际上，我国理论界对于建设和谐世界问题还是十分关注的，并在不同场合和以不同形式对这一问题展开过某些讨论。概括地说，在讨论和研究建设和谐世界问题时，需要深入研究的某些深层次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大致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进一步深化对建设和谐世界的基本涵义，以及提出的客观依据、实现的可能性与途径等问题的认识，以便认清我们党提出和谐世界构想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二是如何进一步阐述或划清某些理论上和认识上的界限，以便使我们对党提出的关于和谐世界构想的认识同对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的认识一致起来。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概括起来是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世界这一当代国际关系的新理念给以唯物史观的解读，从哲学角度阐明这一新理念是对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1.如何认识我们党提出和谐世界构想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些学者在其论著中强调指出，和谐世界构想的提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党在十六大之后提出的认识与处理国际关系的新理念和新宗旨，是对当今世界发展态势和方向的新概括和新的目标诉求，是指导我国外事和外交工作的“新的世界发展观”。因此，不能把建设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仅仅视为一种外交策略和口号。对于和谐世界构想提出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上述理解，我们可以从最近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由徐敦信大使主编，并由钱其琛先生作序的《世界大势与中国和平发展》一书中得到有益启示。应该说，和谐世界构想的提出是有其深刻的现实针对性的，提出建设和谐世界是因为当今世界并不和谐，存在着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存在着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们倡导的和谐世界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是和平、发展与合作，也就是主张在处理国与国关系问题上坚持公正合理、平等互利、彼此尊重、协商对话、和睦相处、和谐共赢的原则，也就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以小欺大、以强凌弱的霸权行径。和谐世界构想的提出，反映了中华民族崇尚和平、亲善宽厚的优良思想文化传统，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世人面前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我们伟大的祖国树立了光辉形象，也为国际社会的未来勾画出祥和、繁荣、安宁的美好远景，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需要深入研究和着力阐明的是，建设和谐世界作为一种理想、目标、愿望、追求和主张，它的提出不仅有着紧迫的客观需要，而且还必须具有实现这种需要的现实可能性。我们看到，在一些学者的研究性论著中，对和谐世界构想提出的客观依据作了深入揭示和分析，强调指出；在由世界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各国各地区间的经济贸易联系日趋紧密，各国间相互依存与合作在不断加强，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任何重大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不同国家的普遍参与，用协商、对话解决国际争端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和要求。这些情况表明，“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我们党提出的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确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当然，要把建设和谐世界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则是一项极为艰巨复杂的工作，需要作长期的艰苦努力。
2.如何进一步阐述或划清某些理论上和认识上的界限
建设和谐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需要加以唯物史观的解读，需要划清一些理论上和政策上的界限：
其一，关于坚持“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外交方针与坚持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思想的关系。这是一个有关现行外交方针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系的问题，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问题。“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方针，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依据当今时代特征和主题制定的，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在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内我们党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指导方针，这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不是一码事。因此，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就不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就必须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或两类不同国家对立起来；与此相关，也不能因为我们在外交或国际关系上坚持“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方针，就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万世长存，可以不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或者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相融”或“趋同”。20世纪中末期以来，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相对稳定与发展的态势。这一情况向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提出挑战，并向人们表明，那种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理解为“很快灭亡”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资本主义的灭亡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制度，它不能克服阶级对立与贫富差别，不可能解决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大方向和总趋势是不可改变的。
其二，关于认清时代主题与全面分析当今世界客观矛盾的关系。事物矛盾发展的态势或趋势与事物矛盾发展的现状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是对世界复杂矛盾总体态势和发展趋势的科学揭示，而不是对当今世界诸多客观矛盾的具体分析；他在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这一论断不久，又指出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和谐世界是我们的构想，是中国的世界理想，是一种目标、愿望和追求，而不是世界的现实；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世界上单极企图与多极化之间的矛盾、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有时甚至相当激化，地区性或局部性战争从未间断。所以从总体上说，当今的国际关系是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在当今西方的一些人看来，他们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是根本对立的，中国的崛起是对他们的挑战与威胁，中国发展中遇到的内在矛盾（如石油短缺等）必然导致对外扩张，等等，因此，他们对中国常常采取敌视态度和遏制政策，或者说是用既合作又对抗的办法来对付中国。建设和谐世界是我国的外交宗旨，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崇高理念，而和谐世界的构想只有通过世界诸多根本性矛盾的解决、通过中国自身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不懈斗争才能实现。
