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对企业信贷的干预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政府论文,信贷论文,利益论文,机制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任何竞争有地方“为增长而竞争”对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那么重要(张军等，2007)。这种地方政府竞争是在一个单一制的主权国家框架内推行分权的结果(何梦笔等，2002)，从而给M型结构组织中的众多独立决策的小型地方经济提供了发展经济的动力。然而，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关系可能会带来多重后果。在积极方面，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导致金融深化、融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加快，从而推动经济体制变革、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和投融资政策环境等，进而吸引更多的资源流入提高经济绩效；其消极的作用则表现为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招商引资等领域的无序竞争、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以及公共事业的公平缺失(周业安，2003；张军等，2007；何梦笔等，2002)。因此，经济增长需要提供“合适的激励”才会发生，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政府，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低效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致命性的危害(Willliam Easterly,2005)。并且，地方政府一方面掌握大量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另一方面拥有下级官员的任命权，这就为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动机提供了条件。由此，“把激励搞对”尤其做对政府激励是非常重要的。根据现有理论和实践，现有政府激励主要包括直接激励和间接激励，其中直接激励可分为晋升(即政治利益)和腐败(即经济利益)，间接激励为财政激励(即政治利益)。在这两种激励驱动下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的推动是本文的研究基础。 因此，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之间会进行政绩的相互竞争，而地方政绩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的竞争，经济增长的竞争主要表现为投资的竞争，投资的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源的竞争，金融资源的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的竞争(周立和胡鞍钢，2002)，钱先航等(2011)和钱先航(2012)提供了支持证据。然而，税收增长速度的相对缓慢和地方债券发行的限制使得地方政府对于金融机构的竞争最终归结于对金融机构贷款的竞争，而地方政府作为行政主体和利益主体，往往通过行政手段直接或间接干预金融机构贷款。另外，地方政府采用通过协助、纵容或默许辖内国有控股企业或其他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企业逃废债等来争夺辖区内金融资源的方式，同时借助于当地的司法体系以直接纵容一些企业借转制悬空银行债务等形式替代逃废债(巴曙松等，2005)。据财政部的调查，2007年地方债务总额4万亿元，其中地方融资平台负债约1万亿元；2009年全年地方融资平台负债超过6万亿元，并且目前中国地方融资平台负债中有80％都是通过银行信贷获得的资金①；截至2010年11月末，全国地方融资贷款余额约9.09万亿元，占全部人民币贷款的19.16％，中长期贷款余额占比高达91.28％②。 已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决策进行有目的的引导、直接或间接干预，并且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和官员自身特征与地区经济增长或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基于财政分权背景下地区金融发展差距、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腐败与经济增长或经济波动的关系。但是现有研究基本上从省级层面进行研究，鲜有文献从地市级层面上探究地方政府行为对银行信贷与地区经济之间关系的影响，并且现有研究对地方干预多从财政激励和晋升激励的角度考虑，忽略了贪污腐败这一重要激励。基于此种背景，我们运用国内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省会城市的政府利益数据，从财政激励、晋升激励和官员腐败角度测算政府利益并考察了其对当地企业贷款特征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将官员腐败纳入地方政府干预企业贷款决策的激励之中，从而能够更加全面的衡量地方政府行为；其次，提供了地方政府干预企业贷款决策的直接证据，弥补了现有研究仅从政治关联角度间接考察其影响贷款决策的缺陷；再次，从城市层面探究了地方政府对企业信贷的影响。 