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医学卫生事业的先驱者伍连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驱者论文,卫生事业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医学论文,伍连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伍连德是中国近代医学卫生事业的先驱者，现代防疫体制的奠基人，著称世界的“鼠疫斗士”。他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08年返国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1911年，在他的有力领导下，4个月内扑灭了东北鼠疫大流行，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大会。后来又相继扑灭了几次鼠疫、霍乱等疫病流行。他建立了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中央防疫处及海港检疫所，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了海关检疫主权，同时建设起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北京中央医院、东北陆军总医院及各类防疫医院及医学教学科研机构达数十所之多。伍氏除了积极推进全民公共卫生之外，还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销毁鸦片、提倡火葬、支持学生运动，并且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医学杂志》第一任总编。他一生著作甚丰，有《中国医史》、《鼠疫概论》等以及数百篇论文，蜚声中外。1937年日寇侵华，他被迫离开中国，后在马来西亚行医，至1960年逝世。
关键词 伍连德，医学，卫生，鼠疫，防疫
中图法分类号 K826.2
中国的西医事业之建立与发展，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著称于世界的“鼠疫斗士”伍连德博士，正是这样一位先驱者。
1 在剑桥大学的学医生涯
伍连德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祖父始落户马来亚。其父伍祺学16岁离家至槟榔屿一金店做学徒，因做饰物工艺精湛而闻名，后集资自开金店。母亲林彩繁，外祖林道启为木匠，祖籍广东新会，客家人。伍林两家于1857年结婚，共生育5子6女，伍连德系第4子，是年为光绪五年二月十八，公历1879年3月10日。其姊常回忆其出生之日月光皎洁，晴空万里，举家庆为佳兆[1]。然终因口丁甚繁，生意难做，家道趋于贫弱[2]。幼时一族叔带同嬉戏，有一晚背负小连德看戏，在人群中一踝环被窃，从此伍连德摒绝一切饰物，甚至结婚以后也不戴一只戒指，可见刺激印象之深。
1886年元宵刚过，伍连德被送入槟城大英义塾走读，学费全免，中餐则由父亲日给2分钱，俭省至极。为此小连德更加勤奋，因成绩优秀而可得奖项以裨补生活。十年苦读，得到良好学养，尤校长兼英文老师哈格利夫，给予极深影响。他的名字也按马来英文拼成Gnoh Leon Tuck。当时槟城总督史密斯爵士设立一项女皇奖学金，名额2人，每年资助200英镑，4年为限，可敷在英学杂及生活费用。贫穷不变其志，伍连德决计考取之以便继续求学。考试地在新加坡，他一连去了3次，前2次皆因年龄过轻而不获，第3次正是十年书塾毕业，他终于成功[3]。但亲戚们持反对态度，以为不如先在政府谋职以宽家用，尤其惟恐脑后小辫不保，或娶一英国女子回来，被华族社会讥笑。幸得二哥力排众议，竭诚希望他学成归来做个医生。大家方才同意，而伍连德一生事业前途，由是而决定了方向。
经哈格利夫与其好友、槟城首任县长温根生商量，建议伍连德选读费用较省的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Emmenul College)。温根生饱学，编著过《马英字典》，颇孚人望。他认为在这一座小型学院，可得到教师更多的个别训导，同学也为俭省类，是有利于学习的。不过，在英取得医学学位为甚难之事，非得苦心孤诣不可。知伍连德品学俱佳，是可造就，乃甚鼓励之。
在新加坡教育局帮助下，购好船票，登上三千九百吨巨轮“北京号”，途中足足航行了一个月。在船上因受旅伴逗笑，伍连德在到达直布罗陀海峡之前，即化5先令请人剪去了小辫子，但仍保存以为纪念。他因之不快数日，似有所失落，可知陋习积之既深，从小如此，反为不惯，后来悟到此实满清统治加于一般百姓之屈辱，方才释然。[3]
