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乌托邦”——论恩斯特#183;布洛赫的哲学命题“乌托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布洛赫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命题论文,恩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3-0110-10 人是什么，这首先是一个人类学的命题。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认为，人是来自自然的“乌托邦的生物”①。布洛赫恰恰用《希望的原理》把握住了乌托邦概念：“我们完全可以用乌托邦这个外来语代替和翻译希望这个词。”②当乌托邦被标明是“人的特征”，而对人来说，预先推定是“我们的力量以及诸如此类的命运”时，乌托邦就被提高为人类学的基本原理③。在此意义上，乌托邦是人类对未来更美好世界的预先推定，也是人类改造现实的能动原则和人类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和希望之源。 一、蜗牛与乌托邦 人活着，总是预先推定一个更美好未来的现实图像。因此，只要人类梦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就存在希望。与此相反，蜗牛只知道自身所属的那层躯壳，而全然不知道外在于这层躯壳的世界。但是，人不是生活在自身躯壳中的蜗牛，对于人来说，不仅世界是敞开的，未来也是敞开的。因此，在《向乌托邦告别吗？》一文中，布洛赫指出，“对更美好生活的梦的放弃态度仅仅适用于蜗牛。这种动物现在并不持有乌托邦、将来也不会持有乌托邦。”就像柏拉图“国家”(Politeia)中的洞穴奴隶们一样，蜗牛只是抽象地接受外部世界，根本不想从自身躯壳中“向外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蜗牛日记》(1972)④中，德国当代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 )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对布洛赫乌托邦的精神和希望的原理提出了质疑和批判。《蜗牛日记》为一部纪实体的文学作品，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有意识地将负面人物奥特的家安排在“离布洛赫教授不远”的地方。这与格拉斯对布洛赫《乌托邦精神》和《希望的原理》的批判态度是一脉相承的，他在以后问世的《比目鱼》(1977)、《母鼠》(1986)等作品中也不时地对布洛赫旁敲侧击，呼吁世人告别乌托邦。 在《蜗牛日记》里，格拉斯援引所谓“蜗牛原则”勾画自画像，可谓惟妙惟肖、鞭辟入里。例如，“试图将我定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蜗牛原则压根就不包含确定性和连贯性；他极度怀疑理想主义、唯一真理要求等“冥思苦想者的骗局”，特别“害怕那些想劝我皈依的人”，因为蜗牛原则从来不吃这一套；他强烈拒斥“绝对性以及诸如类似的紧箍咒”，坚决反对不给个体留下任何空间的极权主义思维以及憧憬某种或许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的第三者，因为蜗牛原则根本不信这一套。 诚然，字义上，德文Utopie表示“乌有之乡”，也可解读为“空中楼阁”，即表示“不切实际、好高骛远、不符合客观现实可能性的空想”。但是，“乌托邦”也可在“现实性”、“可能性”、“趋势-潜势”等概念意义上使用。在布洛赫那里，“乌托邦”正是指这种人类的普遍意向，即对“尚未存在的”更美好世界的希望和期待。在布洛赫看来，世界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向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永远开放的过程，而人类总是期望达到更完美的状况。他认为，世界是造梦、追梦、圆梦的“世界梦”，即一个没有贫困、剥削、压迫和异化的社会制度，因此，他的“乌托邦的精神”、“希望的原理”与空中楼阁正相反对。 但在格拉斯笔下，布洛赫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名字却成了一个简单的代码，它代表了一种空想的“乌托邦主义”哲学，一种无视人的历史责任感的盲目乐观情绪，一种对与日俱增的忧郁现象视而不见的天堂般的承诺。格拉斯笔下的蜗牛害怕“天堂”这个字眼，深信自己的人生经验，认定在所有的天堂承诺那里所期待的只能是大灾难。⑤因此，面对世人不断提出的“有望还是无望”的问题，格拉斯总是表态说“无”，总是“对终极目标的幸福状态的追求”表示严重质疑，从而他恰恰扮演了布洛赫笔下又臭又硬的“蜗牛”形象，即“现在不拥有乌托邦、将来也不会拥有乌托邦”的动物。 