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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12;Q9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12)06－0026－06
一、文化与文化转向
文化的本质在于对人的规定及其教化。文化，在中国传统意义上是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相对的，是指“以文教化”即“以人文化成天下”之意。因此，文化，一方面是基于人的生存而对人作出的规定，另一方面又是“人化”，就是人通过对自在自然改造所形成的成果。这种从人之为人之意义上即人的类本质上对“文化”的界定，就在人与物、人的世界与自然世界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实现了人的存在。因而，文化的存在领域非常广泛，如认识的(语言、科学、哲学、教育)、规范的(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社会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设施的(建筑及其技术等)。人作为现实的生成物，其生存范式总是表现在自然的、社会的各种现实关系的交互之中。所以，文化就是人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它渗透在人之生存的一切领域，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体及其一切活动。
文化作为对个体的人和社会形成的根本性影响因素，它除了以人的一种自发的、甚至未曾意识的生存模式存在外，更多的是以人的自觉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向往所建构的生存方式表现出来。生存经验的历史凝集以及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地域所显现的自然生存条件等，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从而规定和塑造出生存于这一区域内的人，并由此成为他们自发性、主导型的生存模式。在这种生存模式中总是力图维持其惯常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但是当它遭遇到一种更加强势或者说一种更适合人的生存需要的生存方式之时，它只能被不断边缘化，乃至最终消失。生存模式一旦形成，它必然稳定地、强势地甚至排异性地发生作用，并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人的生存常态。我们经常说的文化具有地域性、风俗性、习惯性就是从生存方式的常态角度来说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具有保守、固化的一面。
但是，文化作为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在一个时期内的存在方式，同样也存在超越、革新的趋势。当这种趋势作用很强大时，就出现了文化转向。当这种主导型的生存方式被另一种生存方式代替，对于一个特定民族来说，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转型。文化转型并非仅仅由一种外来文化的强势所致，因为作为文化主体即这一特定民族或群体的内在需求始终是文化转向的根源性因素。任何外来文化只能在与现存生存方式的有机结合中，借助于原有的或现存的生存方式来建构和催生出新的生存方式。这时，文化转向就成为了必然趋势，这一民族的社会心理，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就必然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超越和更换。当这一转向无论在时空(较大的历史跨度，覆盖整个群体的每一个人)、内容(价值理念、文化习惯、思维方式)还是在程度上(根本性的、根源性的、脱胎换骨式的)都得到了充分而广泛的展示时，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完成了转型，意味着一种区别于原有文化特质的新的文化(尽管这一文化带有原有文化的痕迹)成为了主流的、主导性的文化。
文化转向必然涉及自在文化与自觉文化的关系问题。所谓自在文化是指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天然情感等自在的因素，构成的人的自在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而所谓自觉文化则是指集中体现在科学、艺术、哲学等精神领域中以自觉的知识或自觉的思维方式为背景的人的自觉的存在方式或活动图式。[1]作为人的类本质对象化或人的本质活动的对象化，无论是自在文化还是自觉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人在现实的生存活动中不断对象化的结果，都是人化的结果。区别自在文化和自觉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多地依据文化的表现方式和作用机制。自在文化主要来源于人在长期的生存实际中积淀起来的经验常识、道德戒律、风俗习惯、宗教礼仪，它是一种常态化、模式化的文化精神或者人类知识，它以群体的认同方式显现其力量所在。因而，文化所具有的自在性表明了文化对于生存于其中的个体的生存方式具有强制性和给定性，它对于规范个体、协调社会、延续传统具有重要作用。人的生存首先是一种自在性生存，人总是在现有的常态性、常识性的自在性文化氛围中确立自己的生存图式。