到达剑桥为1896年9月。火车站简陋，等于是一个雨蓬平台而已。火车车厢分三等，大学生坐的多是三等，一等贵族坐，二等佣仆坐，这也颇引伍连德注意。雇了一辆马车到意曼纽学院，一片青葱可爱的草地，深感喜爱。该学院始建于1584年，创建人为伊丽莎白一世之财政大臣华尔脱·密特美爵士。原址乃毁于享利八世时的一所寺院，建院目的在振兴衰颓中之神学。尤华尔脱系清教徒领袖，他想为新教培养一批牧师，故当时成为新教徒的神学中心。伍连德入学时早已改变了原来宗旨，在其时大学共有的21所学院中，该院排行年份倒数第5（最早为1280年的彼得豪斯；现在则已有31所学院，排行居中）。[4]伍连德不是基督徒，亦可在此注册，并可不必参加每日早祷，省出不少时间让他自修。学院指派的生活、学习导师是高级讲师威廉博士，还有一位管住宿的高婷女士，使这位来自异乡的中国人很快度过了最初的不适应阶段。他在同学中结识了一位好友雷德华，到过曼城其家数次，与其二妹互生情愫。但终因地位悬殊，未敢奢望而不果。剑桥大学的规矩，学院管生活，辅导自修；学系管教学、实验。伍连德学医，最初选修的是化学、动物学、人类解剖学、生理学等科目。他的成绩优异，至1899年6月便获初级学位B.A.（一般译为文学士）。因中文名在后姓在前，与英式相反，他在剑桥（乃至以后）都是以“Mr.Tuck”（德先生）知名的。学习期间，他因自然科学成绩突出而于1898年获一项虽仅40镑，却于生活不无小补的奖学金，可稍将惠借、帮衬之款偿还；1899年更因获科学名誉一等奖，得科学学士衔及奖金60镑，从此经济脱离了拮据。进而又通过一番严格考试，主要内容为解剖学及生理学，获得可于伦敦圣玛丽医院免费实习3年的奖项，他成了该院第一位中国学生。[6]他与麻立西成为好友，共同听讲、实习、做手术助手。两年多实习生活使他大开人生眼界，特别是到平民家中接生，发现她们家境贫穷，卫生恶劣，坐在干草铺的地上分娩，与贵族之家有天壤之别。他因此感到他有回国改良医学的迫切责任。
1902年4月，伍连德回剑桥获授医学学士学位，并且是该年135名学生中最优者，同时获得临床内科金奖牌和细菌病理学吉士力学奖。意曼纽学院另奖150镑，供其一年访问研究之用。[7]趁此机会，他先赴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在罗纳德·罗斯(R.Ross,1857-1932)指导下研究。罗氏因证明曼森提出的蚊疟学说而获得了1902年度诺贝尔奖。继而又到德国哈勒细菌学研究所工作4个月，指导教授卡尔·弗兰克(Carl Fraenkel)，系当时细菌学权威之一，本为科霍的助手，1890年与贝林、北里柴三郎等一起研究白喉、破伤风，发现稀释的白喉杆菌培养液注射到豚鼠体内可对白喉具免疫力。伍连德遂选择了一个有关破伤风的研究课题。
至1903年5月，伍连德为了增加经验，又至巴黎巴斯德研究院访问。巴斯德虽已在1895年逝世，但伍连德受到了副院长、著名的俄国病理学家、体液病理学之父梅契尼柯夫(Metchnikoff,1845-1916)的接待。与梅氏交谈之后，发现其于中国的儒家学说了解颇多，甚相契合。法国的自由、开放、甚少种族歧视以及同事们的诚恳和乐于助人，使他倍感亲切。他在巴黎开始他的博士论文：“在动物胶上所发现的破伤风细胞”，然后带回伦敦写完，并提交给剑桥导师阿尔伯·迪玛斯博士。至8月中旬答辩，获顺利通过。时年24岁。由于大学章程规定，从医学士到医学博士必须有3年间隔，因此伍连德要到1905年才能正式称医学博士。[9]
这时他受聘于伦敦结核及胸部疾病专科之蓝顿医院工作了6个月，亦曾到殖民地事务所谋职，但答复是医官之职只给英欧人，且不管资格如何，伍氏顶多可做个副医官。伍氏于是决定接受意曼纽学院另颁的一份加拿监伯研究奖学金，回到马来亚新建之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作一年的热带疫病研究。
2 回祖国就任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时隔七年，伍连德可谓衣锦荣归。1903年10月8日晚上11点，轮船抵达槟城。亲朋好友老同学都雇了小船来接，备极隆显。登岸后即驱车拜见父母，行磕头献茶之礼，父母喜极而泣，庆幸平安。两周应酬，还专程去祖坟祭扫，以彰炎黄子孙不忘祖荫功德之道。至于亲友探询有无婚配娶洋女子归来等等，伍连德当然答为“没有”。
其实此次取道新加坡在林文庆医师家逗留，颇有艳遇。林氏系1881年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又曾在剑桥大学研究一年的第一位从外国习医归来的华籍新加坡人。其妻为福建省前任省长黄乃裳之女。妻妹黄淑琼当时正居其家。相见之下，两相情悦于衷，伍氏深深赞赏黄小姐的美貌贤慧，便订下了婚约。但黄小姐不日将回福州老家省亲，婚事只能暂搁。亲友们以为伍连德真的没有谈婚论嫁，便有许多人来为有钱女子做媒，伍连德只得一概以将到吉隆坡做一年研究为借口而婉辞。
吉隆坡医学研究院谓由马来亚最高专员和殖民地总督史惠汉爵士创办，但经费不多，人员包括伍连德在内亦仅5人。因疟疾死人甚多，如何防止是主要研究题目。又有脚气病，当时尚不知为维生素B[,1]缺乏所致，死亡率不低。不过，一年的研究并不能有所突破。伍氏在此结交了一批朋友，还组织了一个文学会以促进英语研究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特别是吸收女会员和倡议男子剪辫二事，倒是产生了重大反响，以致殖民当局将之目为反英的危险分子一类。[10]
1904年末结束吉隆坡的工作，在友人建议、撮合下回槟城买下一家英国女医生的诊所。一切齐备，就自己开业。地近海滨的珠烈街，诊务繁忙。但他仍然热心社会活动，反赌、反鸦片、主张男子剪辫、提倡女子教育、鼓励少年男女运动体魄、创立文学会等等，正是一个热血青年。
业务发达也赚进了钱，加以黄淑琼小姐已由福州来到新加坡，伍连德于是在1905年7月赴新加坡完婚。婚姻美满，夫人的文雅气质，又出自中国本土名门闺秀，槟城仕女无不艳羡。夫妻相敬如宾，1906年4月年得一子名长庚，视同宝贝。正是次一年的年初，伍连德同时收到两封信。一来自伦敦，邀其出席禁烟会议；一来自北京袁世凯，聘他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权衡之下，他决定先去英国开会。诊所事务暂交柯新吉医生管理。他在禁烟大会上报告了海峡殖民地贩毒情形，强调英政府不应再从鸦片贸易谋利，受到与会人士热烈鼓掌支持。3个月后回到槟城。
