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与教育变革的普遍化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近代中国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5－0084－06
1840年后由西方入侵带来的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是历史研究无法回避且不断予以阐释和反思的议题。其中，对西方知识系统即西学的回应，无疑构筑了19世纪、20世纪中国知识与教育变迁、重塑的主线索[1](p1)。从洋务运动时期西学的引进与新式学堂的举办，戊戌变法时期的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到新政时期书院改学堂和新学制的建立，再到民国后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实验，尽管其中不免混杂着中西文化的各种传统、话语方式与实践形态，但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教育与知识系统，很大程度上被渲染为一种基于广泛共识的共同行动。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知识分子在追逐西方学者引肇的学术革新和思想世界的变迁轨迹时，实际上忽略了基于自身知识、文化传统的创新与再造，也忽视了站在中国的立场思考问题的知识基础的建构。追根溯源，西方普遍主义的影响固然深远，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在知识与教育变革进程中所采取的态度也该检讨。
在由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基督教文明主导的世界文明变革历程中，一个长期占据主导的观点是，人类所有文明都是同质的并最终走向统一，因此关于人类对自身、对所处的世界的认识，对构筑人类社会所有要素的认识，都可以作为人类所有群体共同的知识基础[2]。不过，对于被迫卷入世界文明进程的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对中国而言，一直都在面对但同时也在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被迫卷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一体化进程是无法避免的，那么至少在一点上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即主要由西方知识阶层构筑而成的知识基础乃至创造、发展知识的方式，潜藏的实际上是西方文明奉行的普遍价值与意义，刻意或无意地忽视着非西方文化的本体存在。
在方朝晖看来，西方知识系统源于“认知”的目的，而儒学知识则是服务于人格成长和终极关怀等实用的需要。前者遵从的是“知”的逻辑，后者遵从的是“做”的逻辑[1](序2)。实际上，由于在历史的时间、空间变迁中都缺乏足够的对话，两千多年来的中西方学术，从整体上来讲代表着不同的知识与文化传统。尽管人们时常可以从西方文化中发现一些与中国古代学术类似的学术思想，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二者之间不存在可比性[1])(p9－10)。传统中国的知识体系以经学为中心，传统教育则以理解和揣摩圣贤与经典的真理为途径，以培养自觉的道德修养为目的。作为传统教育唯一的合法知识资源，儒学之所以能够与王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达两千余年之久，与其有着一整套自我解释的理由有关：它把建构社会秩序的和谐、维护君主与国家的权威和培养士人与民众的道德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与社会的秩序等级也是围绕着这一中心议题建立起来的，至于对其所进行的解释、分类、表达，则是王权治下的知识分子的使命[3](p143－144)。
西方的知识系统，包括天文、历算、地理、数学、几何、生物、医药、音乐、美术、建筑等，特别是代表着地理大发现和天文学最新成就的地圆说与哥白尼太阳中心说，最初则是由传教士于明末清初带入中国的，并且很快进入了少数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视野之中。早在明末，艾儒略《西学凡》就告诉中国人，“极西诸国，总名欧罗巴者，隔于中华九万里，文字语言经传书集，自有本国圣贤所纪。其科目考取，虽国各有法，小异大同，要之尽于六科”，即文、理、医、法、教、道[4]。在此基础上，西方逐渐发展出了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基本架构的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并在大学内确立了分学科、专业开展教学研究的制度结构，进而不断促进着科学知识的增长与学科分化[3](p144)。当然，有一点还是必须指出，即便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接触西方的1840年后，西方的知识系统本身实际上尚未在全球范围内确立压倒性的优势，其所依赖的力量，主要还是工业化导致的全球性贸易扩张以及资本主义先天的对土地、财富的贪婪攫取。这也使得裹挟于军事入侵与商业渗透之中的西方知识系统是一种强势介入，从而也就带有了学术霸权的印记[5](p9)。一个有力的例证是，在1840年之前的几百年间，一些西方学者是以一种欣赏和仰慕的姿态面对中国文化的，包括莱布尼茨也毫不掩饰其对中国文化的推崇。1840年后，这种欣赏和仰慕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学时无法抑制的心情，以至于即便是在传统儒学的思维框架中寻求变革，所应对的也是西方的挑战，且最终不得不在西方的知识框架下，寻找中国学术的新生。
由此，影响近代知识、教育变迁进程的也恰恰是塑造着近代中国的两股力量：一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席卷全球思想启蒙与批判理论，毫无例外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变革；二是来自中国5000年的传统，在抗拒中出现了几次主动或被动的变革的尝试，最终却不得不以一种空间形式上的转换，消解了传统的时间维度，将以古汉语为载体的传统文化，转换成了以现代汉语(白话)为载体的现代中国知识系统。由此，近代中国社会一直在两个路径上发展：一是以儒家道统、政统思想维系的传统社会的惯性逻辑，使中国在既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框架上，继续其对辉煌历史的向往与重塑；二是被迫开始接触西方知识与思想，并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在中学与西学之间建立一种关联，使之能够进行对话，并在对话中尝试解决中国的问题，即如何谋求富强并获得与西方诸强对等的国际地位。由此，传统知识分子对待西方入侵采取的态度，实际上必须经过两次转换才能进入知识领域：第一次转换是，要挽救国之危局，就必须学习西方，因此首先必须解决西学之于中学的关系，才有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中西会通等主张，总的思路实际上是容许被拒斥的西学逐渐进入中国儒学知识分子的视野，使得西学能与中学并行不悖而不至于动摇儒学为本的传统知识系统的根基；第二次转换是，一旦当西学引入学堂，保持中学之根本以保文化之独立性的努力固然从未间断，部分知识分子也曾尝试用西学改造中学以复兴中学并使之与现时代相匹配，但其实际的结果是，清末民初的所谓“新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西学形态，“纯正”的中学此后更是逐渐消弭于大学以学科为载体的知识系统之中。
