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情绪“扩音”机制的网络舆情传播分析
——以“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为例
朱代琼 王国华
[提要 ]情绪是情感的基础与具体表现，情感能量的深度决定了社会情绪表达的强度。以情绪与情感的相互关系为依据而建构的社会情绪“扩音”机制模型认为，社会互动是情感能量持续强化与社会情绪爆发的驱动力，事件、媒介、个人(或群体)、时空是情感能量传递与聚集的基本条件要素，信息污染和期望是情感能量转化与社会情绪爆发的扩涨机制。以“红黄蓝虐童事件”为例，对模型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在舆情形成的情感积聚、情绪爆发和情绪“扩音”三个阶段中，情感能量、网络互动、信息污染和个体期望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社会情绪持续发展、强化、扩大，最终导致舆论生态的撕裂和失控态势。
[关键词 ]社会情绪；“扩音”机制；网络舆情；虐童事件
社会情绪的爆发导致舆论生态的撕裂和失控态势，公共舆情事件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由情感能量引起。情感能量是社会情绪爆发的力量源，情感能量的深度决定了社会情绪表达的强度。从个体情感发展到个体情感能量，从个体情感能量到群体情感能量的转变，从群体情感能量的聚集到社会情绪的爆发，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本文以情绪与情感的相互关系为依据建构了社会情绪“扩音”机制模型，并以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的“红黄蓝虐童事件”为例，分析了网络舆情的发展变化过程，以期为我国舆情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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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情绪 “扩音 ”机制模型
情感能量是社会情绪表达的力量源，当个体情感能量集聚为群体情感能量团时，一定强度的群体情绪或者社会情绪的表达就具备了可能性。社会互动是情感能量持续强化与社会情绪爆发的驱动力，互动范围扩大与互动行为的持续，使原有社会情绪通过感染个人和群体进一步影响社会，从而进行着社会情绪的再制。事件、媒介、个人(或群体)、时空是情感能量传递与聚集的基本条件要素，信息污染和期望是情感能量转化与社会情绪扩涨机制。
(一)情感能量：社会情绪表达的力量源
史华罗强调，情感乃是带有目的性的现象，因此它可以表现为包括信仰、判断、理性和思想的认知状态，每种情感都表达了对于主体有特殊意义的内驱力、本质、需要、动机、目标或期望。[1](P.269)柯林斯认为，情感既包括恐惧、快乐、惊骇、尴尬等富有戏剧性的情绪体验，也包括“平淡无奇的情感”，“它们是渗透在社会生活中的持久的、潜在的氛围或情感状态。”。[2]情绪则是多重神经系统基于对刺激的评价而产生的反应，即生理系统(包括身体和神经)协调、适应性的相位变化，它是大脑的高级功能之一。[3]情绪和情感是个体对客观事物态度的同一类而不同层次的心理体验。情绪与人的生理性需要相联系，情感则与人的社会性需要相联系。个体情绪是个体情感的基础，个体情绪先于个体情感而产生，个体情绪的稳固形成个体的情感。而个体情绪是个体情感的具体表现，个体情感的深度决定个体情绪表达的强度。
情感能量(EE)是个体非常宁静、平稳以至无人察觉的情感状态(如成员身份感与自我感)以及由短期的情感体验引发的长期的情感状态(如热情与消沉、主动与被动等)。[4]人们在长期的、稳定的互动活动中永续流转、传承与联结的情感体验集聚和累积而成。社会情绪则是人们对社会生活中各种情境的知觉，通过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较为复杂而又相对稳定的态度体验。[5]是群体成员对客观事物的共同态度体验和相应的行为反应，是一个群体和社会中多数成员共享的情绪体验，它对个体或全体产生指导性和动力性的影响。[6]当个体情感能量集聚为群体情感能量团时，一定强度的群体情绪或者社会情绪的表达就具备了可能性。
(二)社会互动：情感能量持续强化与社会情绪爆发的驱动力
