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数量解析及其治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数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经济体制正在由高度集中和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转换；经济发展战略正在由数量型赶超的封闭型产品经济战略，向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开放型市场取向战略转换；经济运行正在由过度依靠大量资源投入的粗放型规模外延，向以内涵为主（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结构优化）的集约化增长模式转换。处于社会发展的这三大转型期，经济发展也遇到一些重大问题和困扰。我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发展不仅指其自身规模的外延扩张与总量增长，更加突出地表现为效率与质态的提高与完善。后者重点指结构的演进、各种比例的协调乃至与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均衡发展与进步，以及对紧缺资源利用程度的完善、方法上的进步，增长稳健性的提高和经济效果的增长。我们本来可以取得更加巨大得多、也更加稳健得多的成果。总的说，一方面，处于转型期高速增长不得不支付较高的“改革成本”、承受某些“损耗”和一定程度上的“失误”；但另一方面，我们付出的“学费”、和代价是高昂的，尤其是“重复付出”决不能再延续下去了。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外延扩张的强度大大超过内涵增长，而且周期性的拉大差距；二是经济结构水平低、演化慢，远不能适应现代化经济的需要和今后发展的要求；三是完善经济运行新机制的任务相当艰巨，国有企业发展中的困扰和问题十分突出，体制性的深层次矛盾制约仍然过于强大；四是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不理想，增长中的大起大伏呈周期性强化拉大了速度与效益的反差；五是经济发展的市场取向和宏观调控机制培育滞后，经济大系统运行的良性循环尚未确立，改革、发展、稳定的宏观环境宽、紧程度大起大伏；六是经济增长中的高速低效和高通胀伴生，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大起大伏相互增强，从而对经济运行质量特别是稳定性构成很大的制约和威胁。
上述情况表明加速三大转型，是十分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必须着力于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特别是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不失时机地通过加强宏观调控和体制导向，使国民经济发展尽快转移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一、成本函数与价格传递
（一）成本函数分析
1.基本假设
（1）完全竞争，即市场条件与机会对各种市场主体无差别，资源的流动与配置完全由经济机制所驱动；
（2）投入要素只有资本与活劳动两大系统，其余如技术、信息、管理等隐含于上述两大系统中。
（3）所有经济变量都是连续的、可解析的。
2.成本函数的建立
在上述基本假设下，有下式成立：
Z＝tK+WL （1）
公式（1）中，K为投入的不变价资本总量；W为投入的单位活劳动不变价报酬率；t为单位资本报酬率（固定资本折旧率与流动资本利率的加权平均值）；L为活劳动总量；Z为名义总成本的不变价总值。
公式（1）两边均除以L（L≠0），并令：
（图1）成本函数系数曲线
引理1：由公式（9）可见，人均名义成本增长率等于人均资本消耗增长率与单位活劳动消耗增长率的加权和，其权值为投入比的函数；且无论投入比b值如何改变，两大投入要素系统中消耗量大但增长慢者为另一要素权值的
倍。
引理1揭示了这样一条基本规则：两大投入对产出成本增长存在一种自平衡的补偿机制，任何一种投入量（或报酬量）大于另一种时，只要其增长率较小，其占人均名义成本增长份额的权值将下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投资或消费非均衡增长对成本的过大影响，片面夸大单一投入系统影响是不科学的，应当从系统均衡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二）价格传递关系
令名义成本的价格水平为P[，z]，资本消耗的价格水平（对应于生产资料价格水平）为P[，k]，活劳动消耗的价格水平（对应于消费价格水平）为P[，L]，则公式（1）即：