余文主要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中，我们对国内外相关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性综述；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和统计分析；第四和第五部分对计量结果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 二、文献回顾 (一)官员特征与经济发展 首先，部分研究从财政激励角度探索地方官员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即强调政府间的财政分权对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沈立人和戴园晨(1990)等从行政性分权和财政包干的角度分析了对其中国“诸侯经济”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且Qian et al.(1997)和Qian et al.(1998)认为财政分权为地方官员发展当地经济提供了适当激励。同时，财政分权下各地方政府所受的激励和约束会因各地区要素禀赋和经济结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而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会存在差异(何梦笔，2001)。张晏和龚六堂(2005)、王文剑和覃成林(2008)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上述结论。张晏和龚六堂(2005)发现，东部地区和发达地区更能获得财政分权的积极效应，而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或为负；与此同时，王文剑和覃成林(2008)认为财政分权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效应取决于地区初始的经济结构特征，非农产业和非国有制经济越发达，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的机会就越少。另外，李猛和沈坤荣(2010)的研究发现财税激励对地方政府短期化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财政激励忽视了对地方官员在特定政治经济环境下具体行为方式的考察，即财政激励的对象是集体而不是官员个人，官员仅仅获得间接经济利益。 其次，从政治激励角度探索地方官员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地方官员升迁标准从以政治表现为主转变为以经济绩效为主，并实行强制退休制。因此，不同地区的地方官员不仅在经济上为GDP进行竞争，同时也在官场上为晋升而竞争，这也就成为地方官员合作困难的根源，进而解释了中国长期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的原因(周黎安，2004)。在这种晋升机制下，周黎安等(2005)的结论支持了运用人事权激励地方政府官员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观点。但是，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在财政利益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总是有利用违规优惠政策进行引资的强烈动机，从而引发企业投资冲动，导致投资过热，进而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巨大冲击。王贤彬等(2010)也发现地方政府和官员对于政绩和仕途的追逐是形成投资高增长和高波动的重要政治原因，董志强等(2012)从地市级官员交流的角度提供了证据。尽管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可能导致过度投资，但是它们之间的贸易联系却在不断加强(张军，2005)，而且当条件成熟时，理性政府会自发地选择区域一体化(徐现祥等，2007)。 在财政激励和晋升激励之外还存在一种超越二者的力量存在——官员腐败(李猛和沈坤荣，2010)。一方面，腐败可以有利于经济增长，腐败可以放松政府所施加的无效率和僵硬的规制(Leef,1964)；但是如果有才能的人都从事寻租活动，腐败就会抑制经济增长(Shleifer and Vishny,1993)，地方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会通过诸多行为追求私利，比如在职消费、挪用公款等，从而损失了效率、抑制了经济增长。考虑到中国一定程度的腐败现象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共存的现象，周黎安和陶婧(2009)对此进行了分析，李猛和沈坤荣(2010)运用其方法发现官员贪污腐败程度越高，地方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程度就越高；然而，在控制了市场化程度之后，吴一平和芮萌(2010)发现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黄新建和冉娅萍(2011)与黄新建和冉娅萍(2012)在企业层面发现官员腐败通过税负和审计师选择显著影响公司价值。 (二)政府特征与信贷配给 现有的分税制体制导致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等，而且“不列预算赤字”和“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法律规定使得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更加狭窄，同时在“经济绩效”考核观的压力下，地方政府不得不对金融资源展开争夺，导致金融资源被异化为“第二财政”(周立，2003)。这造成了地方政府争夺金融资源进而争夺金融机构，最终落脚于争夺金融机构贷款、干预银行信贷行为的现象。Aziz and Duenwald(2002)认为政府对于金融系统的影响力常常导致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的非国有部门往往并没有得到更有利的金融支持。由于国有控股企业承担了政府多重目标和过多的政策性负担，政府无疑会影响银行信贷资金向国有控股企业流动。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地方政府和政府官员有权任免国有控股企业的高管的前提下，地方政府通过保护辖区内的国有控股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优势和更多的政治支持(Shleifer and Vishny,1994；白重恩等，2004)。在周黎安(2004)的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模型中，地方官员依赖于对地方经济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的影响力，通过恶性的经济竞争来达到政治竞争的目的。因此，政府干预使中国金融市场地方分割现象严重，导致了银行信贷资金配置低效率的国有控股企业。 (三)政治关联与企业融资 吴文锋等(2008)指出政治联系的文献主要探讨公司拥有政治联系是否具有普遍性、从事件研究角度检验“政治联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以及政治联系到底给公司带来哪些优势。其中与本文相关的文献是考察政治联系给企业融资带来优势的研究。Leuz and Oberholzer(2006)、Mian and Khwaja(2006)以及Charumilind et al.(2006)分别基于印尼、巴基斯坦和泰国的样本研究发现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会比其它公司在获取贷款的便利程度、规模以及期限方面存在显著优势。基于中国样本的研究中，Fan et al.(2007)发现总经理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在IPO三年之后的股价收益率要比总经理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低；考虑到上文运用国有控股企业研究的不足，吴文锋等(2008)研究了民营企业中高管政府背景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发现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对公司价值的正面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央政府背景，并且高管地方政府背景正面影响的一个具体优势是贷款融资便利性。与本文最相近的文献是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与郝项超和张宏亮(2011)，他们都分析了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影响，同时指出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在贷款规模、贷款期限以及贷款条件方面存在显著优势。同时，部分文献从地方政府干预的角度分析了其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如孙铮等(2005)、黎凯和叶建芳(2007)运用政府干预指数考察地方政府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如钱先航等(2011)考察了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及任期对当地城商行贷款行为的影响。 一方面，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地方企业的发展，而地方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是资金支持。在中国资本市场尚不完善的条件下，银行信贷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融资渠道，那么贯穿于“利益驱动—地方政绩竞争—经济增长的竞争—投资竞争—金融资源竞争”主线末端的金融资源竞争必然包含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决策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引导，其中间接引导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地方政府对企业银行贷款规模、贷款利率以及贷款期限的影响。