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政治策略形成影响因素——中国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因素论文,策略论文,政治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在市场经济较发达国家，影响企业经营运作的公共政策与法规的出台一直是社会各种利益团体（包括企业）的权力斗争和利益平衡的结果。随着我国民主化、法制化和多元化进程的深入，影响企业运作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将不再是政府决策者独享的权力，企业不会被动地等待法规与政策的出台并接受其约束，而是会通过各种手段在政府政策与法规形成的过程中施加影响，从而为企业创造一个有利的市场环境。也就是说，企业影响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的行为与策略运用得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营业绩及其竞争力。
企业为谋求有利于自己的市场环境而影响政府政策与法规制定过程中的策略被称为企业政治策略，实施上述策略的行为称为企业政治行为。在很多产业，政治上的成功与市场上的成功同等重要，正如企业要取得成功必须制定竞争战略一样，企业的政治策略已成为企业成功的基础。企业越是有长远发展观念，越会重视政治策略的制定与实施。在很多企业中，这已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内容。
中国正处在经济的转轨时期，制度理论认为，转型经济中外部市场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干预或掌握资源分配。因此，在转型经济中，虽然市场机制发挥一定作用，但是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非市场体系（如政府控制和社会网络等）获取资源。“企业政治策略”并不是诸如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专有产品，国内学者对中国企业的政治策略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有大量的文献关注了政企关系以及企业家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政企关系、企业应对政府体制环境的政治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以上研究均是对企业政治策略本身的研究，目前，关于政治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集中回答了以下问题：第一，为什么企业在政治上会表现出积极性？第二，什么类型的企业在政治上会更积极？第三，政治策略的实施结果如何？从以上相关文献中我们可以得出四个主要结论：第一，政府是影响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企业或行业在政治活动各个层面上的表现具有差异性；第三，企业战略可以影响政府政策；第四，政治策略与企业绩效具有相关性。然而，我们仍然对企业是如何选择政治策略这一问题知之甚少，目前已有少数学者开始关注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政治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但以中国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较少，实证研究就更是凤毛麟角。学者们多从规范视角讨论企业政治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认为非市场环境是影响政治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或从资源基础理论出发，认为企业拥有的政治资源是决定企业政治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有学者通过深入的调研访谈，总结出相关的影响因素，如地方文化氛围、企业规模及企业家性格等。因此，关于中国企业政治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目前主要是进行一些理论意义上的分析，真正以大样本数据为依据，深入分析中国企业政治策略选择影响因素的学术性文献很少。
本文以中国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政治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问题。本文首先在与企业经理人员进行小组调研和个人深度访谈基础上获取描述企业政治策略的变量并依此设计问卷，利用问卷调查方式获得相关数据，然后通过因子分析对中国企业的政治策略进行了分类。接下来，我们运用广义估计方程来探讨两个层面（企业与行业）因素对中国企业政治策略选择的影响，旨在为中国企业的管理者们进行政治策略决策提供指导。
二、中国企业政治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与研究假设
1.企业层次的影响因素
资源观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异质性资源的集合，独特的资源与能力是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异质性和独特的资源导致了差异化战略的形成。因此，资源观强调企业战略与资源基础的适应，战略的形成将受到企业层面因素或资源的影响。研究企业与政府及外部总体环境与战略相关性的学者也关注了企业资源的重要性。
（1）企业规模
西方很多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对政治策略的选择有影响。本文认为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政治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故建立以下假设：
假设1：企业人均资产额越大，就越可能采取政治策略
根据本文对企业政治策略类型的划分，假设1又可以有如下补充假设：企业人均资产额越大，就越可能采取经营活动政治策略、直接参与策略、制度创新策略、代言人策略、政府关联策略及财务刺激策略。