其三，关于世界发展中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世界发展中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是建设和谐世界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说，研究世界发展中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必须深入研究和把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这种社会分工又会扩大商品交换，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又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则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交往的扩大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必然会冲破各个国家、民族原有经济体系的孤立和封闭状态，必然会给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带来世界性的影响和渗透，使世界各国、各民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世界整体。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蕴含着“全球化”的丰富内容。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是把世界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结合在一起的，他提出的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就是明显的例证。在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级上，在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具有不同的特点或特殊性，并由此呈现出社会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文化的多样性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基石。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7] 这些年来，国际上时有“文明的冲突”论调散布于世，其实质是用一种文化取代其他文化，用一种文明取代其他文明，是西方中心主义和国际霸权主义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样性是并存的。两极对抗结束后，世界加快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多极化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总趋势。与此相关，社会主义的发展亦应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前提下，根据各国自身情况的特殊性，坚持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
其四，关于积极开展大国外交与巩固发展同发展中国家传统友谊的关系。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战略需要，从中国根本利益出发和所肩负的国际责任考虑，中国必须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并把它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与此同时，又必须继续巩固与发展同第三世界的传统友谊，帮助和支持它们取得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这是我国外交工作的基本立足点。这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开展全球外交、构建和谐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必须把“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辩证统一起来，把外交重点和外交基本立足点结合起来，正确认识与处理南方与北方、穷国与富国的关系。我们倡导建设和谐世界，并不是主张把根除产生世界不和谐根源作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实践任务，而是主张要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指出，当今世界的秩序是历史上形成的，国际社会的许多“游戏规则”是由强权者制定的，反映资本对世界的统治。所以，要建设和谐世界就必须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就需要加强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坚持不懈地开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捍卫国家主权、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事业。
其五，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和反恐斗争的标准与界限问题。反对恐怖主义是当今国际问题或国际斗争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美国的国际战略来说，在苏东剧变和冷战时期结束以后，特别是“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战略重点由反对共产主义转向反对恐怖主义。谈到反恐，首先遇到的是对恐怖主义的定义问题。对此，无论从联合国和世界各国有关法典的界定而言，还是从国际国内权威性辞书的解释而言，抑或从我国和世界著名学者的论述而言，均未形成统一共识，以致我国学者还专门撰写《对恐怖主义定义的困惑》的文章。其次，是关于恐怖主义与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关系。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凡是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反对外国侵略和占领而采取的各种形式的武装斗争或暴力斗争，均属于正义的合法的斗争，而不属于恐怖主义范畴。与此相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则认为，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是政治暴力，是恐怖主义犯罪。对于反对恐怖主义与支援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反抗民族压迫的关系问题，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如下三条：第一，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因为这种不顾现代文明规范和不择手段的暴力行为会大量伤及无辜，是一种犯罪行为。这种恐怖主义若与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相结合，会对世界的和平、和谐、安宁和稳定造成严重危害。第二，对“恐怖主义”要作具体分析。恐怖主义与民族解放斗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应加以严格区分，但是，亦应看到，在当今世界某些以恐怖形式出现的斗争，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乃是被压迫民族反抗民族压迫的一种极端形式。因此，在反对其所采取的恐怖形式和谴责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同时，要注意揭示其深层的社会历史的和现实的复杂因素，在反恐问题上要倡导“标本兼治”。第三，要警惕和揭露少数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利用“反恐”作旗号，大肆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甚至推行国家恐怖主义。美国总统布什在“9·11”事件发生后很快就公然宣布：“现在每个国家都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与恐怖分子同路。”我们也看到，美国攻打伊拉克并未经过联合国授权，美国入侵伊拉克三年多至今也没有找到基地组织策划“9·11”事件与伊拉克的关系和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凿证据，然而，美国却一再宣称其攻打伊拉克是合法的，其拥有“先发制人”的至高权力。这是当今世界上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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