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网络、创业精神与动态能力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业精神论文,能力论文,关系论文,动态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当前，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和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许多企业面临的运营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经营模式难以为继，亟须进行战略调整与变革，适应新形势。在此背景下，组织动态能力作为企业整合和重构既有资源以应对环境变化，并获取动态竞争优势的关键能力，日益引发学术界和实践界的高度重视[1]。这其中，关于动态能力形成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方兴未艾，逐步成为战略管理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2-3]。研究发现，对处于转型经济背景下的中国企业而言，企业家或公司高管的关系网络由于其所拥有的大量资源、信息和具有抵御威胁的重要作用，对组织动态能力有着积极的影响[4-5]。 然而，关系网络与动态能力的既有研究文献却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第一，现实中经常发现许多具有良好关系的企业却未能持续保持竞争优势，甚至陷入“关系网”的负面丑闻，但文献中却缺乏关系网络对动态能力存在潜在不良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第二，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作为两种不同的关系网络，对动态能力构建的作用效果未必相同，但现有文献仅讨论了它们在影响程度上的区别，并未深入考察这两种不同属性的关系网络对动态能力构建产生的异质性效果。第三，良好的关系网络尽管能给企业带来一定优势，但并不意味着其效用价值是独立和永恒的[6]。根据资源基础理论(RBT)的VRIO框架[7]，企业需要在所拥有的关系网络基础上，有效组织关系资源，才能使资源持续发挥作用。此外，Redding基于海外华人家族企业深入研究的基础上[8]，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时指出，像关系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特征仍会长期存在，但其对组织命运的影响取决于它们和什么东西结合，在这点上创业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近年来被我国各级政府和企业家们在促进企业转型和重塑竞争力上寄予厚望的创业精神，是否真的有助于整合关系资源并增强网络关系对动态能力构建的作用效果？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尚付之阙如，亟待详加考察。 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这些缺陷，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VRIO框架，综合了关系网络和创业精神的研究视角，考察不同类型的企业家关系①网络对组织动态能力的影响，以及创业精神在其中的权变作用。通过文献回顾和理论梳理构建研究模型，进而提出研究假设，然后基于27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厘清关系网络、创业精神和动态能力之间的逻辑关系，揭示关系网络对动态能力的影响效果和边界条件，并深化对创业精神作用价值的理解。研究结论为企业动态能力的培育和构建提供理论依据，也为企业如何既妥善处理关系网络这种传统习惯、又弘扬创业精神以重塑动态竞争优势提供有益的指导借鉴。 1 基本概念和文献回顾 1.1 关系网络与动态能力的研究 关系网络被定义为企业家或公司高管为了组织需要，与商业伙伴和政府官员所建立的连带关系和网络[9]。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制度尚不成熟、不完善，企业家经常需要依靠基于私人的外部关系来处理许多原本应由市场手段解决的问题。既有研究认为，利用关系网络，能够帮助企业获取稀缺资源、赢得信任以及抵御环境的威胁和不确定性等[6]。依据网络连接对象属性的差异，关系网络通常可以分为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网络两种类型[9]。商业关系指企业家与其他企业(如供应商、客户、合作者和竞争者等)的高管之间的私人关系，政治关系指的是企业家与各级政府官员(包括政府领导、行业主管部门、有关的监管机构等)的关系网络。这两种关系网络的作用是有区别的，政府关系主要提供政策信息、管制性的稀缺资源、制度支持等，而商业关系更多地提供技术指导、市场信息动态、市场稀缺资源、资金往来优惠等。 在当前剧烈变动的环境下，企业必须构筑动态能力以应环境需要。动态能力通常被视为是组织整合、建立和重构内外部资源组合以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关键点在于努力升级和再造核心能力来应对环境变化以保持竞争优势[10-11]。由于能力配置的对象是资源，因此资源构成了动态能力形成的前提条件[12]。考虑到关系网络及嵌入其内的资源在转型经济体中的重要性，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从企业家关系网络的视角出发，探讨其对动态能力构建的影响[4-5,13]。