（2）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如果政府在企业的任务环境中占据一个重要地位，则企业将会更积极营造政治环境。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积极主动地影响政府政策与法规制定进而谋求有利于自己的市场环境是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此本文得到如下假设：
假设2：政府采购额占总销售额比重越大，企业就越可能采取政治策略
假设3：企业出口比例越大，就越可能采取政治策略
（3）企业闲散资产
财务资源常被认为对政治策略选择有影响。因为它决定着企业运用公司资源实施政治策略的潜力Meznar和Nigh认为企业闲散资产越多，越可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但同时也有学者认为企业闲散资产越少，越可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企业资产负债率与企业政治策略选择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4）企业多元化水平
企业的多元化水平越高，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具有越大的不确定性，而政府代表了这种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因为政府控制了形成企业外部产业与竞争环境的关键资源与机会。西方有学者认为，企业的多元化水平越高，其越可能采取长期、关系导向的政治行为。基于以上论述，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企业的多元化水平越高，就越可能采取政治策略
（5）企业正式的组织结构
企业行为理论认为，组织结构和日常经营活动会对企业目标的制定和决策过程产生影响，例如组织结构、资源、日常事务和历史等特征影响了企业的行为和对环境刺激的反应。通过研究发现，已经建立了正式公共关系部门的企业比没有这种机构的企业更积极采取政治策略。因此，本文建立如下假设：
假设6：企业是否设立公共关系部门与政治策略的选择之间存在相关性
（6）公共关系费用
企业投入部门（组织）的资源决定了企业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本文认为，公共关系费用是影响企业政治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故建立以下假设：
假设7：企业公共关系费用越多，就越可能采取政治策略
2.行业层次的影响因素
本文运用四个指标，即行业管制程度、企业在行业内的相对市场份额、行业内企业间的合作程度及行业内的企业数来度量集体行动问题，同时为了将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到所有行业，我们将行业层次的影响因素作为随机变量处理，从而可以同时分析哪些因素对行业间政治策略选择水平的均值与离异程度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建立如下假设：
假设8：行业间企业政治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差异
假设9A：行业管制程度越高，越可能采取政治策略
假设9B：行业管制程度对行业间政治策略选择的离异程度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10A：行业内相对市场份额越大，越可能采取政治策略
假设10B：行业内相对市场份额对行业间政治策略选择的离异程度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11A：行业内企业间合作程度越高，越可能采取政治策略
假设11B：行业内企业间合作程度对行业间政治策略选择的离异程度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12A：行业内的企业数越多，越不可能采取政治策略
假设12B：行业内的企业数对行业间政治策略选择的离异程度具有显著影响
三、研究结果
1.中国企业政治策略的分类及其使用情况
因子分析结果与田志龙等对中国企业政治策略分类的定性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从而证实了他们对中国企业政治策略分类的有效性。中国企业政治策略最终被分为六类，分别命名为“经营活动政治策略”、“直接参与策略”、“政府关联策略”、“财务刺激策略”、“代言人策略”与“制度创新策略”。
我们将政治策略的使用情况按“较少（均值－标准差＜1）”，“适中（1≤均值－标准差＜2）”，“较多（均值－标准差≥2）”划分为三种情况。
（1）经营活动政治策略由九个变量组成，其中，做适合政治环境的事情、重要场合邀请官员出席、参加政府或行业工作会议、向政府汇报工作、走访有关政府官员等策略使用得较多；而成为当地政府的骄傲、进行有利于政府政绩的投资、重要经营事项请示有关官员、通过行业协会参与政府政策的拟定与研讨、邀请官员参观考察等策略使用得较适中。
（2）直接参与策略由十个变量组成，其中，积极成为行业协会成员并参加行业工作会议等策略使用较多；有人担任各级人大政协代表、直接参加政府部门的政策拟定与研讨等、协助政府制定和实施政策、法规、驻各地办事处、基于行业角度提出意见与建议、找出现有制度缺点实践新的制度规则、进入制度空白领域从而引发新制度的讨论等策略使用较适中；有人担任各级政府决策咨询顾问或委员、直接参与制定行业标准或规则等策略使用得较少。
（3）制度创新策略由三个变量组成，其中，向政府或公众揭露对手的不道德行为、了解政府政策出台、制定以及影响过程等方式使用情况较适中；而联合其它企业抵制不合理的政府政策等策略使用得较少。
（4）代言人策略由五个变量组成，其中，直接找到熟悉的政府官员希望他们为企业说话、主动向官员了解与行业相关的政策信息、主动向官员了解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政策信息等策略使用得较多；通过员工的家人、同乡、同学、朋友找到政府官员希望他们为企业说话、找到熟悉的参与决策的非政府官员希望他们为企业说话等策略使用得较适中。
（5）政府关联策略由四个变量组成，其中，做政府鼓励的事情、做政府推荐的事情等策略使用情况较适中；有人担任政府官员、有人担任共产党委员会委员等策略使用情况较少。
（6）财务刺激策略由三个变量组成，其中，为官员支付差旅费、为官员提供个人服务等策略使用得较适中；而企业通过不正当手段影响官员获得优惠政策、贷款及合同等策略使用得较少。