总之，无论是被动地接受，还是选择性地撷取，抑或基于天然的保守倾向的反对，西方的知识系统无疑最终进入了中国既有的知识系统，并在民国期间由新派知识分子所主导，开始了以西方知识系统与教育制度为模板的重建历程。不过，有一点还是需要质疑，即近代知识分子是否确实将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困局，以一种有效的、准确的话语方式，不仅在知识阶层内部进行了达成共识的尝试，而且将这些认识推及到普通的民众，而不仅仅是在与权力当局的斗争与妥协中，裹挟着普通民众一同卷入一个无法预知结果的变革试验之中。显然，无论是冯桂芬、张之洞还是蔡元培、胡适，他们可能无从确定将中国推向他们所设想的改革方向能否确实解决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所面临的困境，他们所能确认的是，欧美国家的知识系统和教育制度的先进性，已经被其在军事和经济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展示出的强大力量所验证。
较早真实地接触西方知识系统的是所谓的口岸知识分子。在租界与来华传教士或洋商的直接接触中，他们切身体验到西方经济、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知识系统的差异，并基于这种认识来反思或批判其不足。显然，这些生活经验确实与其在帝国乡村、市镇或者城市的经验有着巨大的区别，使他们往往是在一种新奇、彷徨中应对中西文化、教育的冲突。与之不同的是，较早接触西方的儒家学者与官员则尝试从传统出发来应对西学的挑战。经魏源提出并由曾国藩等实践的经世致用的湖湘学传统，将西学视为事功之学以补中学之不足，最终由张之洞发展而成中体西用，并将之贯穿在教育与知识改革之中。作为后来者且沐浴西风已久的康有为，则依据传统或者说被重新发现的、熔铸于今文经学之中的改革传统，以援西入中和纳儒入教的方式开了近代以西学知识、概念重新阐释儒学知识系统的先例。与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等借助其政治地位谋求有限度的变革不同，章太炎等人先是尝试通过激烈的革命措施来实现变革，待到民国则转而通过知识领域的革新，主要是在史学领域的开拓，将古典知识传统的神圣性消解在“六经皆史”的进一步诠释之中。
当然，真正对中国现代知识系统重建方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还是要首推严复。作为近代最初成功的翻译家，严复译本拥有一个庞大的读者群，包括各阶层知识分子，上至渴求新知的士大夫，下至新式学堂的学生。仅以《原富》的出版发行为例，1903年1月初，《原富》各分册由南洋公学译书院结集再版发行，总共印刷2000套，结果在两天之内被抢购一空[6](p108)。而正是在严译西方著作的影响下，中国哲学、社会、文化、文学才得以逐步确立其现代意义上的重建方向，并由此开启了近代中国知识、教育、文化的整体转型[6](p89)。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严复并不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且提出了“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这一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著名命题[7]，但这一命题无疑也蕴含着文化普遍主义的意味，甚至基本上是站在西方知识立场上的。梁漱溟就曾批评过晚清以来的风气：“名臣的奏议，通人的著作，书院的文课，考试的闱墨以及所谓时务书一类，都想将西洋这种东西搬到中国来，这时候全然没有留意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来的，却有它们的来源。它们的来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以为西洋这些东西好像一个瓜，我们仅将瓜蔓截断，就可以搬过来！”[8](p13)由此导致的结果是，20世纪开始的中国学术的建构，大致都是建基于对于西方学术的理解和解释，并大致是在所谓现代化的共同范式的支配下发生的。当然，就西方文化、教育、哲学思想的引介与中西思想的融会贯通上所做的贡献而言，王国维可以算是重要的承前启后式的人物，由他主编的创刊于1901年的《教育世界》可以说是最早向国人较为系统地传播西方教育思想的窗口，其翻译作品与史学思想对民国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影响则更为突出[8](p13)。
正是在严复与王国维的影响下，自1890年代开始逐步建立的所谓的“新学”，实际上大致可以看作在翻译西方知识的基础上，按照西方学术的分野构筑起来的中国古典知识的近代化形态。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将中国古典知识置于所谓人类文明的整体性的前提下逐步重建的过程。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启蒙事业肇始于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翻译过来的西方启蒙现代性。如果说近代口岸知识分子和早期留学返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知识系统的变革做出的最大的贡献是通过翻译将一些西方议题引入了中国，从而冲破了儒学知识所设定的知识边界和核心议题，使得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许多认识、概念乃至一些具体的问题，开始成为思想界讨论与研究的对象，那么由翻译导致的西方知识系统的整体性进入，就使由文言所承载的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古典知识传统，逐渐从知识系统的中心走向边缘，并逐步被以白话为载体、混杂着各色西式概念的新的知识系统所取代，成为知识分子与学校教育新的知识基础。而之后逐渐占据中国知识话语主线的教育知识，无论是西方的教育制度、历史、文化，还是被在学校之中、学术系统之中进行传递的知识，总体上大致都可算作是由翻译肇始的知识系统变迁的结果。如果说，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始自亚当·斯密，中国开始融入所谓的世界也始自严复翻译的《国富论》。亚当·斯密提出的通过市场建立一个全球化的重商共和国，就是通过严复对该书的翻译才开始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熟知的[5](p9)。