在《向乌托邦告别吗？》一文中，布洛赫对格拉斯笔下的这一套蜗牛原则做出了无情揭露和批判：“现在，我认为，向乌托邦告别其实只适合于从未持有，将来也不会持有乌托邦的蜗牛；是的，有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格拉斯]著有《一只蜗牛的日记》。但是，对于蜗牛，不可以期待乌托邦。对于蜗牛，也不可期待乌托邦和自然法所分担的主要内容，即直路和直路的矫形外科手术。在我看来，如果有人现在把蜗牛之路接受为是典范，那么他就完全放弃了人性，这本书也只能为通晓这方面的蜗牛阅读了。”⑥ 但意味深长的是，布洛赫用“向乌托邦告别吗”这一问句单刀直入，直接击中了20世纪70年代西欧历史哲学中风行一时的反乌托邦的怀疑主义以及所谓“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的软肋。实际上，“向乌托邦告别吗”这一问句不啻是针对现代所有左翼知识分子，即对马克思主义感到幻灭的人们敲响的警钟。按照布洛赫的观点，那些借口前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旋即抛弃自身的批判世界观的人们无异于迄今仍然寓居在自身躯壳中的蜗牛。如果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理论与实践的差异，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承认理论变化与实际变化之间的差异，那么他们当初就决不会对马克思主义如醉如狂，而且现在也决不会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绝望的幻灭感。 二、布洛赫乌托邦概念特征 那么，布洛赫又是怎样把“预先推定的意识”(das antizipierende bewusstsein)解释成“乌托邦”的呢？就基本前提而论，布洛赫的乌托邦概念与迄今有关研究大同小异，但是就基本取向而论，他的乌托邦概念与迄今有关研究却存在明显差异。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布洛赫最终没有径直用“乌托邦”一词标明自己的哲学思想。鉴于50年代东欧各国对乌托邦概念的偏见和误解，布洛赫有意识地把这个概念与其他类似概念混合使用，例如，他常用“希望”、“可能性”、“趋势-潜势”等用语追踪历史中频繁出现的乌托邦理念的踪影。归纳起来，布洛赫的乌托邦概念具有如下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他的乌托邦概念强调“意识的预先推定”，使其充当改变现实的“酵素”或改革意志的“催化剂”；第二，他从风格史和效应史入手，利用“国家小说”等乌托邦类型扩大了乌托邦概念；第三，他的乌托邦概念积极吸纳文艺复兴时代以前的犹太教、基督教末世论的未来指向性；第四；他的乌托邦概念甚至包含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批判，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宏观的、显现的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 第一特征：布洛赫的乌托邦概念强调意识的预先推定的作用，本身承载着现实变化乃至改革意志的酵素。如前所述，人的意志追求更美好的未来世界，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一定距离，人的变革意志未必历史地、完全地得到实现。霍克海默尔时常把乌托邦解释成与现实完全无涉的一种超前意识，其理由是：“由于错误的实践(或由于邪恶的人的实践)，一种理想着魔似地发生变质并出现在历史之中。”⑦然而，布洛赫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即使现实的变化状态与过去梦寐以求的乌托邦理念不相一致，也不能说乌托邦概念与现实的变化完全无涉。因为乌托邦理念至少与尚未发生变化的但应当发生变化的现实状况相关联。 作为一种革命酵素，乌托邦加速现实的变化过程，促进其新陈代谢，加快结构调整步伐，但是，在以后的社会境况及其变化中，乌托邦并不能完整无缺、不折不扣地实现自身的初始意图，而且，一旦乌托邦履行这种催化作用，它的预先推定功能也就消耗殆尽。不过，就像永不满足的人的欲望一样，在业已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中，乌托邦重又作为新的理想社会的理念萌发、滋长，并在自身的意义方向上充实“客观的内容”，在自身的意义形态上充实“现实的暗码”。“因为世界过程本身就是某种乌托邦的功能，而且世界过程与作为实体的客观可能性的物质是结合在一起的。在此，人们有意识的计划和变化这一乌托邦的功能只不过是曙光女神的具体体现而已。