妻子娇弱的身体不耐天气炎热，她又极望回祖国与亲友重聚，这因素多少促成了伍连德回国任职的决定。他自己则把归返祖国视作新生命的开始。病人的热切挽留、亲友的一齐劝阻，都已经不能动摇他了。他把姓名按威妥玛式通用拼音改为Wu Lien-Teh。大约在7月间，他先去了一次天津，但因食杏不慎而患急性菌痢，只好折返南方休治。①考虑到将在陆军医学堂供职，遂又决定先赴德、英考察，他于是赴英伦皇家军医处和柏林总参谋部见习陆军医学共6个月。[11]回马来后便携同妻儿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经香港，于1908年5月初到达上海。②在外滩公共花园，他看到门口指示牌上：“……四、狗不得进入园内；五、中国人不得进入园内”等字样，感到十分气愤，偏要进去走一走。结果倒未受到拦阻，也许是身着洋装、脑后无辫之故。他认为此牌多半出自英国殖民者在非洲、印度作威作福惯了的一辈之手，是无知识的表现。1911年辛亥革命后此牌被移去。在上海他结识了复旦大学最早校长之一的李登辉博士(1872-1947) [12]、后来做过国务总理的颜惠庆博士及其兄弟颜福床医生等，结为友好。并将妻儿暂时安顿于亲戚家中，只身乘轮赴津。
到天津后先拜会了北洋医学堂总临（林联辉？），并在会绍清先生处学习了北京话，又结识了第一位留洋归来的女医生金韵梅等。他在陆军医学堂看到教师多半来自日本，且明显怀着自利的目的，用日语教学，只培训看护、裹伤本领，不培养高深医学人员，不注重实习和预防卫生，意图在将来必要时，仍可控制军队医疗，使中国不得不仰仗日本[13]。扩张政策的狼子野心已露端倪。袁世凯或于此有所察觉，要聘伍连德莅任。
孰料风云突变，伍连德刚要去京晋见，忽然传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在不到24小时内相继殡天的消息。袁世凯去职，借口足疾回安阳养病。当政的都是袁氏政敌，伍连德心怀惴惴，耽心此行职位不保，须另寻主顾。9月到达北京，幸得海军部的同乡、在英故交程壁光、谭学衡（夔？）等力荐，并走遏也曾受学于伦敦的陆军部上校丁士源，得以引见于陆军部大臣铁良。恭敬如仪，诚惶诚恐，实际上是一般问话，诸如“年齿几何”之类，亦此令粗通京话的伍连德语塞，奇怪何以问牙齿个数。经丁上校低声提醒，才知是问年龄，免了尴尬。铁良已了解过情况，当面委任他为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即副监督、副校长）。这也是袁氏原拟的任命。在等待委任状颁发期间，伍氏得空拜谒了内务部大臣肃亲王，其子并由伍氏介绍去新加坡林文庆处学英文；司法大臣、广东同乡会会长戴鸿慈，以及唐绍仪、梁文廷、伍廷芳等，并认识了刚从美国读书归来的宋庆龄小姐。
3 扑灭东北鼠疫备尝艰辛
正式委任状送达，除宣明官职外，他的薪俸每月300两银子，合龙洋450元，这使伍连德喜出望外，立即修书请夫人乘最好的轮船来京会合。春风得意，走马上任，踌躇满志，希望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对学堂有一番改造。但孤掌难鸣，从1908年到1910年12月，两年多时间业绩平平，他后来是耐着性子过日子，等待新的机会[14]。恰是这年秋冬之际，西伯利亚流行鼠疫，很快延及东北一带。外交部交涉委员旋绍基电召伍连德赴京商谈，特别是日俄势力正觊觎东北，扬言中国无人可领导防疫。局势发展下去，很难说彼等不会借保护侨民之名派兵入境要挟，致使主权沦丧[15]。施氏乃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获得者，精通中英文。1905年作为使节团成员到过槟城，与伍氏相识。他深知伍氏虽然年轻刚过30岁，防疫方面亦乏实际经验，甚至中国话说得还不如英语流利。但血气方刚，爱国爱民之心强烈，有过极好的流行病学、细菌学、医学训练，又兼通法、德等国语言，对于防疫和协调外国侨民事务，正是不可多得的人选。伍氏受命于危难之际，两日后，即12月21日，便束装就道。带了一名助手，是军医学堂的高材生林家瑞，尚未毕业，但中英文均好，口译或代拟文稿，恰可补伍氏之不足。随身别无它物，只有一架英制显微镜及一些细菌研究必需的实验器具。到达哈尔滨那天，正是圣诞节前夜。伍氏的身份，最初只是瘟疫调查员[16]。
圣诞节一早，两人先去拜访余道台——前任道台则正是施绍基。余道台举人出身，不懂外文，对疫情了解也甚浮泛简略。伍连德告别之后，即与林家瑞决定到傅家甸（今哈尔滨市道外区）疫地查访。该地已有熙良总督派驻的姚、孙二位医生在总商会门口迎接。二人毕业于北洋医学堂，一为广东人，一为福建人，与伍、林颇能合作。据姚医生报告，过去一月病患不多，每日一二起；后渐增多，当日已有十余人死亡。全市仅他们两位医生、5名护士，人手十分不足，病人只能由警察帮助送至“疫房”（一间公共浴室拨充）。居民常有把尸体抛于马路边之事，赖政府购棺木埋葬。他们一起去见陈县长和警察长，对疫情亦所知不多，不过都表示了协作态度。