诺尔曼·丹森认为，情感处于社会生活的所有层次。情感互动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它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结合在一个共同和共享的情感体验环境或场域当中。[7](P.104-108)情感是推动人际互动的力量，[8](P.134-135)多种情感能够以特定的方式推动人们对他人或情境做出反应，比如人们对社会失范行为的愤怒可能导致其对“失范者”的攻击行为，而人们在舆情传播中的愉快情感体验使人们更愿意通过网络与他人进行互动。所以，乔纳斯·特纳说“情感是一种动机力量，因为它们不仅使人们的主观体验有序，而且赋予人们以力量，指导行动的方向”。不同个体的共同的情感，使他们关注共同的事件、活动。而网络虚拟空间，使不同时空的个体或者群体联结为一个“社会群体”成为可能，并为成员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条件。节奏连带与不间断的网络互动中，群体成员间共享的情感，行为群体团结和符号认同在一系列互动中得到持续强化，群体成员之间的短期的情感转化为稳定连续的情感，最终形成群体情感能量。由于情感能量是一种参与社会互动与获得成员身份的渴求，带有明显的社会取向。[9]情感能量在群体成员间的传递，反过来强化了成员间的身份认同，更形成凝聚群体成员的巨大力量。社会情绪就是社会能量的一种体现，是无数个体的情绪能量在一定的群体和社会中的累积。社会互动达到一定程度，社会情感能量扩展到一定存量，社会情绪就随之产生。又由于社会情绪具有群体情绪认同和扩散特点，会引发其他群体情绪上的共鸣。[10]互动范围扩大与互动行为的持续，使原有社会情绪通过感染个人和群体进一步影响社会，从而进行着社会情绪的再制。
(三)情感能量传递与聚集的条件要素：事件、媒介、个人(或群体)、时空
1.事件
网民对信息关注、理解和记忆具有选择性。在这种信息大爆炸时代，虽然每个人每天要面对的信息纷繁复杂，但是任何一个受传者都不会将所有接触到的信息全部吸收，而是会根据自己原有的态度、观念或者实际需要，对某些信息作出具有明显倾向性的关注。[11](P.182)同时，被注意到的信息不一定就是能被完全接受的信息。人们只对某些与自身利益相关或形成强烈刺激的信息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理解，其他信息则被放弃或省略。[4](P.182)与网民的态度、观念或者实际需要以及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一旦为受众所注意、理解和记忆，就成为唤起受众情感的潜在力量。越是触及公众根本利益的事件就越有可能激化公众情绪，越有可能导致舆论生态破坏与失控现象。
参照2001年版《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3］卫医发[2001]号进行医院感染诊断。采用医院感染实时监控系统软件对发生的医院感染病例进行统计，将资料进行汇总分析。
在事件传播的过程中存在这样一条“规律”：首先，重要传媒，也可能是意见领袖提出或者发起对相关事件的讨论；随后，其他传媒或者个人跟进，并带动公众议程设置与政策议程设置，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最后，事件在公众中的重要程度发生改变。[12](P.122-123)换而言之，事件起初并未引起公众注意，或者公众并不认为此事重要，随着媒体的介入，网民开始关注该事件，并感觉该事件非常重要——或是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或是必须尽快得到解决，从而对事件持续关注。媒介的信息传播作用，使分散的公众共同关注同一事件，进而产生集体性的情感体验。同时，通过网络媒介的超时空互动，情感能量得到传递与聚集，如施拉姆和波特所说，“在特定的时空里，网民关心和讨论的主要问题，正是此间新闻媒介里突出的问题”。[13](P.262)信息时代，网络媒介的传播作用成为情感能量积蓄与社会情绪暴发和舆情演变的主要中介。
“红黄蓝虐童事件”前后的舆情演变特性决定了运用社会情绪“扩音”机制模型对其进行分析的适切性。分析该事件舆情传播，也是对模型的进一步验证。
人是信息传播的主体，但并非所有人都传播网络信息。个人或群体作出网络信息传播行为，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动机：一是出于“避害心理”；二是推动真相的扩散以寻求事实；三是经济利益驱动；四是情绪宣泄；五是蓄意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和破坏社会稳定；六是为了引起关注、获得认同感；七是“从众心理”；八是自我表现；九是娱乐消遣；最后是寻求“存在感”。网民出于各种动机而作出信息传播行为并与他人互动，在互动过程中，信息的初次传播者通过网络将情感传递给其他网民，使其他网民的情感得到强化，引起他们的集体行为。参与互动的个体，其自身也受到他人的感染，情感能量得到进一步升华，行为频率相应增加。随着个体或者群体互动的增加，个体与群体情感能量上升，个体与群体情绪不断地聚集、扩散、扩大、再聚集，传播行为越来越广泛，社会舆情愈来愈汹涌。群体情绪在此过程中极化，最终导致公共事件的暴发。
中学阶段的统计该侧重于什么方面？是数理统计还是社会统计？两者无论是方法还是思想都是不同的，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统计学的教学就可能不着要点，甚至带来逻辑上的混乱．一线教师不仅应该了解中学教材，更应该读一读大学教材中的相关内容，例如，可以读一读大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相关内容（参见文[2]）．
