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同源跨国民族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亚论文,边疆论文,民族论文,我国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83(2004)01-0005-07
“跨国民族”是一个兼有国际关系与族际关系内涵又兼有政治与文化内涵的特殊人们共同体或族群集团。跨国民族问题则指跨国民族的分支引发的矛盾与冲突，但这种矛盾和冲突往往受主体民族与母族文化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各国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出现更加复杂的发展趋势，受其影响跨国民族关系表现为民族观念、爱国情感的不一致，并引发对所在国和客位国政治、文化、经济、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认同上的差异。从社会运行的外部条件来看，跨国民族问题已成为影响所在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对于跨国民族的发展需要始终关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否促进所在国与客位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其二，是否影响所在国和客位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我国是一个跨国民族众多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北边疆地区。从历史上看，跨国民族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与政治斗争、经济变化和外敌入侵等因素有关。当前，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跨国民族问题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民族主义的泛滥，成为影响主位国和客位国社会稳定乃至边疆安全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试图从历史的纵向和现实的横向对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同源跨国民族问题加以探讨。
一、中亚跨国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
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同源跨国民族形成的原因是历史的变迁。从民族学的角度看，中亚地区的各民族大都是次生型民族。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等现代民族，几乎都是由历史上曾在该地区活动过的塞种、坚昆、乌孙、匈奴、突厥、粟特以及后来的乌古斯、黠戛斯、样磨、葛逻禄、契丹、蒙古等氏族或部族不断融合、吸收和涵化才逐渐形成的。中亚位于亚欧两大洲的十字路口，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东西南北文明的重要纽带，历史上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因而形成与中国较多的跨国民族。
15世纪中叶，月即别部落联盟白帐发生分裂，一部分称为月即别—哈萨克人的部落脱离出来迁徙到楚河流域和塔拉斯河流域，而后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政治实体——哈萨克汗国，到16世纪初哈萨克民族已基本形成。16世纪60年代，哈萨克汗国分为三个玉兹，曾一度臣服于准噶尔部。18世纪中叶，清政府派遣大军平定准噶尔，使大玉兹、中玉兹、小玉兹先后归顺清朝管辖。19世纪中叶，沙俄侵占了哈萨克草原大片领土后开始向中国西北边境进犯，并迫使清政府于1864年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81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1882年签订《中俄伊犁界约》、1883年签订《中俄塔城界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原属中国的几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强行划入沙俄版图。此后，不愿归顺沙俄帝国的哈萨克族人纷纷迁入中国境内，他们落居于中国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等地区。十月革命后，约有20多万哈萨克族人相继逃入新疆境内的伊犁、喀什等地[1](125)。由此，哈萨克族人成为中亚与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个跨国民族。
16世纪初，乌兹别克人从钦察草原南下征服了帖木儿王朝，与当地突厥人融合形成乌兹别克民族。后来在现今乌兹别克斯坦地域上相继建立了布哈拉、希瓦、浩罕三个汗国。18世纪50年代，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对浩罕等汗国采取了准许贸易、减收商税的政策，促进了中亚乌兹别克人与我国新疆地区及内地的联系。中亚布哈拉、撒马尔罕、安集延等地来中国经商的乌兹别克人日益增多。乌兹别克商人足迹所到之处，形成大小不同的留居地，有些商人还在当地娶妻生子，置产安家成为那里的居民[2](125)。19世纪60-80年代，乌兹别克人居住地被沙俄吞并后，大批乌兹别克商人迁入新疆。随着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中亚的乌兹别克劳动者也陆续来到新疆，参与以贸易为中心的各种劳动活动，久而久之便在新疆定居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一段时期内，战争、动乱、自然灾害给中亚地区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加之我国新疆已有乌兹别克人定居的历史基础，形成血缘上和社会方面的广泛联系，中亚的部分乌兹别克人投亲靠友，来新疆定居，这种往来延续至今。