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多单纯基于政府干预和政治关系的衡量指标并不足以综合体现政府利益的多元化和干预行为的动态选择。因此，如何更加全面地测算政府利益进而考察其对企业信贷特征的影响就成为本文研究的主要出发点和核心内容。 三、研究设计与统计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数据由企业贷款数据、财务数据以及地方政府利益数据三部分组成。企业贷款数据和财务数据全部来源于CSMAR数据库，我们剔除贷款日期不确定和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考虑到近年大规模招商引资竞争的主体主要是市级或县级政府，并且地方党政领导的综合目标责任制考核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推广，同样考虑到政府利益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中国大陆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省会城市为样本计算政府利益③。最后，我们将两个数据库进行合并共获得2001－2013年间4780组数据。 (二)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为了明晰多元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对当地企业银行贷款的影响程度和特点，我们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i、j、t指地区j的上市企业i在年度t的数据。对于被解释变量，企业银行贷款特征loan主要从数量(qua)、价格(int)以及期限结构(mat)三方面进行衡量：数量特征采用企业贷款规模的自然对数衡量，价格特征采用企业贷款利率衡量，期限结构特征采用企业贷款期限衡量。对于主要解释变量，考虑到现有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我们将地方政府利益(gov)主要分为财政激励(fd)、晋升激励(snap)以及腐败(cor)，三者的衡量标准如下：财政激励以财政分权衡量，财政分权＝地方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收入④；在晋升激励方面，我们设置市长和市委书记是否晋升的虚拟变量⑤，同时对二者数值求和后进入方程，即smp介于0～2之间，为方便起见，下文中统称为市长；借鉴周黎安和陶婧(2009)与李猛和沈坤荣(2010)的方法，我们以每年地方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各城市年鉴以及统计年鉴等披露的每百万人中腐败案件数量衡量官员腐败程度⑥。在已有研究中，张军和高远(2007)与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发现任期与地区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王贤彬等(2010)发现官员更替与地区投资之间存在U型关系，因此，我们在模型(1)中加入了政府利益的平方项即模型(2)，以考察政府利益对企业贷款特征可能具有的非线性影响。 对于其他解释变量，我们主要从公司特征和地区特征两个层面选取指标。在公司特征方面，我们选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1)、董事会规模(board)和独立董事占比(indb)以及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lna)和总资产收益率(roa)；在地区特征方面，我们选取滞后一期的实际人均GDP的自然对数(llny)⑦、城镇化(urb＝非农业人口/年末总人口)、进出口总额(iev＝进出口总额/名义GDP)以及实际利用外资额(fdi＝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名义GDP)。 (三)统计分析 表1给出了主要变量的统计分析。在企业贷款规模方面，企业贷款规模的自然对数均值为17.714，标准差为1.419，贷款规模最小为11.362、最大为27.120；在贷款利率方面，最高贷款利率为18.000、最低仅为1.269，其均值为5.862，其中仅有25％的企业贷款利率小于5.040、25％的企业贷款利率大于5.850；在贷款期限结构方面，最短贷款期限为0.016年，最长贷款期限为33.020年，样本中短期贷款占78.134％、中期贷款占20.419％、长期贷款占1.447％。在政府利益方面，财政激励均值为1.309、标准差为0.409，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3.535和0.581；晋升激励均值为0.317、标准差为0.546，未出现、出现1个和出现2个市长晋升的样本分别占72.338％、23.612％和4.050％；腐败利益的均值为0.265、标准差为0.113，其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134和1.235。