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视角下的奥斯卡#183;王尔德——论王尔德的“阈限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尔德论文,阈限论文,奥斯卡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王尔德的身份研究与霍米巴巴的“阈限性”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王尔德被很多人误认为是一个大不列颠作家。90年代以后，从爱尔兰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奥斯卡·王尔德及其作品成为了王尔德研究的亮点，并且，这种风潮延续至今。尤其是爱尔兰文化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视角对解释王尔德这个谜一般的人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德克兰·凯伯德(Declan Kiberd)、里查德·派恩(Richard Pine)、乔露莎·麦克康莫克(Jerusha McCormack)和戴维斯·科克利(Davis Coakley)为此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戴维斯·科克利的《奥斯卡·王尔德：作为爱尔兰人的重要性》(Oscar Wilde：The Importance of Being Irish，1994)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谈论王尔德在爱尔兰生活的传记。它记录了王尔德的早年生活，介绍了童年、少年和青年王尔德是如何受到爱尔兰文化的熏陶。德克兰·凯伯德是第一个把王尔德归类为“去英格兰化作家”的批评家。他著名的《创造爱尔兰》(Inventing Ireland，1995)一书的“奥斯卡·王尔德：一个作为爱尔兰人的艺术家”在塑造一个爱尔兰的王尔德方面极具影响力。他认为王尔德的英国特性并不是其对爱尔兰的背叛。恰好相反，这是一种模仿，是对英国人的嘲讽。在他的另一部作品《爱尔兰经典》(Irish Classics，2000)中的文章“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奥斯卡·王尔德”，凯伯德指出王尔德最终皈依天主教不仅是对新教在英格兰统治的一种反抗，更是“对一个爱尔兰人来讲，是农民阶层相结合的严肃行为”(Kiberd,Irish Classics 331)。在他的《理性的窃贼：奥斯卡·王尔德与现代爱尔兰》(The Thief of Reason:Oscar Wilde and Modern Ireland，1995)中，里查德·派恩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这部书让读者“了解一个爱尔兰人——王尔德，以及他的爱尔兰思维”(Pine xi)。派恩认为王尔德的性取向和他的爱尔兰身份使他成了维多利亚英格兰的局外人。1998年，麦克康莫克主编的论文集《王尔德这个爱尔兰人》(The Irish Wilde)出版了。这本集子从很多方面对王尔德的爱尔兰特性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其中包括王尔德与爱尔兰口头文学的关系，爱尔兰童话文学对王尔德作品的影响，王尔德与爱尔兰迷信的联系，王尔德与查尔斯·帕内尔(Charles Parnell，19世纪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领导人)的关系等等。自此以后一个爱尔兰的王尔德便在学界风靡起来。
事实上，和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地道英格兰人一样，王尔德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爱尔兰人。对于他而言，国籍问题一直是个“为我所用”的手段。他什么时候称自己为“爱尔兰人”，什么时候称自己为“英格兰人”，这完全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因此，单纯地把王尔德归为“爱尔兰人”或“英格兰人”都是不严谨的学术态度。他根本就不像有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激进的爱尔兰人。王尔德的英国特性与爱尔兰特性是并存的。尽管在一些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下，某些批评家们热衷于把王尔德的创作和生活归因于爱尔兰的文化传统以及爱尔兰人的民族性格，并且为了证明王尔德的爱尔兰特性，他们常常引用王尔德的一句话：“我不是英国人，我是爱尔兰人。这是不同的”(qtd.in Ellmann 372)。但是，客观上来讲，这并不能证明王尔德对自己爱尔兰身份的完全认同。这些批评家们忽略了在很多情形下王尔德宣称和写下了“我们英国人”和“我们英格兰”这样的话。在王尔德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后，他忘记的不只是他的爱尔兰口音，还有他在都柏林时的穿着打扮。