当然，近代知识分子以什么样的方式思考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当儒学知识分子所思所想都是经典描述的那些观念，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就只能是儒学的。当然，西学知识开始进入儒学知识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改变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不过前提是，这些西学知识确实已经作为一种类似于儒家经典的常识性知识，进入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维世界。而这恰恰是由西方国家的强势入侵带来的内部变革的尝试带来的，如1862年后新式学堂的建立以及西学课程在新式学堂中的设置。之后的情况是，在大多数有着日本或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看来，除了语言的差异，以及不可避免地在翻译过程中呈现的在汉语环境中重释西方知识的现象外，知识本身无所谓中西，或者说，中西界限在借助西方知识的力量对古典知识系统进行整体或者个别化改造后开始逐渐消弭，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能够在同一的知识谱系中实现对话。当然，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由于每个人都是基于其对传统教育、现代教育(毋宁说其所熟悉的某一个西方或东方他国的教育)的理解，来确认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这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被理解为作为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在教育理论、实践领域占据主导话语权的尝试，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每个个体知识分子确立其在近代中国知识界的地位。
由此，在现代中国知识系统形成的过程中，也就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正是看到西方文化借助其赖以生成和传播的现代学校教育、大众传播媒介以及工业化大生产相关的现代职业[9]，与其既有的传统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契合，中国知识分子才重拾重视文教的传统，将教育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早期关注教育并将教育视为一个国家议题的知识分子，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学专业人士，其身份介于官员、士绅和知识分子之间，比如魏源、李端棻、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而且，教育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国家事务，尤其是一种足以改变国家状况的力量而被讨论和尝试进行改革的。某种程度上，由于严复对赫胥黎作品的翻译，这种讨论还被纳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启蒙叙事结构之中。如果说20世纪之前传统的力量还或多或少地干预了这一进程，进入20世纪后，传统的教育观点逐渐销声匿迹，以一种似乎占据主导实际上被湮没的形态融入了新的学校教育系统之中。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1904年张之洞负责的癸卯学制的制定。他通过将读经课程置于中小学课程的重要位置和在大学中设立经学科大学的努力，实际上试图维护儒学的优势地位，却也事实上消解了传统知识谱系中儒学一统的格局。至民国学制颁布后，经学不再是必修科目并逐步被化解于诸多新兴的学科知识体系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意思的悖论。当然，直到那些从西方国家回归的新型知识分子开始主导学术界的风向，中国才开启了逐步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那些接受西式学校教育的中国新知识分子，特别是有着欧美日等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国家留学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其对现代学校教育的理解或留学期间所获得的教育与知识经验，着手改造中国的学术和教育体制，而且无疑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教育变革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在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却又因不同的价值取向与教育与知识经验，对西方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国教育改革与实践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借助报纸、书刊、杂志和公共或非公共的讲演等活动，参与政府的教育改革实验，影响中国的教育实践，形塑着近代中国的教育话语。显然，在近代教育话语的竞争中，近代知识分子既形塑了近代中国的教育话语，也借助教育话语的力量，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知识系统的主导者和受益者。而且，那些在教育体制中获得成功的知识分子，由于经历了现代学校教育的熏陶，加上很多在欧美各国、日本等当时视为学习模板的国家有留学经历，其依据对所在留学国教育理论、制度、课程、教学方法的认识，对中国教育的设计和对教育学理论的介绍，无疑都在整体上使得中国教育和学术系统体现出更多的“西方”特征。