在公司特征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84.967和3.653，其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37.369和15.806；在董事会方面，由于监管当局对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要求起步较晚，部分样本公司的董事会的完善程度在上市之初并未达到要求，故而出现少部分样本董事会规模和独立性为0的情形，随着董事会制度的强制实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结构才逐渐完善，样本中董事会规模和独立性均值分别达到5.844和0.511；在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方面，样本公司资产规模和roa的均值分别为21.847和3.449。在地区特征方面，各城市滞后一期经济增长率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5.886和0.555，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6.697和4.085；在对外贸易方面，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均值分别为0.985和0.045；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436和0.163，城镇化程度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710和0.679。
为了直观描述管理层网络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依据政府利益差异我们对样本进行了分组统计，主要方法采用成组t检验。在表2中，尽管财政激励的差异对贷款规模影响并不显著，但其对贷款利率和贷款期限结构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均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相比之下，晋升激励和腐败对贷款特征的影响显著强于财政激励，晋升激励对贷款规模、贷款利率以及贷款期限结构均产生显著影响，并且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同样，腐败对贷款规模、贷款利率以及贷款期限结构均产生显著影响。
四、实证分析 (一)多元化政府利益驱动下的企业贷款特征分析 由于本文所用数据均为非平衡面板数据，因此在回归过程中我们采用OLS回归方法。表3给出了多元化政府利益对贷款规模影响的分析结果。方程(1)和(2)中，随着财政激励的逐渐增加，贷款规模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显著变动趋势，即财政激励与贷款规模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当财政激励达到1.997时贷款规模达到最大；方程(3)和(4)中，随着晋升激励的逐渐增大，贷款规模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显著变动趋势，即晋升激励与贷款规模之间呈显著的U型关系，并且当晋升激励达到0.455时，贷款规模最小，当smp=2时贷款规模最大；方程(5)和(6)中，随着腐败程度的不断增加，贷款规模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显著变动趋势，即腐败与贷款规模的关系呈显著倒U型关系，并且当腐败达到0.576时，贷款规模达到最大。这表明，多元化利益驱动下的地方政府确实对贷款规模产生显著影响，因为政府利益取决于当地经济发展程度进而企业兴衰，而企业兴衰取决于融资来源尤其银行信贷支持。在公司特征变量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和资产规模显著正向影响贷款规模，董事会独立性和盈利能力对贷款规模影响并不显著。在地区特征方面，滞后一期经济增长率越低，贷款规模越大，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资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显著正向影响贷款规模，而城镇化程度对贷款规模影响并不显著。
表4给出了政府利益对贷款价格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方程(1)和(2)中，随着财政激励的逐渐增加，贷款利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动趋势，并且当fd=1.414时，贷款利率达到最小值；方程(3)和(4)中，晋升激励对贷款利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呈现不显著的U型关系，且当smp=0.641时，贷款利率达到最小值，当smp=2时，smp达到最大值；方程(5)和(6)中，随着腐败程度的不断加深，贷款利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动趋势，并且当腐败程度为0.649时，贷款利率达到最小值。在公司特征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负向影响贷款利率，董事会规模和独立性对贷款利率产生不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对贷款利率产生不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在地区特征方面，滞后一期经济增长率和城镇化水平能够正向影响贷款利率，并且前者显著；进出口、实际利用外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对贷款利率产生显著、比较显著和不显著的负向影响。