然而，自在文化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即人的创造性的、开放的生存方式是不相一致的。人在本质上就是不断超越已有的生存范式并不断追求完善的存在物。因此，自觉文化即人对所遇问题的新的阐释或者生存范式的超越就成为了必然趋势。此时，自觉文化一方面不断打破自在文化对人的束缚和封闭，引领人不断寻求到更适合人的生存范式，不断超越已有文化模式，推进文化的转向和进步；另一方面，自觉文化作为一定时期内人在实践中的自由创造和自由向往，注定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跨度中，它必然以对人的异化的经验凝结而呈现其过程性。因而，自觉文化所蕴含的超越性和创造性是相对于原有文化即人的已有生存方式而言的，自觉文化的超越和创新也必然表现为一个永恒发展的过程。所以，文化转向并不完全是自觉文化与自在文化的矛盾的必然结果，更是自觉文化所蕴含的反思品格及其未来愿景与建构不断引领自在文化发展，从而使整个文化不断融入新思维和新内容。
二、文化生态转向的根源
文化的生态转向，是说个体的人和社会在生存方式上融入生态思维、生态理念，在生存问题上确立一种生态的价值追求。显性层面上，它表现为人们的绿色环保行为、节俭行为及其主张、循环利用和绿色经济等；隐性层面上，它在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中融入和谐共生的理念，把尊重生命、共存共生、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融入人的终极关怀。这些构成了今天文化转向的内涵和标志。文化转向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决定了我们必须追问这一文化转向的根源。只有对根源进行反思、对这一转向的合理性进行追问，我们才能确立这种文化转向究竟能在多长时间和多大程度上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方式之中，能否如同血脉传承一样，成为人类总体文明的有机成分，成为现实人生存的真实的而非虚拟的、表面的方式。
从本体论意义上讲，文化作为人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必然对个体的人和群体的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并成为这个时代中每一个体和所有群体活动当中内在的、机理性的、深层次的因素。因此，文化转向的实质应该是这一文化特质的部分或全部改变。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在1952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指出：“文化存在各种内隐和外显的模式之中……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自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其以价值观最为重要。”[2]也就是说，思想观念和价值是文化的特质。然而，一种文化的转向往往首先是通过一些外显的方式发生，比如生活理念、生活习惯、生活行为等的改变和转向。显性的方式改变表征着社会及其个体生存方式的改变，这往往是一种文化变化或转型的前奏，有时也可以是一种文化转型后的稳定方式。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的生态转向，更多的便是这种显性层面的东西。
文化的生态转向最直接的推动力源于对工业文化的非生态性反思。工业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功利主义主宰下的原子主义、个人主义及主客二分思想。人作为非自足的存在物与其他一切生命存在物之生存一样，都需要依靠外界物质世界来获取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但是，人高于其他生命存在物之处就在于，人能够借助于理性和理智把需求分成了实体物质的和虚拟精神的两种。实体物质的需要更多的是实在的、能够满足人之物质生存需要的物质产品，而虚拟精神的需要则是一种观念化了且作为表象存在的需要感或需要意识而已，是人有生匮乏而意欲得到弥补的心理期望。工业文化的非生态性，相当程度上就在于它极力塑造人的这种匮乏感，从而使人为了满足这种匮乏感而非生态地向自然界索取。于是，为了这种索取，人们在观念上把自然与人分隔开来并使之独立化、孤立化。技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技术的祛魅功效在工业文明尤其是现代工业文明中得到了极大的彰显。正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现代技术是一种“促逼”的解敞[3]，它向自然提出蛮横的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现代工业文化是在“促逼”意义上摆置了自然。同时，作为处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个体存在，在资本的驱动之下，人性的弱点被强烈放大成为现代社会为着解决“产品过剩”和“刺激生产”的砝码。个体以一种自我中心的方式显现在社会之中，个体与个体之外的关系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实现自利即个人意义实现的手段和工具。这一系列观念和外在方式的最终结果是：人把自己与自然对立，人也把人与人对立，人之生存的应该维度——自然与人的和谐、共荣之关系，最终成为了对人之反动。