例如，Blyler和Coff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提出[13]，管理者私人关系将有助于企业获得各种有价值的信息、知识和资源，然后促使这些资源之间进行交流传输、相互合作、转换利用等方式的重构。特别在市场发生变化时，管理者关系网络有助于企业获取、整合和释放一些需要调整的资源，使之变得更具柔性，从而推进动态能力的培养和形成。但是Blyler和Coff只是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13]，并没有给出实证证据。后续的文献中，耿新和张体勤实证研究发现[4]，企业家的商业社会资本、技术社会资本都对动态能力有正向影响；而制度社会资本对市场动态能力有正向影响，但对技术动态能力的影响则不显著。Chen和Wu的研究显示[5]，企业家的商业关系对企业的资源衔接能力和适应能力具有积极作用；而企业家的政治关系正向影响资源衔接能力，但对适应能力没有直接影响。 先前这些“关系网络—动态能力”的研究，突破了以往关于企业家关系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其对组织绩效影响的局限，丰富了关系网络对组织作用价值的理解。然而，既有文献却主要关注关系网络对动态能力产生的积极作用，忽略了关系网络对动态能力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已有学者提出关系网络(特别是政治关系网络)对于组织绩效存在的可能负效应。例如，Adler和Kwon认为关系的建立和维护需要投资成本，例如时间、金钱、心思等[14]。Warren等指出，利用关系容易与行贿等腐败行为联系在一起，给企业家和企业都产生不良影响[15]。但是，关系网络对动态能力构建是否具有负面作用，现有文献仍缺乏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 此外，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对动态能力构建的作用效果可能会有区别，现有文献仅讨论了它们在影响程度上的不同[5]，未能深入探究这两种不同属性的关系网络对动态能力具有的异质性效果。因此，需要从关系类型差异的角度更全面和深入地对关系网络与动态能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详加考察，这是本文将要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 1.2 创业精神 创业精神是一个涵盖了创业导向、创业姿态、公司创业等在内的含义更为宽泛的概念，强调企业通过创新和变革来应对环境，重塑竞争优势的精神特质或战略倾向[16-17]。鉴于目前关于创业精神的测量方式在学术界尚未达成统一，本文将创业导向(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构念作为创业精神的表征变量②，考察企业面对新环境所采取的具有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的三种特征的一种战略倾向情况，来体现企业的创业精神程度[18]。 创业精神的早期文献主要关注其对组织绩效的直接影响，近期的研究逐步意识到，创业精神有助于更有效地组织和重塑企业既有的资源或其他内在特征，进而对其他组织因素的作用机制产生调节影响。例如，Wiklund和Shepherd认为创业精神能够更有效地组织企业的知识资源[19]，从而增强了知识资源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作用关系。Li等指出创业精神有助于规避市场导向过于关注客户当前需求的缺陷[20]，从而增强了市场导向型企业在跨境外包中的学习效果和知识获取效果。Wales等研究表明创业精神将对企业获取、吸收、转化和利用新知识的效果产生影响[21]，并对吸收能力和财务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调节。Liu等研究发现创业精神在组织的冗余资源对创新的影响过程具有权变作用。但目前[22]，对于创业精神在动态能力构建过程中将如何产生调节影响的研究仍然匮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在动态能力的文献中也日益重视在当前剧烈变动的环境下，创业精神在企业资源的重组和变革中的影响。Zahra等认为创业精神将有助于企业识别和利用机会，并重构现有资源来开发新的惯例和能力，有助于动态能力的形成[23]。Teece指出创业精神的重点在于对机会的感知与理解，对问题和趋势的识别、对资源和组织系统进行重塑[24]，有助于企业抓住甚而创造机会来应对变化，在动态能力的演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强调要将有关创业的研究融入到动态能力的研究中，才有助于动态能力理论的发展。然而此类文献主要局限于理论性阐述，缺乏实证数据的研究，亟待详加考察现实中企业的实际表现。 2 研究假设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的关键逻辑链条是：(1)企业家拥有的资源是形成动态能力的关键，而在转型经济体内，嵌入在企业家关系网络内的政治资源与市场资源是组织可调动的关键外部资源[6]，因此企业家关系网络的水平将影响其组织动态能力的构建。(2)由于政治关系网络与商业关系网络在连接对象与性质上的差异[9]，两种关系网络对组织动态能力将产生异质性影响。(3)关系网络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果取决于企业资源的重塑策略和模式[25]，当企业采取创业精神的价值理念和战略态势时，能够通过对关系资源进行创新性和先动性重组以改善组织的动态适应性。 2.1 商业关系网络对动态能力的影响 由于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以及传统文化使然，具备高质量私人关系网络的企业家们更容易获取相互信任，有利于交易的达成，促进企业整合各方资源，在动荡环境中具备更强的生存和适应能力[6]。