表5给出了政府利益对贷款期限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方程(1)和(2)中，gov的系数显示财政激励对贷款期限结构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是gov[2]的不显著系数表明财政激励对贷款期限结构并不能产生如表3和表4中的U型或倒U型影响，尽管如此，当fd=2.448时，贷款期限达到最大值；类似的是，方程(3)和(4)中，晋升激励仅对贷款期限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产生不显著的U型影响，当snap=2.020时，贷款期限达到最小值，0≤smp≤2的取值范围意味着贷款期限一直处于缩短的过程，即当无市长晋升时贷款期限最长；方程(5)和(6)中，腐败对贷款期限的影响并不显著，随着腐败程度的不断增加，贷款期限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不显著变动趋势，当腐败程度达到0.803时，贷款期限达到最小值。在公司特征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和独立性以及盈利能力均对贷款期限产生不显著或正或负的影响，仅有公司规模能够显著增加贷款期限。在地区特征方面，滞后一期经济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对贷款期限产生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进出口、实际利用外资以及城镇化对贷款期限产生负向影响。
总体来看，在贷款规模方面，财政激励、晋升激励以及腐败均对贷款规模产生显著U型或倒U型的影响；在贷款价格方面，财政激励和腐败对贷款利率产生显著的U型影响，晋升激励仅产生不显著的U型影响；相比之下，在贷款期限结构方面，仅有财政激励和晋升激励分别对贷款期限产生显著正向和负向影响，财政激励、晋升激励和腐败并不会对贷款期限产生显著U型或倒U型的影响。因此，财政激励对企业贷款特征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最大，晋升激励和腐败的影响范围和程度相对较弱。 进一步，随着政府利益从小到大的变化，贷款特征呈现不同的变化阶段。随着fd的逐渐增加，首先是贷款利率降至最低，其次是贷款规模达到最大，最后是贷款期限达到最长；随着stop的不断增加，首先是贷款规模降至最小，其次是贷款利率降至最低，最后是贷款期限降至最短；随着cor的逐步加深，首先是贷款规模达到最大，其次是贷款利率降至最低，最后是贷款期限降至最短。 (二)基于企业类型差异的分组检验 在很多转型国家中，大量银行信贷被配置到生产效率低下的国有控股企业，而具有活力的新兴企业则缺乏信用支持(Berglof,1998)。由于国有控股企业承担了政府的多重目标和过多的政策性负担，政府无疑会影响银行信贷资金向国有控股企业的流动程度。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地方政府和政府官员有权任免国有控股企业的高管的前提下，地方政府通过保护辖区内的国有控股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优势和更多的政治支持(Shleifer and Vishny,1994；白重恩等，2004)。因此，地方政府的干预导致了银行信贷资金被配置给低效率的国有控股企业。据此，我们对样本进行了分组检验，表6和表7分别给出了政府利益对国企和非国企贷款特征的分析结果。
表6中，财政激励对贷款规模、贷款利率以及贷款期限的影响与总体结果一致，分别呈现倒U型、U型和倒U型的关系，并且当fd=1.802、fd=1.392和fd=1.841时，贷款规模、贷款利率以及贷款期限分别取得最大值、最小值和最大值。晋升激励仅对贷款规模产生显著U型影响，并且当smp=0.528时，贷款规模取得最小值；晋升激励对贷款利率和贷款期限产生不显著的倒U型和U型影响，并且当smp=2和smp=0.908时，贷款利率和贷款期限分别取得最小值。腐败对贷款规模和贷款利率产生显著的倒U型和U型影响，并且当cor=0.518和cor=0.510时，贷款规模和贷款利率分别取得最大值和最小值；腐败对贷款期限产生不显著的U型影响，并且当cor=1.423时，贷款期限取得最小值。 表7中，政府利益对非国有控股企业贷款特征的影响与国企存在显著差异。财政激励对非国企贷款特征的显著影响仅体现在贷款利率和贷款期限方面，并且分别呈显著地U型和倒U型关系，并且当fd=1.373和fd=1.363时，贷款利率和贷款期限分别取得最小值和最大值。晋升激励仅对贷款利率产生显著的U型影响，并且当smp=0.742时，贷款利率取得最小值；晋升激励对贷款规模和贷款期限均产生不显著的U型影响，并且当smp=0.418和smp=1.482时，贷款规模和贷款期限分别取得最小值。腐败对贷款规模和贷款利率产生较为显著的倒U型和U型影响，并且当cor=0.541和cor=0.682时，贷款规模和贷款利率分别取得最大值和最小值；腐败对贷款期限产生不显著的U型影响，当cor=0.367时，贷款期限取得最大值。