一种文化的转向不仅是对前一种主导文化的否定和破坏，也不仅是对前一种文化从表现形式到内容，从根源、本质到派生、衍生之物进行批判——尽管这都是必要的——更应该从新文化建构的合理性上予以阐释，也就是说，文化的生态转向在多大程度上更好地回应了人的生存焦虑、困惑和生存期待。当然，我们今天也在竭力地推进这种文化转向，其缺陷和不足是显然的。从根源意义上说，作为一种文化自觉，它所呈现出来的不足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仅仅从自然的角度抽象出自然价值论、自然主体论、共同体论等，其思维方式是通过提高自然地位以证明人与自然的平等，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其二，从人的角度即“人类中心主义”来推论出“自然天然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环境问题的实质就是人的问题”，认为解决环境问题并不需要对自然作出价值上或主体上的更高更多的认同，而在于把人从狂妄与贪婪中解放开来。这在宣传教育层面表现为各种环保知识的普及、环保行动的开展等。这一切是否真正地诠释了文化生态转向的根源并构建出转向的动力呢？我想并没有，其原因在于，它并没有从文化的本质，从文化作为人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这一角度来阐释，一句话，并没有从这一转向的根源性入手。
文化转向根源于人的生存矛盾，也就是人的现实生存境况与生存需求、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存在与自在的文化之间的冲突。人的生存方式固然有着稳定的给定性、循序性从而呈现出保守的一面，进而构成了人的生存经验和人类文化的传统与积淀；但是人天然的主体性(具有理性和智慧)注定了人的生存是开放性的，注定了人的需求不可能停留于本能层面，因而人类必然依赖于意识和自主活动而超越本能的自在性和给定性的存在方式，选择一种更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因此，人在不同时期的持续生存和追求一种更好的生存方式与更为完善和全面的发展模式，就成为文化即人化的内涵和真正根源。
据此，我们就可以发现，环境问题之所以构成问题，其实质就在于对人的生存发展构成了威胁。地球作为迄今为止人类能够生存的唯一家园，已经难以承受来自于人本身的日益庞大的需求以及近乎毁灭性的破坏。大气和水体污染严重、森林植被锐减、土地荒漠化加快、生态失衡加剧、臭氧层破坏、粮食能源和其他资源短缺等，都直接呈现在现代人面前，其直接后果是人面临着能否持续存在下去的生存危机。因此，人作为“种”的存续发展是人所面临的根本问题，追求更好的生存应该是人的最高利益。当然，这显然是人作为“类”的存在物的共同利益而非仅仅是个体的或某一群体的人的利益。为着这一利益，人的生存方式包括其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都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因为正是人的不当的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从而引发了环境问题。我们的生存方式即“文化”必须从与自然对立、仅仅把自然理解为“人的对象化”客体和“对象性存在”转变为“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即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自在性和给定性回归)的统一上。这就从人作为“种”的持续存在的视角自觉地建构起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新的规范。当然，这从根本上体现为此部分人与彼部分人、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之生存的规范，体现为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维持一种稳定的、使彼此存在物之间处于相应生态位的状态。对这种生存取向的践行，就成为了工业文化向生态文化、单向度的人向生态生存维度的人的转向。
利益，作为人存续和生存需求的满足，是人与人关系的纽带，既有人作为存在而在文化上所体现出的自在性一面，又有人作为社会性存在而在文化上呈现超越性的一面，从而构成了现代人生存方式即文化转向的现实动力。有人反对这一观点，认为这仅仅是作为“活着”的价值设定，“因为从人的生存利益出发确定人的应当行为，就混淆了人与动物的根本界限，把人的道德存在和道德生活贬低为一种动物式的存在和一种动物式的生活”，而且“任何动物都有自己的利益，任何动物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应当行动。只不过这种利益以动物本能的形式表现出来”。[4]我们说，动物生存和人的生存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具体形式上都完全不同。动物之“利益”(姑且称为“利益”)是动物在长期的自然进化当中与它的对象构成的固定的、本能的、封闭的关系。尽管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动物通过进化也能打破这一关系，但是需要经过漫长的演变过程。因此，这一关系仅仅是程序化了的生态关系，是自然界给定的产物。但是，人与其对象的关系是人以开放的、自主的、创造性的方式来改造对象，从而使之不断发生改变而更好地适合人的需要的关系，人不断地把自己的需要、愿望、计划、目的等主体规定性(即人在长期生存实践中所建立起来的生存期待)客体化到对象当中。所以说，人的利益满足既是人生存需求的满足，也是人所建构起来的人化需求即人通过本质力量的确证而得到的精神与心理需求的满足。因此人的需求满足是以人化而非本能的、生态给定的方式进行的，它以劳动对象化(为本质对象化)方式来诠释和界定利益。由此看来，“利益”并不是生态概念而是人化概念，它彰显了人以人的生存方式与其对象构成的现实关系，人并没有局限于人所依存的所有对象对人的规定性，而是按照人的需要对之进行改造即人化。对象的人化更多的是以人的现实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利益是自然与社会的双重性所形成的。当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人化状态不利于人的生存时，也就是人的需要、愿望、计划、目的等主体性规定客体化到对象之中并确证人的本质力量时，就会出现对人的否定，不仅人的利益无法得以实现，而且人也无法以人的方式生存下去。这就昭示着文化转向的必然性。比如现代工业文化就是通过“资本”和“市场经济”破坏了农民的土地依赖和血缘依赖，从而打破了通过“土地”来实现“利益”的传统农业文化，并使之向工业文化转向。而当工业化的“利益”驱动造成人的异化，不利于人全面自由的发展时，由工业文化向生态文化的转向也就成为必然趋势。