吉尔吉斯的族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原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的鬲昆、坚昆、契骨、纥骨、黠戛斯。公元6-7世纪居住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的一部分吉尔吉斯人西迁到天山地区。16世纪末，沙俄出兵征服西伯利亚，迫使大批吉尔吉斯人西迁，与当地吉尔吉斯人汇合于天山一带，后又迁入中亚伊塞克湖地区。到18世纪中叶，吉尔吉斯人曾先后臣服于准噶尔、阿帕克和卓等中国地方政权。清政府出兵平定准噶尔后，吉尔吉斯人归顺清王朝管辖[2](209)。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根据“人随地归”的原则，沙俄不仅强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中国大片领土，而且划走了伊塞克湖、塔拉斯河、楚河等地的中国广大哈萨克和柯尔克孜人民。自此，这些柯尔克孜人便称作吉尔吉斯人，中国境内的称柯尔克孜人。
塔吉克族的祖先是古代在该地区生活过的粟特人、花拉子模人。到公元9-10世纪，塔吉克民族已基本形成，874年塔吉克在阿姆河流域一带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政权——萨曼王朝，从而完成了塔吉克民族的形成过程[3](176)。大约公元1660年前后，西帕米尔什克南和瓦罕等地一些塔吉克人，因不堪布哈拉汗国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东迁色勒库尔。以后沙俄占领此地，不少什克南塔吉克人陆续迁来中国。故此批移民与原来之中国塔吉克人组成了今天的塔吉克族。1892年沙俄武力侵占帕米尔，并在该地设哨置军后，当地居民纷纷向萨雷阔岭以东地区逃亡，寻求清政府的保护。此后，为了躲避战乱，许多塔吉克人又陆续迁至莎车、泽普、叶城等地，居住在维吾尔人的农业地区，学习维吾尔语和从事农业生产，从而使塔吉克族人成为中亚和中国新疆的跨国民族。
中亚地区的东干人是19世纪后期陕甘回民起义失职后，在清军的追剿下分三批从新疆逃入当时俄国境内的陕甘回民后裔。当时逃入中亚有1万多人，现有10万人左右，主要居住在楚河两岸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从此，东干人成为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跨国民族。
19世纪后期，沙皇俄国出兵征服中亚，由于清政府腐败和软弱，中国西北边境不断受到沙俄的侵犯，时而发生战争，最终迫使清政府将大片领土割让给沙俄帝国。在这一时期，许多维吾尔人反对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为躲避战乱而迁入中亚，使维吾尔人成为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跨国民族。
二、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同源跨国民族的现状
中亚五国独立后，原先与一个国家发生关系的跨国民族，演变成与若干个国家发生关系。中亚的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和土库曼族在其他新独立的独联体国家中都存在，形成多元跨国民族的态势。
（一）同源跨国民族构成 中亚国家间同源跨国民族数目较多，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同源跨国民族有9个。即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鞑靼族（塔塔尔族）、乌兹别克族（乌孜别克族）、东干族（回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民族。中亚的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成为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主体民族。从同源跨国民族的构成看，中亚国家不存在双边主体跨国民族。从中亚国家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跨国民族在各自国家内部所占的比例状况来看，存在下列两种类型的跨国民族，即单边主体跨国民族与双边均非主体的跨国民族。所谓单边主体跨国民族是指那些分属于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在某一国是主体民族，在其他国家是非主体民族。中亚国家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有如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乌孜别克）族等4个单边主体的跨国民族。所谓双边均非主体跨国民族则指那些在双边国家都不是主体民族的同一民族群体。如东干（回）族、俄罗斯族、鞑靼（塔塔尔）族、维吾尔族等4个双边均非主体的跨国民族。从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同源跨国民族的人口数量上看，在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族有2000多万人，哈萨克族有910万多人，俄罗斯族有750多万人，塔吉克族有550多万人，吉尔吉斯族有320多万人，鞑靼族有100多万人，东干族有10多万人，维吾尔族有20多万人[4]。其中，乌兹别克族和哈萨克族是中亚国家人数最多的民族。在中国回族有981.68万人，维吾尔族有839.92万人，哈萨克族有125.05万人，柯尔克孜族有16.08万人，塔吉克族有4.1万人，乌孜别克族有1.24万人，俄罗斯族有1.56万人，塔塔尔族有0.489万人（注：资料来源：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民族人口统计数据整理。）。在这些跨国民族中，有可能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主要是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因为这些民族在中国和中亚有关国家居住的人口数量较多，且关系密切。
以民族人口的数量多少，在中亚国家的顺序是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吉尔吉斯族、鞑靼族、维吾尔族、东干族等。而在中国则是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俄罗斯族、乌兹别克族和塔塔尔族。