他开始完全以英国绅士自居。在他的诗中，他问道：“我们英格兰的骑士风范哪儿去了？”(Wilde 773)在“济慈墓”中，他称颂济慈是“我们英格兰的诗人画家！”(Wilde 831)当他与来自英国殖民地，或者来自美国这个英国前殖民地的人们接触时，他往往会更愿意把自己当成是英国人看待。当他去美国进行巡回演讲时，他被演讲的组织者炒作为“新潮英国诗人”(Ellmann 162)。在“艺术与工匠”(“Art and the Handicraftsman”)之中，他表达了对“我们英国城市”①污染的讨厌之情。然而，在“英国艺术复兴”(“The English Renaissance of Art”)中，他对“我们英国复兴”②如此的自豪，以至于在这篇文章中这词组竟然被反复用了五次之多。这些行为和语言表明了王尔德对自身英国特性的张显。所以，我们可以说王尔德的民族身份是处在英国特性与爱尔兰特性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阈限”。
“阈限”是指一种处在“间隙”(interstitial)或是“两者之间”(in-between)的空间，即“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冯盖普(Van Gennep，1873-1957)在他的《仪式的通道》(1909)中首次提到了这个概念。随后，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1920-1983)对其进行了理论升华。用“阈限”来指那些处在日常行为限制之外的、边缘化的社会空间。它往往体现为社会的断裂或非延续性的行为，例如，朝圣、狂欢节、宗教信仰的转变、生活的变迁等等。由于这个理论很具有成长性，所以很多学者发现特纳的这个概念在理解文化身份、性别主体性和生存的空间方面很有意义。霍米·巴巴(Homi Bhabha，1949-)是第一个把“阈限”这概念运用到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去的理论家。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后殖民主义成为了文化研究领域里很受瞩目的理论分支。其经典著作包括：弗朗兹·法农的《大地的不幸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盖亚特里·查克拉巴蒂·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批评家：访谈录，策略，对话》、罗伯特·扬的《白人的神话学：书写历史与西方》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霍米·巴巴与其他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反对身份的本质主义观点。巴巴对后殖民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他既不赞成过多关注殖民者，也不喜欢过度关注被殖民者。对巴巴而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用“他者”与“自我”的简单对立可以解释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两个个体。殖民者对被殖民者暗暗的恐惧和渴望，以及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模仿(mimicry)使双方的对立关系变得非常含混(ambivalence)。“混杂”(hybridity)和“含混”(ambivalence)成为巴巴理论的关键词。在他的论文集《文化的定位》(1994)中，他指出民主意识一定是产生在“两者之间”的空间。通过“穿越民族”(transnational)，文化和政治权威的意义在不停地进行协商。正是这个第三空间“为个体的或是群体的自我的探讨提供了路线图——在定义‘社会’这个概念的行为之中，(第三空间)开创了新的身份符号，并成为合作与竞争的现场”(Bhabha 1-2)。
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爱尔兰人与英国人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哪两个国家像爱尔兰与英格兰一样几近相同，但又有所不同。在外表上看，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如此之相似但又彼此如此的憎恨。爱尔兰是英格兰在大不列颠岛之外的第一个殖民地，同时她又是在20世纪第一个摆脱英国，取得独立的国家。这种长达700多年的殖民和被殖民的关系所导致的很多后果至今仍然非常明显。特里·伊格尔顿曾经把英格兰和爱尔兰比喻成一对经历过“一段漫长而狂暴的婚姻”并最终以离婚而收场的夫妇(Eagleton,The Truth about the Irish 18)。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现在超过90％的爱尔兰人以英语为第一语言。