对于精英阶层，就业并不是离开城市转移到农村地区的主要原因。他们更倾向于拥有另外一个休闲用途的住宅，拥有多套房子，分别用来满足城市中的工作需要和城郊地区的休闲用途。随着资金的积累，精英们可能不需要继续工作就可以维持自身生活，然后出现定居城郊或者乡镇的趋势，这也反映了部分精英阶层的逆城市化趋势。
上述知识相互关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形成创业知识场。5类知识组合构成大学生创业知识库，大学生创业知识库及五类知识以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就构成了大学生创业知识体系。丰富的大学生创业知识库可以方便形成系统的大学生创业教育培训知识体系，有利于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这些知识中都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依据竹内高弘(Nonaka et al.，1995)创造的SECI模型可以相互转化。如此就形成了大学生创业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再加上人的因素，就可以形成生动的大学生创业知识教育培训生态系统。
一方面，时间对于社会问题就像对生物学问题一样，是最有力的因素之一。时间是唯一的真正创造者。具体而言，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是由时间装备起来的，是时间把各种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积成山，他们都深深根植于漫长的过去。[14](P.53-54)因此，时间是情感能量积聚的基础条件，没有一定的“时间”，就不会发展成一定的情感。但由于“网络社会”文化引发了一种永恒的即时性、一种连续性，[15](P.138)时间又成为情感能量集聚的一种推动力，不同阶段的情感通过时间而“堆积”、“装备”。另一方面，区域和地点是“网络社会”的中枢环节。城市，尤其是担当覆盖范围广泛的网络“轴心”的城市，意义重大。[15](P.136)事件发生的区域或地点会直接影响到网民的关注程度，愈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发生的事件，个人与媒体关注的程度越高，也就越容易产生强烈的个体情感和集体性的情感体验。
例：萧钰. 出版业信息化迈入快车道[EB/OL]. (2001-12-19)[2002-04-15]. http:www.creader.com/news. 20011219/200112190019.html.
(四)情感能量转化与社会情绪催化因素：信息污染、期望
1.信息污染
信息污染是指由于某些信息的传播、泛滥而造成对社会某一方面的危害的现象。[11](P.194)网络信息污染主要由“网络流言”和“网络谣言”导致。“网络流言”是指通过数字网络平台(如互联网、电信网等)传播于人际，有关特定人物、事件，同时可能引发公共议题或集合行为，且未经证实的信息陈述。[12](P.49)“流言”与一定的事实背景纠缠在一起，具有捕风捉影的作用，“网络流言”能够误导网民，使他们做出错误的形势判断，从而引起网民极大的情绪，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谣言是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涉及公众关切的对象、事件或问题事项。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把谣言看成是一种社会情境,它一旦被很多人相信,就会进一步增加相信者的人数,进而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造成影响。[16](P.633-636)
2.期望
期望是对人或事物的未来有所期许和希望。一方面，群体或个人对某种角色应表现出一组特定行为的期望，也即角色期望。如群体或个人对政府、红十字会、教师群体、公务员等的行为期望。角色期望不是单纯的行为组合，而是包含认识、态度、情感等因素的复杂综合体。它反映了参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人的相互依存关系，包含着各种与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相联系的权利与义务的观念，[17]构成了社会结构与角色行为之间的桥梁。角色期望对个体的社会认知和情绪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个体对事实产生期望。事实与期望的差距产生情感互动，差距越大情感转化越强，从而产生的情绪也越强。[18]
(五)社会情绪扩音机制