引理2：由公式（15）可见，产出的成本价格水平增长率，等于物耗价格水平增长率与消费价格水平增长率的加权和，其权值为投入比的函数；且无论投入比b值如何变化，两大投入要素系统中消耗量大者为小者权值的倍。
由引理2可知，引理1所揭示的原理同样适用于价格水平传递，产出的成本价格水平增长同样是物耗和消费价格水平增长率的函数，且同样具有自平衡补偿机制。当b≤1时，b值越大（即物耗越接近活劳动消耗）生资价格水平对产出成本价格增长的权值也越大，此时应警惕投资需求过旺推动物价总水平增长；当b[’]≤1时，b[’]值越大（即活劳动消耗大到接近物耗）消费价格水平对产出成本价格增长的权值也越大，此时应警惕消费需求过旺拉动物价总水平过快增长。由此可见，判别经济大系统的投入比b（或b[’]）至关重要。
二、一般通胀类型分析
通货膨胀是指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连续超过商品流通的需要而引起的货币贬值现象，这就必然导致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由于通货膨胀率和物价上涨率的正相关（前者小于后者），为更直观和方便地考察通货膨胀，一般观察物价水平上涨率即可度量通胀程度。严格地说，物价总水平应为社会全部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加权平均值，即通过生产环节消化吸收后的总成本价格P[，z]值。这一指标目前尚无统计口径且难以准确计量，因此又派生出使用物耗价格水平P[，k]或消费价格P[，L]间接衡量的做法，使用后者比之前者要更接近于人民感受。但使用消费价格在统计上有难度且准确性较差（抽样、服务差价等），故我国习惯上使用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来衡量价格总水平。
通货膨胀既然是一种货币（纸币）现象，控制货币发行增长量就成为必要措施。以这次通胀为例，1991年到199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3.5%，年均增长12.8%。货币供应量增长113%，年均增长28.3%，致使流通中的货币量增长129%，年均递增31.8%。由于货币增长速度为经济增长的2倍多，致使零售物价总涨幅达45.2%，年均上涨达13.2%，其中1994年达21.7%，为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
1.投资膨胀引发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当投资需求过旺，积累率过高时，瓶颈产业的基础性投资品供需缺口加大，价格上涨，P[，k]上升过快。一方面投资的过快增长通过乘数作用引发消费需求旺盛，迫使消费品价格上涨；另一方面，生产消费品的部门由于生资涨价成本上升，又提高了消费品成本价格P[，z]，这就势必引发P[，z]上涨过猛、生产环节吸收消化不及而导致价格总水平上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累率平均高达33.6%，“七五”以来高达34.8%，其中1993、1994年高达38%以上；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1992、1993年分别增幅高达45.4%、60.4%。全国1980～1994年14年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2倍，年均递增21.5%；1988年至1993年5年间（见表1）
全国工业品出厂价变动表表1
全国生产资料价格年均上涨14.3%（其中1993年高达33.7%），高于同期零售价年均递增9.8%达4.5个百分点；由上可见，无论从发展的大趋势上看，还是对最近一个周期所作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与高通胀并存相当明显（见图2所示），而且投资增长过猛、过高的积累率并存下，成本推动型通胀是基本态势。
（图2）全国经济增长与通胀对比曲线
2.消费需求拉动型通胀。当国民收入发生“超分配”，即消费额比重过大、增长过猛，或“还债型”（长期冻结工资和物价后的补偿分配）活劳动报酬增长过快，即W[’]很大时，消费品供求缺口加大促使价格P[’][，L]增增大，导致产出成本价格P[’][，z]上升；另一方面，P[’][，L]上升会使资本报酬率t相对下降而出现储蓄负利率，迫使资本报酬率增长加大即t上升。利率（含折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t上升可抑制投资需求r过快增长，从而提高资本利用率和产出效益。但另一方面，t[’]增大直接加大了生产成本从而使产出价格上升，而且r增长过缓又会使供给增长缓慢，拉大供需缺口，促使P[’][，K]、P[’][，L]进一步上升。