由此，政府利益给予国有控股企业的信贷资金优惠主要表现在：(1)财政激励会增加贷款规模、降低贷款利率和延长贷款期限；(2)晋升激励会设定隐含的国企贷款利率上限，当smp=0时，国企贷款利率才取得最大值，相比之下，晋升激励会设定隐含的非国企贷款利率下限；(3)随着腐败程度的加深，国企贷款规模先于非国企贷款规模达到最大值，国企贷款利率先于非国企贷款利率达到最小值，国企贷款期限晚于非国企贷款期限达到最小值。 五、基于全球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分析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救市措施，中国政府提出四万亿投资计划和产业振兴规划，地方政府以成立政府融资平台、引导和鼓励地方银行信贷投向等措施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在这一外生冲击下，地方政府如何干预企业贷款决策呢？危机前后干预方式和干预程度如何变化呢？为了进一步考察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政府利益对企业贷款特征的影响，我们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若企业贷款年份在2008年之后，year=1；否则，year=0。 表8的结果表明，危机爆发前后政府利益对企业贷款的干预程度确实存在显著差异。Panel A的方程(1)和(2)中，危机爆发前后财政激励均会引致贷款规模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动趋势，并且当财政激励分别为
=1.529和
=2.482时，贷款规模才会分别达到危机爆发前后的最大值，
＜
表明在财政激励的驱动下危机爆发使得地方政府更加鼓励银行提高企业贷款规模；Panel A的方程(3)和(4)中，危机爆发前后晋升激励均会引致贷款规模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动趋势，并且当晋升激励为
=0.847和
=0.272时，贷款规模才会分别达到危机爆发前后的最小值，
＞
表明危机爆发使得地方政府较少可能因晋升激励而设定隐性贷款规模下限和鼓励银行增加企业贷款规模；Panel A的方程(5)和(6)中，危机爆发后腐败才会对贷款规模产生显著的倒U型影响，并且当
=0.322时，贷款规模达到危机后的最大值，而当
=0.727时，贷款规模才达到危机前的最大值，
＞
表明危机爆发后地方官员较少可能因腐败利益引导信贷资源流向企业。Panel B的方程(1)和(2)中，危机爆发前后财政激励均会引致贷款利率呈现显著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动趋势，并且当财政激励分别为
=1.366和
=1.589时，贷款利率才会分别达到危机爆发前后的最小值；Panel B的方程(3)和(4)中，如上文一致，危机爆发前后晋升激励仅会引致贷款利率呈现不显著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动趋势；Panel B的方程(5)和(6)中，危机爆发前后腐败均会引致贷款利率呈现显著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动趋势，并且当腐败为
=0.605和
=0.289时，贷款利率分别达到危机爆发前后的最小值，
＞
同样表明危机爆发后地方官员较少可能因腐败利益配置信贷资源给企业。Panel C的方程(1)和(2)中，危机爆发前后财政激励均会引致贷款期限呈现显著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动趋势，并且当财政激励分别为
=1.947和
=2.364时，贷款期限才会分别达到危机爆发前后的最大值，
＜
表明在财政激励的驱动下危机爆发使得地方政府更加鼓励银行延长企业贷款期限；Panel C的方程(3)和(4)中，危机爆发前后晋升激励仅会引致贷款利率呈现不显著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动趋势；Panel C的方程(5)和(6)中，危机爆发后腐败才会对贷款期限产生显著的U型影响，并且当
=0.330时，贷款规模达到危机后的最大值，而当
=0.980时，贷款规模才达到危机前的最大值，
＞
也表明危机爆发后地方官员较少可能因腐败利益引导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给企业。
由此，危机爆发以后，财政激励驱动地方政府更加鼓励银行增加企业贷款规模、延长企业贷款期限的方式干预企业贷款，晋升激励主要推动地方政府鼓励银行增加企业贷款规模，地方政府较少可能因腐败利益而主要通过鼓励银行增加企业贷款规模、降低企业贷款利率和延长企业贷款期限的方式引导信贷资源配置给企业。
为进一步区分危机爆发前后政府利益对国企和非国企贷款的差异性影响，我们在表9中列示了主要变量回归结果。在Panel A的国企样本中，危机前后财政激励分别对贷款规模、贷款利率以及贷款期限产生显著地倒U型、U型以及倒U型影响，并且这三者取得最值时均有
＜
；危机前后晋升激励均对贷款规模和贷款期限产生显著地U型影响，并且这二者取得最值时均有
＞
；危机前腐败仅对贷款利率产生显著地U型影响，并且
＞
，危机后腐败才对贷款规模产生显著地倒U型影响，并且
＞
。在Panel B的非国企样本中，危机前后财政激励分别对贷款规模、贷款利率以及贷款期限产生显著地倒U型、U型以及U型影响，并且这三者取得最值时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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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前晋升激励仅对贷款期限产生显著地倒U型影响，危机后晋升激励对贷款规模和贷款期限均产生显著地U型影响；危机前腐败仅对贷款利率产生显著影响且二者呈U型关系，危机后腐败对贷款规模和贷款期限产生显著地U型影响，但其对贷款利率的影响却变为不显著的倒U型。 六、结论 本文创新性地考察了财政激励、晋升激励和腐败对企业信贷决策的影响，为政府干预企业信贷提供了直接证据，克服了现有研究仅仅局限于考察政治关联对企业信贷决策影响的缺陷，从而丰富和完善了政府行为与企业关系的理论研究。