（二）同源跨国民族分布特点 中亚国家与中国西北同源跨国民族在分布上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分布范围广 中亚国家与中国西北各同源跨国民族分布的范围相当广，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等主要分布在中亚五国范围内。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东干族、鞑靼族、维吾尔族等也都分布范围广泛，几乎遍及中亚国家。中国的回族分布最为广泛，在全国各省都有。哈萨克族分布在新疆、甘肃、青海等地。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南北疆。俄罗斯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和黑龙江省等地。
2.聚居地域相对集中 中亚五国与中国西北的同源跨国民族聚居地域相对集中。中亚的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等都体现出居住相对集中的特点。如在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族主要居住在塔吉克斯坦的北方地区。中国的回族是大分散、小聚居，而中国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等都有相对集中的居住地。哈萨克族、回族都是跨省而居，而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俄罗斯族和塔塔尔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国西北边疆地区许多民族的居住地都直接毗邻国外同源跨国民族的居住地，如哈萨克、回、塔吉克、柯尔克孜、俄罗斯等族的居住地都直接与中亚国家同源跨国民族居住地相邻或相连，因此，受国外的影响最直接、最迅速。
3.民族种类较多 中亚各国虽然都有主体民族，但都是多民族国家。几乎各国都有上百个民族相互杂居和集中居住。如哈萨克斯坦有131个民族，在独立初期的1700万人口中，哈萨克族653.2万人，占总人口的39.7%，俄罗斯族622.6万人，占总人口37.8%，其他人口超过30万的还有日耳曼族、乌克兰族、乌兹别克族等；乌兹别克斯坦有129个民族，塔吉克斯坦有86个民族，土库曼斯坦有105个民族，民族数量最少的吉尔吉斯斯坦也有80多个。在这些民族中，除与中国西北的同源跨国民族之外，还有数十个其他中亚国家的同源跨国民族。
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和甘肃省的民族成分最多。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结果，新疆现有47个民族成分，除汉族外，主要有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12个民族。其中跨国民族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总数的60.1%。其次就是甘肃省的民族众多，达到45个，其中人口超过千人的少数民族有10个，他们分别是回、藏、东乡、满、土、裕固、保安、蒙古、撒拉、哈萨克等族。
三、民族问题对同源跨国民族的影响
（一）民族意识对同源跨国民族的影响 民族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既包含对本民族的认同，还包含对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语言的要求，同时也包含着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的诉求，即外部世界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历史遗产的认同态度。民族意识的增长往往伴随着某些政治上的要求，既以独立来替代联合，又以主体民族政治上的独裁来代替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20世纪民族意识的高涨是一个世纪性的问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科索沃问题的产生，也就是民族自我意识爆发的结果。中亚国家独立后都通过宪法把国体规定为单一的主体民族国家，赋予主体民族以特殊地位和权益，这无疑在客观上为中亚各主体民族自我意识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从而诱发和加剧了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
作为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社会矛盾体和复杂体的同源跨国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使不同国家的同源跨国民族产生一种本能的亲情感。但由于所处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心理上必然会产生民族间的隔阂。在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民族中，大多数民族属于跨国民族中的跨界民族，如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族、俄罗斯族等。而回（东干）族、哈萨克族具有两重性，既属于跨界民族（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又属于非跨界（中国甘肃、陕西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民族。跨国民族中的跨界民族比较非跨界民族所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许多领域，对所在国民族的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都会产生影响。近年来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民族意识的增长既缺乏国家意识的制约，又缺乏正确的引导，致使由此产生的民族情绪趋向政治化，并开始向民族整体的分离意识转向，成为中亚和中国西北边疆稳定发展的深层次消极因素之一。因此，要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发展，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民族意识的淡化和消亡上，而应当把立足点放在积极引导和避免各种不良刺激上。