三、文化生态转向的路径
当自然和环境无法承载不断增长的人化需求而变成对人的反动时，人在现代工业文化中所形成的自在文化和自觉文化便无法维持和规范人的生存。一方面，在科学主义、消费主义背景下所形成的经验常识、行为规范、道德戒律，以及一些常识化、自在化、模式化的文化精神成了人生存的桎梏甚至灾难；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存在物，在工业文化的强制下所展示出来的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对象化结果，如科学、艺术、哲学、文化等，并没有真正使人得到更好的发展，相反却把人推向危机之中。因此，用一种生态思维和生态内涵去推动文化的创新和转向，就成为了现时代的庄严使命或文化发展的重大机遇。
文化的生态转向作为人类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背景下人对自己的一种自救，作为人生存的一种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必然以两条现实的途径发生作用：
(1)自觉文化不断地从以往的自在文化中寻求生态资源，使其表现出更多的自在性从而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自觉文化通过人的文化反思和觉醒来实现。文化觉醒总是以思想解放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种思想解放总是根源于以往的传统，文化传统中已经具有的理性、创新、反思等超越性文化因素再次凸现出来，并且不断成长。自在文化总是历史的，它随着时代赋予的内涵而不断改变其形式和内涵，不可避免地对原有某些文化因素予以遮蔽和遗忘，比如中国文化对墨家兵家的遮蔽，当代人对传统文化的遗忘。遮蔽和遗忘只能代表这种文化因素与那个特定时代的主流不相一致，并不表明它在整个历史当中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当我们对这些被遮蔽的自在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并将其作为自觉文化的内涵时，自觉文化所产生的超越以及与现时代自在文化的冲突，会以和平的、整合的方式进行，从而使文化转向以更大的力量和影响向前推进。文艺复兴运动实质上是古希腊文化的复活，古希腊文化在经历1000多年尘封之后重新获得了与现实对接的契机而展示其活力。当我们在推进文化的生态转向中，许多学者在挖掘文化传统，从民俗民风、宗教禁忌到礼仪礼节、行为方式，说明我们早期的文化中已经具有(广义上的)生态思想或生态智慧，我们传统的生存方式充满着人与自然和谐的智慧品质。这些因素只不过在工业文化当中被遮蔽了。在文化的生态转向当中，这种挖掘和整理是一种内在的创造和创新。古希腊时代的理性主义、自然主义奠定了西方的文化传统，成为其个人生存方式的自在性内容。然而，在中世纪宗教盛行之时，经验性文化和宗法关系抑制了其理性的、自然主义的文化，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通过了宗教改革和对古希腊理性主义的挖掘和弘扬，实现了文化转型，恢复了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传统。今天，人类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很好的生态传统，文化的生态转向也已有了坚实的基础。
(2)自觉文化不断地转化为自在文化，从而使生态文化真正成为人的生存方式。在现实的文化生态转向中，人们往往以一种简单的、机械的方式，甚至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意欲通过一种全盘否定现有文化的方式，或通过一两次宣传鼓动的方法来实现生态转向。作为一种包含自在和自觉内涵的人化样式，这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生态转向的路径选择只能建立在文化自身的内在矛盾和人生存的自在与自由矛盾的调适基础上。说到底，文化既是历史积淀下人的稳定的行为模式，又是人不断超越已有生存状况、打破各种限制、实现更利于人的生存发展的精神动力。因此，文化的自在性代表人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文化的自觉性代表人的自觉的类本质对象化，它们都是作为人应然的选择并处于现实的人的生存方式之中。所以，文化的生态转向，必然就有对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成果，即人在长期与自然交往当中所积淀下来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生存经验的挖掘，也有对自觉的类本质对象化成果，即人的工业文化的理性反思及未来生存方式建构的弘扬。因此，文化的生态转向最终是需要实现自觉文化的自在化，即作为人们的习惯、常识或惯常的思维方式而存在——它意味着转向的真正实现。