奥斯卡·王尔德的特殊出身背景使得这种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不稳定关系更加难以用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思维来解释。王尔德属于英格兰-爱尔兰特权阶级。他们是一群有着极度分裂人格的人们。和其他阶级成员一样，王尔德一生都要承受身份的不确定性给自己所带来的好的或坏的经历。英格兰-爱尔兰特权阶级身份的分裂性是英国在爱尔兰殖民统治的产物。在16世纪和17世纪，英国的多铎王朝加紧了对爱尔兰的殖民进程。那些留在爱尔兰的新教徒的后裔就是英格兰-爱尔兰特权阶级。拓殖过程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在对土著居民进行“教化”的过程中，英格兰-爱尔兰特权阶级占领了爱尔兰人的土地，而且剥夺了他们说爱尔兰语的机会。另一方面，英格兰-爱尔兰特权阶级也在逐渐接受土著文化传统。肖伯纳就曾经吹嘘，爱尔兰有着最容易使陌生人同化的氛围。英格兰-爱尔兰特权阶级身份的双重性有些时候是相互和谐存在的。但是，由于两国关系的极度不平等，在更多时候，爱尔兰特性与英格兰特性相互排斥。这就导致了特权阶级自身的矛盾性。乔露莎·麦克康莫克注意到：“他们比爱尔兰人更爱尔兰化，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是英国对爱尔兰强行统治的明显支持者”(McCormack 82)。当英国对爱尔兰的压迫日益严重时，许多特权阶级的成员开始加入到爱尔兰的独立运动中去。同时，他们很清楚，正是因为与英国的紧密联系，他们才能得以保存在爱尔兰的特权和财富。此时的他们处在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自己的特权地位，实际上的殖民者地位；另一方面，他们的民族身份与爱尔兰事业的紧密联系。
王尔德和他的阶级一样永远也不能摆脱他们这种“连字符”般的生活。他们既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同时又非常乐意一直作为英帝国的成员；他们是新教徒，同时又同情爱尔兰天主教徒的遭遇；他们相信民主，同时又不想放弃自己的特权。王尔德的这种既是殖民者又是被殖民者，既是统治者又是牺牲品的身份，使他集“他者”和“自我”为一身。因此，王尔德这个阶级的“临界性”要比任何单纯的殖民者或被殖民者的“临界性”来得更明显、更典型。王尔德的一生一直徘徊在“他者”与“自我”，“英国特性”与“爱尔兰特性”之间的“阈限”。
二、王尔德的文化“混杂性”
巴巴认为殖民地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混杂性”(hybridity)。中间地带(in-between)创造出的文化要比“他者”、“自我”两种文化相加的产物伟大得多。王尔德的伟大成就当然离不开他的文化“混杂性”。他的民族身份的含混性决定了他在文化传统的继承方面主要糅合了爱尔兰和英格兰的文化精华。
年幼的王尔德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接收着爱尔兰文化和英国文化的双重影响。王尔德一家的英格兰和新教的出身背景使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完全放弃英国的文化传统。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因此而把自己和普通的爱尔兰人割裂开来。王尔德的父亲威廉姆爵士把他的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收集爱尔兰民间传说上。有些时候，当爱尔兰农民到他的诊所就医时，他往往要求他们提供一些民间传说来取代医疗费。王尔德一定是从他的爱尔兰保姆，以及他在父亲诊所遇到的爱尔兰农民那里知道了很多爱尔兰的民间传说并学会了一些爱尔兰语。他的二儿子维维安就提到过，在他童年时父亲经常在他的床边给他唱爱尔兰小调来催他入眠。王尔德的母亲曾经是一名狂热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诗人。为了支持爱尔兰的独立运动，她为“年轻的爱尔兰运动”(Young Ireland Movement)写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诗篇。母亲的影响对王尔德是不可忽视的。他温和的民族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此。
家庭的朋友在王尔德的文化渊源，尤其是他在继承英国文化传统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威廉姆·王尔德的家是都柏林的英格兰-爱尔兰特权阶级名流、学者最喜欢的聚集地之一。他们包括：著名的诗人塞缪尔·福格森爵士、约翰·叶芝，著名诗人叶芝的父亲，乔治·亨利·莫尔，乔治·莫尔的父亲。玛丽亚·艾德沃斯、达尔文和卡莱尔都与王尔德家保持着较为紧密的通讯联系。王尔德还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鼓励他坐在客人们中间。这些英国人或者有英国背景的人，尤其是文人们有助于王尔德对英国文化传统的理解和欣赏。丁尼生是幼年王尔德最喜欢的诗人之一，英国的前首相本杰明·德莱斯累的机智使王尔德羡慕不已。另外，王尔德的父亲有着丰富的藏书。在家中的图书馆里，王尔德不仅能够读到有关爱尔兰的历史书籍，而且能读到英国文学的经典著作。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王尔德不仅受到英国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爱尔兰文化的影响。他在向爱尔兰天主教农民学习的同时，又向新教的知识分子请教。