12月27日这一天有一位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客店女老板突然死去。死前有咳嗽吐血的症状。姚医生曾提到疫者病多先起于肺部，情况相似。伍连德立即带着助手和检验器具前往。客店黑暗拥挤，家境不富，所穿和服也是最廉贱一种。他们从死者心腔抽了两管血，又从肺、脾等组织取样。尸体缝好仍置于政府棺木中埋葬。一切只能悄悄进行，暂时不想让人知道，因为这不仅在傅家甸为第一例尸检，而且在东北疫检也恐是第一例。总商会借出一间空房作实验室，在显微镜下发现了大量疫菌。于是迅即将此结果报告给北京当局和当地官吏，并邀余道台、陈县长、警察长等同来观看，以示不诬。通过这一例检验，伍连德强烈认为：目前的流行是肺炎疫（肺鼠疫），主要通过人与人之间传染，与一般的通过鼠蚤传染的淋巴腺鼠疫情况不同。可是当时的医生和防疫当局，对此还闻所未闻。一般皆以为鼠疫完全是因老鼠传染。
伍连德根据这一重要发现以及疫情传播蔓延的方式、路线，随即提出了9条建议，其中特别强调了疫者的隔离和对火车交通的管制。他认为，疫之初起是与满洲里一带草原捕土拨鼠人有关。山东人最多，常年有万把人蛰伏候捕，每捕得二三十条，即到客栈剥皮、染色、冒充黑貂出售，而客栈一个炕上挤睡二十余人，一有得病即可传染他人。9月间已发现不少人咳嗽、吐血、发热，不久即死亡，死者全身皮肤青紫。10月有病例出现于满洲里，于是引起居民恐慌，开始乘火车向东南之哈尔滨等地逃避，沿线530公里，各站都有人下车，疫情迅速扩大蔓延，并且沿铁路已南下向关内发展。东北铁路分属俄国、日本，伍连德因此要求北京向俄日提出交涉，促其合作。
姚、孙医生租下一座房子作消毒站，储起许多硫磺、石灰。姚医生对消毒颇有研究，硫磺在罐子中燃烧产生浓烟，可以杀死空气中的细菌，石灰水喷洒墙壁地面。这也是中国人传统的消毒驱虫之法。另一间空房则作为实验室，伍连德在此放置显微镜和各种医学用具。这时，伍连德发现已有一位日本医生在作检测，不过他只是抓老鼠作化验，是南满铁路局派来调查瘟疫者，当伍氏告诉他目前的流行与鼠类关系不大时，他不太相信。
元旦前夕，伍连德拜访了俄国铁路局总督贺威将军，要求拨借几节货车车皮充作病人家属隔离之用，贺氏很合作。在座还有该局医药处主任、波兰人埃新斯基，哈尔滨俄国防疫局局长柯契洛夫、铁路医院高级医官波古契等。埃新斯基对检验所见很感兴趣，要求借片子一看。伍氏又拜会了各国在哈领事。日俄两国的总领事只关心政治，不关心疫病；英法领事态度冷淡，纵使他们听说伍氏曾在英法就学；只有美国领事洛奇·格林，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生，热忱而友善，十分鼓励并相信有组织地进行防疫，必能成功。他表示愿意随时提供帮助。对于年青而初负不可预知的危难责任的伍连德来说，这种精神支持是十分重要的。
可是，大多数外国医生对伍连德这位中国医生的看法不屑一顾，甚至是不信任的。一位应召前来防疫的法国医生、原北洋医学堂教授梅思耐，43岁，有过防治腺鼠疫的经验，初到哈尔滨即向总督熙良提出要求委为防疫主任，总管防疫事务。在与伍连德讨论疫情时，根本反对伍氏之人与人传染为主要途经的看法，固守他过去在印度等地防治鼠疫的经验。他认为伍连德少不更事，太年轻，没经验。伍氏微笑一下，顿时使他暴跳如雷，认为是在讥笑他，责骂起来。伍连德愤而退出，回旅馆起草电稿向北京请辞。24小时后复电到达，免去梅氏职位，伍连德照旧工作，并经各医官推举，任总医官，负起了全责。官员们也表示衷心合作，全力支持他领导防疫。
不幸的是梅思耐医生却遭到了疫疾的报复。伍连德曾经去访问过俄国防疫医院，主管医生哈夫金规定进医院穿白大衣、戴白帽，却不戴口罩。这使伍连德十分为难，但不好违拗，还怕受讥笑，好象只有他怕被传染似的。病房里8个病人，其中2名俄国人，都有发高烧、脉博快及轻度咳嗽症状。哈夫金听诊时毫无避忌，低着头与病人呼吸相近。伍连德则只好把头高高昂起，以免呼吸对流。在病房十几分钟，连大气也不敢透。哈夫金很以为好笑。不过，哈夫金是注射过他叔父发明的防疫针的。但根本问题是他们不相信呼吸传染的可能。倒霉的梅思耐也被同样接待进病房，也诊察了病人。3日之后他开始发烧头痛，又一日咳嗽兼作，再三日皮肤青紫，神智昏迷，死于非命。实际上，该院此前也有过几位职员传染而死，可见哈夫金的预防针效力是可疑的。梅思耐之死促使哈夫金也戴起了口罩，俄国当局并大量制造口罩发放给防疫人员，还将一座三层旅馆封闭，将染疫者衣物统统取走焚毁，采用伍氏方法以硫磺熏烟和石炭酸消毒。
不过疫情仍未能遏止。一天死50人，死百人，最高一天达到183人。旧历年临近，更促使人群南迁，纷纷要想逃离疫区回南方过年。疫情迅速伸延到京津、山东、汉口等铁路沿线。伍连德召集身边七八位医生商谈，提出分区隔离、查验，杜绝因人群流动而使疫情蔓延之法。并请从长春调来步兵1160名严格管制交通，征募特别警察600名在医生指导下防疫。四个区每区配备医药大员1人，助理2人，学生4人，卫生侍役58人，警察26名，担架16付，马车12辆。原先的鼠疫医院予以焚毁，另建一座医院以收容病人。地方官们转变了冷漠和宿命态度，积极予以配合。俄国当局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并派著名教授柴波罗耐从彼得堡来观察指导，提出了注意市民卫生、隔离及改进穷苦人家状况，为工人与失业者建立食堂和避难所等措施，还设立起前哨站检查进入市区之人，消毒房屋、衣服等。他们还借出120辆车供隔离无症状的接触者之用。伍连德博士的防疫方针被全面接受，整个战役实际上是在他的指导下展开了。
由于死亡人数剧增。加上零下几十度天寒地冻，尸体无法埋入地下。棺木也来不及提供。伍连德见到长达一里的尸体堆积，深感此为重要疫源，必须立即处置。他提出就地集体火葬的建议，却与传统的崇祖尊尸习俗不合。于是决定奏请皇上特颁逾旨。奏章恳切陈辞，力陈利害。同时动员全城官商仕绅联名向吉林总督陈情。到第三天，外务部发电称皇上准伍氏之奏，可立即火葬。