就像显现世界的曙光女神一样，在一切真正的暗码之中，乌托邦的功能显示最向前的、最积极的位置。”⑧ 布洛赫用专门术语“趋势”(Tendenz)、“潜势”(Latenz)来标明了乌托邦的这种潜移默化的萌芽性质。如果“趋势”是指某个特定时间中业已内在于事物的可认识的实现可能性，那么“潜势”就是指业已内在于全世界变化中的客观现实的变化可能性。在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中，这两个概念与“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das Noch-Nicht-Bewusste)和“尚未成功的东西”(das Noch-Nichit-Gewordene)密切相关。在历史过程中，“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与“尚未成功的东西”相互趋向、相互渗透，从而为乌托邦理念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概言之，历史上的各种乌托邦理念使乌托邦更加表面化了。从历史上看，与其说乌托邦理念与业已变化的当下现实相联系，毋宁说它与尚未发生变化的未来的现实状况相联系。乌托邦理念并不直面现实的难点和困境，现实的变化也很少体现乌托邦理念。尽管如此，作为预先推定的意识，乌托邦理念既能“超乎其外”，又能“入乎其内”，本身拥有解决乃至克服现实难点的意志。因此，布洛赫认为，乌托邦乃是一种强大的酵素和催化剂，它不仅有助于加速当下现实的变化过程(潜势)，也有助于加速更美好的世界的进程(趋势)。 第二特征：布洛赫从风格史和效应史入手，利用“国家小说”等乌托邦类型扩大了乌托邦概念。在领悟乌托邦理念方面，布洛赫不仅积极吸纳了自托马斯·莫尔以后“国家小说”(Staatsroman)中理想社会的构想，也积极吸纳了人类全部生活领域里的乌托邦因素，例如，白日梦，艺术中的幻想等。 按照W.福斯卡姆的划分，乌托邦的类型可以划分为“场所”(Ort)乌托邦与“时间”(Zeit)乌托邦两大类。⑨所谓“场所”乌托邦是指从托马斯·莫尔到C.M.维兰德的文学乌托邦，他继承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传统，致力于用文学形式表现人类社会的梦想和憧憬。在文学作品中，人类改变世界的愿望主要通过“孤岛”和“半岛”等空间领域而被形象化。在孤岛或半岛上，理想社会的核心价值是某种抽象的秩序原则或至高的价值理想。例如，在J.G.施纳贝尔的《弗尔逊堡孤岛》中，场所乌托邦就被凝缩为某个理想社会的至高秩序。在此，作为完备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理想社会的最高秩序总是与既定现实相区别、相对立。 1770年，即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场所乌托邦转变为具有预先推定的意识的时间乌托邦。这种转变有其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作为市民革命的精神遗产，场所乌托邦的社会构想对同时代人产生了巨大影响。换言之，通过天翻地覆的革命风暴，人们试图加快建设此岸世界的理想社会。此时，人们不再仰望天空，整日沉湎于“子虚乌有的理想之岛”。 第二，19世纪初，人们意识到地球上已不再存在未知的新大陆。因此，时间乌托邦就开始承载人的革命态度，力图把最后的时间世俗化为当下的现实社会。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卢梭关于“自由人”的假想国⑩中，表现在L.S.梅西耶的未来幻想作品《2440年：一个似有若无的梦》中，表现在维兰德的国家小说《金镜》中。于是，在风格史和效应史上，理想社会的“完善性”(perfectio)就为理想社会的“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é)所代替。 但是，上述从场所乌托邦到时间乌托邦的范例转变表明，乌托邦理念并非源自肯定社会的构想，而是源自否定社会的构想，两者各有其局限性：第一，场所乌托邦仅仅探究文献史上的理想社会，以致完全排除了时常浮现在人的意识中乌托邦因素；第二，时间乌托邦仅仅与“终末”(Eschaton)相结合，以致完全排除了文艺复兴以前时常萦绕于怀的犹太教、基督教的末世论。有鉴于此，布洛赫并未在上述意义上将场所乌托邦与时间乌托邦区分开来，而是把这两种乌托邦概念的功能一并视为乌托邦理念的“部分”要素。这就是说，从作为文学风格概念的乌托邦出发，他把文学所特有的艺术功能本身视为乌托邦的要素。 第三特征：古往今来人类一直渴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布洛赫把这种古老而常新的人类渴望理解为孕育乌托邦的直接动因。