再者，在知识变革的领域，陈独秀所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同样是一种选择性抽取的例证。实际上，不管陈独秀对西方政治、科学有多熟悉，仅仅将民主、科学视为西方(实际上当时主要是指欧洲)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忽视其在整体性社会结构与知识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本身就是一种误读。其结果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毫无知识基础的这两个新概念，尽管在短期内充斥于各种倡导革新的文本之中，以其西方面目与概念阐述寻求对中国政治、社会的价值，甚至试图按照某国提供的样板，重构中国政治、社会结构，但究竟是一种舶来品，非但因其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而徒有其表，难以简单地嫁接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结构与知识系统之中，而且在知识领域也导致了两种至今仍有影响的不良倾向：一是向西方民主与科学传统的掘进，毫无例外地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关照，即更多地关注民主与科学的制度架构而忽视其所需的经济、社会基础，二是将简单界定的民主与科学概念，与中国政治、社会、知识系统的发展进行盲目的比附，进而尝试去分析所谓的中国的科学成就、中国式的民主思想以及中国式的思想启蒙和西方因素的萌芽，对于在西方复杂的历史进程中逐步确立起主导地位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及其制度建构，缺乏足够深入的剖析，在引进后对中国社会、政治、知识系统的适切性分析也明显不足。
与此同时，在我们关注近代那些曾经产生影响、发出声音的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我们遵循的一个潜在的假设是，他们对塑造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文学等任何一个社会领域，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这既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一贯取向，即所谓的进步、进化之类的观念，反映着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也反映了后来者研究近代中国形成的选择性，即只有那些对今天的社会发展有价值的新传统才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这种做法不仅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也导致了话语的一元化乃至遮蔽了巴赫金所说的社会变革时代的“话语杂多”现象。比如关于白话文，不管是梁启超早年白话翻译西方小说的努力，还是胡适在《文学革命刍议》旗帜鲜明地倡导白话文学，乃至后来的瞿秋白等力主白话文学翻译，我们能够看到的叙述似乎只有结果，即白话最终还是战胜了文言，而那些竭力坚持使用古文创作的学者的主张与心态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当然，这与中国知识分子深谙掌握话语权对于其自身思想的影响以及对社会改造发挥作用之重要性有关。此前，传统知识分子承担的教化角色，主要是在村庄、宗族内部发挥作用的，一旦进入到以城市为中心的生产、交换、消费为主的新的经济形态之中，知识分子显然意识到要发挥传统的教化角色，必得寻找新的载体，以成本更低的西式印刷为基础的报刊、书籍出版无疑承担了这样的角色。因此，借鉴西方的经验，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报纸、杂志等新式媒体的举办，充当撰稿人或主持学术类的版面或副刊更是司空见惯。这既可以看做是知识分子对商业资本运作文化事业的回应与支持，也蕴藏着他们将其视为传播思想与缔造文化阵地的用心。
此外，可能正是那些在民国年间穿梭于新旧知识之间的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对西学的膜拜，使他们在没有认真思考旧学与新学的不可通约性，即一个传统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直接对接的情况下，凭借自身的经验并借助其习得的那些西方知识，从有利于己或有利于那个时代需要的角度，开始重新解释甚至是与其所知道的西方思想进行比附，来使旧学焕发所谓新的魅力。这也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各个分支领域的研究，不仅亦步亦趋地跟随在西方知识的拓展工作之后，而且放逐了中国知识系统自身的特性，放弃了从这一知识系统内部生发出一个新的足以支撑现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新的知识系统的可能性。结果是，近代以来，尽管有新儒家尝试运用古典知识方法，包括史学的、文学的，并借助新时代的话语方式，重新发掘传统知识系统的现代价值，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最终还是被湮没在由西方主导的知识谱系的洪流中。时至今日，中国古典文化仅仅在诗词字画、戏曲、古典建筑等物的层面上才有凸显其价值，现代社会所创造的丰富的物质财富、产品以及无孔不入的大众文化媒体，已经占据了中国最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生活空间，以至于对文化、价值、精神等非物质层面的追求显得另类而又无奈。
总之，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自20世纪开始的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或重构，大致都是建基于对于西方学术的理解和解释，并都是在所谓现代化的共同范式的支配下发生的。在现代化范式背后还有另一个更为根本的理念，即强国富民。而且，通过引进西方学术来实现国家的拯救，也导致了中国学者在从事西方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心中想着的是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为中学找到出路，以至于20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一方面获得了与知识分子这个非常西方化的概念相对应的专门化职业的角色特征，另一方面却不能进入知识分子这个职业角色所应有的心态，更不能承载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1](p14)。
收稿日期：201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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