1911年1月29日③，在伍氏与医务人员指导下，雇用200名工人将尸体分成22堆，每堆100具，于次日即正月初一，浇上火油集体火葬。文武大员均被请来出席典礼仪式，防疫局并发出传单，号召全城燃放爆竹，驱邪接运，为死者送行。烈焰腾空，硝烟弥漫，一日之内将疫源扫荡殆尽。骨灰集中埋入新掘坑中。伍氏认为爆竹焰硝无异于为全城空气作一次消毒。随后俄国当局也依照实施，甚至将陈腐之尸也从坟墓掘出焚毁了1001具，总计为1416具[17]。其它各地，纷纷仿行。
这一措施十分得力。自此之后，死亡率明显下降，至3月1日已完全停止。其它地区至4月亦皆停息[18]。举世震惊的满洲里鼠疫大流行，至此告一段落。而伍连德居功厥伟，是大家所公认的。
4 在沈阳主持万国鼠疫大会
对于这样一场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Black Death)大流行，奇迹般地被扑灭，总死亡人数约为6万，较之欧洲黑死病死亡百万有余，显然是值得进一步研究、总结的。中国政府当局居然很快发起召开一个万国鼠疫大会(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19]，也是令人惊异的。3月初，伍连德接到施绍基电报，称中央政府有此决定，要他作为大会主席到奉天（沈阳）主持。参加国代表来自中、俄、日、德、英、美、法、意、荷兰、奥地利、墨西哥、印度等12个国家。发起此次大会，看来与作为外务部参议施绍基关系最大，他本人将以最高委员身份出席。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并且贡献良多。
伍连德遂与同僚商议，将职务移交给北洋医学堂教务长、北京人庄医生代理，搭乘快车由俄人的中东路转日人的南满路，12小时后到达奉天。总督代表、英文秘书等官员已在车站迎接。会议在外城东南隅之小河园举行，外宾将住在附近的中央大厅，已按一等旅馆水平装修一新。一切费用由政府供给，会期预计18天。
次日伍连德拜会了总督熙良和财政厅长韩某。熙良告诉他力主伍氏主持防疫事务之情状，韩厅长则曾慷慨拨付过500万元以供防疫开支，伍氏深表感谢。外国代表陆续到达。名流有俄国柴波罗耐教授、日本北里教授等。其中日本因自1905年战胜俄国以来把南满视作己之领土，尤显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此次来人数量特多，图以先声夺人。施绍基于3月22日达到，共同议决会议事项。施氏仅年长伍氏2岁，辛亥以后出任第一届内阁交通部长，后又任驻英、美大使，实为青年才俊。
4月3日上午10时正式开幕。熙良、施绍基等身穿朝服出席，并宣读圣旨，发表祝辞。文辞均颇能与国际接轨，重点指出会议宗旨是如何防治鼠疫，造福于全人类。尤其施委员的报告，尖锐提出了与此次鼠疫扑灭过程有关的12个问题，要求大会予以讨论。其中包括本次疫病的起源、传播途径和传染方式、与风土病关系、肺鼠疫细菌毒力与腺鼠疫毒力比较、肺鼠疫是否传人不传鼠、在何种条件下会致成不同疫情、能否空气传染或必经接触传染、疫菌离开人体能生存多久、如何防止重新爆发、是否必须打防疫针、房子有无必要焚毁或消毒已足、种痘和注射血清是否可靠、大豆及毛皮之出口应如何控制等等。非具高级专业水平不足以言此，估计是与伍氏周密商量过的。施氏在演讲中肯定并表彰了伍氏的防疫功绩，与会代表一致表示赞同。伍氏则作为大会主席致辞，恳请大家贡献意见，保证益心善纳。柴波罗耐代表各国代表也致了辞。
会议共开了23次，伍氏主持20次，出于礼貌请细菌学权威北里柴三郎主持3次。大家推诚相见，各以观察及实验所得，从病理学、细菌学、流行病学等不同角度，详尽地讨论分析了全部疫情经过及病因、病理、临床特征等有关问题，研究了土拨鼠、空气、气候、房舍、火车、水源等各种因素关系，也讨论了预防注射、各种防疫措施的效果。
意见要求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但基本共识也已得出。此病1905年前后为散发，与土拨鼠有关。1910年10月12日在满洲里出现第1例肺鼠疫，2个月内死亡392人。铁路是传播的主要途径，并与民俗所致人群迁移有关。肺鼠疫的特点是发病突然、咳嗽、高热、咯血、皮肤青紫并迅速死亡，疫菌主要侵犯肺部及血液，与腹股沟淋巴腺鼠疫主要因鼠蚤咬噬然后腺淋巴发炎至全身发病有不同病程，危险性更大、更剧烈。传染途径主要是咳嗽，即使无痰咳出，也有大量细菌散播于空气之中。一般呼吸时则无菌呼出。痰血、涎沫中有大量细菌，尸体埋葬达6月之久亦仍有疫菌存活，且可因穴居之老鼠、土拨鼠等咬啮而造成再次传播。人群集居、迁移、不卫生的居处条件等为疫情爆发的因素，但宽敞高大的屋子内，若有病人咳嗽，同样可致传染。本次流行从10月20日满洲里发现死亡病例开始统计，至1911年4月开会时止，包括东三省、北京、武汉、山东等地，总计死亡51462人，加上未经登记的病亡者，总数不下6万人[20]。隔离的方法十分重要，病院或空车皮征用均可。管制交通，切断传播途径可免疫区扩大。个人预防以戴口罩为第一，北里并提出最好也戴一副眼镜。火葬尸体，包括已埋入坟墓者，焚毁衣物，消毒各种房舍用具和空气，包括用硫磺、石灰、石炭酸、爆竹等，对于消除疫源是有效方法。至于疫菌和抗毒血清等效果尚不稳定，不少人反而死去，伍连德提出是否因注射损及“元气”有关[21]。也有注射效果良好者，可见需要改进。