因此，利用利率机制调控经济运行和物价运行，必须统筹兼顾、抓住时机。具体地说，当经济严重过热之初、通胀不断上升，但供求基本平衡时，要当机立断地调高利率以抑制通胀；当供给严重不足时则必须慎用，以免引发工资、利率和物价的轮番上涨。1980～1994年间，尽管“还帐性”因素突出，但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年仅递增13.5%，剔除物价因素为4.5%，均远低于经济增长，总体上说不存在消费膨胀。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工资增长的均衡性太差。全国1981、1988、1989年剔除物价因素均为负增长；而1993、1994两年全国平均增长24.3%、33.8%。如此大起大伏既脱离了效益准则，又加大了总量平衡的难度，使结构性消费需求大起大伏刺激了物价总水平轮番上涨。二是收入分配问题不少，灰色收入、行业差别和分配不公程度加大，攀比效应和工资刚性增强。高收入阶层的超前和挥霍性消费既是拉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也是影响劳动者积极性、效率不高和物价上涨的诱因。
3.结构失调导入型通胀。严格地讲，上述两种类型均属广义结构型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根植于基础产业供求矛盾的加剧，需求拉动型通胀则首先由消费类产业供求失衡引起物价总水平攀升。狭义的结构失调导入型通胀，是指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上游产品生产部门效益下降、结构失调、供求失衡引发的物价大幅度上涨。上游产品既是重要的基础类投资品又是重要的消费类生活品，因此对通胀的放大作用相当突出。在1994年物价上涨中，推动作用最大的当属由于农业发展滞后引发的粮食、食品类产品提价。由于几年来粮食生产的徘徊、种粮效益下降和1993年南方水稻减产、1994年全国粮食减产2.5%，1994年放开粮价、提高收购价，使粮价上涨48.7%、食油上涨64.1%、猪肉上涨41.6%、棉花上涨59%；加之基础产品煤炭等燃料动力调价，石油天然气价格上调52%，汽柴油上调14%和38%，导致工业品出厂价上涨24%。如此过多、过猛的价格上涨，几乎影响所有产品成本的过快增长，引发价格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从推动基础产业发展特别是调整比价不合理的角度上说，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也对矫正产业结构失调具有重要意义；问题是调价措施出台过于集中，加之市场发育严重滞后，企业竞争条件和约束机制均不健全，流通环节秩序不良，物价宏观调控乏力，势必对物价上涨产生很强的放大作用。
4.综合型通胀。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综合现象，既有成本推动也必将最终传导到需求拉动，而且通胀过程往往伴生结构性放大。这种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对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根本原因的揭示则显得乏力。
5.体制转型或“起飞”期通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一般都经历了工业化之初为急于发展本国经济而面临的较强的外延扩张。同时，又不得不在长期殖民地经济或统制经济造成的结构不合理、效率不高、财政赤字和债务过重、比价不合理前提下，承受国际市场接轨付出的汇率损失和调整结构、调整比价带来的物价上涨压力。此外，为改变由于长期冻结物价和工资形成的经济结构、价格结构畸型，以及低工资、低物价、低消费、低效益带来的需求不足和“短缺经济”并存状况，工资水平的较快增长在生产率较低前提下，也势必拉动价格上涨；接轨过程中本币的不得已贬值和外汇市场波动也会引发进口型通胀。韩国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平均通胀率高达15.5%，为当时美、日等国的3倍，80年代后才进入高增长低通胀时期；拉美诸国80年代由于财政巨额赤字和本币大幅度贬值、举债过高，引发长达10余年的二位甚至三位数的恶性通胀，90年代后由于加大治理措施才逐步回落；因此，体制转型和“经济起飞”期作为改革开放的一种“成本”，存在较强的通胀压力是客观事实。但这并不等于说通胀不可避免，更不能说是必需和必要的。新加坡1964～1992年经济年增长8.3%，而通胀率仅为3.6%（二者之比为1∶0.43）；香港1961～1990年平均通胀率为6.1%，保持了各年度经济和物价水平适度增长和平稳升降。我国1980～1994年间经济平均递增9.7%，零售物价平均上涨7.8%，二者之比为1∶0.8；但若仅剔除1985、1988、1994三个峰值年，零售物价年均上升5.6%，与经济增长率之比为1∶0.58。上述事实都说明只要工作做得好，转型期的过强通胀不仅可以治理而且可以避免，为顺利转向起飞后的稳健发展奠定必要基础。