由此，社会情绪“扩音”机制模型主要包括三大部分，即社会事实的输入、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情绪的输出。模型中的情感能量、网络互动、信息污染、期望四个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第一，个体情感是个体行为发生的动力，情感驱使下个体网络互动行为发生或者增加。而在网络互动中，个体情感能量又通过传染、共享等机制得到强化。网络传播具有速度高速化、传播内容海量化、传播范围全球化和传播方式多样化的重要特征，[12](P.65-66)如果网民之间互动良好，彼此能够建立相互理解、相互支撑的关系。那么，网民之间互动越多，通过相互之间传染、暗示、共享等群体特点强化群体之间情感的可能性越大。网民的情感能量增加越快，集体情绪就越可能表现出来。
2.媒介
1.事件发生地域的特殊性
第三，个体期望的无法实现，或者对个人、组织角色期待的失落，能够引发个体情绪，间接导致信息污染行为的发生。反之，信息污染通过扭曲事实、误导判断，改变个体的信念、态度与期望。当网民个人的需要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或者由于个体期望过高无法得到满足时，网民常常表现出失落与不满情绪。当某一个人、组织或者群体的行为与网民意识阈中的理想行为产生冲突时，网民则可能表现出失望和愤怒、怨恨心理。网络传播的“匿名性”、受众广泛性、传播及时性特点以及对网络联结而成的社交圈子的强烈归属感，使网民更愿意通过发布网络消息的方式宣泄情绪，以此迅速博得关注、同情或者帮助。情绪极化下的网民可能作出“添油加醋”的信息传播行为。被更改、扭曲的事实的扩散反之对受众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产生重大影响，调整着他们的情绪与期望，让信息污染的进一步扩大埋下隐患。
第四，情感能量是网络传播行为的驱动力，某种情感能量可能使网民作出“制谣”、传谣或者传播流言等行为。信息污染下，个体可能对事实作出错误判断，从而产生某种非正常情绪，使个体情感能量随之扩大。由于群体具有冲动、易变、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易受暗示、极端轻信、偏执、专横、保守以及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等特点。群体在智力上通常低于个人，个人一旦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他的智力立刻会大大下降，激起网民的情感，他们会表现得比个体更差，对事实作出错误的判断，从而产生极端的情绪状态。[14](P.13-26)信息污染情境中，个体与群体的相互作用，使个人与群体的情感能量螺旋上升。
第五，个体基于某一情感而产生某种期望，对事实的期望又反过来强化个体情感，增强个体情感能量。如网民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深切期望政府、社会团体、个人给予某一弱势群体更多的关注和帮助。个体期望越高，对政府、社会团体、个人的救助行为以及弱势群体的关注越多。当网民的期望或目标大于等于满足程度时，则会煽动他们的消极情感，这种情感如果持续得不到满足，则会增强他们的负面情绪。也就是说，一个人对目标或期望的满足程度越大，社会情绪越低；对目标或期望的满足程度越低，激起的社会情绪越强烈，消极情绪也就越大。
第六，信息污染通过对个体、事项、议题的涉及增加网络互动，与此同时，污染的信息在网络互动中传播、扩散。网络流言和网络谣言涉及重要的议题、事件、人物等等，因而对公众十分具有吸引力。所以，信息污染能够增加网民的信息发帖、跟帖、转贴和评议行为。另一方面，网络具有开放、使用主体广泛、传播迅速等特点，网络互动能够大面积、高速化的形成信息污染的蔓延。在网络发达的现今时代，网络互动在信息污染传播、扩散中的作用尤其突出。此外，事件、媒介、个人(或群体)和时空等情感能量传递与聚集的基本条件要素贯穿整个社会情绪“扩音”过程的始终(如图1所示)。
图 1社会情绪 “扩音 ”机制模型
二 、基于社会情绪 “扩音 ”模型的 “红黄蓝虐童事件 ”分析
3.个人(或群体)
(一)社会情绪“扩音”机制模型运用的适切性分析
社会情绪“扩音”机制模型是根据情感能量的变化以及情感与情绪的关系而建立的。这一模型揭示了情感能量持续强化与社会情绪爆发的驱动力、情感能量传递与聚集以及情感能量转化力和社会情绪的扩涨力。因此，此模型对分析由情绪变化引起的舆情事件十分适切。
从“红黄蓝虐童事件”的舆情发展过程来看，它经历了情绪增量、互动与集体兴奋和情绪转化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相关事件发生阶段。2010-2017年全国各地的“虐童事件”此起彼伏、屡屡出现，引起无数网友激愤，为“红黄蓝虐童事件”后社会情绪的爆发提供了情感存量。第二阶段是“红黄蓝虐童事件”发生与传播阶段。在各类“虐童事件”刺痛每个人的神经时，又一起“幼师虐童事件”浮出了水面。2017年11月22日“红黄蓝虐童事件”爆发，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和热议。频繁与持续地网络互动使网民产生集体兴奋，个体情感能量聚集为群体情感能量，社会情绪逐渐爆发。第三阶段是行政追责与质疑情绪产生、传播阶段。警方在介入调查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事件的真相扑朔迷离，公众对政府行为产生质疑，网民的情绪发生转化(见图2)。
