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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教育”是一个复杂的范畴，它不仅历史渊源流长，而且内容也十分丰富，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尤其如此。因此，以往那种将“审美教育”简单地、片面地归结于某一方面的做法，已经不能概括今天如此丰富、如此新颖的美育内涵了，也就是说，今天的美育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是立体的、多元的，它是一个综合有机体，这里我们探讨的仅仅是它的一个方面的内容，即它作为感性教育的一方面。美育不等同于感性教育，但它确实包含着感性教育的内容。
一、“感性”的定义
审美教育和人的“感性”有着既直接又内在的关联。所以，在历史上审美教育的命运和“感性”的命运密切相关，常常是人们对“感性”如何，便会如何对待审美教育。所以，要了解审美教育是什么，如果不首先对“感性”有所了解，就将是难以想象的。
在中国，“感”的基本含义有两层，其一：“格也，触也。”即人的第一信号系统对外物的感知；其二：“感者，动人心也”，感就是心有所动。这里，“感”既是一个生理过程，又是一个心理过程。
“性”的含义则很复杂。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性”在中国主要指本能、欲望和情感。所以，中国古人说，“生之谓性。”（《孟子·告子》）“凡性者，天之就也。”（《荀子·性恶》）“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又说：“食色性也。”（《孟子·告子》）“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情亦性也，谓性已善，示其情何？……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董仲舒）（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202页。）
除此之外，汉语中的“性”还有这样的意思：指人的本质特征，即人之所以为人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孟子谈这种“性”谈得最多。在宋儒张载、二程和朱熹那里，则认为所谓的“性”即人生之究竟依据，“极本穷原之性”，它既是整个宇宙的本根，也是万物存在的根据，更是人生的根据。显然，这里所谓的“性”立足于人和动物的区别，与本能、欲望和感情相对（后三者常常陷溺这种“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
至于“感”和“性”合而为“感性”一词，古代汉语中没有这种用法，它是一个外来词汇，大约在近代以后传入中国，主要指感性认识，即认识的初级阶段，与理性认识相对。
在西方，英语中“感性”（sensuousness）与“肉欲”（ sensuality）具有相同的词根（sens）；在德文中，“感性”与“肉欲”仍是同一个术语Sinnlichkeit，它既指本能的（特别是性欲的）满足，也指感性知觉和表象（即感觉），它是一种低级的、混乱的和含糊的认识。
综上所述，所谓“感性”即人生之所以然者，它包括人的本能、欲望和情感，是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这一方面，人格就会是片面的，甚至是病态的。
二、美育与“感性”
“感性”与审美教育具有如下关系：
从词源上看，被译成中文的“美学”（即德文“Aesthetica”一词），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过它下的定义是：“Aesthetica是感性认识的科学。”（注：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42页。）他认为人的认识分成两个部分， 一是感性认识，一是理性认识；美学研究感性认识，逻辑学则研究人的理性认识。德国另一个大美学家康德也曾经将人的心理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认为哲学研究知，美学研究情，伦理学研究意。这些都表明，在西方，“Aesthetica”是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之上的，它以人的“感性”为研究对象。它就是中文中的“美学”一词的本义。这意味着，美学也是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之上的，它的研究对象不是别的，而正是“感性”。
可见，从词源学上看，审美教育是针对着人的“感性”而进行的教育，审美教育与人的“感性”有着直接的关联；并且，审美教育也具有“感性”的品格，因此，审美教育就是一种感性教育。
在美学史上，“美育”首先是作为一种感性教育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的。那么，美育作为一种感性教育，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呢？
首先，审美教育能够解放人的感性。
所谓“解放人的感性”，主要是指美育能够将人的感性从理性的长期压制下解放出来。
在历史上，感性长期处于理性的压抑之下，这在现代社会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思想家意识到，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文明（即现代文明）就是一种压抑性的文明。现代德国思想家马尔库塞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文明之初，“理性也已被看作是压制本能的工具；本能、感性领域被看作始终对立于理性，有害于理性的。哲学用来理解人类生存的范畴也保存了理性与遏制之间的这种联系：凡属于感性、快乐、冲动领域的东西都意味着是与理性相对抗的，是必须予以征服和压制的东西。日常语言也保存了这种评价，因为用于这个领域的语词都有带有说教或猥亵的语调。从柏拉图到现代世界，有关‘黄色作品’的法律，对快乐原则的毁誉一直具有势不可挡的力量。”（注：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5页。）