以哲学、科学、艺术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自觉文化，往往很难独立发生作用。人的现实生活更多的是一种习惯、习俗、经验，并在一种常识化、常态化、模式化的文化氛围中进行。人的现实生存问题的解决不是借助于自觉文化所显现的理性或通过某种突破或创造来实现，而是依据现成的经验、常识、习惯、传统等把问题纳入到已成为稳定的范式或图式中并将其解决。因此，自觉的文化普及、教育就成为文化转向的重要环节。生态知识、生态思维、生态思想、生态哲学，在今天的学术层面尽管还有许多争论，但是它们都是作为人的觉醒和自救、作为人生存方式转向的理性愿景和理性选择而成为观念的东西，依然是远离大众常识的存在，现实层面上也存在环境意识不强、环境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原因就在于，自觉的文化没有转化为自在的文化。事实上，1950年代就有人提出了生态思想，如美国的亨利·梭罗、约翰·缪尔、吉福特、阿尔贝特·史怀泽等，但民众反响不大，直到作家卡逊的小说《寂静的春天》出版以后，民众的环境意识和热情才发生了巨大变化，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自觉文化的自在化。卡逊以通俗的现象描述，把人内心所蕴涵的生存本能和危机意识揭示出来，把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生产场景与其生活所依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了，明确了我们的生存方式所出现的问题及其危害，从而在民众心里产生极大震撼。
自觉的文化及其精神的自在化是自在文化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生态知识、生态思维的自在化，是实现文化生态转向的关键，这既是一种外在批判性的重建和自在文化的断裂与改造，更是自在文化的一种提升和对人摆脱生存困境的一种积极回应。当然，自觉文化作为某一时期人的生存的一种期望而具有局限性，但这恰好反映了文化转向的艰巨性和永恒性。
文化生态转向的实质与核心是确立一种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思维。虽然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思维在传统文化当中也存在，但那仅仅是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对自然的感性认识和实践经验，甚至是对自然的一种摹仿与情感。今天的生态智慧、生态价值观显然是在对工业文明所蕴涵的主客二分、对立所造成的人类灾难的反思基础上所形成的。因此，作为一种理性的、现代的价值设定和思维方式，生态思维、生态价值观的现实化是一种生态智慧的传播、启示和物化，也是转化为自在性文化和现实力量的过程，这是文化生态转向的标志。在此，文化生态转向既需要对接传统，从传统中汲取资源，又应批判性重建，即采取移入、强制的方式，把西方生态文化的优秀成果吸收过来。这样，文化的生态转向才真正有可能。
四、文化生态转向的意义
文化，从显性层面或形式上说有着经常变化的特性，从隐性层面即理念、价值和思维层面说则具有相对稳定和作用时间长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文化的核心即隐性内容是某个时期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状态的标志和尺度，它的深刻变化带来的是文化的转型。“天人合一”、“自然主义”等价值观被“天人相分”、“主客之分”、“人类中心”等价值观所取代，标志着农业文明的消失和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作为社会转型的量的积累或前奏与外在形式，文化的转向不但是必要的，而且必然为社会转型创造条件、积蓄力量，随着文化中的某些点和局部发生变革，进而在整体上对原有文化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予以颠覆，最终实现文化转型。
文化的生态转向意味着人们对生态观念的认同和确立，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等，已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这一转向将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无论是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还是对个体人的存在，作为一种价值设置和追求，生态存在均是以一种和谐的、友好的、共赢的关系来建构人的生存方式，从而改变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对立的状况，比如改变社会发展的单一经济维度，转变价值的单一物质取向等。同样，文化的生态转向也将对个体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产生影响，人的精神生活、智力开发、自我实现等精神需求，将从一种自我的、利己的、单向的满足向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多向度转变，从强势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方式，从异化消费转向本性消费等。
文化的生态转向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生态的生存范式作为一种人类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文化生态转向的必然的、坚定的理念。通过这一转向并由此推进文化的转型，才能真正建构起生态文明。
［收稿日期］2012－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