图 2 “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 ”发展脉络图
(二)“红黄蓝虐童事件”：网络舆情演变前后
“红黄蓝虐童事件”前后，网民的情感与情绪变化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关键节点:
1.相关事件发生阶段：情感集聚与存量拓展
2010年05月06日，广东汕头市区童之梦龙禧幼儿园发生“教师虐童事件”；2011年07月25日，江苏南通发生“三名男童被教师王某毒打事件”；2012年10月24日，浙江温岭发生“蓝孔雀幼儿园虐童事件”；2013年09月13日，黑龙江双鸭山金宝贝幼儿园发生“教师虐童事件”；2014年05月10日，陕西西安城东苏王早慧幼儿园发生“幼儿被锯手腕后遭威胁事件”；2015年03月22日，河北三河市民办幼儿园发生“教师针扎体罚逼喝尿虐童事件”；2016年07月29日，安徽发生“砀山虐童案”；2017年11月08日上海发生“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等(如表1所示)。
表 1 2010-2017年全国各地部分 “虐童事件 ”一览表
资料来源：作者从中国网、新浪网、荆楚网等网站按年份检索整理而得数据为不完全统计。
由于间隔式强化比起连续程式具有更高的反应率和较低的消退率，类似社会事件的反复出现能够加深受众对事件的记忆。在长久的记忆中，体现事件性质的关键信息结成一种能够激起个体反应的“符号”。而情感能量正是由充满了情感性情境的符号所传递的，并得以跨越不同的情境。[2](P.160)社会事件的不断发生与传播，也就是“符号”的不断出现，使个体对发生事件的情感体验跨越不同的情境得以积淀下来。我国幼儿园“虐童事件”频发并在网上大量传播，使“虐童事件”成为一个极度受到社会关注的事件进入受众的信息库，“虐童”也随之成为激起受众情感的“符号”。在“符号”的传递功能作用下，受众对“虐童事件”的埋怨、愤怒、憎恨，对师德的质疑，对公共安全威胁的惊恐等情绪积聚下来，这让社会情绪的最终爆发具有了极大的情感存量。网民对“虐童事件”的长期记忆与情感强化，让社会情绪的爆发呈现“山雨欲来”的态势。
2.红黄蓝事件发生与传播阶段：集体兴奋与情绪爆发
突发公共事件突出了某一前提条件，比如，它“证实”了某种威胁的存在。[19](P.366)“红黄蓝虐童事件”传播过程中，刘某编造“老虎团”人员集体猥亵幼儿的虚假信息，并在网上传播，引发了网络热议和市民的普遍关注，让网民感觉到幼儿身心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造成公众的恐慌心理。骚动状态中的公众，由于处于亢奋、激动的精神状态，从而对周围的信息失去理智的分析批判能力，以致一味的盲信和盲从，群体暗示和感染机制在骚动行为的传播机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12](P.41)又由于评论性信息、舆论性信息、宣传性信息乃至某些娱乐性信息所包括的内容中往往容纳了较多和较鲜明的说服因素、劝导因素以及期望祈求的因素，因而其对传播受众的影响就明显大于消息性的新闻和知识的信息传播，并对受众具有着持久深刻的影响作用。[11](P.189)网民对“红黄蓝虐童事件”的热烈评论，使网民集聚下来的情感逐渐达到兴奋点。同时，在频繁的网络互动中，网民激起、唤起相互之间的情绪，更导致各主体对“红黄蓝虐童事件”的高度关注和高度的情感连带，最终造成集体兴奋与社会情绪的爆发。
“你不去就算了，这年头怎么还有像你这么古板的女人？”苏秋琴说着就走了，她说她已经跟白玉儿她们约好了，明早一起去城里。
3.行政追责与质疑情绪产生、传播阶段：集体关注与社会情绪扩音
总而言之，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是目前企业发展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很好地了解企业的运行情况、收集企业发展的重要信息以及降低经营风险才能够更好地应对以后的风险。所以，在新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财务会计以及管理会计的融合就成为企业管理体系当中的重要问题。企业相关的管理人员不仅要在思想上进行改变，而且更要从企业发展过程当中的细节上考虑，只有这样才能够增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的竞争力。