1864年王尔德开始了他的正规教育生涯。普拉托皇家学校(Portora Royal School)位于爱尔兰北部的新教聚居区，绝大多数的学生来自殖民官员或者地主家庭，普拉托皇家学校运行着一整套正宗的殖民地教育机制。然而，幸运的是，这所学校当时的校长威廉斯蒂尔牧师(Reverend William Steele)是一位开明人士。他鼓励学生们吸取各种文化。他的学校甚至向信奉天主教的孩子开放。王尔德的一位同学——路易斯珀斯(Louis Claude Purser)——是这样回忆他们的学校的：“普拉托在当时是我所知道的最具文化的宽泛性和思想融合性的学校”(qtd.in Corkley 58)。几乎在此同时，威廉姆·王尔德在爱尔兰的西部买了一处房产。爱尔兰的西部是最具有爱尔兰特色的地区，每到假期的时候，王尔德便来到这里玩耍、钓鱼，从而有机会进一步接触到爱尔兰文化传统。1871年王尔德来到了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学习。这个由伊丽莎白一世建立起来的大学与英国政府一直保持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在这里，王尔德接触爱尔兰文化的机会几乎是零。但是，在那里，王尔德以他那令人咋舌的阅读速度浏览了大量的英国文学作品，英国文化传统对他的影响进一步加深。
1874年王尔德进入牛津大学学习。在这个帝国教育摇篮里，王尔德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地道的英国绅士。当时的牛津大学流行着一种改信天主教的风潮，天主教庄严的宗教仪式，美轮美奂的建筑风格使很多信仰唯美主义的新教青年趋之若鹜。王尔德周围的朋友们也劝说他皈依天主教。对于一个英格兰-爱尔兰人来讲，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区别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宗教问题。英国殖民者不仅占有了爱尔兰的土地，他们也非常渴望把爱尔兰这个具有悠久的天主教传统的国家转变为新教国家。然而，他们的这个尝试却以失败而告终。在新教徒的眼中，教会和国家政权是一体的。反对教会就是反对国家政权。从爱尔兰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的那一天起一直到它独立，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一直承受着不公平的对待。同时，在反对英国征服的过程中，许许多多的天主教徒被殖民政府所杀害。天主教会把他们封为了圣徒。为了争取民族和宗教的自由，爱尔兰人民一直坚持不断地尝试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并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天主教国家。因此，爱尔兰和天主教成了同义词。这正如英格兰与新教是同义词一样。王尔德在牛津大学期间对天主教的认真思考，不仅仅是他的美学主义观点所发挥的作用，而且是他爱尔兰民族意识的一种反映。德克兰·凯伯德曾经断言，王尔德对天主教的认同事实上是他对爱尔兰农民的一种认同。然而，王尔德在牛津大学最终放弃皈依天主教的事实也说明了他对英格兰身份认同的一种肯定。
三、王尔德创作的含混性
王尔德的特殊身份以及他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复杂的情感决定了他社会批评的含混性。英格兰与爱尔兰的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使英格兰与爱尔兰成为一对反论。在《创造爱尔兰》中，凯伯德说过“英国人创造了爱尔兰”(Kiberd,Inventing Ireland 9)。在爱尔兰赢得独立之前，爱尔兰被定义为“非英格兰”。如果英格兰代表的是权力中心的话，那么爱尔兰就是一切边缘力量的代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爱恨相缠的关系以及王尔德自身既是殖民者又是被殖民者的身份导致了“他者”的异己性被内化。也就是说，“自我”和“他者”同时存在于他的身上，因而导致了他对英格兰的暧昧态度：他既反对同时又顺从宗主国的规范。处在两极之间的王尔德时而感受到双方的冲突，时而努力地使双方相互合作。而这一切为他的创作提供了难得的灵感。巴巴认为“有益的‘含混性’会解构殖民话语边界的固定性并建立起‘混杂的身份’，从而超越殖民者/被殖民者的二元对立”(Bhabha 38)。王尔德的一切艺术都是“在尝试解决由癫狂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所创造出的反论：英格兰/爱尔兰、男性/女性、善/恶等等”(Kiberd,Inventing Ireland 628)。