从古希腊人到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无一例外地憧憬“黄金时代”，归根结底，这种强烈的憧憬恰恰根源于人类永无止息的渴望——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就此而言，乌托邦与“末世论”(Eschatologie)大同小异，二者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重要的是，两者都设定一种理想社会的目标：否定既定国家，废除私有财产，四海之内皆兄弟，实现人类大同。 布洛赫《自由与秩序》一书表明，乌托邦理念的根本特征首先是否定现存国家制度，废除阶级差别和私有财产。例如，布洛赫不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而是从《伊安布劳斯》(Iambulos)这部乌托邦旅行小说所描画的“乌托邦岛”中寻求乌托邦理念，因为在后者的“乌托邦岛”上，没有阶级差别，一切产品都共同分配。不仅如此，布洛赫把罗马时代的斯多亚学派的学说理解为一种追求世界主义和世界国家的意志。斯多亚学派的学说的实质是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建立四海为一的世界国家。 在《自由与秩序》中，布洛赫另辟蹊径，从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视角重新解释了耶稣其人其说。在此，他把耶稣的思想视为一种共产主义思想。耶稣是一个穷人，有人想把他推上权力的宝座，可是他拒绝了。耶稣期待社会改革，他想要建立一个爱的基础上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是，使徒保罗背离了耶稣的初衷，淡化了他的现实革新意志，一味强调来世重生和人的内在忏悔。(11)保罗生怕当权者妨碍他的教会的发展，因而没有如实地传达耶稣的革命造反精神。他粗暴地阉割了耶稣的革命反抗精神，把他的思想曲解为一种“仅仅期待来世轮回的忏悔方式”，从而酿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现实危害。 但是，如果把耶稣的教诲理解为一种“爱的共产主义”，那么这种共产主义是否与马克思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格格不入？难道可以把耶稣的思想与无神论者马克思的思想相提并论吗？的确，马克思对基督教的批判数不胜数，人人皆知。然而，从教会史上看，马克思之所以尖锐批判基督教，是为了无情揭露权力阶层的基督徒以基督教的名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在后来发表的《基督教中的无神论》(1968)中，布洛赫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原始基督教所追求的革命反抗精神的意义和价值，由此进一步指出耶稣的“爱的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的“无阶级共同体社会”绝非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有谁把显现于末世论中的未来现实图像确定为一种固定不变的永恒图像，那么这种图像就与乌托邦的本真特性背道而驰。由于这个缘故，布洛赫始终反对任何一种具体地形象化的独一无二的乌托邦图像。 第四特征：乌托邦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哲学-马克思主义范畴。在《乌托邦是我们时代的哲学范畴》一文中，布洛赫这样写道：“‘乌托邦’一词远不是突然冒出的概念，相反，它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哲学范畴。乌托邦并没有被限定在社会领域里；它也存在于艺术中，特别是存在于受表现主义影响的诗人和画家中，例如，围绕青骑士创作的F.马尔克、康定斯基、克赖斯(Kreis)等作家中。在乌托邦中，重新发现革命、启示录和死亡。这同时是与自身相遇、与这个世界之路相遇。乌托邦借助诗歌出现，但它还是某种重要的逻辑图景。此外，这也不是任何新的理念：它在法国大革命中，在巴黎公社中起到过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今天它现存于青年人之中，他们为构筑另一种世界，为改变生活而斗争。乌托邦不是一种神话，相反，如果它关涉我谈过的这一具体乌托邦，那么它就表明是一种客观而现实的可能性。它是一种斗争原理。它暗示新事物的未发现状态。如果历史地考察，它是某种社会力量，甚至在它本身很少被认识时，它也起某种作用。”(12) 简言之，更美好生活的乌托邦不仅照亮未来，也照亮当下。因此，布洛赫有意识地把乌托邦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具体的乌托邦的实践”。