任何一个网民都不会将所有接触到的信息照单全收，而是会根据自己的态度、观念或者实际需要，对某些信息作出具有明显倾向性的关注。[11](P.182)在我国，政府是危机管理中的“全能者”，是公共危机管理的绝对主体，政府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等主体被置于被动的配合与执行地位。在公众心中“只有政府才能具有强大的控制力量，才能动员各种资源和社会力量，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各种突发公共事件的危害。[20]政府是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第一责任主体，其言行尤其受到公众的关注和期待。
2017年11月23日起，红黄蓝幼儿园涉嫌虐童事件的持续发酵引起了全民激愤，至25日，不仅网民而且章子怡、黄晓明等明星也纷纷发声，网民和家长都强烈要求查看监控。然而，警方却迟迟没有公布监控录像，只是在事后(2017年11月28日晚)发布情况通报，“红黄蓝虐童事件”中针扎幼儿情况属实，但喂药、猥亵和性侵纯属家长恶意捏造，监控视频因员工强制断电被损坏，在恢复的113小时的监控里未发现有人对孩子实施侵害。”由于政府对“红黄蓝虐童事件”调查的过程未能及时公开，导致网友的各种猜疑。如11月24日来自新浪微博的网友“悠然的阳光”对“搜狐新闻”关于主题“红黄蓝发声：等待政府调查结论，对诬告陷害行为已报案”的评论中声称“现在幼儿园还在正常开园！这算什么？这就是政府的态度？决心？骗自己玩吧！失信于民，蠢到极致！”11月26日，来自新浪微博的网友“秋秋不懒惰”发帖声称“最近真的恐慌了，我不想背保护孩子过度的锅，其中复杂的背景和厉害关系以及目前为止作出的回应，已经让我彻底对国家，对社会，彻底失去了信心，只想寸步不离守护你。”12月14日，新浪微博“翠喜呀”甚至发帖声称“要对朝阳教委和朝阳政府甚至对整个政府的责任追究”。网友的贴文说明了网民的情绪由对“红黄蓝虐童事件”中“虐童者”的愤怒转变为对“政府”的不信任，网民的社会情绪进一步扩大化。
三 、结论与启示 ：“红黄蓝虐童事件 ”中的社会情绪 “扩音 ”作用
通过基于社会情绪“扩音”机制对“红黄蓝虐童事件”的舆情传播的分析可知，具体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对所选用的太阳能电池组件和蓄电池，有必要对它们的设计进行校核，以进一步了解系统运行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保证太阳能电池组件和蓄电池可以有效、协调工作。
(一)特点：社会情绪扩音作用凸显
第二，个体出于某种期望而参与网络互动，并在互动中调整期望。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个体作出社会行为，首先是满足某种需要，即对满足某种需求的期望。期望是个体参与网络互动的根本驱力。同时，个体在网络互动中，对社会关系、情境、策略、资源、目的等的认识发生变化，进而调整自身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与期望。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社会网络的“轴心”城市和中枢环节。“红黄蓝虐童事件”发生在北京，事件发生“空间”的特殊性，使政府、媒体与公众对事件极度关注和重视。事件曝光后，立刻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媒体争先报道，网站及时转载，个人纷纷发布动态，消息迅速扩散。网页、BBS、论坛、微博、QQ、微信等阵地，舆论哗然。政府迫于公众舆论和出于社会责任即刻对此事采取调查和进行相关追责。
4.时空
2.事件涉及利益群体的广泛性
社群性强调个体对社会群体的融入感，包括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例如友好、公正等，个人的社群性特质可以直接对他人带来利益或者是造成伤害，因此社群性维度是他人导向的(韩梦霏，Ybarra， 毕重增， 2015； Abele， Hauke， Peters， Louvet， Szymkow， & Duan，2016)。能动性强调自身能力的提升以及目标的实现，例如雄心或者能力，能动性特质具有自利性，因此能动性维度是自我导向(Abele et al., 2016；Abele & Wojciszke，2007)。
儿童安全、幼儿教育关乎千家万户的利益，这是“红黄蓝虐童事件”引发社会重大关注和坊间热议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事件曝光后，一些家长出于愤怒与避害心理采取编造谣言的过激行为报复虐童者，不少明星母亲也通过媒体发声，呼吁关注幼儿教育，保护儿童权利。此外，幼儿教育是我国教育系统的重要构成，也是一大短板，“虐童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中国教育的担忧。由此导致许多幼儿园、小学、中学甚至大学，不得不通过开展幼儿安全教育、教师培训、幼儿权利保护宣传活动和游行等方式发声，以此表示和呼吁教育者与社会对儿童的关注和爱护。不少地方政府出于保护青少年、儿童权利和文明、法治、和谐社会的愿景也积极行动起来。总之，“虐童事件”涉及利益群体广泛，因而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3.事件发展过程情感的延续性