而且，良好的商业关系能促使企业家们相互分享更多关键信息和默会知识[25]，这将有助于企业更快速地感知市场行情的变化，并采取相应行动。特别当外部环境严峻时，拥有良好私人关系的企业之间能够依然相互扶持，增进合作，共同抱团取暖，争取尽快适应变化，转危为机，把握新机。 具体而言，与供应商的良好关系有助于企业得到优质的原料和及时的供应，能够更好、更快地适应和满足市场需求；能使公司获得更有利的付款条件，减少资金压力[9]。和客户的良好关系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客户偏好，促进企业的技术和产品创新，增强品牌影响力；企业进行战略调整时能得到客户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提高攫取市场机会的成功率，促进转型和变革[5]。与同行高管的良好关系，有助于企业之间信息共享、资源合作或达成联盟，共同应对变化[9]。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商业关系网络对企业动态能力有正向的显著影响。 2.2 政治关系网络对动态能力的影响 政治关系网络对企业整合资源、适应变化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在中国等转型经济体中，政府掌握着产业规划、价格调整、行业管制等方面的关键信息，具备良好政府关系的企业能够更快速和便捷地获取内部信息，及时调整企业战略规划、生产计划等，在动荡的环境中抢占先机[5]。其次，尽管政府不断在放权让利，但手中仍掌握着土地、配额和行业准入资格等关键资源的配置权[6]，拥有良好政府关系的企业能够得到更多资源，促进企业适应和转型。再次，中国正处于不断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制度还不够健全，政策也经常出现波动，企业的经营活动容易受到政治环境影响。通过与各级政府官员建立紧密的私人关系，有助于企业得到更多的制度支持和安全保障[6]。因此，在当前环境下，企业家的政治关系网络将在资源、信息和合法性保护方面对提升动态能力以应对转型升级的挑战有所促进。 政治关系网络对动态能力的影响：但是，政治关系亦是一把“双刃剑”，对其过分依赖会阻碍企业的自主性，反而不利于企业适应环境变化。首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过于密切的政府关系将使企业背负严重的政府“人情债务”，企业享受到的“滴水之恩”(各种优惠和特别支持)必当在日后“涌泉相报”，此时根据资源交换理论的逻辑，企业的决策将受到很大的掣肘，甚至受到政府的直接干涉，使企业难以有效地快速整合和重构资源以应对环境挑战。例如，有些地方政府出于GDP增长的目标，不考虑企业实际的市场状况，要求那些曾经通过政府关系获取资源的企业增加投资、扩大产能、甚至兼并濒临倒闭的企业以改善当地就业和GDP，不利于企业真正参与市场竞争，难以形成动态竞争优势。其次，建立和维护与政府官员的关系需要耗费不少成本和精力，使企业无法集中注意力来应对市场变化。企业家们要依靠政府官员作为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渠道，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招呼政府(例如送礼、宴请等)，而且根据政治周期的逻辑，官员的任期有限，私人政治关系不具有跨期传递性，企业还必须持续不断进行投入来构筑和发展新关系，这往往减少企业家在市场信息搜寻方面的时间，分散其注意力，阻碍了企业对市场变化的感知和机会识别的能力，从而未能有效地快速重构内外部资源进行快速反应，弱化了动态能力的形成[26]。再次，政治关系的行为有时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过于紧密的政治关联容易使企业降低道德标准，甚至触犯法律[15]。有些企业自恃拥有强硬的政府关系支撑，容易“滥用”关系，成为拥有既得利益的“现有规则维护者”，形成思维定势，甚至习惯于通过各种寻租来维持既有优势，不容易进行资源重整和自我变革，不利于动态能力的建立。 总之，政治关系刚开始将对动态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的力度在达到一定程度(阈值)之后将逐步减弱，甚至产生负面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政治关系网络和动态能力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 2.3 创业精神对关系网络与动态能力关系的调节作用 首先，尽管关系网络中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和资源，但这些资源如果缺乏明确的指引和组织，很可能只是零碎地“散落”在网络的各个角落里，甚至沉寂多时，难以被有效地内化整合为动态能力。此时，创业精神作为一种富有效率的资源组织方式和指引理念[19]，能对关系网络中的各种资源进行识别并有效整合，使之更具效率、更有方向性地被转化为适应环境变化的动态能力。其次，创业精神作为一种旨在为企业的成长和变革不断追求新机会的战略倾向[18]，对蕴含在关系网络中各种有价值的信息和稀缺资源具有灵敏的嗅觉，能够有助于更为快速和有效地捕捉关系网络中的各种机会，整合内外部资源，乘势而上，使关系资源在动态能力建构过程中发挥更强的功效。再次，关系网络的运用带有明显的传统思维烙印，可能更多地倡导一种和谐、顺从的秩序[8]，这往往容易使企业重构和转型的动力不足，此时通过增加注入勇于打破传统、注重创新和冒险的创业精神，能使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关系网络的这种认知缺陷，增强组织对资源进行调整和变革的动力，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特别对于政治关系嵌入而言，企业在经营政治关系的同时也可能容易沾染上官僚习气，囿于既得利益，过于追求稳定，逐步消磨掉企业原有的拼搏进取和创新精神，形成凡事依赖政府的惯性思维[26]。