而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具体的乌托邦是一种斗争原理、是一支社会力量，它预示着政治上的未来远见与新事物的未发现状态。”(13)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将成为明天的良心，代表了未来的党性，拥有着未来的知识”。(14)在讨论乌托邦的这一特征之前，我们不妨先简要回顾一下，前东欧各国对乌托邦理念的理解。 三、乌托邦与马克思主义 然而，由于历史背景和社会体制的缘故，在前东欧各国中，“乌托邦”字眼时常带有贬义，而乌托邦理念通常被归结为一种“陈腐不堪的、过时的理念”。遗憾的是，这种对乌托邦的批判视角可上溯至恩格斯的有关见解。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5)中，为了倡导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批判地分析了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形态即“空想社会主义”。在此，他实事求是，功过分明，没有一概否定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乌托邦精神，而是将他们的思想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和理论来源。不过，在恩格斯看来，尽管早期社会主义者致力于人类解放事业，但他们的社会改革方案很不成熟，并没有提出废除私有制，建立新社会的具体途径。即使从当时的社会条件上看，他们的社会改革方案也十分幼稚可笑，从未超出纯粹空想的范围。 但是，上述恩格斯的见解有两点值得商榷：第一，恩格斯把乌托邦仅仅“局限”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念上。换言之，他不是把自托马斯·莫尔以来的社会矛盾及其现实变化视为对更美好社会图像的普遍反映，而是仅仅视为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第二，恩格斯抛开早期社会主义者的世界观的微妙差异，对他们进行总括的、单方面的描述。一方面，他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天真无邪”不以为然；另一方面，他力主把社会主义奠基在“科学的社会分析”基础之上。由此可见，布洛赫的乌托邦概念与恩格斯以及前东欧各国所通用的乌托邦概念存在一定差异。 众所周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早期社会主义者无一例外地标榜共同的政治理想，即“建设一个人人幸福的和谐社会”，以纠正19世纪初市民革命后被玷污了的社会图像。鉴于时代背景，恩格斯的上述乌托邦批判有其历史原因，情有可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东德，所谓“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家们原封不动地接受诸如此类的观点，并将其发挥到极致。例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辞典》中，G.克劳斯、M.布尔这样写道：“科学社会主义意味着乌托邦的终结。并且，在现代社会主义中，乌托邦已丧失其原来固有的向度。因此，现在乌托邦概念不仅被任意使用，而且19世纪初文学作品中的乌托邦具有完全外在于历史的意义。”(16)诸如此类观点的错谬在于，肆意抹煞乌托邦概念丰富的思想内涵，把人类世世代代对更美好世界的期望归结为历史长河中偶然的、一次性的理念类型，即压缩为空想社会主义或德国浪漫主义。这样，乌托邦就被淹没在滚滚历史洪流中，而在目光短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如今乌托邦概念确实成了“无价值的、多余的东西”。 那么，前东欧各国为何如此武断地否定乌托邦概念呢？这是因为：第一，东欧正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一种“决定论”，进而把现存社会美化成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阶段。与此相对照，布洛赫的乌托邦概念指向马克思意义上的“自由王国”，从而正视现存社会体制中的各种矛盾，并积极寻求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方案。恰恰由于这个缘故，东德哲学界把布洛赫哲学的乌托邦精神诋毁为“无政府主义的修正主义”。(17)第二，东欧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因为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实现过去人们梦寐以求的更美好的生活，所以今天乌托邦已经是陈腐不堪的、过时的概念。”