会议至4月28日闭幕，荷兰代表致辞感谢东道主盛情招待并祝贺会议成功。伍连德和施委员作闭幕演讲和谢辞。次日代表同往北京，外交部复以盛情招待，并举行了一次东西合璧的舞会。整个会议进行有条不紊，十分成功。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给代表们影响极深，而此次会议又大大提高了中国在科学界的地位。
5 为消灭各地疫病而继续奋斗
在北京，伍连德被任命为陆军少校，并得晋见摄政王载沣（当时宣统帝仅7岁，尚未亲政），并接受蓝翎徽衔赐进士出身的奖励。俄政府颁赠二等勋章，法政府亦予嘉奖[22]。随之，因东三省总督及施绍基之推荐，他被委任为外务部医官，开始了外务部20余年的供职生涯。施氏带同晋谒了内务部大臣肃亲王，肃亲王表示奖掖之意和对他卫生防疫计划的支持。陆军部仍保留了他副监督的职位。伍连德在北京东堂子相同买下一座住宅，雇了车夫、佣仆，把妻儿接到北京居住。但他自己又带了余医生等北上，于1912年在哈尔滨建立起隶属于外交部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拨款18万元充作开办费，海关关税中每年列支12万元为日常经费。这是中国政府的第一个防疫事务部门，宗旨是研究防疫问题，制定防疫方针、措施、法律，并建立模范医院、疾疫图书馆、疾疫博物馆、总化验部等。总院在哈尔滨，另设分院于满洲里、牛庄、齐齐哈尔、拉哈苏苏，平时应诊，疫时防疫。除鼠疫外，防治霍乱、天花、狂犬病、猩红热、伤寒等传染病，并制造疫苗、抗血清，化验食品、饮料、药物等，为地方政府助理卫生事宜。
伍连德还进一步深入调查本次疫病的疫源，土拨鼠的感受性，细菌的散播方式，与气候关系等。在满洲里及西伯利亚各地乡村调查，未能找到患病或死去的土拨鼠；后终于在克洛尼查到一只死亡土拨鼠，脾脏切片中查见病变。在这些调查基础上，他写了“土拨鼠与瘟疫之关系的考查”一文，1913年8月在伦敦国际医学大会宣读[23]。他又在沈阳作土拨鼠实验，发现有半数因呼吸而传染，在四五日内死去。而且共它兽类或人亦可受土拨鼠呼吸传染，经一潜伏期后发病。土拨鼠在吃了有疫菌的腐尸或食物后，同样会发病。1911年辛亥首义后，他受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派遣，到海牙出席了第一届国际鸦片会议，1913年又出席第2届。此期间还专程回剑桥大学向座师胡德汉教授及毕格教授请教病理问题，带去了有关组织切片。经一月切磋，于1913年出席伦敦医药会议，发表了“关于肺鼠疫的病理”专题论文，受到与会者好评。1913牧1937年间，他还代表中国到布法罗、新加坡、东京、檀香山、巴黎、万隆等地出席了一系列有关学校卫生、热带医学、外科、狂犬病、乡村卫生等的国际会议[24]，赢得同行们高度尊敬。1924-1925年，他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并获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
国内疫病因战争频仍、军阀割据，仍时有发生。每有疫情，伍连德博士都身先士卒，亲临第一线。1917年山西大疫，延及内蒙、河北、安徽、山东、南京等地，伍氏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奔走灭疫，终于在1918年5月里将之扑灭。1919年北洋政府在北京设立了中央防疫处，任命伍连德为处长[25]。是年哈尔滨流行霍乱，伍氏救治2000余人，发明高浓度盐水静脉滴注治疗法，效果良好，控制了疫情。[26]1920年10月间，自海拉尔开始又见鼠疫流行，传至达莱诺尔（扎
诺尔）等地，伍氏当即前往巡视，查出与旱獭有关。此次流行亦颇迅速，波及东三省及山东等地各大城市，死亡总人数1.15万余人。哈尔滨此时已有30万人口，仅3125人死亡。上次流行时人口7万却死了7千余人，可知从人口比例上看，此次疫病控制是快速而有效的，一系列措施证明切实有效。[27]从一例25岁青年突然死亡的尸检中，发现气管部有疫菌，但死者还未来得及表现出咳嗽等症状，大家认为此例说明本次流行疫菌毒力比上次更大。伍连德与日本富士浪教授共撰《1921年满洲疫症之病理研究》一书，做了详细研究。1922-1923年，他又做了许多土拨鼠呼吸传染的研究，甚至冬眠之中也见到传染而死者。查找鼠蚤，表明鼠蚤确可咬人传疫。此后，他又发表或出版了“关于土拨鼠与花金鼠之肺鼠疫之系统病理研究”、“野生啮齿动物的患疫情形”、《肺鼠疫论文集》、《防疫手册》、《满洲防疫事务所报告书》、《华北疫势之研究》等论文和著作(28)，在防疫问题上，对国际间和国内，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始终孜孜不倦地为防疫卫生事业而奋斗。
6 爱国家、爱民族、爱事业，鞠躬尽瘁
如果说防疫、灭疫及对鼠疫等疫病病理作出研究，包括有关机构和医院的设立、会议的组织和发表论著，是伍连德一生最重要的贡献，那么，我们还必须看到透过他领导的这一系列防疫卫生活动，实际上为中国近代医学卫生事业，奠定了一个全盘的结构基础。传教士医生来华以后的医疗行为、医院和医学校建立等固然也是中国近代西医发展的基础，但那些毕竟还不是结构性、体系性的，而是实用性、填充性的。近现代医学在观念上主要已不完全是治疗性的了，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是更具有标志意义的。伍连德博士工作的实质性贡献意义，已远远超过了某次、某地的防疫、治疗、救人活命的价值。