因而，通过辅之与创业精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些缺陷，使企业更加敢于打破陈规，摆脱路径依赖，冲破思想的牢笼，实现扬长避短，更有效地将关系网络资源转化为动态竞争优势。 具体就创业精神内涵的各个维度而言，创业精神中强调不断涌现新想法、实施新举措的创新性特点，能通过改变资源用途的方式而促使关系网络中的既有资源被赋予新的意义、进行新的创造性转化，使“老”关系能在创业精神的新锐力量推动下“枯木逢春”、“变废为宝”，在适应新形势的能力建构中发挥更强的功效。风险承担性的特征促使企业在环境不确定和变化的情况下，敢于大胆投入并担当相应的风险对关系网络进行重组和变革，有效增强组织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创业精神中强调的超前行动特点，有利于企业更早地意识和感知到关系网络里的潜在机会，并率先采取行动来抓住机遇，抢占先机，促进各种关系资源更快速地被整合与重构。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创业精神正向调节商业关系与动态能力之间的关系。 H4：创业精神正向调节政治关系与动态能力之间的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收集与样本选择 本研究的样本数据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正式调研之前，首先抽取10家企业进行预调研，根据反馈情况对调查问卷进行微调，使之更加合理和易于回答。然后，通过向中山大学EMBA班、总裁班等课程班的学员，以及广东省和福建省工商业联合会的企业家或高管大规模发放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对象大多数来自广东省，还有部分来自福建省。为避免由同一个人填写而产生的同源偏差，还将测评的基本资料和主要变量制成附表，并附上寄回的信封和邮票，让企业的另外一位高管填写后寄回。整个调查共发出1000份问卷，共回收349份，问卷回收率34.9％；经检查，剔除无效问卷36份、非企业高管人员43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70份，回收问卷有效率为27％。有效样本的具体分布情况详见表1。
本文对样本是否存在非返回偏差进行了检验，通过比较返回企业和非返回企业在规模、年龄等指标上的显著性，结果表明在0.05水平上这些变量间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不存在非返回偏差的影响。 为了检验数据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本文首先按照Podsakoff等的建议[27]，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将本文涉及的所有题项放在一起采用未旋转的、主要因素因子分析程序进行检验，得出的最大特征根仅解释了23.47％的变异，说明样本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第二步，在CFA中增加单一方法潜因子途径来进一步测试共同方法偏差的情况。除了将所有测量构念的题目除了负荷在所属的构念因子上(即包括商业关系、政治关系、创业精神和动态能力的四因子模型)之外，还考虑了所有测量题项载荷在单一的方法潜因子上的情况，然后比较两个模型的拟合指标差异(见表2)。从拟合指标来看，两个模型均显示了良好的拟合效果，然而，单一潜因子模型并未能比四因子模型有明显改进，大部分拟合指数还差于四因子模型。可见在考虑单一方法偏误的前提下，同源方差问题并未对本研究各题项的因子结构造成显著影响。
3.2 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变量测量全部采用主流文献上已使用过的成熟量表，再结合本文具体情况进行适当修改。测量问卷采用Likert 5点量表来进行测度。企业家关系网络采用Peng和Luo开发的量表[9]，包括商业关系网络和政治关系网络。商业关系网络包括企业家或公司高管在过去3年里对上游供应商的高管、下游客户或分销商的高管以及竞争对手的高管的关系利用程度。政治关系指的是在过去3年里对各级政府、工商税务等监管或支持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等官员的关系利用程度。创业精神的测量采用Covin和Slevin的测量[28]，将其视为包括创新性、先动性和风险承担性这3个维度的构念，包括9个题项。动态能力方面，由于学术界尚未对如何测量动态能力达成共识，结合中国企业面临的竞争现实，采纳Zhou和Li的观点[29]，认为对环境的有效适应是动态能力的关键要素，体现了公司资源、组织形式和不断变化的战略要求之间相互匹配的特点。测量题项在Zhou和Li的基础上进行了细微调整[29]，主要考察企业面对产业变革、电子商务发展等市场和环境变化时的应对和适应情况，包括4个题项。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规模、所属行业、企业所有权性质和市场导向。 4 实证分析与结果 4.1 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使用SPSS16.0和Mplus7.0对模型的数据进一步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信度检验的结果显示，各主要变量的Cronbach's α信度指标均大于可接受的0.7水平值以上(见表3)，这表明各测量指标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从而支持了信度检验。 在效度方面，本文以验证性因子分析的主要拟合指标来评价测量效度。结果显示，包括CFI、TLI、SRMR、