三、运行失常型通胀及其治理
货币的非经济发行是通胀形成的直接原因，但为什么流通中的货币量会大大超过经济增长需要呢？这就必须从经济运行本身找原因。
（一）运行失常型通胀
对16年来我国四次通胀进行背景分析表明，经济运行进入非正常状态后，势必引发通货膨胀；通胀周期与经济周期长度基本相同，时差一般不超过1年；经济运行偏离常态愈远，通胀程度愈严重，反之亦然。
1.过度的外延扩张型粗放发展，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益和质量，势必引发通胀。粗放型增长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这就带来资源利用程度的粗放和不经济，规模扩张与产出效果的反向运动，使单位投入的产出效益下降。为满足急迫的生产扩张欲、投入加大刺激和推动的强烈消费需求增长欲，以及平衡财政收支需求的巨大压力，在粗放模式下唯一可取的是反复加大投入，即“速度效益型增长”，最终导致经济过热、资金需求量急增、过大的在建规模和财政压力以及反复强化的消费刚性，迫使货币超量发行，引发通胀并使之在这种不良循环下加剧。如图2所示，16年来我国四次大的通胀一次比一次强化，就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直接结果。如果以财政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之和为经济大系统的名义利润，则1978年名义利润占国民收入的48.8%，1994年下降为37.0%，下降幅度24.2%，年均下降达2%（见表2）
全国国民收入名义利润率 表2
1978年，我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原值之比为116%，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与工资总额之比为365%；1993年上述指标仅达74%和133%，下降幅度高达36.2%和63.6%。国有工业1979年资金利润率和利税率分别为16.1%和24.8%；1993年仅为4.1%和7.9%，下降幅度高达74.5%和60.9%。尽管上述指标由于政策调整和结构深化不完全可比，但揭示单位投入的产出效益大幅度下降趋势，是明确无误的；粗放型增长易于引发通胀和降低经济运行效益和质量，使增长并不实在，也是被反复证明了的。
2.粗放型增长方式易于引发结构失调和供求总量失衡从而放大了通胀强度。粗放增长不注重结构效益和资源的流动与重组，往往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加剧结构失调和结构性供需失衡，而调整期又苦于效益严重下降无力进行结构调整，导致瓶颈产业制约作用周期性增强，投资品和消费品供需缺口轮番拉大，相应价格反复上扬，经济运行处于急剧起伏的不稳定状态。
3.粗放型增长不利于体制转轨，机制缺陷和深层次矛盾弱化了经济运行的平稳性。改革所要建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需要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也需要支付必要的“改革成本”。显然，粗放型增长无法适应这一要求。我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从总体上说对分散改革成本和稳定经济有利。但双轨“摩擦”和“突破”期的阵痛如处理不好，也会引起大的经济振荡。由于体制制约和机制缺陷，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往往难以掌握力度和实效不理想，而过强的行政手段又不利于改革的连续性和深化。转变经济运行和增长方式，既是改革的要求，也是其重要内容，改革的深化是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运行深层次矛盾和抑制通胀的关键所在。
4.粗放型运行方式引起的经济增长大起大伏，以及被动式的宏观调控方式，增加了治理通胀的难度。在经济增长的上半周期，过强的投资冲动虽然带来了外延型强度扩张和高速增长，但同时也强化了体制带来的软预算约束机制、投资的非结构优化取向和重复建设。投资需求过旺首先刺激了上游产业的低效扩张和产品价格上扬；也几乎同时激发了过旺的消费需求，二者无疑种下了通胀的种子。高速低效增长阶段，抑制供给则牺牲高速，控制需求则强化低效。高速低效增长时期第二阶段，下游产业由于需求旺盛缺乏内涵发展动力和竞争压力，轻而易举地同样过强的外延扩张，把上游产品涨价因素转移到最终消费品上，终于导致经济运行进入了高增长、高通胀阶段。当过高的通胀一方面大大增强了低效甚至无效，另一方面严重危及人民生活甚至社会稳定时，迫使政府采取强的紧缩（金融、财政）政策使经济运行转入下半周期。紧缩政策首先促使上游产业降温，接着传导到下游产业减速。但由于供给急速下降和消费（刚性与惯性作用）需求增长趋缓的不同步，一方面强化了系统的低效性，另一方面由于供求失衡使物价水平难以同步下降，从而经济运行进入下半周期第一阶段低速高通胀期。过强的紧缩甚至导致生产停滞、能力闲置、失业上升的滞胀发生。此时若放松调控则达不到治胀目标，进一步紧缩则易使需求骤降甚至引发市场疲软，经济运行从而进入谷底，达到下半周期的第二阶段。