正是这种长达几千年的压制，使人们曾经有过的敏感与激情消失殆尽，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变得麻木不仁，无论是春天的第一片新绿，还是夏夜璀灿的星空，无论是云白山青，还是川流石立，都难以激起人们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喜悦，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人们在无动于衷中打发着平凡而琐碎的时光。人们仿佛得了“不感症”，正如美国阿尔温·托夫勒所说，在现代社会，我们到处可见这种“千百万人的病态性的冷漠态度。”（注：托夫勒·阿尔温：《未来的震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3页。）而在法国著名文学家加缪的中篇小说《局外人》那里，我们更可以看到现代人这种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不感症”的形象而生动的表现。小说的主人公莫尔索就是一个完全失去了生活激情的公司小职员，甚至面对恋爱、死亡这些人生大事，他的表现都是非常的冷漠和麻木不仁。
这种感官的异常迟钝和心理性的“不感症”，不仅使人失去曾经有过的敏感与激情，使人的生活变得异常的贫乏、单调和枯燥，而且更使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人与物之间日益疏远、隔膜起来，他人成为一堵墙，人变得越来越孤独，越来越绝望。
而审美教育要做的，正是将人的感性从这种理性的长期压制下解放出来，将人的感性从在压制下已经变得异常麻木、迟钝的病态中解放出来，重新赋予其以感知的敏感和激情。审美教育的这个作用在本世纪初我国大思想家梁启超那里，被称为“剌”。他认为，小说对人具有四种支配力量，其中之一即为“剌”，所谓“剌也者，剌激之义也。”他在比较“剌”与小说的另两种支配力“熏”、“浸”时指出：“熏浸之力利用渐；剌之力利用顿；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觉；剌之力，使感受者骤觉。剌也者，能使人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注：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418页。）
而美育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和它上述的感性品格有关。美育作为一种感性教育，是以人们对对象的直接感知为基础的，也是以人的感性不断敏感和丰富为目的的。人的感官如果长期不去感知，就将变得迟钝，就将逐渐退化。美育正为人的感官提供了一片广阔的感知天地，在这片天地里，日月合壁，山川焕绮，“春秋代序，阴阳惨舒，”（《文心雕龙·物色篇》）桃花之鲜，杨柳之貌，日出之容，雨雪之状，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文心雕龙·物色篇》），莫不使人悟以物色，应物斯感，并进而“心亦摇焉”，“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篇》）
在此基础上人们“神与物游”（《文心雕龙·神思》），“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里，不只是人的感官由于外界的剌激而保持了自己鲜活的生命，并日益地敏感起来，而且人的感情也被不断地激发，人的想象也不断的丰富起来。
可见，只有审美教育，才能将在理性的长期压制下已经变得麻木和迟钝的感性解放出来，重新赋予它敏感、丰富和激情。这是审美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其次，审美教育能够泄导人的感性。
人生而就有耳目之欲，就有感知外物的欲望，这是人和外界、乃至整个宇宙联系的唯一桥梁，也是人情所不能免。荀子说：“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荀子·王霸》）《吕氏春秋》指出：“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仲春纪·情欲》）《淮南子·真训》也说：“且人之情，耳目应感知，心志知忧乐，手足之疾痒，辟寒暑，所以与物接也。”相反，如果不让人去感知，将之“囚之于冥室之中，虽养之以刍豢，衣之以绮绣，不能乐也：以目之无见，耳之无闻。”可见，不满足人的耳目之欲，不满足感性所提出的需求，是摧残人性的。
然而，人的这种欲望常常是无止境的，也是盲目的。如果任其自由的表现，不仅对社会，甚至对整个人类都是十分危险的。这一点，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有很清楚的认识。先秦的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荀子这里明确指出，盲目地追求欲望的满足，是国家穷乱的根源。在《吕氏春秋》那里，作者也告诉我们，盲目地追求耳目之欲，“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仲夏纪》）汉代的《淮南子》也看到了这个危险，它说：“耳目淫于声色之乐，则五藏摇动而不定矣。五藏摇动而不定，则血气滔荡而不休矣。血气滔荡而不休，则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矣。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则祸福之至，虽如丘山，无由识之矣。”（《精神训》）这都是“亡国之音”。明代吕坤更明确地说：“天地间之祸人者，莫如‘多’。令人易多者，莫如‘美’。美味令人多食，美色令人多欲，美声令人多听，美物令人多贪，美官令人多求，美室令人多居，美田令人多置，美寝令人多逸，美言令人多入，美事令人多恋，美景令人多留，美趣令人多思。皆祸媒也。”（《呻吟语》）
总之，过分地追求欲望的满足，无异于引火自焚，“酒足以狂愿士，色足以杀壮士，利足以点素士，名足以绊高士。”（杨梦衮《草玄亭漫语》）我国古代的圣人“决不许人类一切的本能，毫无节制，任情放纵。他取正当的方法音乐地调节本调本能的冲动与官能的享乐。”（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散文精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3页。）这种“正当的方法”即是“克己”、“格物”。
而在西方，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理性对感性的压抑之所以能够成立并获得巨大的成功，也是基于这样的前提：“潘多拉、女性原则、性欲和快乐都成了灾祸，是分裂和破坏性的。”（注：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