然而，所有乌托邦“过时论”、“陈旧论”、“终结论”的要害在于，偷梁换柱、暗度陈仓，用作为“实在的东西”(Topie)的意识形态替代作为“非实在的东西”(U-Topie)的乌托邦，以致阉割“预先推定”这一乌托邦的功能，使乌托邦变成一种闭塞、保守、狭隘的概念。 由上所见，布洛赫的乌托邦概念甚至包含对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从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宏观的、显现的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那么，布洛赫的乌托邦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期望更美好生活是人类永恒之梦。只要人类存在，就存在对更美好生活的梦想，就存在对更美好世界的希望。人类的希望和梦想开始于儿童时代，尤其是青春期，例如性与梦想、情与梦想：“我希望成为什么，我究竟期待什么？什么东西在等待我们？”与此相适应的是，期望范畴、梦想范畴、社会乌托邦范畴、庞大的技术乌托邦总店、地理乌托邦、对某一国度的发现之旅等。哥伦布驶向无边无际的海洋，为的是重新发现应该位于印度的那个失去的天堂；因此，他毕生寻求通向印度的航道，进而将他所发现的陆地上的原始居民称作“印度人”。印度是梦之国。通道把我们割断，但是永恒的江河依旧从天堂一泻千里，并且导向金银财宝和点金石。按照哥伦布的书信往来，这点金石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 在布洛赫看来，马克思主义正是将这种人类永恒之梦加以具体化的思想。基于这一人类之梦，马克思主义强调两个核心事项：其一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详尽分析既定现实经济条件；其二是，在文学-哲学意义上预先推定平等基础上的“自由王国”。前者是对既定现实的严密而冷静的分析，后者是对更美好生活的执著追求。布洛赫将前者命名为人类的近期目标或“寒流”，将后者命名为人类的长远目标或“暖流”。布洛赫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历史开放性和动态性也是出于这个缘故。根据布洛赫的观点，在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里，较之前者，后者总是受到忽略或冷落，以至于在此马克思主义被用作维护现存体制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具体的乌托邦”即“现实的乌托邦”与“抽象的乌托邦”相对立。通过把马克思主义规定为“具体的乌托邦”，布洛赫肯定了人类终将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的可能性。但是，作为“希望”(Hoffnung)的外来语，乌托邦并不是“确信”。用他的话来说，乌托邦笼罩在“危险”之中，乌托邦恰恰是对这种危险的意识。20世纪出现的各种否定的社会图像乃至扭曲的社会主义图像正是这种危险的真实写照，但是，这个世纪的否定图像或扭曲图像并不能泯灭总体乌托邦实践中人类对更美好生活的梦，更不能阻挡人类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作为“具体的乌托邦”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内容指向“自由的王国”(Reich der Freiheit)。用马克思的话，布洛赫把这一目标内容进一步规定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必然性：“推翻一切使人受侮辱、受奴役、受遗弃、受蔑视的关系。”(18) 布洛赫把马克思主义规定为“具体的乌托邦”，并且肯定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中最恰当的思想。在他看来，作为具体的乌托邦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诊断现代社会各种异化(总体异化、社会异化、自我异化等)的有效手段，也是克服现代社会各种社会矛盾的最佳良药：第一，凭借马克思主义的导航，人类能够最正确、最客观地分析时代精神境况，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和异化，消除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要素。他借用气象学术语把这个要素称作马克思主义的“寒流”(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