2.广义估计方程分析结果
（1）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系数表表明因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这并不奇怪，因为Hillman and Hitt认为企业是在序贯决策方式下形成政治策略的。有些自变量间也存在显著相关性，但不会导致多重共线性，因为大部分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低于2.5且其平均值为1.69；另外，自变量的条件指数均低于导致共线性的临界值20。
（2）假设检验及解释
我们运用广义估计方程来检验研究假设，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假设1认为，企业人均资产额越大，就越可能采取政治策略。然而企业人均资产额越大，就越可能采取财务刺激策略。但研究同时表明，企业人均资产额越大，就越不可能采取经营活动政治策略。说明在中国环境下，相对于经营活动政治策略，大企业更倾向于使用财务刺激策略。其中的一个合理解释是财务刺激策略能给企业带来更明显的直接收益，因而得到了大企业的更多青睐；而经营活动政治策略不会在短期内影响政府决策过程进而提高企业政治绩效，从而导致两者之间的负相关性。然而从长远来看，企业关注短期绩效的同时也要关注通过各种政治策略长期影响政府决策过程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
第二，假设2认为政府采购额占总销售额比重越大，企业就越可能采取政治策略。结果表明政府采购额所占比重越大，企业就越可能采取代言人策略。对于代言人策略，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所采取的政治行为几乎完全相同，只不过在西方，政治中介非常发达，企业可以雇佣专业游说家充当代言人游说政府。而中国的政治中介不发达，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中国有些企业获取政府合同并不仅仅是为了经济绩效，同时也是为了获取接近立法者的机会，这一点和Schuler的观点一致。因此，政府采购额占总销售额比重大的企业更可能选择代言人策略。
第三，假设3表明企业出口比例越大，就越可能采取政治策略。同样说明在中国环境下，相对于经营活动政治策略，出口比例大的企业更倾向于使用财务刺激策略来影响政府进出口政策，进而谋求直接收益。
第四，假设4认为企业资产负债率与企业政治策略选择之间存在相关性。结果表明企业资产负债率与政府关联策略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这和部分西方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企业闲散资产越少，越可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因为政治活动是其获取资源的有效方式，说明资产负债率越低的企业，就越可能通过政府关联策略来获取资源。
第五，假设5表明企业的多元化水平越高，就越可能采取政治策略。企业多元化水平越高，就越可能采取财务刺激策略。但结果同时表明，企业多元化水平越高，就越不可能采取经营活动政治策略。说明在中国环境下，Baron所预期的企业整合政治策略与多元化等市场策略的现象较少，或者说两者之间的整合程度不高。
第六，假设6认为企业是否设立公共事务部门与政治策略的选择之间存在相关性。结果表明设立了公共关系部门的企业相对于没有设立的企业更可能采取经营活动政治策略与制度创新策略。这和Brennan、Masters&Keim、Masters&Bayinger观点一致，同时也符合中国的现实。中国企业为了实现修改政策、限制竞争对手等方面的政治目标，常采取经营活动政治与制度创新等策略，使政府产生有利于本企业的意见倾向，这些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方式可提高企业的政治竞争能力与优势。我们在实地调研中也发现，中国企业的管理者经常提到企业政治活动的关键是通过经营活动政治策略与政府部门建立一种相互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可能是企业获得持续政治竞争优势的源泉。
第七，假设7表明企业公共关系费用越多，就越可能采取政治策略。结果显示公共关系费用与政府关联策略存在显著意义上的正相关性；与财务刺激策略存在显著意义上的负相关性。这一结果非常符合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因为财务刺激策略很容易被模仿，因而很难在政治市场上获得持续竞争优势，而政府关联策略不易被模仿，因而有更多机会长期影响政府决策过程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第八，行业层次变量的固定效应估计值表明，行业管制程度越高，企业越可能采取经营活动政治策略。假设10A中只有假设10Ac得到了支持，即企业的相对市场份额越大，越可能采取制度创新策略。假设11A中只有假设11Ab与11Ad具有显著性意义，即行业内企业间合作程度越高，越可能采取直接参与策略与代言人策略。
产业结构可能会影响企业政治策略的形成，原因有二：第一，企业为了获取政治利益，必须追求接近政治代表（政府官员、立法者等）的途径。因为在更集中的产业中，企业的政治收益更大，这些企业具有更大的动力去实施政治策略；第二，处于高度集中行业中的企业，更可能获得接近政治代表的机会。集中度促使行业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声音。假设10A与假设11A都部分支持以上观点，只有假设12A和预期相反，即行业内的企业数越多，越可能采取经营活动政治策略与直接参与策略。合理的解释是行业内企业数虽多，但企业间的合作程度却较高，如江浙一带的企业集群，尽管在产品市场上竞争激烈，但在政治上都尽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声音去影响政府法规及政策的出台进而获取政治竞争优势。