可见，对于人生而就有的欲望，既不能不满足它，也不能盲目地满足它。在中外历史上，人们都曾经通过理性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古人说：“发乎情，止乎礼义”，这是用“礼义”为感性的满足划出一条度量分界。在西方，人的感性满足更受到严格的控制，它们绝大多数成为社会的禁区，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禁忌，被驱赶到了无意识之域。现代西方社会之所以神经症的人格猛增，与此密切相关。其教训告诉我们，理性并不能为人的感性的满足提供一条正确的渠道。感性的满足应该有自己特殊的途径——这就是审美教育。
而审美教育之所以能够“泄导人情”，也和美育的感性品格有关。首先，作为一种感性教育，美育通过不断的剌激、不断的感知，从而逐渐唤醒了那些在无意识之域中沉睡多年、积聚多年的欲望和本能，使它们从暗无天日的黑暗深处来到光天化日之下，美育打开了这只“潘多拉盒子”，并给它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想象的和自由的空间，让它们充分地抒发、自由地表现。这里，美育显然和德育、智育不同，后两者对“人情”多是压抑性的，严格控制的，它只允许某些情感得到有限的表达，而把绝大多数的情感驱进了无意识的领域。
其次，在审美教育中，对于审美对象的感知，依赖于“日常生活意识的垂直切断”（今道友信语），即瑞士美学家布洛所说的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所保持的“审美距离”，这种距离的存在，使审美主体的感知和情感的激发以及抒发，并不直接指向现实世界和社会，而是指向某个虚幻的对象和事件，从而可以避免对现实和社会所可能带来的伤害。
正是美育的上述特征，使美育在渲泻人的内心过分强烈的心理能量方面，远远优越于德育和智育，成为“泄导人情”的最佳途径。
最后，审美教育能够升华人的感性。
“升华”（sublimation ）是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中的一个术语，指被压抑于意识中的本能冲动，特别是性本能冲动，转向社会所许可的活动中去求得变相的、象征性的满足。人类文艺创作、宗教活动等，都被弗氏说成是性本能冲动升华的结果。
而在汉语中，“升华”一词的含义略有不同。先说“升”。汉语中的“升”有上升、提高的意思，如《诗经·小雅·天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又有“成熟”的意思，如《梁传·襄公二十四年》：“五谷不升为大饥。”次说“华”。在汉语中，“华”可喻开花；可指光彩、光辉和有文采；还可表示浮华，如华而不实。在古代汉语中，“升”与“华”很少连用。
我们这里所说的“升华”对上面两种“升华”的本义都有所吸收，但又有所不同。它既是指将人的感性从无意识的深处提升到表层，更是指将人的感性从兽性的层面提升到人性的层面，从生物学的水平提升到社会学的水平，使感性真正成为人的感性。只有在这种提升的基础上，人性才能放射出万丈光芒。
为什么审美教育能够升华人的感性呢？正如上面所说，德育与智育旨在发展人的理性，在它们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常常限制感性，压抑感性，甚至不惜牺牲人的感性来求得人的理性的发展，因此之故，德育与智育不可能升华人的感性。人类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美育则与前两者有所不同，它主要针对人的感性来进行，这为美育升华人的感性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其次，美育之所以能够进行，一个首要前提就是它是超功利的、超实用的，也就是说，它对人的感官的触发、对人的情感的激发、对人的想象的开启，并不将它们引向实际的对象，引向该对象的某种使用价值之上。欣赏梵·高的《向日葵》，并不是让人联想到这株向日葵可以结多少瓜子，它结的瓜子好吃不好吃；参观一座古代建筑，也不是要人觉得它是否方便实用。相反，动物的感官则不能摆脱其生理本能的约束，它对对象的感知，总是与自己的生存目的直接相关的。而在审美感知中，则暂时割断了主客体之间的这一实用关系，使人对对象的感知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度和深度，具有了人性内涵，成为真正的人的感知。这就是人的感性从兽性的水平升华到人性的水平的基本含义。这种升华之所以可能，正因为与美育所具有的这一特征密切相关。
在中国古代美学中，美学家们在谈到“审美感受”时，曾提到美育对人的这种“升华”作用。清代王夫之指出：“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顿，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注：转引自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页）这里，王夫之将美育升华人的感性谈得很清楚，它对人的精神起着一种感发、激励和升华的作用，使人摆脱昏庸猥琐的境地，成为一个有志气、有作为的朝气蓬勃的人，从而上升到豪杰、圣贤的境界。
三、美育作为感性教育的意义
今天，我们强调美育作为感性教育的一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如果说，感性教育的长期缺乏造成了人性分裂的严重恶果，那么，弥合人性的这种深刻创伤，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然地呼吁感情性教育的加入、审美教育的加入。
人性分裂的现实，是人自身长期片面地追求理性的发展而压抑感性的发展的结果。这种现象，早在19世纪就被一些思想家意识到了。席勒就曾经指出：“现在伴随着我们的是，各门科学之间的严密分工，等级和职业之间的直接分开，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之间的隔绝；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工作与报酬之间也都割裂开来。”在这种情况下，人丧失了它内在的完整性：“人们永远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小断片上，也就只好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他们耳朵里所听到的，永远是自己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无味的嘈杂声音，也就决不能发展自己生存的和谐；他们不是把人性——人的灵魂——铭刻在自己的生存上，最终却使之仅仅变成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所耕耘的科学园地的某种标记。”（注：转引自吉尔伯特·库恩《美学史》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80页。）