与自然灾害和重大公共事件引发的舆情不同，“红黄蓝虐童事件”舆情呈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特征。2017年以前全国各地的“虐童事件”就已经频频出现，不少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已为公众所熟知。如2012年温岭城西街道蓝孔雀幼儿园发生的“女老师揪耳朵提起幼童并拍照”事件，引起无数网友热议与谴责。“虐童事件”的持续发生与曝光，使公众对虐童者的愤怒情绪与对儿童身心健康的担忧心理延续下来。2017年“红黄蓝虐童事件”爆发，公众在长时期中积累的愤怒、厌恶、惧怕、悲哀等情绪汇集，网络互动中，个体情绪不断升华、扩展，群体情感能量逐渐突破“临界点”，最终以社会情绪的方式表现出来。
4.社会情绪“扩音”中信息污染的关键性
信息污染通过两种路径扩大社会情绪。一是通过对重要议题、事项、人物等的涉及，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增加他们的网络互动，使他们形成集体情感体验。二是通过虚构、扭曲事实，产生“三人成虎”的效应，引起公众情感、态度、信念、期望、情绪等的变化，造成事态恶化与舆情失控。在“红黄蓝虐童事件”中，编造虐童“老虎团”、“爷爷医生，叔叔医生”、等虚假言论在公众社会情绪走向极化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幼儿园大股东系某领导人儿子”的谣言则使“政府”被牵涉其中，公众的愤怒情绪进一步增加。这成为公众情绪转变与社会舆情失控的又一主要原因。
(二)结论
“红黄蓝虐童事件”爆发前后，网民情感变化有两大关键节点：一是从情感集聚与存量拓展到集体兴奋与情绪爆发的转变。二是从集体兴奋与情绪爆发到集体关注与社会情绪扩音的转变。在第一节点中，“红黄蓝虐童事件”之前的“虐童事件”爆发后，一部分网民，如受害者父母或者为人父母者、关注未成年人公共安全的网民、网站开发商家等，出于“避害心理”、愤怒、情绪宣泄或者谋取经济利益等原因在网上传播相关信息。网络虚拟空间为网民提供了一个互动的平台，网民情绪在互动中不断扩充，这为情绪的爆发提供了情感能量基础。“红黄蓝虐童事件”爆发后，刘某与李某某编造“老虎团”虚假信息，幼儿家长苟某发表幼儿被喂食药片的虚假信息，赵某发表“‘爷爷医生，叔叔医生’脱光衣物检查女儿身体”的虚假言论。这些虚假信息极易引起关注，因此被大量转载、广泛散播，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信息污染下，网民集聚的情感、情绪进一步强化，最终爆发。在第二节点中，金某出于情绪宣泄编造了红黄蓝幼儿园第一大股东系某领导人儿子的谣言在个人朋友圈内传播，戴某出于自我表现的动机编造了红黄蓝幼儿园第一大股东系某领导人儿子的虚假信息发布在家人和朋友微信群中，某些网民出于扰乱社会秩序和破坏社会稳定的红黄蓝幼儿园涉军谣言，使得事态更加恶化。而事件调查过程中，由于监控硬盘损坏等原因造成事件疑点重重。虚假信息让寻求真相的网民情绪高涨，变得愤怒、憎恨，加之公众对政府角色的认知与期望，遂导致了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这一过程中，网民的情绪由集体兴奋与情绪爆发向集体关注与社会情绪扩音转变(见图3)。对整个事件发展的两个关键节点的分析可知，情感能量为网络互动提供了内在驱力，信息污染进一步强化了网民的情感能量与互动。在互动中，网民的情感得到升华，信息污染进一步扩大。信息污染让事件更具有吸引力，并让公众对事实与政府角色的期望产生落差，让他们的情感、信念、价值观发生转化。在整个过程中，事件发生地域的特殊性增加了公众对其的关注和政府的重视，媒体的传播助长了社会舆论的发展态势，事件利益相关者的传播、互动行为更让社会情绪迅速极化。情感能量、网络互动、信息污染和期望以及事件、个人与群体、时空和媒介在舆情的发展变化中相互影响，交互作用，使得社会情绪发生“扩音”，事件舆情快速演变高涨。
图 3 “红黄蓝虐童事件 ”前后 “社会情绪 ”演变过程
(三)启示
通过上述对社会情绪“扩音”机制的分析可知，社会情绪预警、信息污染控制与事件处理信息公开是网络舆情治理的关键，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建立基于社会情绪大数据的网络舆情预警处理机制
那柿饼很甜的。老陈说，你尝尝，很有嚼头。老陈拿了一个搁在茶几上的柿饼，说你尝尝，很好吃的。老陈看着我，似乎我不吃，他就一直那样拿着。我无可奈何，接过那个柿饼，咬了一口。老陈看着我咀嚼着，说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是不是很甜啊。