第九，假设8表明行业间企业政治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差异。结果显示经营活动政治策略、代言人策略与财务刺激策略在行业间存在显著差异。同时随机效应估计值表明，行业管制程度对财务刺激策略的行业间变异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行业内相对市场份额、行业内企业间合作程度对行业间代言人策略的离异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行业内的企业数对行业间经营活动政治策略的离异程度具有显著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1.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运用因子分析对中国企业政治策略进行分类的基础上，通过广义估计方程（GEEs）对企业政治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企业政治策略包括直接参与、财务刺激、代言人、制度创新、政府关联及政治经营活动等六个层面的策略；（2）在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中，企业规模、闲散资产、多元化程度、公共关系费用以及企业是否设立公关部门等因素均对不同层面的政治策略具有显著性影响；（3）在行业层面的影响因素中，行业管制程度、相对市场份额、企业间合作程度以及行业内企业数均对不同层面的政治策略具有显著性影响；（4）经营活动政治策略、代言人策略与财务刺激策略在行业间存在显著性差异；（5）随机效应估计值与检验结果表明，行业管制程度对财务刺激策略的行业间变异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行业内相对市场份额、行业内企业间合作程度对行业间代言人策略的变异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行业内的企业数对行业同经营活动政治策略的变异程度具有显著性影响。
本研究从三个方面做出了理论贡献：第一，辨别出了中国环境下企业政治策略的类型；第二发现了行业和企业两个层次因素对企业政治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第三，验证了资源观的理论，即企业政治策略的应用是与企业资源基础相适应的。
2.启示与研究的局限性
中国正处在经济的转轨时期，虽然政府对企业的作用已经削弱，但是市场发展程度、规制等方面与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还存在一定距离，政府仍在许多层面上对企业进行干预，从而进一步说明企业采取政治策略有效处理与政府关系，进而影响政府政策制定进程的重要性。本文主要的研究启示如下：
（1）企业应该对政治策略进行组合性运用。企业要实现影响政府政策进程，进而营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的目标，必须采取组合性的政治策略而不是采取单一策略。从长远来看，企业关注能够带来直接收益的财务刺激等策略的同时也要关注通过经营活动政治等策略长期影响政府决策过程，进而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
（2）企业应该有效地对政治策略与市场策略进行整合。西方很多学者的研究均表明企业政治策略可导致高的企业绩效。然而，作为企业，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市场并参与市场竞争。实际上，企业政治策略的最终目的是为企业的市场策略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并增强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力。如何有效地将政治策略与市场策略整合起来以及如何制定一个整合战略计划就成了提高中国企业战略管理水平的当务之急。
（3）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该借助行业协会等中介力量实施政治策略。通过行业协会等中介力量有助于众多中小企业在政治上尽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声音来影响政府法规与政策的出台进而获取政治竞争优势。而且行业协会的存在可以削弱中小企业的搭便车动力，进一步促进大企业实施有效的政治策略，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行业的良性发展。
（4）企业应该积极进行政治资源投资。资源基础理论认为，政治资源是影响企业政治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公共关系部门可视为企业的一种政治资源，通过设立专门的公关部门，可以使企业拥有更丰富的人才和专长来处理与政府的关系。
本研究实际上给企业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政治策略决策框架，即外部机会—资源—策略—行动—绩效模型。首先，企业应该对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进行分析。我们的研究表明，行业管制程度、相对市场份额、企业间合作程度以及行业内企业数等是衡量企业集体行动问题的有效变量，企业可以基于这些指标来评估行业内其它企业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
其次，企业应该对竞争者的资源特征进行分析。企业可以通过分析竞争对手的资源特质来预测其政治策略选择及其下一步行动，从而可以对自身的政治策略进行动态性调整。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对企业政治策略与行为的分析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竞争工具。
再次，对自身的内部资源特征进行分析。企业首先应该充分分析内部的资源特征，决定采用何种政治策略。
最后，根据选择的政治策略，确定战术性行动方案，以获得政治绩效。
虽然本文得出了许多对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都非常重要的结论与启示，但是不可否认，本文的研究也存在着局限性。首先，今后的研究可以拓展到一个更宽广的领域。因为样本只选取了湖北、河南、广东和福州等地的企业；其次，本文只是采用量表方式验证了企业政治策略形成的决定因素，这一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统计检验的力度；再次，尽管本文是以资源基础观作为识别影响政治策略选择的企业层次变量的理论依据，但有关企业层次变量的选择并没有反映无形资源对于政治策略选择的影响，今后的研究应重点关注与企业政治策略选择有关的无形资源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