而马克思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存在，更对它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说：当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他已经降而为物，不复为人，他已经失去人性。并且，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变成反对他、同他异化的东西。“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最后，对工人说来，劳动的外在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3～94页。）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种现象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遍及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从而导致现代社会病态人格激增这一不争的事实。在艺术家的笔下，我们更可以看到这种片面、病态人格令人触目惊心的奇形怪状。在杰克梅弟的“九个人像的构成”中，我们看见，人已经失去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丰富性与整体性，失去了自己的血肉，而被抽象成为火柴棍式的人物；在杜桑的“走下楼梯的裸女”中，人的形象仅仅是依稀可见，转瞬即逝，人已经没有固定的形体可以把握；这种现象在立体主义的艺术作品中，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活生生的个人被肢解成一个个碎片，东一片、西一片地堆集在画面上。总之，在现代西方艺术作品中，再也无法找到一个完整的、清晰的人的形象了，我们不再知道自己是什么？像什么？在这里，人不只是一无遮蔽，而且被剥了皮，被碎尸万段，身体的各部分被摔得到处都是。
这里，人性的分裂已经危及人类的发展前景，已经成为实现现代化的一大障碍，如果任其下去，就不只是现代化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类本身的前景也将会是十分的暗淡。
当然，人性分裂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不能否认的是，感性教育的长期缺乏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要弥合人性分裂的这种深刻创伤，不自觉地进行感性教育（也就是审美教育）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感性教育的长期缺乏还造成另一个严重的恶果，这就是，一旦理性的控制减弱，感性获得较前宽松的表现空间时，由于感性不能正确地抒发和表现自己，它就很容易出现蜕化、物化的倾向，陷入感性沉沦的误区。事实也确乎如此。我们今天受众众多、影响广泛的大众文化就明显地存在着上述倾向。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大众文化都是一种感性文化。从它的起源看，它是解放了的大众和解放了的感性的产物，是欲望和科技结合的产物，欲望是大众文化生产的动力，又是大众文化消费的动力。同时，大众文化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正是后者为它的兴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条件，并决定了其传播方式，即它是直接的、直观的，也就是说，借助于大众传媒，它能够直接诉诸于大众的感官。并且，大众文化的崛起反映了大众的需要（审美需要），这种需要最主要的是感性的生命的需要。因此，大众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感性文化，它重感性、重世俗生活、重享受娱乐，它是反理性的，体现的是感性对理性的反抗。
应该看到，大众文化的崛起有其进步的意义，一方面，它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抗拒的民主潮流，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人自身要求感性发展的呼声。千百年来，人的感性一直处于被压制、被扼杀的境地，人自身也因此而沦入悲惨的命运，直到今天，感性才终于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人倘若不能“克己”，以为片面地执着于感性，就能真正地获得快乐和得到发展，那也将大错特错，这给人类带来的只能是感性的沉沦和整个人性骇人听闻的堕落。因为感性文化（其中不乏性文化、灰色文化、白色文化等）对于理性、价值和传统的消解几乎是致命的，它所到之处，使触及到的一切都化为笑料，使理想和价值都化为乌有，理想没有了，标准没有了，它陷人类于官能的黑暗的假象世界之中，如斯，人类的前途真是岌岌可忧！
可见，在大众文化这种片面的感性解放中，人类所获甚少，所失很多，不仅失去了自我，而且失去了精神，因此，仅有感性的解放与渲泄是不够的，在解放和渲泄感性的同时，还必须要有感性的升华，一句话，必须要有感性教育，也就是要有审美教育！
这些都表明，在今天，感性教育不仅必要，而且十分的迫切，它反映了人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反映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甚至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如果今天再不重视人的感性发展，如果再不把作为感性教育的美育纳入现代教育体制，人自身就没法发展，现代化也不可能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