“红黄蓝虐童事件”前后，网民情感变化经历了积聚、升级、爆发、恶化几个阶段，以致“事件”最后不得不提升到政府议程。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监控网民的情绪变化，做好网络舆情监控提供了有效手段。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8日下午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综合分析风险因素，提高对风险因素的感知、预测、防范能力”。[21]首先，必须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工具对社会情绪进行预测，并根据各阶段的情绪值配备相应的预警方案和舆情应对措施。其次，需加强政企合作、多方参与，加快公共服务领域数据集中和共享，推进同企业积累的社会数据进行平台对接，形成社会治理强大合力。
2.树立网民的网络生态意识和健全制谣者的责任追究机制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思维已成为新时代的网民必须具备的思维。网络空间已成为亿万网民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也需要依法加强治理和规范管理，需要用文明道德引导，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成为风清气正的空间。因此，应通过网络宣传教育、专家专题知识讲座、公益广告、文艺表演、宣讲团等方式树立网民的网络生态意识。在网络舆情治理中健全网络制谣、传谣的责任追究机制势在必行。
3.加强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处理的信息公开与传播能力
“红黄蓝虐童事件”调查中，由于硬盘损坏，警方未能及时、透明、全面公布调查结果，导致网民的各种猜忌，政府的公信力遭受质疑。因此，网络舆情治理要加强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处理信息公开力度，要利用权威媒体让公众尽快了解有关该事件的信息和处理情况，防止因官方信息缺位造成的小道消息泛滥。政府还需要加强突发公共事件处理的信息传播能力，创新传播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拓展新兴媒体传播阵地深入推进融合发展，创新全媒体时代的传播能力，提升官方媒体竞争力，增强政府舆论话语权。
社会情绪是社会舆情产生的基础。本文基于社会情绪“扩音”机制对“红黄蓝虐童事件”的网络舆情演变进行了分析，发现社会情绪的扩音机制在舆情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突发事件的舆情监测分析和治理应对，应该高度重视社会情绪及其扩音作用。
由此看来，在分析新闻语篇时，光注重语篇内部衔接是远远不够的，应把语篇置于社会语境中加以人际意义的分析注解，这样才能完全吃透文本。
有的学生由于班主任的失当批评，自尊心受到伤害而忿忿不平。此时，班主任可利用中职生喜欢与同龄人说心理话的特点，把任务交给平时与受批评学生关系较好且思想进步的学生或者班干部，帮助其提高思想认识。人的一生都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班主任也难免出错，作为学生不能因班主任错怪自己就产生愤恨心理，更不能采取消极态度与班主任对抗。有时可能因为班主任对情况了解得不够全面而做了不切实际的批评，但其出发点是希望学生上进，有所作为。即使是批评失当，班主任的初衷都不是把学生推向自己的对立面。通过间接的思想工作，转达教师的意图，消除师生误解，缩短心理距离，减少直至消除学生对班主任的敌意，促使师生关系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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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9)03—0146—08
作者简介 ：朱代琼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网络舆情治理、政府管理与创新；王国华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舆情信息研究中心主任，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舆情信息研究。湖北 武汉 430074
收稿日期 2018-11-20
责任编辑 吴定勇
标签：社会情绪论文; “扩音”机制论文; 网络舆情论文; 虐童事件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舆情信息研究中心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