（二）民族主义对同源跨国民族的影响 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跨国民族对中国西北边疆安全与稳定影响最突出的是中亚国家的民族意识的日益高涨。民主化趋势带给中亚的并不一定都是独立后的美好前景，中亚各国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分裂活动，就是在中亚总统集权、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的现象背后隐藏的一种危机，它的存在严重干扰了中国西北与中亚各国同源跨国民族的正常交往，也日益产生影响中国西北边疆安全与稳定的负面因素。
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的民族主义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影响可能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逐渐趋于明显。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不仅在国界上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毗连，而且其主体民族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都属于同源跨国民族，有着共同的民族历史文化渊源，不可能不产生一些影响。特别是这两个国家在独立后采取若干措施来强化民族意识，扩大影响。如塔吉克斯坦在纳吾鲁孜节时，“欢迎散居各国的同胞去参加节日活动，要结束民族涣散状态，恢复民族一体化意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这两国的影响会不断扩大。如果中国的经济仍然发展不上去，民族的离心主义和分离主义思潮就可能持续下去，以民族迁移为特征的民族分裂活动的浪潮迟早会到来。那时，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会公开叫嚣“分离”或者“分裂”，搞民族自决，甚至要求独立，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根本无从谈起。同时，中亚各国的民族主义还使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分裂分子要求实行总统制、放弃马克思主义、放弃共产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潮，各种反动思想也纷纷出现。这些状况的出现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集中表现，将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形态的文化建设产生极恶劣的影响，所以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决打击分裂势力，消除中亚地区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影响。
（三）“大哈萨克主义”的影响 根据哈萨克斯坦1999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全球共有哈萨克族1200多万人。在哈境内生活着近812.96万哈萨克族人，境外约有410万，其中乌兹别克斯坦有100多万，中国有125.05万人等。另外，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还有少量哈萨克族人。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制定了有关民族的专门法规《哈萨克（族）人重返历史的祖国的构想》，该构想包括回归的目标和预期的结果；国家移民基金；回归组织工作；做好境外哈萨克族人的工作；回归准备工作等。该构想的最主要目标是建立哈萨克族人回归历史祖国的实施机制，其中包括对他们的有组织的移民和为他们在居住地的生活创造条件[5](139)。有人认为，哈萨克斯坦的民族主义叫“大哈萨克主义”、“哈萨克民族主义”或者“泛哈萨克主义”，其归结点与乌兹别克斯坦的民族主义有相似之处，只不过其表现有过激的地方，如为了吸引散居国外的哈萨克人，独立以后哈萨克斯坦一方面成立了“世界哈萨克人协会”和“哈萨克人故乡协会”等组织；另一方面还召开世界哈萨克人代表大会，向国外的哈萨克人发“邀请书”，利用广播电视及报刊等新闻媒体进行宣传。哈总统也多次呼吁、鼓励国外的哈萨克人“回归故乡”。在这种背景下，有相当一批居住在国外的哈萨克人先后迁入了哈萨克斯坦。其中包括居住在我国新疆和甘肃的哈萨克族人回归哈萨克斯坦。当然，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一样，宣传民族主义精神的目的在于强调民族的独立，其表现在于确认民族独立的价值，以一种形式的或内容上的独立自主权的理想，代替原先在加盟共和国时期政治上的束缚和经济上的单一体制。但是，超国界的爱国主义宣传会造成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影响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关系。事实证明，哈萨克斯坦在号召全世界的哈萨克族人回归过程中，其结果不仅影响了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而且影响了与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从而引起各国对哈萨克斯坦在对待跨国民族问题上所暗含的民族主义扩张的警惕，无疑对哈萨克斯坦在宽松的国际交往中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二是影响到跨国民族的现实生存问题。哈萨克族人遍及中亚各国，在中亚以外还有不少哈萨克族人，哈萨克民族主义的现实存在，也影响到这些不同国籍的哈萨克族人的正常交往。三是影响在哈萨克斯坦的非主体民族的存在，从哈萨克斯坦近年来民族构成比例来看，1999年哈萨克族人口为798.5万，而1989年为649.69万，相比增加了148.81万，即增加了22.9%。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族人所占的比重从1989年的40.1%上升到1999年的53.4%[6]。