/df等均表现良好(见表3)，AVE值也均大于0.5，表明各个指标具有良好的聚敛效度(测量效度)。区别效度的检验采用以下方法：如果一个变量能解释的方差百分比(又称萃取变异量)的平方根值比该变量与其他所有变量的相关系数值都大，表明该变量满足区别效度。表4列出了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和AVE值的平方根。表中的数据显示，对角线上的粗体数值(AVE值的平方根)比其所在的行和列的所有相关系数值更大，说明所采用的指标都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
4.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4显示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自变量商业关系、政治关系和调节变量创业精神都与动态能力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初步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主效应假设，后面将利用多元回归方法对这些相关关系进行更为精确的统计。 4.3 层次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层次回归方法对各个假设进行检验。由于本研究涉及交互项，因此根据Aiken和West的建议[30]，在进行回归前先对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之后进行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检测，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DW值均接近2，说明不存在这两方面问题，分析结果具有可靠性。按照Cohen的建议[31]，将变量依次放入回归模型。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5。
第一步，在模型1放入企业年龄、规模、行业类型、企业性质和市场导向等控制变量，该模型成立(调整后的
=0.140)。第二步，在模型2中加入商业关系、政治关系和政治关系平方项的主效应变量，模型2成立，而且
值比模型1有显著意义的提高(Δ
=0.056)。其中，商业关系对动态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51，p＜0.05)，假设H1得到支持；政治关系的一次项对动态能力具有正向作用(β=0.143，p＜0.01)，而政治关系的平方项对动态能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144，p＜0.01)，显示政治关系对动态能力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进一步地，在回归模型3里增加政治关系的三次方项，结果显示政治关系的三次方与动态能力没有显著关系(β=-0.058，p＞0.1)。因此，假设H2得到验证。 第三步，在模型2的基础上，在模型4中加入创业精神变量，该模型成立，
值比模型2也有显著意义的提高(Δ
=0.072)。创业精神与动态能力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253***。 第四步，再依次加入商业关系、政治关系分别与创业精神的交互项(模型5)，该模型成立，
值比模型3也有显著意义的提高(Δ
=0.028)，表明2个交互项对动态能力具有重要解释效果。其中，商业关系与创业精神的交互项对动态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74，p＜0.05)，假设H3得到支持；但是，政治关系的平方项与创业精神的交互项对动态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β=-0.093，p＞0.1)，假设H4没有得到支持。 为更加清楚地描绘政治关系与动态能力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绘制了这两者作用关系的图示(见图2)。该图显示刚开始政治关系对动态能力具有正向的影响，但到达一定临界值之后，这种影响将逐步减弱，进而产生负面作用。因此，适度的政治关系更有助于企业动态能力的构建，而偏少或过度政治关系的企业所构建的动态能力较差。
图2 政治关系与动态能力倒U关系图示 为更好地理解创业精神对关系网络的调节效应，根据Aiken和West的建议[30]，描绘了调节效应的示意图来进一步理解这种效果。示意图显示创业精神将强化商业关系和动态能力之间的关系(见图3)。
图3 创业精神对商业关系与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示意图 5 结论与讨论 5.1 对研究结果的讨论 本文基于270家企业样本的微观数据调查，采用多元回归方法，考察了企业家商业关系、政治关系网络和创业精神对组织动态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与商业伙伴之间建立良好的网络关系有助于增强组织的动态能力，这表明与商业伙伴之间建立良好的网络关系，除了能在常规环境下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外，还可以在动荡环境下增强企业适应环境变化能力。特别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候，高质量的商业关系有利于企业之间共同抵御风险、应对危机、抱团取暖、合作共赢、共度寒冬，这也为诸如商会等中介组织在面临变革时期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佐证。