他在国内的一系列活动，他自己也许意识到了，也许并不是完全抱着这样一种改善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目标而去进行的，但他确实在客观上全面地推动了医学卫生的进步。早在1907年他第一次到上海并结识颜福庆等同行时，他们就达成了某种默契。1910年他登报征询意见，倡议组织一个中国医生自己的协会[29]。那时外国医生在中国成立有“博医会”，却长期以来不允许中国医生入会[30]。1914年4月，伍连德到上海，与颜福庆、俞凤宾、萧智吉、古恩康、黄琼仙等7人谋划，联名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of China)。翌年1月，全国医生代表36人在上海开会，至2月5日正式宣布成立，公推颜福庆为首任会长，伍连德任秘书，刁信德为司库，庶务俞凤宾。假南京路34号俞凤宾医师诊所作为中华医学会事务所办公地址。从此中国医生有了一个自己的学术团体，可以共谋中国医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并决定出版中英文双语《中华医学杂志》，伍氏任总编辑，10月份就出版了第1期，次年3月定为季刊，至1924年改为双月刊，1934年改为月刊，学术发展迅速。会员在第一年即达到232人。1916年2月开会改选，伍连德当选为中华医学会会长，连任两届至1920年。他在会上建议用国语交流，并呼吁注意公共卫生教育，积极扩大学会活动，为学会工作竭尽了心力。由于中华医学会发展迅速，受到全国各地医生广泛拥护而成绩斐然，终于在1932年，博医会也要求并入。英文名遂改为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31]。此外，在1933年，他还与颜福庆等发起成立了全国防痨协会，任常务理事，组织大家防治结核病。1936年，又在上海请准拨地建起火葬场。
伍氏一生在华任职颇多。1913年6月被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召见，总算第一次见了面，委为医学顾问。皇帝梦破灭后袁世凯心身交瘁，伍氏曾为之诊，是糖尿病和肾脏炎，但其意见不被采纳。以后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等上台，仍聘为总统侍医，总统医官，兼任京汉、京奉、京张、津浦四条铁路总医官。1916年在财长周学熙支持下，他在北京建起当时最大、最现代化的中央医院，伍氏任院长，即今北医大人民医院前身，打破了外国医院在京垄断局面。1919年应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之邀，办起了一个制药厂，一个东北陆军总医院，规模宏大。他赤诚爱国，1915年在哈尔滨参加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群众集会，见工人张泰演讲后刺腹血书“誓死报国”，深为感动，便立即为之救治于滨江医院。1916年底与詹天佑一起接受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席间提出港大应聘任中国医生为教授，给中国学生颁同等学位。1919年到上海焚毁鸦片1200箱。1925年哈尔滨群众集会声援上海“五卅”受难同胞，募捐义演，伍氏亲自登台表演、赞助[32]。1926年霍乱大流行，伍氏积极领导防疫机构人员投入扑灭。他认为霍乱、猩红热等之流行皆是外国输入，因卫生恶劣所致，强烈提出检疫主权应收回，归中国自己管辖，由中国担任检疫医官[33]。在未果之前，他与时任东三省防疫事务管理处医官的林家瑞一起，在滨江医院基础上建立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培养医药卫生防疫人员。此即今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伍氏任校长。同年他获颁东京帝国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这在日本是第一次破例授予一个外国人。
1927年北伐战争时，蒋介石和宋美龄等接见他，希望他出任陆军医务主任职，被婉辞，仍回哈尔滨防疫。1928年民国政府首设卫生署，薛笃弼任署长。薛氏虽非医学出身，却甚重视公共卫生。伍氏出任东方事业上海委员会委员、禁烟委员会委员、卫生署技监、军政部陆军署军医司长、编译馆细菌免疫学名词审查委员等职。2年后刘瑞恒继任卫生署长，并委为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咨询委员会副主席，后职实由伍氏代理。他并于1929年12月国联卫生处派调查团来华调查检疫（伍氏、金宝善、蔡明参加）之时，向南京政府书面提出收回检疫主权的报告。经交涉，与该调查团达成了协议。国民政府乃决定由伍连德负责收回检疫管理处，直属南京政府卫生署管辖，伍氏任该管理处监督。从此，中国人接管了由外国控制的海港检疫机构。伍氏同时建起上海海港检疫所，亲任所长，并在以后7年中，陆续在厦门、天津、大沽、牛庄、青岛、安东、武汉三镇、广州、汕头等口岸，分别建立起服务站和检疫医院及实验室等达20处之多，病床2387张，形成了全国网络[34]。1927年，伍氏以中国卫生检疫代表团团长身份出访美国；1931年5月，在日内瓦会议上代表中国卫生部报告了全国卫生设施三年计划。1927年春还曾应日内瓦国联卫生部聘请考察欧洲各国，出席印度加尔各答第7届远东热带病会议。