研究发现：在贷款规模方面，财政激励、晋升激励以及腐败均对贷款规模产生显著的U型影响；在贷款价格方面，财政激励和腐败对贷款利率产生显著的U型影响，晋升激励仅产生不显著的U型影响；相比之下，在贷款期限结构方面，仅有财政激励和晋升激励分别对贷款期限产生显著正向和负向影响，财政激励、晋升激励和腐败并不会对贷款期限产生显著U型影响。因此，财政激励对企业贷款特征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最大，晋升激励和腐败的影响范围和程度相对较弱。对样本分组检验后发现，政府利益给予国有控股企业的信贷资金配置优势表现在：(1)财政激励会降低贷款利率和延长贷款期限；(2)晋升激励会设定隐含的国企贷款利率上限，晋升激励会设定隐含的非国企贷款利率下限；(3)随着腐败程度的加深，国企贷款规模先于非国企贷款规模达到最大值，国企贷款利率先于非国企贷款利率达到最小值，国企贷款期限晚于非国企贷款期限达到最小值。同时，考虑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外生冲击和随后中国政府出台的四万亿投资计划，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外生冲击下政府利益对企业信贷的干预行为：危机爆发以后，财政激励驱动地方政府更加鼓励银行增加企业贷款规模、延长企业贷款期限的方式干预企业贷款，晋升激励主要推动地方政府鼓励银行增加企业贷款规模，地方政府较少可能因腐败利益而主要通过鼓励银行增加企业贷款规模、降低企业贷款利率和延长企业贷款期限的方式引导信贷资源配置给企业。 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干预甚至争夺最终体现在企业所获得信贷资源上，信贷资源分配中的地方政府主导现象体现了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和分配，尽管这有利于地方政府利益的实现(例如引导信贷资源流向政府支持产业)和满足部分企业的信贷资源需求，但是长期视角下信贷资源效率的高低、是否损害了边缘化企业或中小企业的利益等问题难以在短期观测到。因此，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干预或争夺决策必须结合当地金融机构和企业发展程度、当地经济的长短期形势等现实问题。 注释： ①数据来源：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估计。 ②数据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9万亿总量2.8万亿剥离监管层厘定平台贷款明细账，2011年3月11日。 ③直辖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以及重庆，计划单列市包括深圳、宁波、青岛、厦门以及大连，省会城市包括长春、长沙、成都、福州、广州、贵阳、哈尔滨、海口、杭州、合肥、呼和浩特、济南、昆明、兰州、南昌、南京、南宁、沈阳、石家庄、太原、乌鲁木齐、武汉、西安、西宁、银川以及郑州。 ④尽管以往文献对于财政分权的衡量主要包括边际分成率、预算内外财政收支指标、财政收支差额、人均财政收支指标等，但是考虑到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干预行为主要直接取决于其财政收支压力，我们采用本地财政支出与本地财政收入的比例来衡量财政分权指标。 ⑤借鉴陶然等(2010)的方法，我们制定晋升标准。市级领导进入省级或中央领导层意味着提拔，从市长到市委书记意味着提拔，市长和市委书记进入省人大和政协担任主席、副主席的情况视为提拔；市长和省级部门的副职平级，市委书记与省级部门的正职平级，当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调动情况符合这个条件时视为平级调动；在降职的处理上，市长和市委书记转到省人大和政协的下属委员会或市人大政协担任主要领导或进入顾问委员会以及死亡、违纪违规、辞职视为降级。考虑到市级政府中，地级市、副省级市和直辖市之间的官员行政级别差距，当市长和市委书记从地级市到副省级市或者从副省级市到直辖市调动时，我们根据其行政级别给予其晋升变量赋值，在样本中仅有三位官员符合此种情况，分别是蒋宏坤(2009年8月由南京市长调任苏州市委书记)、何立峰(2005年5月由福州市委书记调任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2009年5月由厦门市委书记调任天津市委副书记)，我们给予其晋升变量分别赋值0、1、0。另外，考虑到官员的晋升日期往往与完整的会计年度存在不一致性，我们把在每年上半年晋升官员的上一年度晋升变量赋值为1，把在每年下半年晋升官员的本年晋升变量赋值为1，这样就与会计年度相一致。 ⑥官员腐败的数据主要来源与地方检察院每年提交的工作报告以及地方年鉴，对于腐败案件的计算我们以报告和年鉴中披露的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数量衡量，而对于没有明确指出贪污贿赂案件数量的地市，我们采用其中公布的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数量进行计算。 ⑦我们选择以2001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名义GDP进行整理，实际人均GDP＝名义人均GDP/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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