但是，本文同时发现政治关系与动态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尽管良好的政治关系刚开始能够让企业获取各种有利优势来适应环境，但政治关系亦是一把双刃剑，其建立和维护需要很多成本投入，且容易掣肘企业的自主决策而弱化其对变化作出反应，甚而可能与行贿等腐败性的非法行为相联系，给组织动态能力的培育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政治关系“过犹不及”，如果嵌入太深，可能反而为其所拖累。 同时，研究显示，组织的创业精神将对关系网络与动态能力的作用过程产生不同的权变影响，创业精神有助于商业关系网络转化和重塑为企业动态能力的提升，但对政治关系网络的作用效果则没有影响。这表明，大力弘扬创业精神这种更具创新和效率的战略倾向和理念，能使商业关系网络中的各种信息、机会和资源等得到更快速、更大胆的行动，使企业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抢占先机、拔得头筹。通过树立勇于打破旧传统、敢为人先和敢于冒险的创业精神，能够弥补利用商业关系而产生的过于讲究稳妥、和谐与等级秩序的弱点，有利于企业突破既有关系网格局，强化其动态能力以应对环境的变化。但是，相对于商业伙伴间较为平等的水平交易关系而言，在政治关系网络中，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经常是一种不对等的、甚至是依附型的垂直关系，因此政治关系网络中所具有的等级观念、服从领导权威的思维方式与注重创新、打破常规和勇于冒险的创业精神在逻辑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两者可能难以有效兼容，甚至存在着相互冲突与排斥。有学者也指出当前中国政府在许多方面的管制仍然过于强烈，使创业精神难以有效发挥作用[32]。 此外，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具有自强化特征，随着越来越擅长某项活动，组织就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习惯地从事这项活动，因此形成相应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并产生不同的管理理念和流程，使不同的活动难以形成互补[33]。在中国，许多企业通过尝到与政府建立政治关系来获取各种优势的“甜头”之后，容易就此上瘾，并且乐此不疲，形成惯性思维，最终失却转型和变革的动力，使重塑创业精神成为空话，难以落实为实际行动。这意味着，面对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状况，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全面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样会使企业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关系的选择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化的逻辑，这才有助于弘扬创业精神，促进企业和经济转型。 5.2 理论贡献与启示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 第一，尽管已有诸多研究从不同视角对动态能力构建的前因进行了探讨，但从关系网络的角度进行考察的研究却仍显匮乏。Blyler和Coff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提出[13]，私人的关系网络有助于企业获取、组合和释放资源来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促进动态能力的培育，但他们并没有给出实证证据。后续的研究中，耿新和张体勤[4]、Chen和Wu虽然进行了实证检验[5]，却皆只关注关系网络将对动态能力的构建产生的积极作用，忽略了关系对动态能力将产生的负面影响。与这些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发现过于紧密的政治关系对组织动态能力具有负面影响，显示那些长期过于依靠政府关系的企业将阻碍其动态能力的建构，这丰富和完善了从社会资本角度对组织动态能力前因的理论探索。而且，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对动态能力的影响作用也会有所差异，但现有文献只是讨论了它们在影响程度上的不同，未能深入探究此二者在动态能力构建上所产生的异质性效果。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商业关系对动态能力具有正向影响，但是政治关系对动态能力的作用却是倒U型的。这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关系网络对动态能力的影响存在着不一样的作用效果。因此，要避免对“关系”采取过分赞誉或者全盘否定的笼统做法，而应当进行细化和辨证考虑。这加深了对关系网络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理解，对该理论作了重要补充。本文的发现也呼应了Luo等提出的在关系网络未来的研究中应进一步检验其可能的负面影响的提议，是对已有理论脉络的延续和扩展[6]。 第二，本文进一步探究了在当前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上被寄予厚望的创业精神在将关系网络转化为动态能力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深化了对关系网络作用边界的理解。关系网络长期以来被视为处于转型经济过程中的中国企业获取资源和抵御威胁的一种重要途径[9]，能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但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关系的作用价值也开始受到质疑，特别要考虑不同的组织特点对关系网络所发挥作用的影响[6]。