作为一个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王尔德从来没有真正地彻底贯彻过他所鼓吹的“为了艺术而艺术”的原则。牛津大学毕业后，与其他的英格兰-爱尔兰作家一样，如萧伯纳和叶芝，王尔德并没有回到爱尔兰而是留在了英国。他希望能在伦敦有所收获。唯美主义运动为王尔德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此时的运动已经成为了一种“不需要门第和财富而进身精英阶层的通道”(Pease 97)，王尔德的英格兰-爱尔兰的特殊身份和唯美主义者的既是主流社会边缘人，又是对时代品位起指导作用的核心人的身份相契合。出于对充斥着恶俗的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极度厌恶，美学主义者通常会有意地远离社会生活。他们所崇尚的艺术高于生活的信条，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养成了“孤独癖”(“solitary fetish”)(Eagleton，Literary Theory 19)。不可避免地，他们被社会所边缘化，或是自我边缘化。同时，他们又积极地在改造着这个不完美的社会。他们无时无刻在抨击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由此导致的鄙俗。他们预言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这个社会将会分崩离析。他们的这些行为又使他们成为了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不论公众是否同意他们的言论，他们都不会忽视这些唯美主义者的存在。结果，唯美主义者又成为了社会的领导人物。作为一个英格兰-爱尔兰人，王尔德的爱尔兰背景使他很自然地被英国社会所边缘化。爱尔兰的殖民地身份使王尔德很难挤入主流社会。然而，王尔德的英国背景使他相信自己完全有理由成为英国社会的精英。他的文化和民族身份的自相矛盾性在唯美主义者的面具下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爱尔兰人的想象力和反抗精神，与英国人的实际和算计的本性在王尔德身上得到了较好结合。首先，王尔德的美学主义者的打扮使他一出现便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他舍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男性标准的黑色套装，并以一件天鹅绒的外套、一条马裤加丝袜和一条很夸张的领带取而代之。很快，无论是喜欢他的人，还是讨厌他的人都对他议论纷纷。他更是成了《潘趣》杂志经常讽刺的对象。然而，王尔德似乎对此毫不介意，依旧我行我素。就这样，一个并没有什么成就的年轻人竟也有了一些名声。其次，作为一个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在对唯美主义前辈理论进行总结和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文艺理论。他的文化高于自然、艺术高于生活、想象高于现实、形式高于内容的观点反映了他作为一名爱尔兰艺术家的特质，体现了他对当时维多利亚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叛。然而，在对自己的文艺理论进行实践时，他对这几对对立的观念却持暧昧的态度。他身份的另一面，他的英国特性决定了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遵从维多利亚英国的思维定势。因此，他一直试图在自己的爱尔兰特性和英格兰特性之间，反叛和遵从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作为“内部的外来者”，王尔德属于上流社会内部的“边缘人”。因此，他所塑造的人物往往都徘徊在社会的中心和边缘之间，道连·格雷和莎乐美与他有着同样的社会地位。道连的外祖父是英国贵族，母亲是上流社会的名媛。但是，他的父亲却是一个不知名的穷小子。尽管他继承了大量的财富，但是他没有贵族的头衔。同样，尽管莎乐美贵为公主，但她的权利是在夫权制的框架所允许的范围内被赋予的，在夫权制的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代表人物面前，她并不具有独立的个体资格。在西律王的眼里，她只是一个欲望的对象而不是一个有思想的女性。在乔卡南的眼里，莎乐美是她母亲的化身。他的禁欲主义和对道德伦理的畸形的崇拜使他拒莎乐美于千里之外。面对着身份的尴尬性，和王尔德一样，道连和莎乐美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挑战主流社会。道连·格雷所挑战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标准。莎乐美则向夫权社会的两大支柱提出了挑战：王权和宗教。西律王的世俗权利和先知乔卡南的宗教权利在莎乐美面前遭到重创。然而，道连的最终自杀和莎乐美的被杀体现了王尔德身份的另一特点，他对英国社会和文化制度的认同：当道连·格雷挥刀刺向自己的画像(他的良心)时，他的死亡是必然的；莎乐美是不会被允许活在世上的，因为她的反抗行为大大地超出了读者和观众所能承受的心理极限。王尔德对他们的严厉惩罚体现了他保守和顺从的一面。尽管王尔德对主流社会的让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的这两部作品仍然遭到了大多数批评家和读者的唾弃。《莎乐美》还以英国不得上演圣经中的人物为由被禁演。