（二）治理通胀的综合政策取向
上述分析，一方面从经济大系统运行机制上揭示了粗放型增长模式下，通胀周期与经济周期长度相同但有一定时差、经济增长起伏愈大通胀程度愈烈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旧模式和旧体制伴生和相互增强条件下，宏观调控面临两难选择。前者是经济运行效益和质量低下以及通胀的根本原因，后者表明治标高难要求和揭示了标本兼治原理。1995年以来，国民经济运行总的说已接近绿灯区，宏观调控目标正在逼近，对抽紧银根和紧缩财政的大政策千万不可遇到呼声轻易放松。但适度调整和区别对待也是必要的，这需要密切注视和监控经济运行走向，以高超的调控技巧，使“软着陆”顺利实现。众多论者从内容上说已较全面地提出治胀对策，而从机制、定量研究、实证剖析相结合并以大系统理论抽象之则尚嫌不足。概括地说，治理通胀之策如下：
1.关键是理清发展思路。我们早在1987年就提出三种模式密不可分，两难推理源于旧的经济体制和旧的发展模式，二者共同构成旧的发展战略。只有坚持三个转轨变型同时推进，才能走出一条以效益为中心，以结构演进为基础和以技术进步为主导的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与协调发展的新路子。这条新路子概况地说，就是结构效益型发展的理论模式、波浪式发展的客观模式、适度增长的节制模式和适度积累的效率模式的统一，是一种效率和效益最高、震荡最小、增长最快、人民实惠最大的均衡模式。根治经济过热更需医治头脑过热，尽快提高各级干部、特别是经济工作干部素质，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十分关键。要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坚强领导集体。有了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保障，才能尽快转变经济运行和增长方式，完成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变型。
2.充分认识通胀对破坏生产力、干扰经济发展的极大危害性，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通胀有益无害”论、“必需”论、“难免”论，响亮提出避免和治理通货膨胀，是一项重要的长期任务并列入正式考核指标。
3.深化体制改革，尽快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变型。特别要在强化和完善宏观调控、培育和再造微观机制上下力气，使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尽快走出困境，发育“四自”机制，成为市场主体、投资主体、结算主体和民事责任主体，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不必拘泥于公司制一格。企业搞好了，有效产出增加了，就可以提高供给能力、吸收涨价因素、降低通胀预期。
4.重提全党全民抓农业，重视大农业发展和农副产品基地建设。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按经济规律结合中国国情，切实把“粮袋子”、“菜篮子”抓上去。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促使基础产业适度超前发展，保障瓶颈产业的有效供给，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积累率与消费率的动态均衡。
5.强化宏观调控的权威和指标的严肃性。各项指标实际完成情况偏离良性循环任何方向过大，都表明调控效果不佳，反对不加分析地认为“超额完成”指标愈多愈好；坚决反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浮夸风和“虚假繁荣”。
6.调动各省、市抑制通胀、提高运行效益和质量的积极性，反对“降价吃亏”论。效率和效益高峰区既对通胀具有强平抑力，又对全国经济运行削峰填谷作用突出。地区比较首先是比效益、比人均产出、比对国家贡献、比人民得到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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