许多企业长期以来习惯依赖的关系网络，与当前经济转型进程中大力倡导的创业精神是否兼容？关系网络能否在创业精神的重塑和推进下，促进动态能力的提升？这些问题目前仍然缺乏理论上的检验，本研究在这方面是填补该理论缺口的一项尝试。此外，本文通过将创业精神作为一种战略倾向和资源组织方式，为资源基础理论(RBT)的VRIO框架提供了实证证据。有别于既往研究只是单独考察关系网络和创业精神对动态能力的影响，本文的研究重点突出了这两者的交互作用。研究显示，创业精神作为一种组织能动因素能促使具有VRI特征的商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得到更好的组织(O)，促进资源的重构与转型，从而在动态能力构建上发挥更强的作用。因此，本文强化了资源基础理论的VRIO框架，对已有文献提供了重要佐证。 第三，本文对创业精神的理论研究做出了贡献。创业精神对组织成长和发展的影响已经在许多文献中得到广泛的讨论，但已有研究更多地侧重于考察创业精神对组织的直接作用，而且关于创业精神对组织的利弊依然扑朔迷离。为此，近年来许多学者都强调创业精神的作用机制不仅仅是直接影响那么简单，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其对组织特征的调节影响，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仍然偏少。本研究沿着Wiklund和Shepherd以及Wales等文献的脉络[19,21]，探讨了创业精神在关系网络与动态能力之间的权变作用，有助于推进创业理论研究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创业精神在动态能力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引发学术界的重视。Teece强调创业精神能够更有效地组织企业的既有资源[24,34]，具有将企业当前的“静态”资源促进转化为“动态”能力的重要作用。组织可以利用创业精神来重构他们的资源基础以开发新的惯例和能力，进而产生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适应新的环境变化。但目前这些论述仍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缺乏实证检验，本文对此进行了理论上的补充完善，促进了创业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的相互交叉与融合。 本研究的实践启示主要体现在：首先，注重私人间交往的商业关系是中国人经商的重要传统，应当在传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扬注重创新和勇于冒险的创业精神，才能更好地应对新变化，促进企业的转型和变革，构筑持续的竞争优势。其次，企业家要充分认识到政治关系对组织动态能力的双刃剑作用，既不刻意逃避，也不过度依赖。要把握好尺度和平衡，与政府保持适度的关系，做到“物物而不物于物”。热衷于经营政府关系的企业家，要保持清醒，认识到“请神容易送神难”，尽量保证自身的干净做人、干净做事，不去追逐官商勾结的商业模式，不攀附权贵，不参与寻租，确保企业保持必要的战略灵活性与环境适应力。最后，要促使企业更快地构建动态能力来重塑竞争优势，政府的支持和服务方式必须进行调整，才能有利于企业创业精神作用的发挥。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主要包括：(1)本研究的样本主要局限于广东省和福建省这两个市场化进程较快、创业精神较强地区的企业，因此其结论对全国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考察。今后可以通过收集不同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样本，进行比对研究，更加全面地探究关系网络的影响效果。(2)本研究仅从企业对关系的利用程度来测度网络关系，可能存在一定片面性，未来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从关系的结构、位置等方面对网络关系详加考察。此外，本文对动态能力的刻画侧重从环境适应情况这个角度入手，未来的研究可以更系统地考察动态能力的多个方面。(3)本文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而企业动态能力的构建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因此只采用某一时刻的数据是有局限的。后续研究可以跟踪采集这些企业的时间序列数据，做更为深入的纵向研究和序列分析。 注释： ①本文的企业家表述为泛指，既包括董事长、总经理，也包括其他企业高管。 ②之所以不直接采用创业导向的表述，在于对创业导向构念的理解上，有视为精神气质或行为的不同流派[16]，而本文的研究背景在于考察当前促进企业转型上被寄予厚望的创业精神对传统的关系网络作用价值的权变影响，因此采用“创业精神”的表述。而且，在预调研阶段，也有不少企业家建议，“创业导向”在中文语境中有些难以理解，建议采用“创业精神”的表述更加贴近本文的研究背景与主题。国内有不少文献也将entrepreneurship翻译为“企业家精神”，本文认为企业家精神更多是强调企业家或公司高管个人的特征，而创业精神更侧重整个公司的理念或特质，更契合当前的时代背景。
标签：创业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有效市场论文; 组织环境论文; 能力模型论文; 网络模型论文; 文献回顾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动态模型论文; 测量理论论文; 商业论文; 企业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