伍氏对于传统中医也饶有兴趣。虽然对于他这样一个浸浴于西洋医学教育和防疫事业中数十年的人来说，要真正认识到中医的科学性尚有困难。他购买了大量中医典籍，认真钻研过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四诊八纲等理论[35]。甚至也从“元气”观点来看人身抵抗力强弱。他尤其认为，至少典籍中的大量格言是正确的、足以启迪今人，例如“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上工不治己病治未病”；“丑妻陋田，无价之宝”；“病从口入”等等，常常加以引用。[36]对于医德一些养生方法，也推崇备至[37]。他认为中国不喝生水，泡茶也用沸水，以粪尿肥田等等，都是有益于卫生且可防免疫疾的好习惯[38]。他研究了中医历史，认为自周朝以来就已相当发达，尤其在公共卫生方面和医学教育方面，有相当高的成绩。把脉诊病有些神秘，但许多中药确能治病。真正害人的是庸医，而中医千百年来为人民治病，是有显著疗效的。1916年前后，他读到美国医史学家加里森的一本医学史，见其中介绍中医不足一页，且多谬误，便写信去质询。加里森答复说：既然中国医学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何以中国人自己不写出来向外人介绍宣传？受此刺激，伍氏乃与王吉民合作，用英文写成了厚厚一大本《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1932年出版，1936年再版。此书在西方至今影响甚大，不少人从此书中获得关于中国医学的最初知识。1936年他们又在上海倡议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医史委员会，并且筹建医史博物馆。[39]，[40]此馆现在上海中医药大学内，是国内同类博物馆收藏最富的一座。1937年，伍氏的藏书与上海江湾寓所一起被日军所炸毁④，伍连德深感痛惜。
1931年“九一八”事变，伍连德不与日本合作而愤然出发，在从哈尔滨赴日途中被扣，诬为间谍，拘于沈阳，后得英国领事保释方得南下赴沪。1937年“七七事变”，伍连德被迫离开上海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举家返回马来亚，1938年定居怡保开设诊所。[42]日寇侵占马来亚，他又几经侮辱。[43]后来马来亚当局劝他出任政府职务，他皆以年迈谢绝。但仍然热衷于改良公众卫生，为贫苦工人、农民改善医疗卫生条件而奔走呼号。他同时关注着战争和时局的发展。由于对俄国和苏联他都曾访问过，对苏联人民当时生活等各方面的改善赞赏有加。因此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表示出欢欣鼓舞的心情，特别是知道实行全民公共卫生医疗福利制度，更感极大的欣慰。遗憾的是他那时没有机会重访祖国。临去世前，历时6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伍连德自传》。
1960年1月21日，81岁高龄的英勇的鼠疫斗士、为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开创奠基立下不朽功勋的伍连德博士溘然长逝于马来亚槟榔屿，当时他刚迁入新居一周⑤。他的第一位妻子黄淑珍女士早在1937年因肺结核去世，所生三子长庚、长福、长明亦先后夭折；续弦李淑贞女士为生长于吉林的广东人，随同到马来亚，育有玉玲、玉珍、长生、长员、玉珠5位子女，前4个都出生在中国。他们都成了杰出人才，其中长员学医，继承了父业；长女玉玲则历任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英文系主任、教育部专科视学官、助理提学司等职，创办了区域语言中心，并被选为新加坡太平局绅，热心于中国和新加坡的文化交流事业。[44]她还捐献了自己的房产给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⑥。她还在广西建立了中英文语言中心。她对自己身为华人而又有机会将平生所学贡献给广大华人而深感快慰和满足⑦。他们都对自己的父亲、对祖国怀着极大的尊敬和热爱，怀着“朝圣”一样的心情，期盼着重访父辈建功立业之地。
收到文稿日期：1995年2月9日
* 本文资料和封二照片多由伍连德的女儿伍玉玲博士提供。谨向伍玉玲博士及有关文献译者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
① 在徐民谋节译本中似被删略。但该书第163页述及1907年过食杏子患痢。
② 国内一些传记以1908年为伍氏返国日期，实非。1908年应为其再度回国并任职之年。
③ 诸传记中均误作1月30日，并以1月31日正月初一。从万年历查知，1911年除夕为1月29日，正月初一为1月30日。
④ 伍玉玲博士与笔者的私人通信，1994年10月25日。徐民谋节译本“连士升序”中谓有39箱书在重返马来亚之前全部遗失，始终不知下落。
⑤ 伍玉玲博士与笔者的私人通信，1995年2月5日。
⑥ 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先生1993年7月在与笔者谈话中言及。
⑦ 伍玉玲博士与笔者的私人通信，1994年5月31日、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