然而，哈萨克斯坦近年来人口的增长，是以大批俄罗斯族人的流失与大量国外哈萨克族人的回归作为前提的，可以说，是光荣与痛苦的复杂结合体。四是近年迁入哈萨克斯坦的一些国外哈萨克族人，在原先理想的泡沫被打碎后，纷纷回到原先的国家，也使哈萨克斯坦受到一些震动，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曾经就此事说，“你们号召外籍哈族人回国，难道你们做好安置他们的准备了吗？连自己都不能很好地养活，还能养活他们吗？有些哈族人在别国学习他国文化，在两国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不也很好吗？”虽然受到了总统的批评，然而哈萨克斯坦为了全世界哈族人都能够到哈萨克斯坦来定居，还专门颁布所谓《公民法》及其它一些相关法规。据统计，从1991年至1997年上半年，有36839个哈萨克家庭16万多人回到了哈萨克斯坦。中亚各国目前日益膨胀的民族自我为中心的大民族主义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的“大哈萨克民族主义”竭力向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渗透，对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和安全都直接构成威胁，产生的影响是破坏性的。
四、“泛突厥主义”对中国西北边疆跨国民族产生的影响
“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是一对孪生子，它们的产生与流散对中亚、特别是对中国西北边疆安全及社会稳定产生了极大的现实危害。泛突厥主义主要是利用中亚的独立进行政治上的渗透。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为“泛突厥主义”卷土重来提供了千载难逢之良机。一时间，“突厥文化”、“突厥世界”、“突厥绿色”、“突厥故乡”等文化、种族、政治和领土型的“泛民族主义”热浪席卷中亚大地。自称为“突厥中心”的土耳其凭藉其地缘优势侵入操突厥语诸民族的中亚地区，鼓噪土耳其模式或土耳其道路，利用文化上的共同源缘大肆渗透，采取政治、经济、军事多种手段，企图建立突厥人自己的“国家”，将所有非突厥语民族排除在这个“国家”之外。
毋庸置疑，中亚各国的独立带来了“泛突厥主义联盟”的构想，同时也激活了中国西北边疆地区极少数分裂分子分裂祖国的妄想，他们以此作为进行分裂国家的工具。在中亚曾经就《福乐智慧》一书的归属引发过一场大争论，其实质就是宣扬所谓“泛突厥主义”，这种思潮认为，《福乐智慧》不只是维吾尔族人的优秀文化遗产，而是突厥民族共同的财富。代表人物开始是吉尔吉斯斯坦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他撰文说，《福乐智慧》是“共属于突厥语各民族人民，没有必要给他戴上吉尔吉斯白毡帽，没有必要给他戴上乌兹别克和维吾尔的花帽，也没有必要给他戴上哈萨克的水獭皮帽……他是我们的伟大祖先”。对《福乐智慧》民族族属的争夺实际上就是泛突厥主义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吸引所有突厥语民族的注意，建立新的突厥联盟。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东突”问题。从历史上看，在新疆曾经出现过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第一个是1933年11月12日成立的贺加尼牙孜任“总统”、萨比提大毛拉任“总理”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其口号是“我们的旗帜是蓝色的，总统府是金色的，东突厥斯坦是突厥人的”。第二个是1944年11月12日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提出的口号是“我们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中亚国家独立后，一些民族分裂组织又纷纷开始活动，他们在中亚地区建立分裂中国的民族分裂组织，近年来，又成立了一系列暴力组织。他们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一些国家进行分裂活动，妄图分裂新疆，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从现实看，“东突”民族分裂组织对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跨国民族所进行的分裂活动已经构成对双边主权国家稳定的破坏。这些分裂活动引起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动荡和民族关系的紧张，破坏了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东突”民族分裂组织的分裂活动表现形式多样，旨在破坏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的社会政治稳定和安全，分裂新疆，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目前，“东突”分裂组织的活动已经影响到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跨国民族的发展与社会稳定。
近年来，随着“上海合作组织”机制的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不断完善和发展，中亚各国政府对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活动的“东突”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活动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家多次向中国郑重承诺，不允许“东突”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在中亚各国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这样，在中亚国家与中国西北跨国民族交往中，就可以保证双边的稳定、合作与交流的顺利进行。
收稿日期：2003-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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