为了能够继续在英国生存，王尔德开始转向社会喜剧的写作。喜剧这个写作形式本身决定了它既关心社会现实，同时又使它对社会的批评不那么尖锐。《温德米尔太太的扇子》、《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理想的丈夫》和《认真的重要性》给王尔德带来了他所期望的金钱和名声。同时，这四部喜剧也成为了绝大多数观众和读者了解他的主要途径。在这几部喜剧中，王尔德在对维多利亚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英国政治生活的黑暗和腐败、维多利亚思想道德体系的虚伪的暴露和讽刺的同时，也描述了很多魅力十足、又具有哲学思想的贵族浪荡子。这些人既是王尔德的榜样，又是他鞭挞的对象。王尔德对英国上层社会的这种既模仿又讽刺的态度恰恰彰显了他的身份的双重性。批评家认为王尔德在批评英国社会愚蠢的同时“流露出对英国社会风范的艳羡”(Knox 74)。在他的社会喜剧中，王尔德为迎合观众所做出的努力更加显而易见。无论剧中人物向社会发起多么猛烈的攻击，王尔德都能想出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观众们尽可大胆地享受王尔德给他们创造的冒险游戏而不担心会玩过头。维多利亚的规范和风俗尽管受到了一点点地冲击，但是整体上还是完好无损的。王尔德对喜剧作家和悲剧作家的评论可以解释他的观众导向：“观众以悲剧作家为重，而喜剧作家以观众为重”(qtd.in Ojala 188)。《认真的重要性》是一部最具王尔德特点的喜剧。在这部剧中，王尔德几乎成功地解构了由英国特性与爱尔兰特性这对二元对立所衍生出的现实和想象、男性与女性、圈内人和圈外人的对立。在对立观念的中间点王尔德找到了一个第三空间。在这个空间内现实与想象相互交错(杰克与他所想象的兄弟欧纳斯特、阿尔杰农与他编造的朋友本伯里、希茜丽和她的日记)，男性与女性的角色互换(女人们在剧情中起主导作用，男人们快乐地接受安排)，圈内人与圈外人(杰克和布莱克奈尔夫人)的特质重叠。维多利亚英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被王尔德打破。然而，当最后杰克大声感叹欧纳斯特(认真)的重要性时，剧中的人物和观众又回到了现实世界。剧作家王尔德又重新躲在了世俗观念的背后。
就在他的写作生涯因《认真的重要性》的隆重首演而到达顶峰时，他因为犯下了“重罪”而锒铛入狱。出狱后，王尔德既没有回到爱尔兰，也没有继续留在英格兰。在欧洲大陆，他成了一个自我的放逐者。他在停止了与自己身份的对话的同时，也失去了创作的源泉和精力。他对平和心境的追求在其作品《坎德维尔城堡的鬼》中，鬼对死亡的描述可见一斑：“死亡一定是很美好的。躺在柔软的棕色土壤里，绿草在头顶摆动，听者永恒的寂静，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忘掉时间，忘却生活，永远的安宁”(Wilde 205)。1900年11月30日他在巴黎的一家小旅馆去世，终年46岁。
王尔德几乎一生都徘徊在英格兰文化和爱尔兰文化接触的边缘处。身份问题对于他而言是一种作为英格兰-爱尔兰特权阶级一分子所与生俱来的宿命。而由此所产生的张力则是他构建自我和他的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动力。在他的“来自深渊”一文中，王尔德曾经提到进入牛津大学和入狱是他一生的两个转折点。在王尔德进入牛津大学之前，他是家庭和教育的产物。在此之后，他成了自我塑造的产物。他的爱式的叛逆与他的英式的遵奉，他的爱式的想象力与他的英式的现实性，他的爱式的愤世嫉俗与他的英式的理想主义都构成他作为一个人和一位艺术家所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也充分地反映了他身份的双重性。在面临自身的英国特性与爱尔兰特性的较量的同时，王尔德自然而然地也在解决由此所派生出的“自我”与“他者”、“男性”与“女性”、“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对立和交锋。在此后的日子里，王尔德一直在试图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殖民主义的思维方式。王尔德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卓有成效的。“民族传统的传承曾经是世界文学的主题。也许，我们现在可以说移民、被殖民者或是政治难民的跨民族的历史——这些边界的状况——也许会成为世界文学的路线图”(Bhabha 12)。生存并创作在边缘地带，被人称为“悖论王子”的他恰恰因为其自身及创作话语的“流动性”和“弹性”在文学世界里赢得了令人羡慕的一席之地，为英语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解：
①See Oscar Wilde,"Art and the Handicraftsman," http://www.online-literatur-e.com
②See Oscar Wilde,"The English Renaissance of Art," http://www.online-literatur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